光华大学的建校

第一节　爱国、报国：光华大学的建校 历史和校园文化氛围

由于在对待“五卅”惨案的问题上，圣约翰大学美籍校长卜舫济的态度引起了华籍教师和学生的强烈不满，孟宪承、钱基博等教师和500多名学生愤然脱离圣约翰大学，另组成光华大学。因此，光华大学从诞生之日起，便笼罩在一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和一心报国的道德义务中。特殊的建校历史，使得光华大学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更强调对民族固有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国家尊严的彰显。光华大学的校训“格致诚正”，全是具有古典意义的知行合一。

私立光华大学是1925年，在“五卅”惨案的背景下，由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建立的。⁽¹⁾成立之初，设文、理、商、工四科14个系。1927年工科停办。1929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个学院。文学院设国文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社会系（内分政治组、社会组）、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从1925年建校时，担任校长的是张寿镛先生，张氏一直担任校长至1945年去世；朱经农、张歆海、容启兆先后担任过副校长；孟宪承任总务长；张东荪、潘光旦、蒋维乔、钱基博等任过文学院院长。这期间在校任过教的教师有胡适、徐志摩、罗隆基、王造时、吴梅、吴泽霖、吕思勉、钱锺汉、钱锺书等。其中钱锺书是1933年夏于清华大学毕业后来光华担任讲师的，两年后离开光华去英国留学。毕业学生中，在文艺界知名者有赵家璧、穆时英、储安平、田间、周而复、张允和等人。

因校务处理不当而引起学潮，最终导致师生另立新校的情况，从19世纪末中国现代大学初创，到20世纪20年代，都不少见。如爱国学社，即是脱离南洋公学的师生建立的；大同大学，则是因为胡敦复、朱香晚等教师不满北京清华学校的美式校风，于1912年到上海另设的新校；1924年大夏大学的建立，是厦门大学学潮的产物。但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新建立的大学与原有大学的关系，都是在中国“自己人”范围内的，并不牵涉到国家尊严与民族情感等问题。即便是复旦脱离震旦而另立，也因为两校共同的创始人是中国人马相伯的缘故，并未出现太多的民族隔阂。复旦建立后，马相伯还一度担任震旦大学的校董会主席。然而，光华与圣约翰的决裂，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圣约翰大学是美国教会大学，教会大学一贯被视为西方掠夺中国教育主权和文化侵略的直接工具，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即普遍要求收回教会大学的教育权，因此，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背景下，师生脱离圣约翰另组光华大学的行动，就不只是因校务处理不当而引起学潮那样简单的事情了。不论从光华师生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对于此事的认同上来看，脱离教会大学圣约翰另设新校，都是保持民族自尊、教育救国的象征。整个事件从一开始，就上升到了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高度。

在尚未离校时，师生对校方最大的不满、对美籍校长卜舫济由衷的反感，也恰是因为卜舫济阻止了学生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祖国命运的关切。例如，在学生要求罢课声援“五卅”运动的要求被学校驳回后，一向不参加圣约翰大学教授会议事的国文教授钱基博，破天荒地参加了6月1日的教授会，并在会上，由孟宪承翻译，向卜舫济和美籍教师痛泣陈辞：

吾国人无拳无勇，以就戮于英人，枪弹横飞，血流街衢，若使此事发生在美国或任何国家，其国人皆裂眦嚼齿，必思得当以报，恐不仅仅奔走哀号为我国人今日所为已也，何以责怪我国人之吁号冤痛者为罪焉。⁽²⁾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在与校方的交涉中，钱基博是从国家的角度立论的。因此，在当时光华师生的眼里，罢课声援“五卅”与否，已经不是一校之长卜舫济能决定和左右的，高于一切的民族情感早已经主宰了整个事件的走向。这样，卜舫济的顽固坚持，便不能不导致爱国师生与学校当局的决裂。

也正因为如此，光华从脱离圣约翰到建立，再到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都始终处在悲壮的爱国情感中，笼罩在学以救国的道德义务里。光华大学尚在筹办时，在《申报》刊登的招生广告上，就阐明其办学宗旨是：“以培养高尚人格，激发国家观念为主。”⁽³⁾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当时的中国大学，多把自己的办学理念锁定在“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专门人才”上，而以“激发国家观念”一条作为大学的教育目标，这是在全国的大学来说，都是极其少见的。尽管在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光华大学也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把办学宗旨统一成了“私立光华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⁴⁾但光华在建校之初提出的“激发国家观念”的办学理念，并未真正被放弃，而是一直影响和左右着光华校方的文化态度和知识选择。对于光华来说，从诞生之日起，拯救国家和民族就是其使命之一种。如张寿镛在募捐倡议中所言：“教育本社会事业，当世显达，必乐相与有成。况值此人心坚固之秋，振我国民精神，尤在教育之一途。”⁽⁵⁾不妨认为，“激发国家观念”的目标，奠定了光华教育的基调。1925年9月，光华大学成立的开学典礼上，行升旗礼、开学式，奏乐后，全体向国旗行礼，唱国歌。张寿镛致开学辞时，又重申了光华以“激发国家观念”为根本的教育宗旨：

