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叶公超参与了徐志摩、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创办的新月社活动和杂志的编辑。叶公超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了《写实小说的命运》的评论文章，继之又发表了《牛津字典的贡献》和《扑蝴蝶》、《吃饭的功用》、《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等文章。叶公超选编的四辑《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他与闻一多选编的两辑《近代英美诗选》，先后由新月书店出版。
1931年11月，《新月》主将徐志摩机坠身亡，在出版《志摩纪念专号》后，《新月》休刊半年。此时已经任教清华的叶公超和胡适、梁实秋、罗隆基、余上沅等人，又陆续编发了最后六期《新月》。
叶公超晚年在《关于新月》一文中回忆道:“《新月》停刊前最后三四期，除少数几位朋友投稿外，所有的文章几乎全由我一人执笔。在一本刊物里发表好几篇文章，因此，用了很多笔名。在叶公超主持编务期间，曹葆华、钱锤书、常风、余冠英、孙毓棠、李长之、杨绛、卞之琳、李广田等后起之秀的稿件陆续发表，这些人大多成为三十年代以后的重要作家。”
在《清华周刊》文艺专号(1932年4月2日)发表的散文《门》中，叶公超写道:“人类的历史尽可以说是门户的历史。我们生活中的门，当然不限于我们抬头就看得见的这扇物质的门。我们文字中，思想中，习惯中都无时没有一种门的存在。”“人类的好心和追求心都是因为门的阻碍而产生的，但是人类的经验并不鼓励我们去闯进所有遇着的门。多数自寻短见和态度悲观的人，都是曾经揭穿过，或看穿过种种门中门的罪人。”
吴祖缃在编后语中说:“《门》是一篇警策的Familiar essay，叶先生是一位散文家，现任《新月》编辑，作品皆有西洋散文的风格与气息，曾有《捉蝴蝶》一篇，最为人所乐道。”
应吴宓、沈从文等人之邀，叶公超还为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撰写了一些文章。徐志摩罹难后，叶公超挥笔写就《志摩的风趣》一文，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以致悼念。以后又发表了《文学的雅俗观》、《“无病呻吟”解》、《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谈书评》、《音节与意义》等文章。
1934年2月，余上沅请梁实秋、胡适、闻一多、叶公超、陈梦家、杨振声、吴世昌等人吃饭，商量新办一个刊物，作为“《新月》的继承者”。叶公超提议叫“环中”，闻一多提议叫“畸零”，吴世昌提议叫“寻常”，胡适也提了几个，最后确定叫“学文”，出自“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低调自谦，以续《新月》雄风。
同年5月1日，由余上沅任发行人，叶公超、闻一多、林徽因等人编辑的《学文》月刊创刊号正式出刊，刊物重视新诗，每期都由诗歌打头阵，一改当时以理论或小说开头的俗例。在创刊号上有陈梦家的长诗《往日》、卞之琳翻译的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林徽因除发表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外，还为此刊设计了封面。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身为《新月》阵营大将的叶公超把能找到的鲁迅作品“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它们一口气读完”。
他先后在天津《益世报》增刊(11月1日)发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在《北平晨报》文艺副刊(12月8日)发表《鲁迅》，对鲁迅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他指出:“‘五四’以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
叶公超高度评价了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杂文等方面的贡献。认为“他在小说史方面的工作应当由专家来纪念他”，“《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闻潮》，不但在当时是开导的著作，而且截至今日大概还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鲁迅和斯威夫特“确实有相同之处，但在气质上却很不相同。我们的鲁迅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斯威夫特是理智的冷静的，总有正面的文章留在手边的”。
“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方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胡适读到叶公超的这两篇文章后，不无讥讽地责备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却不以为然。晚年叶公超在他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病中琐记》中，针对胡适的质疑，仍然坚持“人归人，文章归文章，我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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