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¹⁾

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²⁾

赵家璧

三十年代我在良友图书公司担任文艺编辑的五年期间（一九三二—一九三七），曾编过几部成套书，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首推《中国新文学大系》，当时曾附有副题《第一个十年：1917 — 1927》。现在这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十卷本，不但早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精装重版发行，而且最近该社正在总编辑丁景唐领导下，积极进行续编1927 — 1937的二十卷的工作。全书分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八个部门，已邀请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师陀）、艾青、于伶、夏衍撰写各卷序言；也附《史料·索引》。这部续篇包括的时期，正是当时我们称之谓《第二个十年》的。

我在这几年里，陆续写了不少篇有关编辑出版的回忆史料，但对编辑《大系》从头至尾的整个过程，至今才动笔。谈起忆旧，倒是从写回忆《大系》一篇短文开始的。这要追溯到一九五七年春天。

一

当时在我家一个书柜里，塞满了解放前著名作家写给我的无数封书信，已编成未发排的原稿，已打出的清样，和其他各种的文献资料。那一年，旧知识分子的头脑，正被一股暖人的春风吹得有些飘飘然。《人民日报·文艺版》编辑姜德明，和我素不相识，他大约从年轻时就喜读“良友”版，“晨光”版的文艺书，特别想起那十巨册的《大系》吧，忽然写信来要我谈谈有关《大系》的回忆文章，并为我出了一个非常吸引我的题目：《编辑忆旧》。我打开书柜，找了几封信，几件资料，率然写了两篇：一篇关于《大系》，另一篇关于因抗战爆发而没有完成的姊妹篇《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三月二十日前后陆续见报时，上海文艺界正在举行“宣传工作会议”，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狂风暴雨自天而降，真似雹碎春红，霜凋夏绿，我虽侥倖没有跌入万丈深渊，从此再也不敢怀古忆旧了。

“十年浩劫”一开始，我被所在单位红卫兵最早责令靠边。贴我的头几张大字报中，就有把《编辑忆旧》说成是我“一贯颂古非今、妄图复辟”的大毒草。随后，把我一书柜的书信文稿和文献资料全部抄走，至今不知去向。“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创刊前，编辑部同志来沪向我组稿。我开始婉言谢绝，迫不得已，把《人民日报》那两份剪报交了出去，聊以塞责。并且郑重声明，我一字未改，仅加了一个人名以明责任。那篇文章一开头，我已申明：“解放后，很多人建议把《大系》重印。我认为原版重印，似无必要。”所以不怕再有人抓我辫子，我已把《大系》根本否定了。如今回顾，我那种生怕再惹是非的心情，恰如惊弓之鸟，可笑亦复可怜（该文分刊于该刊第一、三两辑）。

严冬过尽，阳光普照，文艺园地，春气盎然。一九七八年末，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同志来舍正式征求我重印《大系》的意见，我不必作什么违心之论，再说重印“似无必要”等话了。而且一九六二年，香港一家出版社已擅自翻印过一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这个决定我完全拥护。我在一九七九年的《读书》第二期上，迫不及待地向全国读者透露了这个好消息。

一九八〇年六月底，上海《文汇报·笔会》编辑部从出版社打听到《大系》有重印的消息，来信约我“写篇文章谈谈当年编辑这部书的轶事”，我就欣然命笔。可是文章迟迟不见报，向有关方面一打听，才知《大系》虽得重印，又经历了一段曲折。我的千字短文，被拖到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才发表。⁽³⁾《大系》十卷影印本，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全部出齐，公开发行。印刷周期虽长了一点，装帧、用纸和印刷质量都是上乘的。

我在一九五七年的《编辑忆旧》里，第一部分谈了《大系》的编辑过程，寥寥千字，极为简略。又曾于一九七七年为《山东师院学报》写过一篇专谈鲁迅如何编选《大系·小说二集》的回忆文章，后经两次修订，始终仅涉及《大系》中一卷书。朋友们鼓励我可把编《大系》的全过程写下来，我也认为时间已经成熟，而茅盾《回忆录》第十七、十八两章的发表，其中涉及茅盾编选《大系·小说一集》的经过，更对我起了促进的作用。

我又想到当年曾编印《大系样本》一册，作为广告宣传之用。内载总序作者写的提要和十位编选者所写十篇《编选感想》的手迹，除鲁迅的以外，其余九篇，均未正式发表。这些文献资料，对研究现代文学史，或进一步研究《大系》的读者，有参考价值。因为其中有的是编选者在开始酝酿期间的原始思想记录，说明他将如何进行编选，现在就可与成书对照比较；有的表达了对出版《大系》的看法和希望；也有些从中反映了当时文坛上的某些论争。我现在边回忆边撰写时，把它们分别插入有关之处，以存其真。

本文先说说我开始怎样想的；再说几位前辈作家怎样帮我做的；十卷书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能顺利出书；最后介绍出版后的各种社会反应。附带说说抗战末期组织第三辑续编的经过，还附一份茅盾选的小说选目。

二

我在《回忆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一角丛书》里已说过，我喜爱成套的文学书，早在大学读书时代已心向往之，把将来也编成几套文学丛书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一九三三年二月起创刊的《良友文学丛书》，以鲁迅两部译本开头，接着出版巴金、老舍、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的创作小说。六月，以适夷译苏联邱孟选珂作的《阳光底下的房子》和董纯才译苏联伊林作《白纸黑字》两书为首，创刊《苏联童话集》丛书，这套书仅出了几种，没有很好发展；而《一角丛书》已出足八十种而结束。是年十一月十三日，良友公司门市部的大玻璃窗，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派遣的暴徒用大铁锤击破了。

一九三四年，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他们军事上的第五次“围剿”，在政治上加强法西斯统治，加紧进行文化“围剿”的一年。二月查禁新文艺书籍一百四十九种，涉及二十五家书店；禁止七十六种刊物的出版，包括“左联”机关刊物《萌芽》 、 《北斗》等在内。五月国民党反动派成立图书杂志审查会，上海进步出版业从此遭到前所未有的压迫和限制。

是年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以推行封建道德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后又规定孔诞日全国举行祭孔纪念；随着提倡读经，湖南、广东等省编制《中小学经训读本》，并举行以经书为题的中学毕业会考。一时尊孔读经的逆流在各地泛滥起来。曾在五四运动时期反对白话鼓吹文言的汪懋祖，正在国民党教育部当官，六月二十一日，在《申报》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鲁迅为此写《此生或彼生》痛加驳斥，茅盾也在《文学》上写文章讽刺他。以“左联”为核心的进步文化界，对国民党的复古逆流进行反击，在报纸上展开了一场文言白话的论争。这些尊孔读经，主张打倒白话恢复文言等等的逆流，实际上都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一种反动，也是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在这一年开展的大众语运动讨论中，在反击“文言复兴”的理论文章里，也暴露了少数新文学工作者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否定白话文成就的过“左”言论。有的认为五四以后的白话文是“在语文上也只将‘之乎者也’换了‘的那呢吗’的变相八股”⁽⁴⁾，是一种全不能为一般的大众所能懂的、充满了欧化气与八股气的‘买办文学’”⁽⁵⁾；因而提出要向“死了的文言作战，同时，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话文’进攻。”⁽⁶⁾鲁迅对这种论调，认为是起了“自己缴自己械”⁽⁷⁾的作用。茅盾也指出当时“文化复古运动也在一些新名词的掩护下进行”。⁽⁸⁾

这一时期，鲁迅指出：“别有一支讨伐白话的主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⁹⁾当时以提倡小品文为名、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的《人间世》半月刊，由林语堂主编，正在这年四月创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林语堂把他明目张胆地讨伐白话文学，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我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¹⁰⁾

反映在上海图书出版界的，是这一年，大量古书成批翻印⁽¹¹⁾，报上经常刊出满幅广告。这些出版物对整理国故确实起一定的作用，但这么多大书店，集中一个时期翻印这么多古书，也不免为弥漫社会上的复古之风助长了声势。

那时，我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有时专诚去浏览新到的日本文艺书。我虽不通日文，但从书名和内容的汉字部分，也还能粗知大概。内山老板见我喜欢书，经常送我一些日本出版商印发的图书目录和成套书的宣传品。我回家后，灯下枕边细细翻阅，颇有启发。我看到日本的成套书中有专出新作品的，也有整理编选旧作的，名目繁多，有称丛书、大系、集成或文库之类，范围很广，涉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部门。其中有一套整理编选近代现代文学创作的大套丛书，都不是新创作，而是已有定评的旧作的汇编，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就想，已创刊的《良友文学丛书》，符合出版水平的来稿不多，要经过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才能出成数十种或上百种。我为什么不来一个整理编选工作呢？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文艺作品，屈指计算，为数也不少，这些书都是纸面平装本，分散在各处出，极难觅齐，如果我能把它择优编选，统一规格，印成一套装帧美观、设计新颖的精装本，可取名为“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之类，那不是剋期可成的工程吗？但这个想法立刻被自己的第二个思想所否定了。一百种成名之作，如鲁迅的《呐喊》 、郭沫若的《女神》和胡适的《尝试集》等，不是由各个不同的书店所出，版权页上都写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八个大字吗？我有什么办法去冲破这条出版法呢？但企图整理编选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这个编辑构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另外，我想到我已经在编的几种成套书，都是先有一个编辑意图，定了一个名，划了一个范围，然后坐等来稿（当然也争取出门组稿）。作家写什么，我们出什么，也可以说你争取到什么出什么。这些书，良友不出，别的书店也会出；编辑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我当时又想，编辑是否可以自己多动些脑筋，发挥一些主观能动性，在编辑工作上变被动为主动，因而有所创造呢？编辑一般来稿是从有到有，把作家的创作成果，通过编辑劳动，变手写原稿为铅印书本，送到读者手中。但编辑是否也可以自己先有一个设想，要编成怎样一套书，然后主动组织许多作家来为这套书编选或写作；整套书完成后，不但具有它自己独特的面貌，而且是，如果不是为了适应编辑的这个特殊要求，作家本人不会想到要自己去花时间编写这样一本书。这种编辑方法是否可以称为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呢？时间已隔了半个多世纪，今天回顾，我编辑《大系》的最初阶段，似乎具有这样的一种设想；或称出于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促使我要干出一番新事业，编出一套好书来。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年少气盛，不自量力；后来在前辈作家的指引和帮助下，这一理想竟然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实现，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遗憾的是另一套姊妹篇没有能够如愿完成。

