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师生文学批评与新文学精神传统的传承

第三节　大学师生文学批评与新文学精神传统的传承

一

事实上，这种对“文学者的态度”的强调，正是新文学也就是校园文学批评队伍从一开始就着重强调的一种观念。甚至可以这样说，五四新文学的发起倡导就是从对文学态度的重新定位开始的。

作为正式发起新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的作者，胡适在此前的“民国五年十月”寄给《新青年》编者陈独秀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其中前五项是“形式上之革命”，可以不论，后三项所言“精神上之革命”，则正是对一种文学态度的张扬：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³²⁾

如果说胡适这里的说法还不够明确，那陈独秀稍后在“文学革命军”大旗上“大书特书”的“革命军三大主义”，意思就要显豁多了：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³³⁾

这里的“阿谀”、“立诚”，所指显然就是不同的文学态度。

当然，无论胡适还是陈独秀的文章，都是一种近于标语口号式的宣言文字，不免有为引人注目而过甚其辞之处。而陈独秀和胡适虽然是文学革命最初的倡导者，但他们其实并未对文学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也并未就文学问题发表特别深入的意见。真正对初期新文学作出重要理论贡献的，是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

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周作人首先主要是以理论批评确立了他在文坛的地位的。前引胡适在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对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之历史地位的强调是一个证据。⁽³⁴⁾在胡适之前，1934年1月1日创刊的《文学季刊》的《发刊词》第一句就已经这样说道：“胡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了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学》奠定了新文学的建设基础。”⁽³⁵⁾比胡适的话说得更加明确。甚至直到周作人已经因汉奸罪被判刑入狱的1948年，王统照还在回忆1921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革新号时这样论及周作人的另一篇文章：“对于这一期里的文章不必多加评述，但《圣书与中国文学》确是到现在还是一篇罕见的论文。那时周岂明（自然还无此称谓）的清朴平澹的文学论文，实是领导一班对西洋文学认识尚浅或无综合理解的青年，使之走向文学的正途。我们知人论世须有分别，以后的如何殊不能抹煞其博学与优美的文章。”⁽³⁶⁾而这也和左翼作家阿英对周作人的评价是一致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干部之一周作人，在初期，是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以至于介绍世界文学的译家而存在的。他的论文《平民的文学》（1918）、《人的文学》（1918）、《新文学的要求》（1920），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文学上的主张，对于当时的运动，也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自己的园地》（1922）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³⁷⁾“奠定了新文学的建设基础”，“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这是对周作人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的肯定，自然也是对校园文学批评在新文学发展中的功用的肯定。

事实上，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能够得以确立，在胡适和陈独秀提出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口号之后，主要还是由于有了周作人对文学上的很多具体问题的理论倡导，当然更是由于有了鲁迅的天才创作。五四之后，蔡、陈、胡三人已经很少再来就新文学发表什么意见，因而对新文学发展的实际影响已经很小了。故而，论及“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实在是以周氏兄弟的文学成就为最高，贡献最大。而且，除了文学成就之外，值得一说的还有一点：周氏兄弟在辛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文学活动，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属于新文学作家中的老前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有他们各自无与伦比的作品在。

因此，正如王统照在周作人已经因汉奸罪被判刑入狱的1948年还著文肯定周作人的文学影响一样，同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郑振铎，在1946年发表的《惜周作人》中也这样郑重其事地指出：“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郑振铎之所以这么说的理由是：“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地，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³⁸⁾郑振铎在这里对周作人的评价实在是够高的了，但也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从1917年开始兴起的中国新文学，在第一个十年当中虽然出现了很多作家作品，曾经在当时引起轰动的作家作品也不在少数，但是，这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真正能够凭其文学上独立的思想与审美价值流传的很少。初期的白话诗与“问题小说”，以及早期话剧，均是初创的文体，一般的写作者又多是青年学生，无论人生阅历和写作经验都很幼稚，因此，看似热闹的早期新文学并没有留下多少深具思想和审美价值的作品。而那些曾经活跃一时的作家，如胡适、郭沫若等人，很快就为各种原因暂时或永远离开了新文学创作，另外如冰心、郁达夫、汪静之、朱自清等人，在一时的轰动之后也渐趋沉寂。所以，到了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活跃于文坛的是一批新出现的作家：茅盾、老舍、沈从文、巴金、曹禺、艾青等人，其中除茅盾在五四时期以文学活动家和批评家“沈雁冰”的身份非常活跃之外，其他人均是到了这一时期才写出他们较为成熟的作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说到何以不选梁实秋、沈从文等人作品时就曾指出，他们的“大部分著作都在民十五以后，所以不能收在这一集里”。而那些属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作家，现在依然活跃在文坛的几乎是只有周氏兄弟二人了，只有他们还葆有不变的创作热情，一方面是艺术上更加炉火纯青，一方面是思想立场渐趋稳定。因此，正如郑振铎所说，他们成了30年代文学中的“巨石重镇”。

