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出版，呈现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它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先进性、创造性和革命性，这是新文化运动对出版业的一种要求，是一种文化性追求的判定尺度，更是出版界呼应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姿态。新文学成为文学出版的主流，与文学革命的深入有关，更与新文学创作的繁盛分不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的繁荣是在“五四”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五四”新文学的出版者首先是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一时的还是长久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借助出版这种有效的言说方式来宣传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追求和文化追求，同时，在文化形象的自塑中体现了文化商人的价值。“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出版不仅为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特有的文化品格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
一、《新青年》《新潮》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上演了一场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所引发的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现代出版业站在商业立场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尝试新的出版领域，间接催生了“五四”新文学。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本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刊物，完全是在出版业的支持下创办的。1915年，在政治上屡遭失败的陈独秀认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但苦于没有传播启蒙思想的阵地，于是他利用与亚东图书馆的关系，与总经理汪孟邹商量“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让汪孟邹“认真想法”。但“当时亚东图书馆生意不好，又正在印行《甲寅》杂志，经济上甚为棘手”，“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与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1]。如果没有亚东图书馆的介绍，没有群益书社的同意接受，就不会有《新青年》的创办，或者说至少不会这样顺利。汪孟邹的合伙人汪原放在后来回忆说：“如果介绍到群益，又不同意接受，那么，仲翁想出的‘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的一个杂志，就决不能在‘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十五日’问世了。”《新青年》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但群益书社坚持下来了，“愈出愈好，销路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2]。
《新青年》诞生在中国外患丛生、内乱频仍、社会黑暗、时局险恶的时代。时值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活动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重新选择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那就是以新文化的传播来实现革新政治的目的。而所谓“新文化”思想便是以道德和文学上的革命为主题。
1919年初，北京大学的一批进步文学青年创办了《新潮》杂志。《新潮》的创办和出版，起初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支持，一切都很顺利。但后来因为事务繁忙，便想找一家出版社代为经理。陈独秀、胡适写信给亚东图书馆商议此事，亚东图书馆“就一口应下来，毫不推辞地担当起来了”[3]。
《新潮》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功效上都和早期的《新青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先行后续的关系。相对于《新青年》而言，《新潮》的文学性要显著一些。当时北京大学“新潮社”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界的栋梁，比如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等人成为文学革命中期的重要人物。《新潮》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最重要的就在于文学理论上的探索。周作人不仅对新文学运动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重要见解，而且积极倡导“人的文学”及“平民文学”。在先驱者的推动之下，《新潮》上出现了汪敬熙、杨振声、叶绍钧等一些新的小说作者。新小说自1918年开始登上文坛，在几年中，就能取得鲁迅称之为“上海的小说家（指旧派小说家—引者）梦里也没有想到过”的成绩[4]，这正显示了新文学的巨大生命力。《新潮》上新诗的作者有康白情和俞平伯等，他们的诗写景细致，设色清丽，较多地显示了白话诗活泼清新的长处。
严格说来，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支持《新青年》的创办、接受《新潮》的印行，并不是在直接进行新文学出版的实践。且不说《新青年》《新潮》压根就不是纯文学刊物，单就出版社接受它们的动机而言，从经营的角度讲，就不是赔本买卖。群益书社出版、印行《新青年》，预先议定只支付每期编辑费二百元，不长时间，《新青年》就发行一万多册。至于《新潮》交予亚东图书馆经理，据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回忆说：“我们经理发行《新潮》，是从重排重印它的第一卷第一至五册（订正三版）开始的。《新潮》第一卷是1919年1月至5月出的，初版早已卖完了，再版出来，不到半月，也卖完了，而各界要求的信，还是来个不了。这时候，北京大学出版部正要出《新潮》的第二卷，再要重印第一卷，实在忙不过来，只有把三版委托我们代办了。”[5]《新潮》的社会需求量很大，可见亚东图书馆承印《新潮》，是一件毫无经济风险的事情。
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刚刚萌生，而且它是借助于综合性文化杂志崭露头角的。出版商印行《新青年》《新潮》的初衷，应该说是在自身利益不被损害的前提下支持新文化。如果说出版业催生了新文学，实在不能说是有意为之，但它的意义却非同小可。
首先，20世纪初出版业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对于催生“五四”新文学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它与新文学的直接对话还有不小的距离。就参与新文化运动而言，足见参与者的胆识。仅凭这一点，就昭示了出版业与新文学的结盟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至少说明新文学已经有了得以传播的媒介。其次，就出版的规律而言，首要的是积聚一支文学新军，而后才会出现新文学出版的繁盛。“新青年”、“新潮”群体都是文化社团，但它们却燃起了新文学的星星之火。社团是“五四”新文学分子的主要组织形式，而出版业与新文学社团的互动正是“五四”新文学出版显著的特征。