三

为了了解我要编选的对象，我曾多次分别去当时上海有名的几所大图书馆，对五四以来出版的现代文艺书和文艺期刊进行广泛的搜索，查卡片、闯书库、翻阅旧期刊。经过实践，逐渐发现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很少，短篇小说、散文、诗、戏剧和理论文章部分都已收入个人的集子或合集里，极大部分散见在当时的文艺期刊或报纸副刊中。我便产生这样一个新想法，如果能改用编选各个单篇合成一集，那就不存在侵害他人版权的法律问题了。我们可以分编成五四以来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等。我又想，这样一项大工程，我一定要去物色每一方面的权威人士来担任，由他择优拔萃，再由他在书前写一篇较长的序言，论述该一部门的发展历史，对被选入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每个文艺团体有一篇历史，每个重要作家附一段小传，再把这一部门未入选作品编一详目附于书后，说明出处，好让读者去自己查阅，借此可了解这一部门十多年来的收获。当我从翻阅大量原始资料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上述比较具体可行的编辑构思时，我与郑伯奇常常商量讨论，慢慢地心中有了个底。伯奇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的编辑工作中，他是我的好参谋，我能作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成就，都与郑伯奇的指导帮助分不开的。

那一年，阿英已有两本著作编在《一角丛书》中出版—— 《创作与生活》和《灰色之家》。他经常来良友公司找郑伯奇谈工作，那时他们两人和夏衍已参加了明星影片公司，据于伶的回忆，经瞿秋白指示，由阿英、夏衍与郑伯奇三人，用三个假名，秘密受聘为该公司剧本顾问，由夏衍负责组成电影小组。⁽¹²⁾阿英为人坦率豪爽、和善可亲，有事找他，他都热诚相待。对良友的文艺出版工作关怀备至，对我这个青年编辑更奖掖有加。当我把拟编一套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丛书的初步想法与他商谈时，他表示绝对赞成，并鼓励我说，这样一套书，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也还有久远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要我加紧进行。他自己搜集新文艺作品数量之丰富，文艺界中人所共知。我想按我的设想，如果每集书后都要附史料，如作家传记，文学团体资料，作品书目和有关资料等，这些材料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搜集，然后供应给编选者。阿英当时就表示将来良友如有需要，他愿意无条件供应。这番话，不但给了我精神上的鼓舞、更是一种物质上的力量在推我向前。他的话不留在口头上，而立即见之于行动。隔了几天，他约我到他家里去参观他的藏书。

阿英家住静安寺赵家桥路一幢中式里弄房屋，进门是间大客堂，也是他的藏书室，四壁全是封闭式的白木书箱；中间放了一张黑木方桌是供全家人吃饭用的。他的工作室在楼上。那时他和父亲同居，孩子还没有生下几个。阿英是地下党党员，他的住所是保密的。那天他对我热情招待，把藏有新文艺书籍和期刊的木箱都打开了，我才发现上海各大图书馆所没有的书，他大部分都有，而且以初版本居多，有的还是作者签名赠送本。大量文学期刊几乎是整套的。我在翻阅这么多珍贵文献时，想到当时左翼作家生活困难，他历年节衣缩食，搜购到这么多五四以来新文艺书刊，他对这些旧书是寄予深厚的感情的。同时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正在做整理研究工作，他已用张若英笔名编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以下简称《运动史资料》），刚刚由光明书店出版。我向他告别时，他签名赠我一册。我手中拿着阿英的赠书，从赵家桥回家途中，我第一次感到，我为编这套大书所首要解决的资料来源问题，已找到了一个大宝库。因为向图书馆借书有种种限制，现在有了阿英藏书作靠山，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可以起步了！

阿英在向我介绍他的《运动史资料》时，还要我去看看最近出版的刘半农编的《初期白话诗稿》，他说，他的序文里提到它。这是一部用宣纸按原稿手迹影印的线装本，古雅可爱。编者把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间担任刊物编辑时“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而搜集到的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陈衡哲、陈独秀、鲁迅八家二十六首白话诗手迹原稿影印成册，“用以纪念白话诗十五周年”。当时出版这样一部诗集，已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而刘半农的那篇序言，更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因为序中说到当他把这部诗稿送给陈衡哲看，“向她谈起要印这一部诗稿时，她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¹³⁾我认为陈衡哲的这两句话，包含着深刻的讽刺意味：为什么当年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如今人们都已把它看得如此遥远了呢？为什么如刘半农自己所说“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了呢？⁽¹⁴⁾阿英在他的《运动史资料》序里，在引用陈衡哲两句话以后，接着就感叹地说：“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当时的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¹⁵⁾这里，阿英已提出了一个抢救文献、整理文献、出版文献的问题。他编选《运动史资料》，就说明他早已注意及此，而且在自己开始做了。

我从刘半农编的《初期白话诗稿》一书中，得出我要把我的那个理想用分集编选方法来实现是有例可援的，刘半农的《初期白话诗稿》，不就是我理想中那本五四以来诗集的雏形吗？而读完《运动史资料》后，我对这套理想中的大书的内容又有了补充。我从最初想编的“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仅限于作品，改为请人编选各集后，也仅限于作品，而把史料附在各集之后。经过与阿英的几次接触，并读了他的书，计划似乎有必要加以补充调整。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怎么可能产生如此丰富的各类文学作品呢？

我当时还有一个好参谋，那就是在主编《现代》杂志的施蛰存，他既是我的松江同乡，又对编辑一道，具有独自的见解。《一角丛书》创刊期间，最早提携帮助我的就是他；我在工作中每遇困难，经常去请教他。这时候，酝酿中的这个编辑计划，日夜困扰着我，使我坐立不安，夜不成眠。我感到要找个老编辑、老朋友谈谈心，求他帮助我出谋划策。施蛰存和阿英早就相熟。有一天，我便去找了施蛰存。因他对文坛情况非常熟悉；对编辑成套书同我一样感兴趣；对欧美日本的出版物，我们经常一起谈论，都感到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把我最初的打算，以后改出编集的计划，和阿英谈话后的一些新想法谈了。他认为这样一套大书，单单作品是不够的，前面应有理论文章的结集，而每集后面各加史料，不如另出一集史料，这本史料集就可请阿英担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于这样一套包括理论，作品，史料的大丛书，我设想不用丛书之名，而学习日本出版成套书中所用的“大系”二字。这两个字我认为颇具新意：既表示选稿范围、出版规模、动员人力之“大”；而整套书的内容规划，又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是按一个具体的编辑意图有意识地进行组稿而完成的；与一般把许多单行本杂凑在一起的丛书文库等有显著的区别。施蛰存经常跑内山等日本书店，熟悉“大系”为名的日本成套书，他立刻赞成我的这个想法。回良友后，与郑伯奇商议，他是日本留学生，对此书名更表赞同，他说：“这在我国出版界，还未被人用过的呢！”以后我与经理商议后，就决定命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

上述的酝酿时期，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的三四月至七八月间，《大系》的基本轮廓有了，编辑这样一套《大系》的必要性已肯定了，但如何分卷，请哪些人来担任编选，全未着落。八月间，从北平来了一位文艺编辑界的老前辈，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郑振铎，《大系》工作又前进了一步。

四

郑振铎当时正在北平与靳以、巴金等合编《文学季刊》，同时在燕京大学执教。我是通过巴金认识郑振铎的。我约他为《良友文学丛书》写稿，他就把《欧行杂记》交我，我把其中一章先发表在十月号《良友画报》上，篇名《回头过去——欧行杂记之一》，此书随即出版。这部文稿是在他八月间来沪时面交给我的，这以前，我还未和他见过面。我记得那年他来上海，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有五层楼高的虹口大旅社楼上大礼堂内，参加他亲戚的一次婚宴。这家旅社与良友公司近在咫尺，我们事先约定，就在那里见面。我上午去那里，大礼堂里四壁张挂了许多红绸喜幛，中间陈设着供桌，上面挂着双喜大金字，热闹的婚礼要到下午才举行。我和郑振铎就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初次交谈。随后几天，他约我去静安寺庙弄住所详谈，除《欧行杂记》事外，我主要向他请教关于《大系》的编辑计划和编选人选。

我们虽属初交，但一见如故。他和阿英一样喜欢搜集旧书古籍，谈到五四初期的版本已极难找到，同声感叹。他听到良友计划出版《大系》，而且已得到郑伯奇、阿英等支持，他表示如有所需，他也愿全力以赴，促使这个编辑计划的早日实现。当我们谈到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一书序中，刘所说五四时代的战士们已被挤成三代以上古人那句话时，他就动了感情（后来我们知道他为人富于感情，对是非善恶反应强烈，绝不含糊妥协）。他面红耳赤地对我申述了他的见解。他说：“所谓‘三代以上的古人’的人物，精神表现衰老状态者还是最忠实的，也还有更不堪的‘退化’甚至‘反叛’的人物，他们不仅和旧的统治阶级、旧的人物妥协，而还挤入他们之中，公然宣传着和最初白话文运动相反对的主张的；只有少数人还维持斗士的风姿，没有被旧势力所牵引”（这段话，以后还写入了他的导言中）。说到这里，他还指名道姓地为我点出三种走不同道路的知名人士。接着他还向我指出到现在还有人写文章反对白话文，因而继续在展开论争。他对最近掀起的一股读经、祀孔的逆风极表愤慨，认为这样做，无异在走回头路，把过去的革命运动视为多此一举。因而对编辑《大系》之举，认为非常及时，极有意义。

我同郑振铎商谈时，我原来的设想是《大系》分三部分，理论、作品和史料，理论和史料各编一卷。关于理论集，郑伯奇、阿英和我都认为请郑振铎编最适宜。当我把《大系》的编辑意图和组稿打算向他说明后，我就提出请他担任理论集的编选。他考虑一会儿后，认为理论部分应当分为《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两册。前者选新文学运动最初发难时期的重要理论，以及稍后一个时期比较倾向于建设方面的理论文章。后者着重于当时新旧两派对文学改革上引起的论争，以及后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论争等等。没有论争就不可能推动文学革命的前进，它与《建设理论集》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他主张分开编，并且表示可以担任后者的编选工作。他说：有了这样一本集子，“至少有许多话今天省得我们重说，也可以使主张复古运动的人省得重说一遍”。