然而这两个“巨石重镇”却是各自“在文化界树一风格”（郭沫若语），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学阵营。简单地说，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坛有着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两个不同的文学中心：在北方，是以北平为中心的一派偏重文学的独立性及其审美价值的作家；在南方，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派偏重文学的社会性及其现实功用的作家，包括左翼作家和那些偏向商业写作的作家，以及那些影响很小的亲近政府的作者。南方文坛自然是以左翼作家为主体，鲁迅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北方文坛则主要由一批学院派自由作家组成，周作人为其中的一个领袖人物。当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文坛都不是只有一种文学主张占据统治地位，两个文学中心的内部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总体而言，南方文坛与北方文坛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则也是显然的。这种南北的差异，在从1933年开始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就是在这个几乎等于“南北之争”的“京海之争”中，分居南北文坛领袖地位的鲁迅和周作人却都没有怎么参与。周作人虽然早于1926年就曾经在《上海气》（收《谈龙集》）中对上海的社会和文化风气进行过批判，30年代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学的文学主张也有过多次批判，在“京海之争”中却基本是保持了沉默；鲁迅虽然曾经就“京海之争”写过《“京派”与“海派”》（收《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收《花边文学》）、《“京派”和“海派”》（收《且介亭杂文二集》）等文，却又是对两派一样地有所批判，就是挑起“京海之争”的北方作家沈从文也在《论“海派”》一文中明确表示鲁迅是“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但是，鲁迅在1935年发表的《“京派”和“海派”》中却将周作人划入“京派”的阵营：“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³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这位“题签”和“打头”的“真正老京派”，所指正是周作人：1935年出版的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封面由周作人题签；而在1935年4月5日出版的《文饭小品》月刊第三期，第一篇文章是“知堂”即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最末一篇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说明周作人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地位。也许正是因此，当时的人们才会将周作人视为“北方文坛盟主”。

二

但是，当同为北方重要作家的沈从文在文章中用“北方文坛盟主”这个名号来指称周作人时，对周作人持的却是批评的态度。在沈从文1934年4月出版的《沫沫集》中，第一篇题为《论冯文炳》，开篇就提到了周作人：“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这里所称赞的是周作人“五四以来”的影响，是过去的事实。但是在文章中间，沈从文在批评废名时说道：“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等散文糅杂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在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所谓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⁴⁰⁾这里对周作人尤其是废名的批评可以说是很严正的。沈从文此文末尾所系的写作日期是“七月二十一日”，应该是作于1933年，也就是他和杨振声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期将周作人文章排在首位的大约两个月前。这样看来，沈从文虽然对周作人此时的文学选择、趣味倾向不太认同，对其“北方文坛盟主”的地位还是承认和尊重的。1934年11月出版的《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巴金的小说《沉落》，⁽⁴¹⁾隐含的意思就是对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的批评；沈从文因此写信给巴金，为周作人等人辩护，后来又将其中的一封信以《给某作家》⁽⁴²⁾的篇名发表在1935年12月出版的《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显然，就文学选择来看，沈从文对周作人的认同比对自己的朋友巴金的认同还要多一些。⁽⁴³⁾而周作人对沈从文也特别欣赏，1935年1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第19期上刊有周作人所列“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共三种，前两种均为外国著作，希本著《木匠的家伙箱》和蔼理斯《我的告白》，第三种就是沈从文著《从文自传》，是周作人1934年所“爱读”之唯一的中文著作。

沈从文是30年代“北平文坛的重镇”，⁽⁴⁴⁾他对“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及其得意弟子废名的批评，的确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对周作人“五四以来”在文学上的影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所批评的“周作人、俞平伯等等散文糅杂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实际上是对他们30年代的“趣味化”倾向的批评，是对其文学态度的指责。这一点，他在此文的后半部分表达得更为明确：