二、《尝试集》《三叶集》时期
对新文化杂志的认同、择取，如上所论，是文化追求与商业追求二重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二重意识的一个基本诉求是：新文化杂志的创办、出版，既有助于显示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又能保证商业经营上的稳定状态。所以，在《新青年》《新潮》的出版印行过程中，出版商反复言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出版印行新文化杂志是在帮“忙”，尽管自己的事务已经很“忙”。
然而，《新青年》《新潮》时期的新出版业却十分看重商业利益，对新文化的支持主要以情感上的认同来表述自己。主观上自我张扬的空间狭窄，以致个人间的友情成为取舍出版资源的直接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情感认同”在《新青年》转向，《新潮》主要编辑人去国以后的新文学出版领域出现了两种有趣的现象：一是果敢地推出新文学书籍；二是对文学青年创办新文学刊物的热情不屑一顾。
胡适《尝试集》的出版，不应仅仅看作是一部书的问世，甚至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出版业对新文学书籍的第一次直接运作，这一事件的意义不可忽视。它是在出版商与新文化先驱“情感认同”的话语中被表述出来的一种出版文化现象。胡适，安徽绩溪人，与《尝试集》的出版者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有同乡之谊。胡适早年在上海读书时就结识了汪孟邹。出国留学后，他与汪常有书信往来，接受汪的约稿，为亚东图书馆在美国代售《甲寅》杂志。在《尝试集》出版以前，胡适的译作《短篇小说》就已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亚东图书馆与胡适的这次合作，为结胎时期的新文学运动树立了第一座丰碑，也是胡适早期诗歌理论的创作实践。《尝试集》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据胡怀琛《〈尝试集〉的批评与讨论》统计，仅从1920年4月起到1921年1月止，对其展开通信讨论的“共有十多个人，个人的文章发表在三四种日报和杂志上，转载在五六种日报和杂志上”。《三叶集》是宗白华、田寿昌、郭沫若三人的通信集，1920年5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被称为中国新文学最早的散文集，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继《尝试集》之后的第二部新文学书籍。这部书的出版也是出于宗白华与亚东图书馆不寻常的关系。宗白华，安徽安庆人，也是亚东图书馆老板的同乡。他早年曾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这本杂志从第5期起由亚东图书馆发行，而来亚东图书馆接洽出版事宜的就是宗白华。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说：“由于接洽《少年中国》的事，我与宗白华先生渐渐地很熟了。”1919年夏，宗白华应上海《时事新报》的邀请，编辑文学副刊《学灯》，当时汪原放正在学习文学翻译，他将转译的一篇托尔斯泰的《只有上帝知道》的译文请宗白华修改，宗白华在《学灯》予以刊载，足见两人关系的非同一般。当宗白华将《三叶集》交到亚东图书馆的时候，怎么能不被接受呢？
如果认为有了《尝试集》《三叶集》的出版，就断定出版业已将新文学作为重要出版资源而进行全面开发和建设，却也不符合事实。《尝试集》和《三叶集》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早的两部新文学书籍。任何事物的第一次尝试，都必然带有冒险性。出版商敢于以拓荒者的精神，开风气之先，但也决不会不考虑商业上的利益。亚东图书馆出版这两部作品，有没有借助“名人效应”的意图呢？不可否认，《尝试集》《三叶集》出版的成功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胡适的身份和号召力所起的作用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宗白华、郭沫若、田寿昌在当时也是小有名气。但是，“名人”的书并不一定都能带来经济收益，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遭遇。那么，亚东图书馆的这次出版行为，其最初的动因主要的还是“情感认同”在起作用。要不是这样，包括亚东图书馆在内的出版机构就不会对郭沫若等人创办新文学杂志的热望置之不理—尽管郭沫若是《三叶集》的作者之一，商务印书馆就不会断然拒绝文学研究会出版杂志的要求，“五四”作家也就不会对出版商的唯利是图大加挞伐。
1918年8月，时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与张资平在箱崎海边有一次谈话，郭沫若讲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这一想法后来得到了同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成仿吾的赞同，他们委托田寿昌在国内找出版社合作。直到1921年，郭沫若才知道，田寿昌曾托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朋友左舜生帮忙。左舜生告诉郭沫若：“我也奔走了几家。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6]
文学研究会在筹备成立之时，曾向商务印书馆提出办一个刊物的想法，但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只答应可以把《小说月报》改组，而没有允担任文学杂志的出版”。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郑振铎等人起先态度非常明确：“我们自然不能赞成。”商务印书馆却没有给予通融的机会，郑振铎等也就只好妥协：“至于《小说月报》，则以个人名义，答应为他们任撰著之事，并以他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暂时不再出版文学杂志。”[7]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尝试集》《三叶集》出版之时。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从实力上讲，代表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主体。它们为什么拒绝新文学杂志的出版呢？说到底还是把商业效益看得太重了。如果说《尝试集》《三叶集》的出版带有“情感认同”的因素的话，那么当出版商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情感认同”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商业性追求了。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出版社需要跟上时代潮流，需要“趋新”，但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考虑商业效益。
由于商业性追求的支配作用，出版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新文学的存在，阻碍了新文学的发展，于是“五四”文化界出现了一种对新文学出版命运的焦虑与反思，这种焦虑与反思通过分析和讨论出版物的状况而展开。1919年4月，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猛烈批评了杂志出版的弊端，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也痛加贬斥，指责它内容低级庸俗，违背了时代和读者要求。1920年1月，郑振铎在《新社会》上发表《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指出：“还有一件事很奇怪，就是黑幕一类的书，仍旧十分的发达。”他迫切希望出版界“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