郑振铎当时常住北平，难得来上海，我对《大系》的设想已进入具体化阶段，急需前辈作家的具体帮助，我把曾经担任《小说月报》的老编辑郑振铎看做我的又一位老师；我还记得中学时代写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他编的《小说月报》上。这次初次向他当面请教，他北归后，又不断地书信往来（这些信也都丢了），认真坦率地给我指导，使我深受感动。他后来写的一段编选感想，就表达了上述的思想，他说：

将十几年前的旧账打开来一看，觉得有无限的感慨。以前许多生龙活虎般的文学战士们，现在多半是沉默无声，想不到我们的文士们会变老得那么快。然而更可怪的是，旧问题却依旧存在（例如“文”“白”之争之类），不过旧派的人却由防御战而突然改取攻势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省得许多“旧事重提”，或不为无益的事罢。

理论分编两集，论争集已有了编选者，那么，另一本《建设理论集》找谁编呢？我乘机恳求郑振铎作个推荐。他笑而不答，沉思了好一阵，才轻声地对我说：“这本集子请胡适来编，你看好不好？ ”在此之前，我心中也想到过《大系》第一本理论集，如能找到胡适这样的人来编，那会多好，但我不敢向郑伯奇、阿英提，他们肯定不会赞成。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文化界炙手可热的权威人士，政治上在逐渐右倾，左翼作家对他很有意见。但当时大多数人局限于认识水平，总是把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他联系起来看，把他看做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所以当郑振铎提出胡适之名时，我又惊又喜；惊的是，胡适就是郑振铎对我所说，挤成三代以上古人中的五四战士，现在已一步步挤上高位，成为一位风云人物了；喜的是，如能找他来编选一集，对一般读者既有号召力，对审查会也许能起掩护的作用。这个审查会，从五月挂牌，什么书刊都要经它这一关，我们的出版物已深感压力了。这样一套规模大、投资多的《大系》，完全找左翼作家编，不来一点平衡，肯定无法出版。我先不表态。我说，胡适远在北平，大名鼎鼎，高高在上，他的书和文章都是在商务、新月之类书店出版。良友最近专出进步文艺书，已被特务暴徒击破了大玻璃，而我又是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他在光华大学教中国哲学史时，我听过他的课，但和他素无往来，如果徐志摩活着，我还可以通过他去找胡适。我自己凭空写封信去约他编选《建设理论集》，他肯定会置之不理。郑振铎考虑了一阵，站起身来对我说：“我回北平后，替你去找他吧，他看到这样一个不平凡的编辑计划，可能会感到兴趣的。”我心中真是说不尽的感激，但在我接受他的善意建议之前，我又吐露了对此举的种种顾虑。振铎理直气壮地高声说，对历史上作出过贡献的人，应当肯定他那一部分；这并不排斥我们对他今天的政治观点持不同意见。他接着说，今天能担任此书编选者除胡适外，只有找陈独秀，但他是无法找到的，比较之下，胡适还是唯一适合的。这次郑振铎的南下，为《大系》的理论部分打下了基础。不久，通过郑振铎的介绍，胡适居然接受了我们的邀约，与我开始通信了。

我和阿英之间的频繁接触中，我早已有意请他为《大系》担任一集的编选者，当我初读他的《运动史资料》时，还有请他来编理论集的想法。以后施蛰存向我建议可请阿英主编史料集，我曾和郑伯奇二人商议，他也认为可以。所以与郑振铎的一夕话，解决了两本理论集的分工和人选以后，我就接着征求他对阿英编史料集的意见，振铎认为史料集的编者非阿英莫属。他们两人对学术研究上的兴趣颇为接近，但阿英收集的以现代文艺书居多，这正是振铎所欠缺的。振铎听我说起曾去阿英家参观过他的满屋藏书，阿英已向我表示愿意支援《大系》的资料供应工作，振铎极为兴奋。他说，你有了阿英的支援，就事半功倍了。后来郑振铎在《文学论争集》导言最后说：“最后应该谢谢阿英先生，本集里有许多材料都是他供给我的。没有他的帮助，这一集也许要编不成。”《史料·索引》集的编选工作，最后决定请阿英担任，他非常高兴。他写的《编选感想》，表达了他在《运动史资料》序文中说起过，而那天在他家里一边看书一边和我交换意见时的见解：

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其激急和繁复，是历代文学中所不曾有过的。所以参加了初期活动的干部，现在提起往事，都已不免于有“三代以上”之感。刚刚成长的文学青年，那是更小必说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暂时不能产生较优秀的新文学史，资料索引一类书籍的印行，在任何一方而，也都是有着必要的。良友图书公司发刊《中国新文学大系》，其意义可说是高于翻印一切的古籍，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

五

现在我要说到茅盾了。我最早和他往来大约也在一九三四年。他对良友文学出版事业的热心支持，不下于鲁迅。三十年代，他写给我的信约有五六十封，可惜十年浩劫期间，被弄得不知下落，因此，他逝世已近二年，我至今还没有写过一篇悼念和纪念他的文章，实属遗憾。最近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他所写《回忆录》中对我说的一些溢美之辞，更感到有责任，把他当年对我这个文学青年爱护和培养的往事，一一写下来。如果那批书简在手边，我有多少话可说啊！他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在《大系》最初落实期间所提的宝贵意见。

茅盾给《良友文学丛书》的第一部作品是散文集《话匣子》，出版于一九三四年底。在是年秋天的一段时间里，我把《大系》的编辑计划送请他审阅，恳求他担任小说集的编选者，并请他为我们编辑工作上的棘手问题作出决定。现在茅盾来信既荡然无存（仅有一封是一九七七年写给我的；还有三封发表于孔令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中）。最近发表的茅盾《回忆录》里，有两次提到当时他编选《小说一集》的经过，这帮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也第一次知道他当时对此事的反应和对《大系》的评价。

原来茅盾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号的《文学》书评栏里，说到当他读到一九三三年出版王哲甫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时，他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这是研究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本著作，作者用意虽好，结果失败了。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希望立刻写出这样一本书，未免过早。因此他“只希望有一部搜罗得很完备，编得很有系统的记载‘史料’的书，这本书可以是‘编年体’，按年月先后著录重要‘理论文章’及‘作品’，记载文学团体成立解散，以及杂志的发刊等等，‘理论’文可以摘录要点或抄录全文，‘作品’可以来一个‘提要’。如果不用‘编年体’，也可以用‘纪事本末体’，把十五年来文坛上讨论过的重要问题详细记述它的发端论争，以及结束。另外再加两个附录，一是重要‘作品’的各方面的批评及其影响，二是文学社团的小史。倘使这样的书出来，对于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固然得用，对于一般想要明了过去到现在的文坛情形的青年也很有益”。⁽¹⁶⁾正当茅盾抱有这样一个愿望时，我把编辑《大系》的总体设计去请教他，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不但答复了我提出的问题，还为小说集、散文集如何分工，找那几位编选者最适合，给了我明确的指示。他自己也愉快地接受了担任关于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小说集的编选工作。这一连串问题，决不是一次通信或一次见面马上解决的。我仅能凭现存的仅有的文献和我的记忆，分别叙说如下。

《大系》主要是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进行整理总结工作的，但选稿的起讫年限应当先有一个统一的规定。阿英主张从“五四”到“五卅”，这在他那本《运动史资料》序文中就这样说的。他说：“从‘五四’到‘五卅’，在时间上，大约是九年的光景，这一个时期，可说是文学革命期。”⁽¹⁷⁾郑振铎不同意这个分期法。我把这个问题请教茅盾时，他亲笔复了我一封信，说：

“五四”是一九一九年，“五卅”是一九二五年，前后六年，这六年虽然在新文学史上好像热闹得很，其实作品并不多。弟以为不如定自“五四”到“北伐”，即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七年，如此则把现代中国文学分为两个时期，即“五四”到“北伐”，“北伐”到现在。……本来“五四”到“五卅”不过表示了“里程碑”，事实上，第一本的“建设的文学理论”，就有许多重要文章是发表在“五四”以前。从1917到1927，十年断代是并没有毛病的。⁽¹⁸⁾

由于茅盾为我们作出了这个决定，大家也都无异议，所以《大系》有个副题：《第一个十年：1917 — 1927》，有的编选者，就称这个十年为“伟大的十年”！茅盾为《小说一集》写的《编选感想》，也包括了这个看法在内。他说：

新文学发展是长长的一条路，这条路的起点以及许多早起者所留下的足迹，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现在良友公司印行《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将最初十年内的“新文学”的史料作一次总结。这在今日的出版界算得是一桩可喜的事。至少有些散逸的史料赖此得以更好地保存下来。

这段感想，一则指定了《大系》的选稿范围限于新文学运动最初的十年；二则称《大系》为第一辑，那就希望今后还应编出第二辑、第三辑，这对我们寄予了深切的期望，鼓励我们将来继续编下去。

我向茅盾请教的第二个问题，便是小说部分应出几册，如何分工，请谁编选最合适。茅盾在《回忆录》中记得非常清楚。他的回忆文章中说：“我又说，这十年中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分量最多，可考虑按文学团体分编三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各编一集，这两个团体以外的以《语丝》 、未名社等为中心又编一集，这样各有其特点。”⁽¹⁹⁾这个意见，我和郑伯奇、阿英、施蛰存、郑振铎等商谈时，他们的看法大致相同，而文学研究会的一集，应由茅盾来编选，更是众望所归；经我请求，蒙他答应了。他就是要求我们提供编选材料，他在《回忆录》中还说：“因为文学研究会名下的作品登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的，我手头有，而散见于各分会办的刊物上或其他非文学研究会办的报刊上的，我没有。”⁽²⁰⁾后来我们尽力设法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是交齐选稿和导言的第一人，所以《小说一集》最先出书。