本校教育根本于国家观念，而以严、公二字为旨。

根据这个教育目标，他勉励学生要以“静”、“勤”、“实”三字来严格要求自己。

随后许秋帆发表演说，也提出，光华的成败，关乎国家的荣誉：

光华之设，颇有因于中国外交。凡为光华教职员及学生者，须知光华之成败，实关中国之荣誉。

代表政府的教育厅厅长沈彭年的致辞里，也同样包含了相同的意思：

但愿在校诸生，务各仰体倡办者之苦心孤诣，潜心力学，悉以求学爱国，为唯一之旨趣。不转瞬而学业有成，为国宣劳。国本即赖以巩固，此则本厅长所私心欣幸，馨香祷祝者也。⁽⁶⁾

同时，由于建校之初困难重重，师生为此经受了极大的挑战和考验，这也反过来更促进了光华师生对于自身历史的珍视。因此，脱离圣约翰大学的日子——6月3日，简称“六三”，便成了光华建校的纪念日。每逢学校成立周年纪念，光华都要大张旗鼓地举行各种活动，出版特别纪念刊，以此来教育在校学生不可忘记学校的历史，要苦学爱国、学成报国。从《六三血泪录》、《从约翰大学五十周年说到收回教育权》等等这些学生的创作里，不难看出光华师生对于历史的追思和对自己的勉励。这种对建校历史的难忘和爱国的情感，不仅在光华建校初期表现强烈，即使在光华发展了若干年后，也依然保持着。每逢新生入学，光华的创办人、校长张寿镛必用光华的建校历史来激励学生：“况且本校成立，别有一段悲壮历史，实在应该争一口气，新生初来本校，尤应注意本校创校之精神，严守纪律。”⁽⁷⁾即使在课外活动的安排上，光华也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如《光华大学半月刊》的一则《校闻》，这样叙述光华举行音乐会的情况：

本校于五月二十日下午敦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生演唱爱国歌辞，该校教务长黄自先生，教授应尚能先生均亲临参加。节目为“励志”“我爱中华”“军歌”“出征别”“抗敌歌”“新中国的主人”“热血”“振兴中华”诸曲。悲歌慷慨，闻者极为感奋。⁽⁸⁾

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这种以高昂的国家观念和强烈的民族情感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及光华特殊的建校历史，导致光华偏于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而对新文化及新文学持保留态度。如果说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在其建立的历史中，就蕴藏着趋新的因子，那么，光华却是从其建立的时刻起，就埋下保守的种子。这是因为，它们诞生的历史背景很不相同。复旦和中公比较接近。复旦成立于1905年，中公成立于1906年，它们的诞生，是要借助外来的先进思想拯救落后的中国，因此热烈拥抱西方思想；而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光华，却是要在本国传统里寻找力量，抵御外力的入侵。这种保守的文化态度，也成了光华独特的文化品格的一部分。

这并不难理解。从观念上来说，光华大学想通过教育“激发国家观念”，标举国家尊严，重建民族自尊与自信，抵消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它只能在本国的文化传统资源中寻求价值支撑，“发挥民族之固有精神”，⁽⁹⁾而不可能对西方的“舶来品”产生文化上的认同。因此，以输入西方观念和价值为主潮的新文化运动，以摹仿西方创作并以白话为媒介的新文学，自然被排除在光华的文化选择之外的。对于此，在光华大学成立十周年的纪念特刊上，张寿镛以文言写就、且不加句读的《序》中是这样说的：

一国之教育，必视其国之历史，与其固有文化之沿革，及其国民特性之所在，而不为一时环境之所夺。教者以是施于世，学者以是矢储身，然后起本既立。⁽¹⁰⁾（按：句读为引者所加）