这种焦虑与反思，不能看作是一种个别现象，而应视为“五四”新文化人的共识。“五四”新文学出版，在《新青年》《新潮》时期是通过出版印行文化综合性杂志进行的，到这一时期，纯粹的新文学杂志未曾出现，新文学书籍的出版虽然热闹但尚难形成气候，新文学作品的发表大多转移到了报纸副刊上。这一时期，既是一种过渡，也像是在等待。
三、新文学社团出版时期
新文化话语在焦虑、反思中得以表达、张扬，而这种张扬必然导致文学出版理念的相应调整。
其实，文学出版理念的调整早已在悄悄进行。商务印书馆在机构改组中，将一直由“鸳鸯蝴蝶派”把持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列入其中。1919年11月，《小说月报》主编王莼农决定从1920年起，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请沈雁冰主持该栏实际编务，拥有十年历史的旧文学顽固堡垒《小说月报》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到了1920年的第10号，《小说月报》取消了新旧小说栏目之并置，“一律采用‘小说新潮’栏之最新译著小说，以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8]。1920年底，王莼农辞职，沈雁冰接任主编。从1921年第12卷第1号起，《小说月报》全面革新。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应该说，从这时开始，新文学出版才真正走入正轨。几乎与此同时，泰东图书局的赵南公“意识到泰东的出版方向不能不跟着时代的潮流前进”，1921年2月，“拟扩大泰东的编辑部，由李凤亭任法学部主编，请李石岑任哲学部主编，并由李凤亭推荐成仿吾任文学部主编”[9]。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出版机构，几乎都加入到新文学的出版行列中来，文学出版的格局为之一变，新文学出版在与旧文学出版的较量中逐渐占据上风，新文学出版成为文学出版的主流。
在此，不能忽视以报纸副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由于报纸副刊上大量新文学作品的发表，迅速影响和吸引了社会上大批有志文学青年。“五四”后期，文学革命的中心任务已经由对旧体系的摧毁转变为新体系的创建，而已转型的《新青年》已经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因此在个性主义和平民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自1921年起，成立文学社团和创办文学刊物蔚然成风。正像茅盾后来所说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10]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的大小新文学社团40个，出版文学刊物52种；截止到1925年，新文学社团和刊物各不下百余，其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两个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新文学社团。当时这两个社团聚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比如文学研究会的叶绍钧、王统照、庐隐、许地山，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和以创造社为主的浪漫主义流派并行，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这两个文学社团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依托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等创办了大批文学类杂志，编辑出版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学丛书，比较著名的有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丛书》，以及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社丛书》等。
这一时期，新文学出版才真正体现了它的现代传播意义。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崭新文学意义的作家群体。“‘群体’就是一个包括所有年龄的作家集团。这个集团在某些事件中‘采取共同的立场’，占领着整个文学舞台，有意无意地在一段时期内压制新生力量的成长。”[11]“五四”作家群体在这时好像突然间崛起、壮大了，一下子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主义”、“流派”，文学出版终于有了丰厚的作者资源。作为文学产品生产过程中间环节的出版商，此时也密切关注着读者阅读趣味的变化。如果说在此前新文学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内部以封闭的形式存在的群体中的话，那么现在经过新文化话语的不懈冲击，大批文学青年成为了新文学的接受者和知音。他们的阐释性和理性的评判，与新文学创作两相呼应，从接受方面促进了新文学生产的规模化和大众化。
一面是众多富有创作激情和活力的新文学作家，一面是大批愿意接受、欣赏新文学的读者大众，出版与新文学的关系便在符合各自利益需求的默契中形成了一种“互动”效应。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的关系很具代表性。如果没有泰东图书局，就没有创造社的巨大影响；反之，如果没有创造社成员的努力，泰东图书局也就不会成为新文学出版的劲旅。泰东图书局一边顺遂了郭沫若等人创办杂志、成立社团的心愿，一边又靠他们的劳作和影响赚钱。商务印书馆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互动”关系在“五四”新文学创作和出版中得到全面体现。完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新文学出版在构建新的、与中国文学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传播体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原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注释】
[1]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2]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3]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4]《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新潮》1919年5月1日，第1卷第5期。
[5]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6]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7]《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小说月报》1921年2月10日，第12卷第2号。
[8]《本社启事》，《小说月报》1920年10月25日，第11卷第10号。
[9]沈松泉:《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出版史料》1989年第2期。
[10]《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1]〔法〕罗贝尔·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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