创造社作家作品另立一集，那也是大家所一致同意的。至于此外的文学团体，为数多，成员较少，分处南北，情况也较复杂，但在五四时期，其中不少作家是有很大贡献的，他们编的文学刊物，影响全国文坛，如北京有新潮社、沉钟社、莽原社、未名社和《语丝》 、 《晨报副刊》 、 《京报副列》 、 《现代评论》等刊物；上海有弥洒社、浅草社等；还有其他不属任何团体的作家。但这一集，请谁来编选最合适呢？我们考虑过很多人，都感到不恰当，结果都属望于鲁迅，他不但与其中的几个团体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是他领导的；而且他个人在新文学运动方面的贡献更是超过任何人的。《大系》编选者要组成一个强大的阵营就缺不了鲁迅。但考虑到要他去编选这样一支杂牌军，他是否会同意呢？郑伯奇、郑振铎都竭力主张请鲁迅编选这个集子，我征求茅盾的意见，他也认为由鲁迅担任最适合。当时我已和鲁迅见过几次面，《良友文学丛书》创刊时，他就以两部译作支持我；出版麦绥莱勒作《木刻连环图画故事》集时，他大力赞助，并为其中的《一个人的受难》写了序。想到要把这样一本杂牌小说集请鲁迅来编，我还没有这个勇气。我在听到茅盾也赞成请鲁迅来编选这本两个大团体之外的小说集时，我乘机托茅盾代我向鲁迅商议恳求，因为他们两人之间友情深厚，经常来往，可以无所不谈的。不料遭到茅盾的婉言谢绝。他说：“你和鲁迅先生也很熟，他对你印象尚好，你自己去找他，我相信他会考虑的。”到十一月间，我还是拉了郑伯奇伴我一起去内山书店看望鲁迅。我曾把编辑计划告诉过他，他赞成出版这样一部《大系》 ；我提及将来拟请蔡元培写个总序，鲁迅极表赞同；对其他已定的编选者，他并无意见。那天我和伯奇同去，大胆提出请他担任编选那部小说集的要求后，他仅略略表示谦让，当场就答应了。我当时内心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语形容的。鲁迅宽大的胸怀，对有益的编辑计划的热诚支持，对我这个文学青年的培养爱护，我都已写入我的《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中了。我现在想起，当时茅盾虽当面婉言谢绝代邀，事后很可能已预为道及，所以那天的会谈，给我意外顺利的感觉。茅公提携后进，往往不令人知，这种高风亮节，更令人难忘。《大系》有了鲁迅参加，顿时增添了光彩。以后发生了与审查会有关的重大周折，鲁迅来信表示退出，幸经伯奇伴我于一九三五年元旦假期再次去内山书店晋谒，终于蒙他顾全大局，收回成命。这段曲折的故事，我早已另写专文⁽²¹⁾，不再在此赘述了。

我向茅盾请教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散文集的，我们准备出二集，内容如何分工，找那位编选者最合适，我想听听茅盾的意见。散文编选者的人选，我和伯奇、振铎、阿英、蛰存个别交换意见时，都想到了郁达夫。另一位就有不同看法，我拟请北平的周作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茅盾认为《大系》既请了胡适担任《建设理论集》，散文集请周作人编选一集也无不可。他说，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嘛！关于如何分工，我说是否以地区分，周作人久居北方，他选北方的散文家，郁达夫一直在南方各地跑，是否选南方的散文家。茅盾说，小说以团体分，合情合理，散文的分工较难，将来由郁、周两位自己去商议吧。对于分工问题好像没有彻底解决，但茅盾深知郁、周之间，相互尊重，分工似未解决，而实已解决矣。

收入《现代作家书简》中，有两封茅盾的信，正好与《大系》有关，非常珍贵。其中给郑振铎的一封，写于一九三四年年底，信末仅署十日，没有月份，可能是十二月。信中说：

闻圣陶说，王统照只有一本单篇集《号声》，出版最早，现早绝版。弟现因编良友那《新文学大系》里的小说集，拟找得这本书，不知兄在北平能借到一本否？上海方面圣陶本来有的，可是“一·二八”之役丢了。

兄对于弟所担任之《小说集》有何意见？望见告。此集所收，大体是“文学研究会”中人，但有些散见于《小说月报》及《文学周报》上的作品也将收进，兄意以为如何？

兄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所作，拟选二篇，一为最初期，一为一九二六年所作者；此为弟之计划，尚未定为何篇，现在也请你告诉我，你以为当选哪二篇？

从此信中可以看到茅盾很早就已动手，在编选期间，经常和文学研究会老朋友们共同商量，并征求被选者本人的意见。关于这方面的茅盾遗札，将来肯定还会陆续发现，容待今后补充。

创造社部分的小说集，我心目中有三位前辈作家可供选择：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经过酝酿，郁达夫已肯定为一集散文的编选者。至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我认为《大系》编选阵营中也不能没有他，他是创造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后经我和伯奇几次商谈，决定请郭老担任诗集编选，他是五四时代的第一个最有贡献的诗人。于是请伯奇去信日本，很快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仅说，身在异域，所需材料全无，这方面要良友负责供应。我当即去信表示感谢，并答应将尽一切努力供应选材。这样，有关创造社的那本小说集，当然请郑伯奇担任了。

郁达夫这时已和我相识，麦绥莱勒作的木刻连环图画故事中，《我的忏悔》一书就是由他写序的。当时他已移居杭州，我很早去信约他编选《大系》中的一本散文集，他欣然接受，不久把《编选感想》也寄来了。因为时间较早，还未提及两部散文如何分工合作等具体问题，所以他的那篇感想，写成一篇短短的优美的散文，颇有特色；却在无意之间，引起了一点小风波。感想说：

照灯笼的人，顶多只能看清他前后左右的一圈，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上高处去举目远望，却看得出四周的山川形势，草木田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已经有将近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自大的批评家们，虽在叹息着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可是过去的成绩，也未始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物的空堆。现在是接迹于过去，未来是孕育在现在的胞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发行主旨，大约是在这里吧。

郁达夫和郑伯奇是创造社的两位老将，同时留学日本，对初期新文学运动都作出过巨大贡献，两人关系，情同手足，但遇到原则分歧时，大家照样要争辩一番。一九三四年三月，郑伯奇在《春光》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写作的动机完全是善意的，他要求作家们拿出勇气来，写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并以外国作家已写出《怒吼吧，中国！》和《鸦片战争》为例，绝无针对什么人的意气在内。后来《春光》在五月号上，利用此文为题，开展了《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的讨论，征求许多人写文章。随后有人乘机射来了冷箭，以致众说纷纭，成为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我当时看出伯奇为了这次论争是由他一篇文章引起的，深感痛苦。郁达夫的《感想》寄我后，我当然给同坐在一间办公室的郑伯奇先看，他久久不语，我知道郁达夫的话，已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各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手稿陆续来齐，我催伯奇为他编选的小说集也写一段，过几天，他把手稿交给了我。这里，我要插进一段话，说说伯奇为人的谦虚大方的美德。原来，小说既按各文学团体分为三集，排列先后，理应文学研究会在前，次为创造社，其他各团体殿后，因此，先拟称为小说甲集、乙集、丙集。当鲁迅答应编选丙集之后，伯奇就向我建议，把鲁迅的集子列在他的前面。我赞成他的这一想法，同时，也把甲、乙、丙集，改称为一集、二集、三集。鲁迅为《小说二集》所写的感想早已发表，不再重复；下面是郑伯奇为《小说三集》写的感想。

中国新文学运动已能到了决算期了，把以前的成果整理一番，结合新文学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良友计划刊行的《新文学大系》，只就这一点说，已是有意义的工作了。况且十多年来许多被遗忘的作品因此而获得保存，在目前不也是很重要的吗？

不久以前，自己发表了一点关于伟大作品的感想，曾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其实讨论问题也应该在前人作品中先做一番回顾反省的工夫，不然便会流为空谈。现在参加这书的编选，为自己个人，是一个再教育的机会。

我读完他的原稿，深感他那种实事求是、要求在编选工作中接受教育的真诚态度是极为宝贵的，但这究竟离开了发表编选感想的原有范围，我婉言劝说伯奇把第二段删了，他坚持己意。这种在两位好朋友之间无意中引起的茶杯里的小风波，现在作为《大系》史话的小插曲写在这里，既足以见到伯奇耿直可亲，有话直说的长者作风，也给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提供一点背景材料，否则对郁、郑两段《编选感想》中所说针锋相对的话，会莫名其妙了。

六

我理想中的《大系》工程，几个月间，先后经郑伯奇、阿英、施蛰存、郑振铎、茅盾等前辈作家的指导帮助，粗略的面目已经在我心中出现，编选者的人选也已初步确定。我在工作进行期间，当然随时向总经理伍联德汇报的。茅盾《回忆录·十八》中说，“赵家璧是良友图书公司的股东”，这与事实不符，良友图书公司的股东极大部分是广东人。我仅因委印学校年刊认识伍联德，随即半工半读，被聘编一个学生读物。一九三二年秋离开大学，伍联德委托我专办一个文艺书籍出版部，放手让我去开辟一个新阵地，出了不少进步的书。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门市部一扇价值数百元的大玻璃窗被暴徒击破。鲁迅曾把这些反面材料编入《准风月谈》后记中，并针对此事发表感想说：“‘一个志士’，纵使‘对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但若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个锤子，打破值银数百两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顶红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钱的脑袋，那他当然也许要灰心的。”⁽²²⁾但是良友总经理伍联德和继任经理余汉生都是有正义感的、有事业心的爱国商人，他们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也没有把我解雇。我这个青年编辑，在他们的放手信任下，才有实现《大系》这样一个需要庞大投资并冒一定风险的出版计划的可能。我在写这篇史料时，不应当忘记他们两位。伍联德已于一九七二年在香港逝世，余汉生留居美国，高龄八十，正在那里安度晚年。在旧社会，一个编辑想要出版一些好书，大半的命运就掌握在书店老板手中，这是无可讳言的。

我在编辑计划略有头绪之后，就同管理印刷、纸张，成本会计的同事进行出版业务方面的估价工作。预计布面精装，二十三开本，印进口米色毛道林，每集五十万字，包括略高的稿酬，编辑费和规模较大的广告费用（印送样本等），定价每册二元，十卷一套二十元。估计能销二千部可不亏本，再版即有盈余。在经济上有此预算后，我就和总经理进一步商量，准备立刻与编选者签订合同，一九三五年二三月刊登广告，全书计划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齐。伍联德看到我的编辑计划和组稿名单，赞赏了一番，对二千册的销路前途也较乐观，但他心中有两大顾虑。