光华学生，后来的著名作家周而复也曾这样回忆：

他（按：张寿镛）捐资兴办光华大学，为的是和圣约翰洋校长争一口气，自办大学，培育人才。⁽¹¹⁾

观念支配着行为。光华大学是这样宣称的，也是这样实践的。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而排斥西方文化新潮，在光华的课程设置上也有明显表现；而在中国文学系这样一个直接关乎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系科的课程设置上，这一态度就表现得更充分了。历史进入30年代，新文学已经普遍进入大学课堂，但光华大学仍然坚持不设立新文学的课程，而仍然偏重中国传统文学——国学的教育。即使在比较宽松的演讲活动的安排上，光华也处处注意弘扬传统文化。从1927年开始，连国立的暨南大学都开始请新文学的干将如鲁迅等到校演讲，但光华大学的演讲活动却依然显得很保守。光华邀请胡朴安演讲儒术，因为“胡先生为国学大师，对于儒家学术，有深切研究”。⁽¹²⁾光华对新文学保守的文化态度，还可以从它举行的国文作文比赛所规定的命题中窥见一斑。1934年光华大学举行的国文作文比赛规定：“凡国文系学生须一律参加，试验作文一篇，当场缴卷……”作文题目由国文系提供给校长五到六个，由校长选定两题，学生选择其中一题作文。此次作文题目为：

（一）孟子辟杨墨韩昌黎以为功不在禹下论，（二）晋人好黄老以清谈误国而宋儒道学亦无补于救亡岂果学术之不足以救国抑所学者之非岂其学欤试申论之。^③

以上述及的是，光华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使得它对于新文化及新文学持保守态度。

另一方面，从客观情况来说，光华大学脱身于圣约翰大学，因此，光华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态度上，也处处实行着对作为教会大学的圣约翰的“反叛”。

圣约翰大学，原称圣约翰书院，成立于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开办。早在1905年，圣约翰驻美董事会即按照哥伦比亚大学条例，将圣约翰改组成完全大学，在美国华盛顿注册。⁽¹³⁾1928年，中国政府规定，凡在中国境内的教会大学，必须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并由中国人任校长。但直到1947年，圣约翰大学及其主办方美国圣公会，都拒不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同样是上海的教会大学，沪江大学和震旦大学都分别在1929年和1932年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北京的燕京大学在1928年就已经申请立案，还请了中国人吴雷川当校长，原校长司徒雷登转任教务长。1929年，北京辅仁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也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对于圣约翰拒不申请立案，评价不一，但已足够说明它对于西方文化的重视，和对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消极态度。圣约翰大学上的校训是“光与真理”，为此，圣约翰大学的著名校刊《约翰声》，曾专门发表过一篇社评，把“光与真理”解释为：

我们要使圣约翰书院成为中国的光和真理的火炬，没有再比这个目标更崇高的了。我们将努力给予我们的学生一个广阔的、丰富的和基督化的教育，我们将最充分地教授英语和文学，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扩大学生的知能水平。我们将传授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有实用价值，还由于科学真理和其他一切真理是来源于上帝。⁽¹⁴⁾

后来学校虽则又在“校训”中添进了《论语》中的两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并把这12个汉字连同英文的“光与真理”刻在校徽上，但“使圣约翰书院成为中国的光和真理的火炬”的观念，却始终是存在的。

1886年，卜舫济到圣约翰执教以后，竭力主张教会学校应加强英语教学。他曾专门向教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列举了以下几条理由：

一、教授英语可以训练中国人的智力，如同给外国青年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所能成就的是同样的性质；二、这样做可以铲除学生的排外偏见；三、训练青年与外国人交往和在商界担任重要职务，可以促进东西之间的了解；四、我们可以证明，对培养人才为社会作有益的服务方面，可以指望基督教会能提供这种服务。⁽¹⁵⁾

在校长卜舫济的领导下，1924年以前，圣约翰大学注重的是英文和宗教教育，中文教育不过是点缀而已。原圣约翰学生林语堂在其回忆录中说到在圣约翰学习时的情形时，有如此“名言”：“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¹⁶⁾1924年以后，从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归来的孟宪承主持了圣约翰大学国文系，并邀请钱基博到校任教，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孟、钱二人在圣约翰大学国文系的经历，以及他们所体会到的圣约翰对于中国文化的消极态度，反过来使得他们自办光华大学后，在设定中国文学系教学目标时一个潜在的标准，即是针对圣约翰大学重视西方文化教育、蔑视中国文化传统而来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钱基博送别毕业生的话中看得很清楚：

诸位，须知我光华的成立，就是教会教学的反叛，而表现一种国性之自觉；要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的中华民国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如果没有这种意义的认识，就不配做一个光华学生。_……