［废名］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长年的教书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于自己所习惯爱好的形式，故为周作人所称道的《无题》中所记琴子故事，风度的美，较之时间略早的一些创作，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的美。至《莫须有先生传》，则情趣朦胧，显露灰色，一种对作品人格烘托渲染的方法，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⁴⁵⁾

有意味的是，在沈从文写作《论冯文炳》的数年之前，废名也就是冯文炳在1930年10月27日出版的《骆驼草》第25期上发表有《随笔》一篇，其中有这样论及沈从文：

暑假中在一位友人处见到今年的《小说月报》一号上面载的沈从文先生的一篇小说《萧萧》，文章是写得很好的了，我一口气读下去，读到篇末叙述萧萧姑娘渐渐感到生产之期，人家容易看出她的腹部变化，虽是几句话，（原书不在手头，无从征引）我却替这篇文章可惜了，而作者的主观似乎也揭示给我们了，我以为那不免有点轻薄气息，也就是下流。作者的思想到底怎么样？他对于他的主人公到底取怎么一个态度？是不是下笔时偶尔的忘形了？我不禁要推想。⁽⁴⁶⁾

指为“轻薄”、“下流”，这批评不可谓不重，显见得废名对沈从文的创作态度是何等的不能认可。但是，在此文的最后，当废名正面提出自己对理想文学创作态度的期许时，所言却与沈从文相差不大：

再往高处说，下笔总能保持得一个距离，即是说一个“自觉”（Consciousness），无论是以自己或自己以外为材料，弄在手上若抛丸，是谈何容易的事。所谓冷静的理智在这里恐不可恃，须是一个智慧。⁽⁴⁷⁾

而更加有趣的，是废名在这篇《随笔》中批评的另外一位作者是在上海写作小说的施蛰存，他说：

我觉得施先生的文章很不免有中国式的才子佳人气，或者也就是道学气，或者也就是上海气吧。……我从文章看来，觉得作者实在是被动于许多概念，没有达到造成艺术品的超脱心境。^③

与之构成对照的，是沈从文在1935年发表的《论穆时英》中将废名与典型的海派作家穆时英相提并论：

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⁴⁸⁾

仔细比较废名与沈从文的批评文字就会发现，尽管他们在文章中对对方的作品各有指责，但在否定之后所宣扬的文学态度却是大致相同。如果暂时不顾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则他们几乎可以说是在做着一个相同的工作，即坚持要以“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冷静的理智”态度从事创作，反对“极端”的“无节制”的文学态度，以及“供个人写作的怿悦”的“趣味化”倾向。

前文已论及发生在《文学季刊》和《水星》杂志上的“京海合流”是基于共同的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接受继承，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中谈及《文饭小品》时所说的“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⁴⁹⁾其实也是对“京海合流”的另一种形式的命名，只不过一在北平一在上海罢了。在这种“京海合流”的大趋势下，沈从文文章所批评的周作人和废名、穆时英，与废名文章所批评的沈从文和施蛰存，除穆时英是典型的海派作家并且很快就不再活跃之外，后来都成为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作者。

发表《随笔》的1930年，废名刚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一年后再入北大执教；发表《论冯文炳》的1934年，沈从文一年前刚从青岛大学的教师岗位上下来，正与杨振声一起在北京从事中小学教材编选工作。虽然发表文章时二人均已不在大学校园之内，但均为和大学关系密切的人员，他们所持守的文学态度，正是校园文学队伍也就是五四新文学所一再张扬的文学态度。这一点，在沈从文其后的另外一篇文章中表达得最为明确：

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是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一件庄严的义务。我们必须努力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建设一个观念，一种态度，使作者从“商场”与“官场”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作品不当作商品与官场的点缀品，所谓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方有机会表现。而且这种作品中所浸透的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的批评精神，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⁵⁰⁾

写作此文的1940年，沈从文已经在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执教，再一次成为校园文学队伍中的一员，并且继续其热心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此时就正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

谢泳在论及西南联大与沈从文、汪曾祺的文学关系时有过这样一段总结：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一向很注意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认为文学的发展无论哪一种思潮流派都与新文学的传统分不开，我们在强调新文学的传统时，对于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新文学传统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所以常常把新文学的传统泛化，只要想抬高作家和流派的地位，总要将新文学传统拉上，其实文学传统和学术发展的承传有相似性，不进大学很难把握传统的真谛。⁽⁵¹⁾