一则怕我的约稿对象落空，预约广告刊出了，到期拿不到文稿，便将失信于预约读者。三十年代，书店出大部头书，为了借用读者的订书款供作造货成本的一部分，把发行折扣转给读者本身享受，所以预约款仅收书价的七成。实际上，这个做法越过了中间商，出版社和读者直接来往，两得其利。但出版社在这种经营上，先要自己在读者心目中已建立了一个经济上靠得住的形象，否则读者就怕受骗上当。肖乾曾用《话说预约》为题，怀念过去的预约办法，⁽²³⁾我是有此同感的。

伍联德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一九三一年春，孙师毅曾为良友公司主编过一套《中国现代史丛书》，说明先出第一期共八卷。施复亮写经济史，孙师毅写政治史，张心征写交通史，李达写实业史，周予同写教育史，郑振铎写文学史，孙绍尧写法制史，李朴园、梁得所、甘乃光等写美术史。预约广告刊于是年九月号《良友画报》封底，每册四元，全套预订二十二元四角，预告年底全部出齐。这套丛书，作者阵营整齐，声势浩大，是要解决“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重大问题的学术著作。可惜主编者急于求成，大部文稿都未落实，有的如郑振铎的文学史，据我所知，当时根本没有动手，就过早地大事宣传，发售预约，接着“九一八”事变发生，结果近乎落空。到第二年，才陆续出版了《现代中国经济史》和《教育史》 、《交通史》三种，孙师毅也很快离开了“良友”。这部大丛书，是良友试出文字方面成套书的第一回，却失信于读者，使伍联德颇为苦恼。这个前车之鉴，使他对《大系》以预约发行，开始顾虑重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经我拿出事实进行说服，他终于放心了。

另外一件事是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良友大玻璃窗被暴徒击破后，已逐渐成为经常被国民党反动派注意的书店之一。伍联德看到我所约请的作家中，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等著名左翼作家。他就怕广告刊出，发售预约后，将来审查会通不过，又将功亏一篑。而这套书投资大，编选者名单也引人注目，因此要我与审查会先打个交道，把计划和名单送去让他们过目，免得将来被动。我认为店主有此顾虑是合情合理的，我既要实现我的理想，我就得对审查会打个招呼。审查会于一九三四年五月正式成立前，早已规定原稿送审制。良友的文艺书已发生过几次麻烦，我已去设在南市区一座园林建筑名为“也是园”内的审查会打过几次交道。这类事，其他新书业都由店主或经理去的，编辑一般不上前线。良友经理是广东人，他们两位都推说不善讲普通话或上海话，把这件苦差也推给我（也因为出问题的都是我负责的文艺书）。我就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承担了再去闯一次鬼门关。

我大约在十二月初去审查会，接见我的是一般职员。平时去打交道都是为了一部文稿，这次我送去的却是一份编辑计划书和编选者名单，他大为惊异。我说，为了郑重起见，请他先转送审查会主管项德言看看。我并不认识这个项德言，但同业中都知道他的大名。正是他，操纵着每本书刊的生杀大权。他答应送主管人阅后再通知我们，这是一句官话，我便告辞了。过了几天，却出现了奇迹。

穆时英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低我两班。他曾在《小说月报》《现代》等文艺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略有名声，良友也出过他的书。但那时，他在生活上已逐渐堕落，出入歌场舞榭，娶了一个年纪比他大得多的职业舞女为妻；文坛上早已盛传他当了审查官，我还将信将疑。事实上，他已投入项德言的怀抱，在审查会里当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官，与项德言来往极密。我去审查会送计划书以后，大约隔了三四天，穆时英突来良友看我，说我送去的《大系》计划书和编选者名单，项德言已看过，他答应帮忙，但约我去项的家里面谈一次。我说：“这是公事，怎么上他家去谈呢？而且我既不认识他，也不知他住那里。”穆说：“这你不用担心，我把地址给你，明天下午三时，我在他家等候。”我与经理商量后，猜到审查会头头想在《大系》上做文章。经理答允我见机行事，只要他能保证让我们顺利出版，花些钱把这个头头买下来也是值得的。

第二天，我按址在旧县城内“也是园”附近的一座旧式里弄里找到了这个号码。敲门进去，穆时英第一个出来，外地口音很重的项德言迎上前来寒暄一番，一忽儿，穆已不见了。项先对《良友文学丛书》的装帧设计等吹捧一番，接着提到，听说良友稿酬比较优厚（其实当时良友和其他书店一样，一般付百分之十五的版税，但交稿时即可预支一部分），他最近有本短篇小说稿（他曾写过一些东西，否则也不会当上这个审查官），希望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印得漂亮些。稿酬方面，因有急用，拟一次把版权卖掉。我就请他把文稿让我带回，同经理商量，再作答复。他就把一叠薄薄的仅有数万字的文稿给我，我接过来放入皮包中。

然后，他谈到我送去的编辑计划，他说：“整理五四以来十年的旧作问题不大，将来可尽量帮忙；但十位编选者中，有两个人要更换，否则送审时会通不过的：一个是郭沫若，另一个是鲁迅。”我一方面对他答应帮忙表示感谢，但对于他提出要换两位编选者的问题，恳求他加以照顾。他又诉说了一些他们自己是奉命执行，权力有限等等的“苦衷”；最后笑嘻嘻地对我说：“鲁迅的名字，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商量，但郭沫若的名字绝对不行。”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郭沫若写过指名道姓骂蒋委员长的文章，所以上面明文规定，我也无能为力！”

正在此时，我听到穆时英正在楼上和一个女人大声吵闹的声音，也还有一个女人从中劝架。我问项发生了什么事？项说：“穆时英娶了这个舞女，活该倒霉。天天吵架，我们也无法劝说，现在已吵到我们的家里来了。”可见项、穆之间，关系非同寻常。

次日，我向经理汇报了经过，大家大笑起来，这出活把戏，被我们完全猜中了。但这个项德言不但要利，还要名。我怎么可以把他的作品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呢？后来他通过穆要求我们把他的“大作”印出来，署名鲛人，书名《三百八十个》，不入丛书也可以，但要出精装。他这样做，我猜还有他的用意：即使他被人知道敲了书店一笔竹杠，他也可有恃无恐地说，他拿的是一笔合法的稿酬。这几万字小说，经穆时英从中奔走，终于被敲去了五百元大洋。我们提出的条件是鲁迅的名字不动，将来《大系》全部文稿，必须予以照顾，不能有意挑剔。这个诺言，后来总算是遵守了的。

项为了书稿校样和出版事宜，曾用鲛人笔名和我通过两封信，他用的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会的公用笺和公用信封。“文革”期间，我所属单位造反派，把潘公展、项德言、潘孑农三人的来信，都作为我在三十年代与国民党有反革命勾结的罪证，从我那批被抄去的七百多封信中（我习惯于把重要来信收集保藏，潘公展的几封信都是介绍稿件的；潘孑农的信，都是说他的译本《怒吼吧，中国！》的），特意抽出，存在我的档案袋里。一九七七年上海复查工作结束，领导上把这近十封信退还给我，至今我还保存着作为纪念。而茅盾、郑振铎、郁达夫、阿英等大批书简，全部失落，言之痛心。

七

由于审查会的坚决反对，诗集的编选者不得不另请他人。经过我们几个人的商谈，特别是请教了茅盾和郑振铎，改请在北平清华大学的朱自清担任。当时我和朱自清还未建立友谊，我在一九三五年六月间才在北平和他初次见面的。他和郑振铎都在北平执教，这件事，我又函托郑振铎代邀，幸而得到了这位诗人的应允，我立即去信道谢，并送去了约稿合同。这次临阵换将的故事，很少人知道。现在已成历史，补上一笔。为此，伯奇和我分别写信去日本向郭沫若郑重道歉，说明实情后，蒙他鉴谅。最令人遗憾的是一九三六年，审查会因“《新生》事件”关门大吉后，我继续编《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又答应担任《德国集》的编选，又因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发生而计划告吹了。

朱自清在《诗集》中有一篇《选诗杂记》，提到了约稿的经过，他说：“这回《新文学大系》的《诗选》会轮到我，实在出乎意外，郑振铎兄大约因为我曾教过文学研究的功课吧，却让赵家璧先生非将这件事放在我手里不可，甚至说找个人多多帮些忙也成。我想帮忙更是缠夹，还是硬着头皮自己动起手来试试看。”诗集编选人选经此波折，耽误了一个月时间。其他各位《编选感想》都到手了，预约样本也即将编印，诗集编选人既换了朱自清，我便请他从速写段编选感想。他说：“《大系》样本里需要一点编选感想，又要照片，时间很匆促，便草草将《感想》写出…… ”这一段至今不大为人所读到的短文，对研究新诗运动的人颇有史料价值，这篇感想提出了他选诗的准则。他自己说，“他动手的时候并不忘记自己说过的话（按指《编选感想》），假如不曾作到相当地步，那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感想是这样说的：

新文学运动起于民六，新诗运动也起于这一年，民八到十二，诗风最盛。这时候的诗与其说是抒情的，不如说是说理的；人生哲学、社会哲学都在诗里表现着，形式是自由的，所谓“自然的音节”。民十五《晨报》《诗刊》出现以后，风气渐渐转变一直到近年，诗是走上精致的抒情的路上去了。从一方面说，这当然是进步，但做诗的读诗的却一天少一天，比起当年的狂热，真有天渊之别了。

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家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虽然他们的诗理胜于情的多，但是到底只有从这类作品里，还能够看出些那时代的颜色，那时代的悲和喜，幻灭和希望。