我希望毕业同学，不要忘记本校成立的历史，发挥我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切实到社会上做去！我尤希望在校的同学，不要忘记本校成立的历史，一切举止言谈，自己来一个侮蔑自己国性，给卜舫济看了耻笑。⁽¹⁷⁾

不难看出，光华大学虽然是由原圣约翰师生组成的，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圣约翰大学的“反动”。正是由于在圣约翰大学的“屈辱”经历，使得他们处处要显出与圣约翰的不同，处处要彰显国家的尊严和荣誉，而在文化态度上，则表现为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尊重。又如，光华大学成立两周年时，《光华周刊》曾出版了纪念特刊，上面有一篇朱承勋的《六三与国学》，是这样说的：

我们知道以前在无论那个教会学校，差不多中文是不读的；虽然有了中文课，是等于上英文课，和小说课一样，并且尤其是中文教育的待遇的不平等；按外人的心目中，看了中文书，和中文教员，好比看亡国的文字，和亡国奴一样。诸位，看国学轻如鸿毛是何等的可慨叹，何等的令人愤怒呀！

……

我们光华大系是五卅的结晶品，就是说：被几十年的文化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造成的一个收回教育权的学校……回忆我校是从圣约翰来的，我们知道那边中文是很烂污的，（据人向我说），一天到晚只听到外国语，和英文的书声罢了，然而我们这个光华大学却不能与那洋奴式的教会学校去比……⁽¹⁸⁾

以上谈及的主要是光华校方对于新文学的态度——因为不管校园文学活动多么活跃，但不能进入大学讲堂，就意味着它没有得到大学当局的认可。但在课堂之外，光华大学校园环境中的新文学活动却是非常活跃的。同时，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罗隆基等也曾兼课光华大学（虽然他们兼的都不是国文系的课，徐志摩、梁实秋兼的是英文系的课，胡适兼的是哲学系的课，罗隆基则兼的是政治系的课），但他们的新文学活动及成就不可能不对光华大学的学生有所触动，也不可能不对光华学生造成影响。如徐志摩、罗隆基都曾应当时在校学生赵家璧之邀，在其主编的《中国学生》上发表文章。光华讲堂外的师生文学活动相当活跃，而这，又与光华的另一面——校园文化氛围的自由、宽松有关。

还应说明的是，光华大学对于新文化、新文学保守的文化态度，跟校长张寿镛、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钱基博的人格气质、知识背景、价值取舍等都是分不开的。如与复旦和中公相比，就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复旦校长李登辉是南洋华侨，曾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李登辉回到中国后，虽从事教育工作，却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国语则基本不会讲。中国公学校长是胡适，也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且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对于李、胡两位来说，与西方文化有“亲密接触”，接受和倡导新文化都不是太难的事。但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却是地地道道的旧传统中走出来的“新人”，而文学院院长钱基博更是所谓“国学家”，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态度，深深影响到了光华大学。

张寿镛（1876—1945），字盳霓，又字伯颂，别号约园，浙江宁波人。他既是教育家，也是藏书家、财政经济家。张寿镛可谓家学渊源，父亲张嘉禄是晚清进士，他本人也中过举人。从1900年入江南制造局做文案起，到辛亥革命止，张寿镛历任过仕学馆提调、警察局提调、淞沪厘局提调等，还当过布政司衙门专管财赋和人事的藩属总文案兼新政文案等。辛亥革命后到1931年，张寿镛先后当了十多年的财政官员，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理财，历任上海税务司司长、浙江省财政司司长（后改称厅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职。出任光华大学校长时，他尚任淞沪道尹。1931年辞官，以办学、编书为乐。

张寿镛的文学、学术著作包括《皇朝掌故汇编·外编》、《约园杂著》、《约园杂著续编》、《约园杂著三编》、《约园文存》、《约园演讲集》、《诗史初稿》、《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经学大纲》、《文学大纲》、《游蜀草》等。

从以上书目就可看出，张校长的国学功底相当深厚。担任光华校长期间，他经常在《光华》半月刊上发表国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自己创作的古体诗。每逢周年庆典或新刊出世，师生们都请张校长作序，张校长的序和文章都是文言写就，有时候还不加句读。另外，他还受聘担任了国学系的国学导师。作为校长，他的这些举动，无形中也影响着师生对于文学的品鉴。

与张寿镛校长相比，钱基博对新文学的保守态度则更为鲜明，集中体现于他主持国文系时的教学活动及其专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