这也正是对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传统之间关系的一个深刻总结，已经为已有的文学史实所一再证明。

【注释】

(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3页。按：台湾学人苏云峰在研究清华校史时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述，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8：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1—24页。

(2)②③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页、第3—4页、第24页。

(3)邵滢：《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化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159页。

(4)施蛰存：《〈宋元词话〉序引》，见《施蛰存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89页。

(5)李鸿章光绪元年（1875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语，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45页。

(6)《文学周报》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初名《文学旬刊》，1921年5月10日创刊，1923年7月30日改名《文学》（周刊），附《时事新报》发行，1925年5月10日再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后又由开明书店、远东图书公司印行，至1929年12月22日出版第280期后停刊。另有在北京由文学研究会北京分会创办的《文学旬刊》，附《晨报副镌》发行，1923年6月1日创刊，1925年9月25日出版第82期后停刊。

(7)“北京大学丛书”前五种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陈大齐《心理学大纲》、周作人《欧洲文学史》、陈映璜《人类学》、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据王涵：《“北京大学丛书”：中国最早的“大学丛书”》，见《中国教育报》2007年12月27日第5版。

(8)沈从文：《对于这新刊物诞生的颂辞》，初刊1936年12月1日《青年作家》创刊号，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20—121页。

(9)长虹：《走到出版界》，泰东图书局1929年版，第85页。

(10)沈从文：《文运的重建》（1940年5月1日作），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80页。

(11)当然，对政治功利主义、商业化倾向以及趣味消闲主义的批评是所有坚守五四新文学传统者的共同立场。1930年9月20日，已经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有言：“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则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为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在又消沉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242页。）说的正是这些空喊“无产文学”的人之有害于“新文学”处，实亦即指其背离了新文学传统也。

(12)邵滢：《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化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159页。

(13)林贤治：《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9页。

(14)沈从文：《记丁玲·续集》，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14页。

(15)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6—7页。

(16)钱谷融：《序》，见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3页。

(17)秦艳华：《现代出版与20世纪30年代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18页。

(18)《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538—539页。

(1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作），见《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2页。

(20)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46—53页。

(21)沈从文：《论“海派”》，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54—58页。

(22)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52页。

(23)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见《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96页。

(24)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见《朱光潜全集》第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491页。按，《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8月25日出至第166期停刊，1935年9月1日改名《文艺》，由萧乾主编，沈从文协助，而《文学杂志》1937年5月创刊，所以，沈从文和朱光潜任主编的时间有先后，朱光潜这里的说法不太准确。

(25)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9月版，第55页。

(26)周立民：《研究巴金也要“走出巴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

(27)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读书》，1983年第10期。

(28)参见钱理群：《一个乡下人与两个城市的故事——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文汇报》，2006年3月15日。

(29)《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43页。

(30)秦艳华：《现代出版与20世纪30年代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47页。

(31)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46页。

(32)胡适：《寄陈独秀》，见《胡适文集》第二卷“胡适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5页。按：此文发表于191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胡适在文章后面所署的写作时间是“民国五年十月”，如此日期不误，则本期杂志是延迟出版的。

(3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6页。

(34)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见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5年版，第18页。

(35)《发刊词》未署名，应该是由主要编辑者郑振铎或章靳以撰写。

(36)王统照：《二十七年前的〈小说月报〉革新号》，见《王统照全集》（第六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179页。

(37)阿英：《周作人的小品文》，见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版，第102页。

(38)郑振铎：《惜周作人》，见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国难声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95页。

(3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京派”和“海派”》，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13页。

(40)沈从文：《论冯文炳》，见《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45页、148页。

(41)巴金：《沉落》，见《巴金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2)沈从文：《给某作家》，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20—224页。

(43)巴金：《怀念从文》，见《再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44)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一）》：“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人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45)沈从文：《论冯文炳》，见《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50页。

(46)废名：《随笔》，见《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105页。

(47)③　废名：《随笔》，见《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106页。

(48)沈从文：《论穆时英》，见《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33页。

(4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京派”和“海派”》，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13页。

(50)沈从文：《文运的重建》（1940年5月1日作），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83页。

(51)谢泳：《西南联大与汪曾祺、沈从文的文学道路》，见《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