为了表现时代起见，我们只能选录那些多多少少有点儿新东西的诗。

朱自清编选的《诗集》，没有按我们要求导言写两万字的规定，而在较短的《导言》外，另写《编选凡例》 、 《选诗杂记》 、 《诗话》和《编选用诗集和期刊》四篇附录，具有他自己的特色。在前几年发表的《朱自清日记》中，有一段写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写的正是他编选《诗集》时期的事。日记中说：“下午进城，访周岂明，借得新诗集甚多。彼曾询以关于选辑《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之意见。待新诗材料搜全后，即开始选辑，约须一年。但苦无多余时间，故拟先就主观评选十七八家，或易成功，但进行此计划或须变更。”⁽²⁴⁾他这天日记中所说的编选方法，后来也写入《选诗杂记》中。他说：“清华大学收的新诗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来。……但是看见周岂明先生的时候，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我决定用我那破讲义（按：指他开课时用的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凭主观选出若干集子来看，期刊却只用《诗》月刊和《晨报诗镌》，这么着大刀阔斧一来，诗集方选成了；要不然的话，咳，等着瞧吧！”从上述文献中，可见当时在北方两位编选者也是互相讨论，如何完成《大系》的编选工作，既要保持质量，又要适应出版社的要求，争取在一定时间内交稿。我去北平初次看望他们两位前辈作家时，《大系》已开始出书了。

关于两卷散文集，我前面已说过，郁达夫是很早约定的；另一位周作人，经我和茅盾交换意见后，虽然朋友中也有不同意见者，我就去信北平郑振铎，一方面征求他的意见，一方面请他像胡适一样，由他代我约请。不久，就得到振铎复信，我就把约稿合同两纸请他代送周作人，另外我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感谢他参加《大系》的编选工作。现在还有周作人当年写给我关于《大系》编选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说：

从郑先生转来合同，今仍将一份寄奉，乞察收。大系规定至民十五年止，未免于编选稍为难，鄙意恐亦未能十分严格耳。有许多材料不能找到，将来尚须请尊处帮助。⁽²⁵⁾

此信署的日期是一月六日（一九三五年）。关于选材下限不宜定为一九二七年，郁达夫也有同样的意见。郁达夫说：“原定体例，是只选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的作品。但被选的诸家，大抵还是现在正在写作的现代作家（除两位已故者外），思想与文章，同科学实验不同，截去了尾巴，有时候前半截要分析不清的。对这问题，我和周先生所抱的，是同一个意见，所以明知有背体例，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作品，也择优选了一点，以便考证。”⁽²⁶⁾

迄今留下的周作人给我的另一封信，写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夜，内容这样：

快信敬悉。散文分选前，西谛亦有以性质区分之说，但事实上甚不容易。达夫来信拟以人分，庶几可行，已复信商定人选矣。因此恐须耽搁时间，拟于二十左右寄呈一部分选稿，以此虑不能有多少成绩耳。人选未完全决定，选稿只能部分的开始，前示所要序文等未能应命，因须全部选定后始可作序文，现在则无从着笔也。⁽²⁷⁾

事情真有凑巧。关于郁达夫和周作人在散文集选材工作上如何分工的问题，郁达夫虽在《散文二集》的导言里，有一段小题为《关于这一次的选集》的文字，叙述甚详。但当时两位编选者之间，如何按人分选的经过，我没有第一手资料。感谢《大地》杂志于一九八一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周艾文收集周作人送他保藏的郁达夫写给周作人的四封信，其中写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的一封，讨论内容正是《大系》两卷散文如何分工的问题。此信对我真是意外的收获。信中说：

一月十三日的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接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赵家璧又有信来，新提意见却并不妙，所以又去信复他，告以已决定的标准了。在这信中，再加上几个名字罢，以后你有所见请通知我，我有所见，当通知你。……

在此信中，郁达夫开列由周作人选的名单为“郁、志摩、庆言（按即刘大白）、平伯、沫若、半农”，后列了一批应加的名单。原属郁达夫选的是：“周、冰心、鲁迅、朱自清、叶绍钧、林语堂”，后加列了十位作家的名字。郁达夫给周作人信的末一节，还说若有第三批人想出，可以互相通知。从此信中，可以想象这两位散文编选者在以“人名决定界限”，是经过郑重考虑反复函商，才作出最后决定的。

这使我回想起，当时我们对散文集的分工，曾有过几种建议，以团体分、以时期分或以南北地区分等种种方法，最后，还是茅盾建议的由两位编选者自己商定。后来他们协商决定以作家分，我们也同意了。周作人在《散文一集》导言中曾说：“对于新文学的散文……要分时期分派别的讲，我觉得还无从说起。……我与郁达夫分编两本散文集，我可以说明我的是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管主观偏见而编的。”他的这种选稿标准也表现在他应我们要求写的《编选感想》里，他说：

这回郑西谛先生介绍我编选一种散文，在我实在是意外的事，因为我与正统文学早是没关系的了。但是我终于担任下来了。对于小说、戏剧、诗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坏似乎知道一点，不妨试一下子。选择的标准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为）能代表作者的作风的，不问长短都要。我并不是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文人很多，我和郁达夫先生是分人而选的，正在接洽中，我要分到若干人目下还不能十分确定。

这段短文中所指“大品小品”，是针对当时左翼作家反对提倡小品文而发的议论，这与郁达夫的《编选感想》中牵涉到另一场论争，都说明一九三四年时文坛上的几次论争，也反映到《编选感想》里来了。

戏剧集请洪深编选得到普遍的同意，认为他是最孚众望的，当时他在复旦大学任教。我们规定每集导言二万字，只有他一人写了六万字，收入剧本十八个。他在《编选感想》中说：

我想写两篇序文，一篇是泛论中国的戏剧运动，一篇在说明这个集子里每个剧本被选的理由，指出各人的作用和成绩。在纵的方面可分为三期：一、最早以新姿态出现，作者的动机胜过于他的技巧；二、技巧相当地追上一段；三、更新的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开始。在横的方而又可分为三类：一、理论；二、剧本的创作；三、舞台上工作。

他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把所有的内容都写在一篇导言里了。

胡适由郑振铎从中介绍后，就由我直接和他联系。开始他还迟迟没有动手，当时他架子之大，是尽人皆知的。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我去北平期间，特去米粮库胡同第一次拜访他。那时，茅盾编选的《小说一集》已出版，我送他一册样书，并敦促他早日把导言写出。不久，他就把文稿交齐了，十月中出书。他最先交来的《编选感想》是这样写的：

我的工作是很简单的，因为新文学的建设理论本来是很简单的。简单说来，新文学运动只有两个主要的理论：（一）要做活的文学，（二）要做“人的”文学。前者是语言工具的问题，后者是内容的问题。凡“白话文学”、“国语文学”、“吸收方言文学的成分”、“欧化的程度”，这些讨论都属于“活的文学”的问题。“人的文学”一个口号是周作人先生提出来的估量文学内容的标准。

这篇短文和周作人的《编选感想》放在一起看，说明他们两人的文艺思想，同《大系》其他编选者相比，唱的是另一个调。

我当时托郑振铎去约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朋友们有两种不同的猜测。有的认为胡适这样的人，不会参加良友出版的《大系》编选队伍。有的人认为，这样一套大书，让他来编第一卷，“正中下怀”，不会拒绝。结果是被后者猜中了。他不但在导论中自吹自擂，还在《逼上梁山》一文中，把五四运动的发生归结为他自己在国外时一次偶然的游戏。他在导言中还说：“所以我是欢迎这一部大结集的，《新文学大系》的主编者赵家璧先生要我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纂，我当然不能推辞。”颇有舍我其谁之意。解放后，通过学习，我对五四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胡适的那套说法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当我听到有人批评《大系》的第一卷不宜由胡适来编选，在第一卷里又没有选入好几位革命作家的重要文章时，衷心有愧。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为《山东师范学院学报》写第一篇回忆史料时⁽²⁸⁾，心有余悸，在文章中对这件事作了自我检讨。后来一位同志劝我：“这大可不必，你既有时代的局限，又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你又能找到什么更合适的人呢？ ”因此，我在这里，一切按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历史如实地摊在读者面前，也用不到我自己来说什么多余的话了。

八

十位编选者确定以后，我去谒见蔡元培，那大约是在岁尾年初，时间快进入一九三五年了。在此之前，我已请求过他二次，一九三二年，为《全国大学图鉴》，一九三三年为《苏联大观》题字。⁽²⁹⁾这一次要求大不相同，除了请他为《大系》写一篇万言总序，放在第一卷《建设理论集》之前以外，我还要请他写二三百字总序提要，编入样本中。那天，我心中有些战战兢兢，怕他老人家年事已高，院务繁忙，设辞见拒。

当我把《大系》规划和编选者名单送给他看时，他仔细地翻阅了一下，他认为像这样一部有系统的大结集，早应当有人做了，现在良友公司来编辑、出版，很好！我们的话题，引起了他老人家的回忆。他为我叙述了他个人在当时所参与的几次大事的经过。他告诉我，他是怎样进北京大学的，怎样为了请思想较进步的教授而受到外界的责难，胡适和林琴南怎样在北大发生笔战等等。他像又回到五四运动初期，风云疾卷的大时代大动荡的日子里，在他慈祥的眉宇之间流露出一层满意的笑容。他还问起我，现在写小说，写诗的作家中，有哪些人是有成就的？他很谦逊地说，因为院务忙，与新文学刊物和作品久焉失掉接触了。正像一位老母亲，对他首先提倡的白话文学，对当时提出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像爱抚自己的儿女一样，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赞许这一出版计划以后，一口答应两件事：先写一段短短的总序提要，再抽空写一篇长序。

蔡元培的《总序节要》很快寄我，文如下：

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期相捋，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废起衰，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希腊、罗马的文化，虽包括哲学、科学、文学与艺术，而要以文学为最著，故欧洲的“复兴”以文艺为主要品。我国固有的文化，如诸子的散文，策士的纵横，风雅颂的诗，楚人的辞赋，都偏于文学方面，故“复兴”时期也以文学为主要品。

欧洲的“复兴”，在艺术上，由神相而渐变为人相。我国的“复兴”，在文学上，由鬼话而渐变为人话。

欧洲的“复兴”，为方言文学发生的主因，我国的“复兴”以白话文学为要务。

欧洲的“复兴”，由十三世纪发起，历三世纪之久，由意大利而渐布于法、德、英等国，由文学而人道主义、科学方法，以达于艺术的最高点。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即新青年所表揭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意大利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个总检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决不是无聊的消遣！

这短短数百字的提要，已把他日后写的万字总序的精神都包括在内了。是年夏，蔡元培去青岛避暑，一大包总序原稿由邮局递来。附寄的一封信里，还谦虚地表示，因天气太热，所以交稿略迟，希望不会因他的文章而影响书的出版期。我记得总序的到手还在胡适的导言之前。

