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潮》刊行沿革与主旨

一、《浙江新潮》刊行沿革与主旨

发刊于1919年冬的《浙江新潮》，这份主要由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办的进步刊物，刊名寓意就是要发扬《浙江潮》的革命精神。早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浙江潮》，义无反顾地向清王朝宣战。《浙江新潮》刊如其名，旨在新的条件下，鼓吹新思潮，推进新文化运动。该刊的出版，则与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传播的摇篮——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该校学生在杭州学界思想最活跃、最激进，这是校长经亨颐反对封建教育，改革校政，发展学生个性的成果。

《浙江新潮》原为《双十》（前已提及），《双十》发行两期后，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俞秀松、周伯棣、傅彬然、张维湛等10多人参加合作，工业学校毕业同学汪馥泉、褚保时参与写稿。随后志愿加入办刊工作的共5所学校28名学生，其中第一师范14人、甲种工业学校7人、省立一中3人、宗文中学3人、盐务小学1人。阵营扩大，力量增强，就改名为《浙江新潮》，并改半月刊为周刊，8开4版扩成4开4版，仍然交印刷《双十》的浙江印刷公司承印。办刊经费自行捐助，稿件大家执笔，编辑轮流负责。社址设在杭州平海街原省教育会楼下一间耳房，编辑发行都在一室之中。这个社址是通过在省教育会主编《教育潮》的沈仲九帮助而借用的，《教育潮》是以介绍新教育思想、批判旧教育思想为主旨的进步刊物，并首创横行排印。

首期《浙江新潮》在1919年11月1日出刊。《发刊词》提出改造旧社会，实现理想中的“自由”、“互助”、“劳动”的新社会战斗目标，并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动者联合。该刊还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步骤：“第一步当以学生的自觉和联合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二步当使学生和劳动界联合；第三步当使学生都为劳动者，谋求劳动界的大联合。”在第1期，另有傅彬然写的《学生今后的方针应怎样》，汪馥泉写的《寄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的主笔》，对3报所载守旧言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此外，刊有汪馥泉、查猛济的新文艺作品，夏衍（署名宰白）、倪维熊的随感录。

《浙江新潮》是在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刊物，它曾提出“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政治主张。如第2期发表的《为什么要反对资本家》一文，引用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该文指出：“这个‘剩余价值’便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超过必须工作时间之外，所工作的价值。所以资产阶级想扩大他的‘剩余价值’，就是每日的工作时间越长越好。但是于工人（无产阶级）方面，是绝对牺牲了他们的工作力，做资产阶级（资本家）的牛马……到了现在，资产阶级的专制淫威已经到达极点——看待无产阶级像牛马一样——的程度；而人类解放的声浪亦应时而起。所以无产阶级受了人类解放的新教训，以感他们生活的不良——就是劳动了终日，有的还不能供一日三饱；他们牺牲了劳动，都是供资产阶级安乐、奢侈、专制、淫威——然后生了今日的大觉悟。”文章呼吁：“现在，须得挂起‘赤’色旗帜，去改造那不合时代的社会，为改造社会牺牲。”

也就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刊出施存统撰发的文章，题为《非孝》，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施存统（1899—1970），后改名复亮，金华叶村人。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曾是1920年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留学日本时任共产党日本小组（亦称“东京小组”）负责人。他9岁入私塾，习读四书五经，两年后进金华长山小学。其间，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尤其是作文，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1917年，得舅父资助，考取浙江第一师范。五四运动爆发，深深触动了一师学生。施存统受新思想熏陶，在教师陈望道等指导下，发起成立研究新文化的新生学社，并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当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进一步勾结，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逆流，图谋用封建的伦理道德麻痹人民。就在这个时候，施存统在《浙江新潮》撰发《非孝》一文。他写《非孝》最初的动机，根据1920年9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载他的有关回忆文章，是他看了一些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著述，联想自己家庭有感而发。初稿题为《我决计做一个不孝的儿子》，写到3000字还未说明主题，便截取半篇，改题《非孝》，先行发表。

《非孝》一出，顽固守旧派一片哗然。甚至惊动北京的北洋政府，立即发电“查禁浙江新潮”，加其罪为“主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浙江省长齐耀珊下令省警察厅查封浙江新潮社，把已经编排的第3期底稿搜走，文版也被拆毁，并迫使浙江印刷公司经理具结不准再印。为改造社会而激扬文字的青年学生没有被吓倒，眼看稿丢版毁，于是全部重写，浙江印不成，就到上海印。这样，《浙江新潮》第3期经在上海印好，秘密带回杭州发行。这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刊有傅彬然的《废孔》和蔡经铭揭露资本家剥削面目的文稿。《浙江新潮》出至第3期停刊，《浙江新潮》其刊时间虽短，影响却极深远。陈独秀在《新青年》写过一篇题名为《〈浙江新潮〉——〈少年〉》的随感录，说《浙江新潮》的议论透彻，像《非孝》等文，“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他还说：“我祷告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扬《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⁸⁾《浙江新潮》停刊不久，严慎予、范尧生等创办的《钱江评论》，可以认为是《浙江新潮》的续刊。该刊发刊词一文，编者明确宣告为什么要发行《评论》，这是因为世界潮流的冲击，中国时势趋向和杭州出版物的需要。文中说：“发表新思想是人人固有的本能，不过向来有束缚这种本能的障碍……免不了要蹈那夭亡的覆辙，也顾不得了！”这里说的“夭亡”，即指《浙江新潮》。编者还申明，《评论》一是评论旧社会的现状，二是评论新思想的内容。在《浙江新潮》的影响下，《杭州学生联合会报》从第19期起作了改革，由傅彬然主编，原浙江新潮社成员都为该报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