蔡元培总序的最后几句话，较《总序提要》的末一句话又有了发挥。他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午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斐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啊！”就是翻印《大系》的那家香港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又搞了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1928 — 1938》，也是十卷本。在一篇《总序》的最后一段话里，居然把上述蔡元培为一九三五年良友版《大系·总序》里所表示的重要期望，接了过去，自称为是蔡序《大系》的继承者，在海外汉学界中造成了混乱。像法国汉学家保尔·巴迪，对这部所谓“续篇”，还有微辞⁽³⁰⁾；国内学者更不会轻易承认这种自命的继承。我作为《大系》的主编者，有责任作此申明。

为了配合一九三五年三月开始发售预约，征求订户，让读者对这套大书心中有个概貌，由我编了一本《大系样本》，厚四十余页。书前印了我写的《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先说明整理选辑第一个十年间理论和各类文艺作品的重要意义，如不趁早做，“后世研究初期新文学运动史的人，也许会无从捉摸的”。其次介绍十大分卷的内容，为什么每集书前都有长篇导言，而且还有万言总序，目的是为了“使这部《大系》不单是旧材料的整理，而且成为历史上的评述工作”。最后谈了我的希望：“这次我们集合十多人的力量，费了一年余的时间，来实现这一个伟大的计划，希望能从这部《大系》的刊行里，使大家有机会去检查已往的成绩，再来开辟未来的天地。”接着用两个版面，印了蔡元培《总序节要》手迹，十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各占一页，用手迹制锌版，上印近影一幅，下加该集内容简介。此外是书影、预约办法和预约单等。这个样本我自己没有留存，遍找各地图书馆都未如愿，因为这种广告之类的宣传品图书馆和个人都不会长久保存的。

《大系样本》中，我还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为《大系》出版说几句话，也用手迹制版，合编两页。其中作为史料值得一提的，有三四篇短文。住在北平的冰心说：“这是自有新文学以来最有系统、最巨大的整理工作。近代文学作品之产生，十年来不但如笋的生长，且如菌的生长，没有这种分部整理评述的工作，在青年读者是很迷茫紊乱的。”叶圣陶说：“良友邀约能手，给前期新文学结一回账，是很有意义的事。结算下来，无论有成绩，没成绩，对于今后的文学界总有用处。”林语堂说：“民国六年到十六年在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纪元，其勇往直前的精神有足多者。在将来新文学史上，此期总算初放时期，整理起来，甚觉有趣。当时文学未成为政治之附庸，文学派别亦非政党之派别，此彼时与此时之差别，其是非待后人论之。”

林语堂写的后面几句话，与周作人的《编写感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当时正由良友公司出版（创刊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九三五年底停刊）。在这个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的有林语堂，周作人、刘半农等，他们赞扬晚明小品，大谈袁中郎，说什么“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要谈，就是不谈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迫切问题。创刊号卷首刊有周作人肖像一大幅和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鲁迅和左翼作家对《人间世》颇表不满，在《申报·自由谈》和《太白》等报刊上进行批评。我是在林语堂来良友开始编《人间世》时才认识他的。当时文艺界朋友对良友公司会出版《人间世》这样一个刊物颇感不解，过去许多人曾向我提过这个问题，现在这些事都成了历史，我可以乘机把这件史料也带上几句。

对出版画报、画册感兴趣的伍联德，因为两年间在出版文艺书方面也看到有些起色，于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新创刊两种附有插图的文字刊物：由上海音乐学院肖友梅、黄自、易韦斋编的《音乐杂志》 ；由白鹅画社美术家陈秋草、方雪鸪编的《美术杂志》（这两个期刊，都出了几期就停了）。四月起，林语堂、徐、陶亢德来良友编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徐、陶二人负责编辑工作，林不来办公。这三个刊物实行编辑独立，稿费、编辑费由主编包销，订立定期合同。伍联德怎么会认识林语堂的呢？原来伍有一位广东同乡简又文，他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做过文官，当时任南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曾在林语堂编的《论语》上写稿，这个幽默刊物是邵洵美办的时代图书公司所出版，由林与陶亢德二人合编。一九三四年初，林语堂想另创一个小品文刊物，简又文把它介绍给伍联德，他答应下来了。简又文用大华烈士笔名写的幽默小品，常在《论语》 、 《人间世》上发表，并在良友出版过一本《西北东南风》，他也研究太平天国史料。此后曾自编杂文刊物《逸经》，革命烈士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全文，就是由他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弄到后，分期连载于《逸经》上的。

伍联德既有简又文这样的同乡，也有甘乃光这样把创造社老将郑伯奇介绍进良友的同乡。我当时也请甘乃光对《大系》出版写几句，他说：“当翻印古书的风气正在复活，连明人小品也视同瑰宝拿出来翻印的今日，良友公司把当代新文学体系，整理出来，整个的献给读者，可算是一种繁重而切合时代需要的劳作。”我听说甘乃光曾向伍联德谈过，他不喜欢良友公司出版《人间世》这样违背时代潮流的刊物。一年多后，《人间世》的停刊，销路跌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伍联德对这个刊物逐渐失去兴趣，甘乃光的进言起到一定的作用。

九

《大系》一九三五年三月开始在各报刊登发售预约广告，年底出齐。初版全部布脊精装，由汪汉雯负责装帧设计，宣传广告也由他负责，十卷约五百万言，初版二千部，很快订出。五月十五日出《小说一集》，开了第一炮，反映很好。七月出两种，八月出三种，十月出三种，眼看最后一种《史料·索引》年内可出齐，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

阿英编的《史料·索引》篇幅多，工作量大，他是分批交稿的。二月十九日，阿英的老父突然在静安寺赵家桥家里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拘捕。因阿英正好外出，幸未落入敌手，而老父被作为人质。阿英既无法回家，他的稿件和材料都在家中，我们只好等待了。这就影响了良友公司对预约者的信用问题，而我们又不能向读者说清事实。当时我的心情，焦虑忧急，束手无策。不久事情幸告解决。有一天，阿英突然来良友编辑部，我和伯奇看到他出现在我们眼前，真是惊喜交集。知道他已平安无事，我们也就放心了，便催他加速了结他的史料集。一九三六年二月，《史料·索引》终于由装订作送来了样书。这样，酝酿于一九三四年的一个理想，至此终于全部实现了。

在全书没有出齐时，因预约户超过初版印数，又把精装本再版两千部。一九三五年九月，为适应学生读者，加印白报纸纸面精装普及本二千部，售价每套减为十元，预约仅七元。同时我又编了一本《大系三版本样本》。这个厚六十页的样本中，除分别介绍十个集子的内容外，又加了《舆论界之好评摘录》，把当时《申报》 、 《大公报》等全国各地七种大报的评语，摘编四页，并把《文学》的评语列在最前面。还用二十五页篇幅，把九卷的全部目录（除《史料·索引》）编入，供预约者参考。这一样本，和第一次样本一样，我早已不留，连当时曾有过普及版样本这回事，也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今春我准备写此文时，上海书店毕青同志从大堆旧书中为我找到一册，对我来说，真是如获至宝。这些样本，当时仅供作宣传广告用；时隔半个世纪，今天，也已成为珍贵的史料了。

当时我所以把《文学》上的评语列在最前面，因为《文学》是傅东华编的权威性刊物，茅盾和这个刊物关系密切，他曾用各种笔名为它写书评；别人写的书评，他也都过目。这篇书评把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同《大系》相提并论，题为《最近两大工程》。评语中有一段话值得录下：“《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这个用意是很对的。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各人看法不同，自亦难免，所以倘使有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选集’中窥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貌，那么倒反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或许他一定能够满意。《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伟大企图，全书十册……开头还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颇长的总序。倘使拿戏班子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匀称的。”⁽³¹⁾我认为这段评语，在当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茅盾写给我的信，发表在《现代作家书简》中的，还有一封也与《大系》有关信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写的：

顷见本月二日《社会日报》之“十字街头”一栏有“四马路来”一篇，内谓良友出版之《新文学大系》第二集由茅盾负责编，然“茅盾忘记年代”，因“当然不能没有自己和丁玲的作品”，而“一九二五年以前，实在自己和丁玲的作品决没有被选的可能，于是变通办法，将一九二五年以后的作品都选进去了”。此一段话不合事实：一、茅盾所编为小说一集，非二集；二、一集中并没有自己和丁玲的作品。此虽细事，但事实不容错乱，弟以为贵处似可用公司名义去一更正信，若兄以为小报消息，本来不尽不实者居多，拟置之不理，弟亦赞成也。

今天重读此信，这也属于社会反应之列。当时上海出版的小报，各有背景，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经常向革命的或进步的作家脸上抹黑，有时故意造成混乱。我收到这封信以后，曾去信茅盾，认为还是“置之不理”为妙。但这封来信，却证明这位小报记者根本未看原书，妄加评论。而专选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小说一集》，虽然收了二十九家五十八篇小说，独独不选编者自己的任何一篇作品。这位前辈作家虚怀若谷，多么令人钦佩；而那位小报记者的攻击，真正地扑了一个空。

十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良友图书公司因地处战区，损失惨重，随即宣告破产。一九三九年一月，改组为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编辑部由我负责。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发生，随后，日寇入侵英法租界，“孤岛”时代的上海，从此结束。十八天后，良友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生活、光明八家，同遭日寇查封。此后，先迁桂林，后搬重庆。到一九四五年春，眼看日帝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我便在心中筹划着如何胜利返沪后，在重建良友文艺出版事业方面打开一个新局面，既要继承三十年代的旧传统，又要有些新的发展。于是经常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几位负责人和主要作家，商议胜利后的出版计划。当时文协主持人老舍和我同住北碚，例假日我从重庆回北碚探亲，常去那座原属林语堂所有的小洋楼里看望老舍。我说，我回去后，将继续编辑出版成套书，三十年代拟出的《志摩全集》中途被商务拿去，至今未出，一直耿耿于怀，我将来仍要出版几位重要作家的文集或全集。老舍就答应让良友出《老舍全集》，《四世同堂》就是在这个默契下先把原稿交我的。

我那时想得最多的是《大系》的续篇如何编。想想蔡元培的总序和茅盾的《编选感想》中，前者认为既编了第一个十年的，那么将来还可续编第二个、第三个十年的；后者称《大系》为第一辑，那就希望我们续出第二、第三辑。我国的全面抗战开始于一九三七年，那么，第二辑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起到一九三七年全民抗战爆发为止，正好称为第二个十年。这十年是革命文学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的史料整理工作，只能待诸来日，在重庆是无从作什么准备工作的。但日寇末日，即将来临，如果把抗战时期全国文学界的理论和作品，按《大系》体例编为第三辑，出套“抗战八年文学大系”，先把组稿工作做好，再乘留渝期间，把这几年中各地出版的资料先搜集到手，以便供应编选者，那么，胜利回沪，即可编辑出版。我当时和“文协”秘书梅林商谈，“文协”掌握大量资料，包括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三个部分。这些资料，大部分出版物都是当地土纸印刷，质量差，印数少，如不在战时立即着手搜集，过几年就无从寻找了。我先把史料集的编辑工作，也就是资料的搜集工作，请梅林担任，他答应了。由于决定《大系》第一辑命运的第一个关键性人物是阿英，我凭了这个经验，约定梅林以后，我才敢迈出第二步。这里，我要向梅林同志表示歉意：一九五七年我为《人民日报》写《编辑忆旧》时，因为他与胡风事件有牵连而蒙上了不白之冤，我的文章中不得不把他的名字删去了，到一九七九年《新文学史料》转载此文时，才补了上去。

我得到梅林的支持后，开始在重庆与老舍、巴金二位商量，请他们在如何把抗战时期的《大系》续篇编好出出主意。重庆时期，与我来往最密切的作家就是他们两位。老舍答应担任报告文学集的编选，这是《大系》第一辑中所没有的。巴金不愿担任这类工作，但当原来请定担任诗集编选的闻一多，因教务繁忙来信辞去时，幸赖巴金的帮助，代我邀约李广田担任。当时李广田和闻一多、朱自清都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一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同老舍商量时，他主张小说集还是请茅盾担任，理论集可请郭沫若。我认为这两位前辈作家如能来参加编选，那就增强了我们的阵营。但我对郭沫若，三十年代当他寓居日本时，良友公司曾两次邀请过他担任《大系》和《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内两部书的编选，都蒙他复函同意，而两次都告吹，我实在无颜再去找他来担任《大系》第三辑的编选。老舍就说：“我与郭老见面机会多，我来替你去请他吧！”过了两周，我回北碚探亲度假，去看望老舍时，他高兴地告诉我：“郭老已同意，你自己去天官府联系吧。”我去看望郭沫若时，先向他表示了万分的歉意，他说，他了解当时的情况，他也能体谅我和伯奇的处境。当我请他担任理论集编选时，他说：“如果你们真有意思要编抗战时期的《大系》，我来试一试吧！”郭沫若答应编第一卷，给了我极大的勇气，我决心要把“抗战时期”的同“第一个十年”的一样编好。

散文集请叶圣陶编选是我去请求他时，他就一口答应的。那天，他还对《大系》说了几句赞扬的话。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在北京时，曾和丁景唐同志一起去东四八条看望叶圣老，想请他编选《大系》“第二个十年”的散文集，他因年老体弱，推荐吴组缃担任。我和他谈起重庆时期的旧事，他还清楚地记得。戏剧集仍请洪深担任，他在北碚复旦大学执教。我回北碚探亲的例假日，渡河去复旦找到了洪深，他不但答应编选，而且提出戏剧集应扩充为二卷，因为抗战时期，重庆、桂林、昆明、延安、上海等地，有大量的优秀多幕剧出版或上演，这和“第一个十年”时期大不相同，那时独幕剧较多，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我同意他的意见，把戏剧集分列两卷。这样，《大系》的第三辑，副题为《抗战八年·1937 —1945》，包括理论集、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集、诗集、史料集各一卷，戏剧集二卷，共八大册。

茅盾当时住在唐家沱，有时也来重庆，他对《大系》是有感情的，他在三十年代就寄希望于良友能把它继续编下去，是他称“第一个十年”为第一辑的。所以当我专程去唐家沱告诉他，我们准备在重庆把《大系》第三辑，抗战八年的八卷本进行组稿工作时，他是所有约请的编选人中，反应最强烈，情绪最兴奋的。我为此事，在重庆和唐家沱几次请教过茅盾，对其他各卷编选者也征求了他的意见，他像一九三四年时一样，替这第三辑计划作了种种设想。他也关心到这样一套战时制定的编辑计划，将来抗战结束，国内政治局面如何，还不能预料，良友迁回上海，是否会一帆风顺地（我曾把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内部纠纷告诉过他）按计划进行呢？他说，到了那时，各位编选者也会东西南北，分散四方，各奔前程的；这和三十年代大家集中在上海比较稳定的时期，不能相比。所以他要我稳步前进，不能把前途看得太乐观。因此，他认为签个约稿合同可以，预付编辑费之类没有必要（三十年代我们这样做过）。他说，朋友们还是对你这个编辑有信任，几个预支稿费是起不了约束作用的。茅盾的这一预见，事后证明非常英明。抗战胜利，我于一九四五年除夕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因股东内部纠纷，无形停业，这个计划根本流产了，老舍也在这年与曹禺去了美国。

我接受了茅盾的劝告后，我就约请在渝的编选者在重庆曾家岩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一顿饭，同时把约稿合同分别签订了。我回到上海时，皮包里就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叶圣陶、洪深、李广田、梅林亲笔签署的七份约稿合同。此外有一包从书刊上撕下的一叠稿件，那就是茅盾在我离渝前交给我的《小说集》选稿，还有他亲笔写的一张选目单。我记得那些原始资料是我从梅林那里借来送给茅盾阅看后，由我按茅盾的选目，再去找了原书来（当时在渝尚可买到），一篇一篇撕下集中保存的。预计一旦《大系》第三辑计划实现，最先送到读者手中的，又将是茅盾所选的《小说集》。茅盾对《大系》第三辑出版计划的热情支持，这份选目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在其他编选者均未动手时，已第一个把小说集选目初稿送给了我，内分五类，入选三十五篇。这些资料，解放后我一直保存着。

一九七五年我为《人民日报》写的回忆文章中，我说到过这件事。姜德明是位有心人，事后曾来信要我把这份选目寄他看看，据姜德明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写的文章中说：“后来，我请赵先生将原目寄来一阅，随手记在笔记本里，原件早已归还赵先生。茅公逝世后，我忽然想到这份选目，但却记不得记在何处了。我以为这份材料最好由赵先生出来说明才好，因即写信询问此事，并请他动笔，信发出后到今天未见回信，也许他在‘十年浩劫’中早已丢失了原件。”⁽³²⁾姜德明同志的来信，猜中了原件丢失的原因，也引起我对这份选目的重视。编选者已离开了我们，但抗战时期短篇小说的选编工作将来肯定有人会做，那么茅盾的选目，其参考价值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便写信问专门研究茅盾作品的翟同泰同志，他写过《茅盾同志答客问》。我还记得大约在一九六二年左右，翟同泰曾访问过我，记下了茅盾与我交往的资料，也曾把这张选目抄去。后来姜德明自己找到了他的笔记本，而翟同泰寄我的记录更为详尽，因为他把每篇小说的出处都录下了。

我这篇“说来话长”的文章已写得太长了，但从史料角度看，正如姜德明文中所说，由我来第一次向读者公开这份茅盾选目，也许还不算是浪费篇幅的。那么，我就用这份选目作结束（见附录），用以表示我对茅盾同志的感谢和哀思。因为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是《大系》第一辑和第三辑的积极支持者，都是第一个交稿的编选者，一直到他八十年代逝世前不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还为《大系》说了不少美好的语言。他真是所有编选者中，对我帮助最大，对《大系》出力最多，为期最长，感情最深的前辈作家。现在，所有十位编选者和一位总序作者都已先后成了古人，而当时仅二十五岁的我，也已成为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他们所完成的十卷本《大系》的辉煌巨著，虽历经沧桑，既已按原样大量影印，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在继续编印“第二个十年”的《大系·1927 — 1937》，此后还要编《大系·1937 — 1949》。这些续篇，都是我们当时所殷切盼望着有人来做下去的工作。时隔五十年，这些新文学运动的宝贵遗产，在党的领导下，正在有组织地分期分批地做好整理、编选和写序工作，这将在国内外发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肯定会远远超出三十年代《大系》的质量。这是最足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蔡元培、茅盾等前辈作家的。我在这里，真诚祝愿上海文艺出版社早日胜利完成此项光荣任务！

1983. 10. 10.

附录：

茅盾编选《抗战八年小说集》选目

（1945年）

一

张天翼：华威先生（《小说五年》第一册）

老　舍：恋（《贫血集》）

巴　金：某夫妇（《还魂草》）

鲁　彦：陈老奶（《小说五年》第二册）

罗　荪：未发的书简（《秋收集》）

王冶秋：青城山上（《青城山上》）

王统照：华亭鹤（《华亭鹤》）

梅　林：婴（《婴》）

二

东　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缺）

姚雪垠：差半车麦秸（《小说五年》第一册）

芦　焚：无言者（《无名氏》）

刘白羽：破坏（《太阳集》）

吴奚如：肖连长（《小说五年》第一册）

影　质：到前线去（《煤矿集》）

荒　煤：支那傻子（《小说五年》第三册）

丁　玲：我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

罗　烽：荒村（《横渡》）

三

骆宾基：大上海之一日（缺）

艾　芜：意外（《荒地》）

徐　盈：向西部（《小说五年》第三册）

薛　汕：居心（《小说五年》第三册）

沈起予：王婆的悲喜（《小说五年》第二册）

罗　洪：鬼影（《鬼影集》）

沙　汀：在其香居茶馆里（《小城风波》）

靳　以：别人的故事（《众神》）

肖学岩：牺牲精神（缺）

茅　盾：委屈（《委屈》）

四

郭沫若：月光下（《小说五年》第三册）

葛　琴：药（《磨坊》）

杨　刚：桓秀外传（《桓秀外传》）

曾敏之：孙子（《拾荒集》）

路　翎：卸煤台下（《青春的祝福》）

碧　野：灯笼哨（《远行集》）

五

庄启东：夫妇（《夫妇》）

刘白羽：一个和一群（《太阳集》）

原刊于《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