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与大学精神

张福贵

当代中国社会常常流行一些具有表征性的关键词，人们了解了这些关键词就能了解和把握当下社会的时代热点。毫无疑问，“六中全会”、“文化强国”等词语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社会流行的关键词。但是，由于十七届六中全会主题的专门性，目前使许多民众对于六中全会的关注明显不够，甚至不及同时佛山发生的车碾幼童事件吸引眼球。作为社会时代精神表征的文化教育界则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做好落实承担全会精神历史责任的准备。而要做好准备，首先要对全会精神有准确深入的解读。

要看到，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相关部署不是一般政策性的，而是长远战略性的。这是我们解读六中全会精神的基本视角。目前对于六中全会进行的讨论多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要使其精神实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还有很大差距。而许多媒体在报道六中全会精神时，大都使用了一个相近的标题，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有的媒体甚至更进一步理解为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布局的设计。其中，许多学者也往往从这一角度对全会公报进行解读。

很明显，六中全会精神的主旨不单是要解决市场问题，而是要解决“战场”问题，因此应更多关注其出台背后的深层原因。中央全会作为党的实质上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不可能细致到集中全党之力去对文化团体改制进行研讨，关键点是中共中央是如何理解和面对当前形势的。我们必须把全会精神放在当下国内外复杂背景下，去理解其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一、国内外思想文化纷争

全会公报指出，党中央“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力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1]这是全会精神的落脚点，表明最高层强烈的危机意识。危机感对于一个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而非坏事。它表明两种意义：第一是敢于正视现实，第二是渴望发展。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单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更是观念社会转向利益社会、单一社会转向多元社会的复杂过程。利益社会需要精神的补充、调节，多元社会需要思想的引导、认同。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思想文化问题被党中央高度关注是势在必然的。六中全会精神的提出主要有以下四种背景：

第一，社会矛盾激化，人们精神状态急转直下。

至今我们都不很理解为什么中国社会矛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激化，思想道德状况如此溃败。时代精神的反差让人更加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岁月。当下社会高度情绪化，对抗意识强烈，充满暴戾之气。一个社会有了阶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阶级意识。“宝马撞人”和夏利撞人的社会反响绝不一样。应该说，除了社会现实的深刻感受之外，长期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渗透，也进一步放大和激化了社会差异和社会矛盾，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提供了伦理正义性和政治正确性，从而使这种诉求的强度和影响力大大增加。毋庸置疑，当下中国社会政治信仰淡化，也缺少政治信任和社会诚信。当然这是社会管理者首先要反思的，政治道德是社会道德的调节中枢，政治道德的缺失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打击和伤害是极大的。“我爸是李刚”的荒唐理由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技术含量极低的诡辩逻辑背后，正是这种政治道德的缺失。

六中全会基本精神的确定，正是党中央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状况清醒研判之后，所作出的及时回应和有力举措。因为在进行制度变革的同时，思想文化的认同更能从深层次上增加社会的凝聚力，弥合社会矛盾。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力量和民族心理的认同是最具超越性的：“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2]

第二，公共道德滑坡，价值观背反。

作为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就是从伦理本位出发的。但是，近年来公共道德滑坡，价值观背反，人心的冷漠和人性的贪婪都到了令人震惊，也让人麻木的程度。两岁的幼童两次被汽车碾压，路经此地的18个成人没有一个人去施救。中华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道德被彻底抛弃，而且突破了人性的底线和生物的本能。把这说成是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写照有些言重，但是海外媒体对于在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都觉得非常震惊，而且这正好是在六中全会召开时发生的事情。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上，李长春痛斥社会中“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李长春说，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新的任务要求。^[3]

第三，低俗文化特别是低俗娱乐文化盛行。

现在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一切都被娱乐化了。而一个娱乐化盛行的时代绝不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因为当下中国在娱乐之外还有很多更值得国人关注和投入的事情。至少，低俗的娱乐不能成为娱乐文化的主流。多年来，以东北小品二人转为代表的娱乐文化一直成为大众文化的表征，达成了政治、市场和欲望的合流。除了表面化的政治表白之外，人们乐过之后，并没有更多的思考，其最后的功能只能是“作践自己而娱乐全国”。而《非诚勿扰》等情感类节目则是对于人类最隐秘最珍贵的情感进行现场拍卖。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但这种自觉不能仅依赖文化的自发性，而要从自在的文化变为自为的文化，最后成为一种健康向上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在当下中国社会缺少崇高和理想的文化环境下，低俗的娱乐都可能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种常态，从而加剧人文精神的颓势。

第四，世界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六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4]

世界政治风起云涌，形成了一种传染式的动荡，谁也说不定会发生什么，说不准下一个是谁，这是最令各国领导层触目惊心的。“百丈风波起于青萍之末”，大发展带来大竞争，大变革引起大波动，大调整需要大反思。“文化安全”是为了坚守民族文化特色、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手段，如法国、韩国以及欧盟等采取的文化政策。其实，文化安全的背后是政治安全的强烈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应该在文化创新的思路下，对“文化安全”口号要进行积极性的理解。六中全会提出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是要把防御性的文化建设变为主动性的建设，要在文化发展的前提下理解文化安全。因为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新。文化安全首先要考虑何为不安全？进而思考安全文化为何种样态？毫无疑问，最强势的文化是最安全的文化。文化的开放和包容不是文化的不安全。文化要获得强势地位首先要发展，要发展必须开放。文化安全不是通过封闭和保卫来获得的，恰恰是在不断接受强势文化的挑战和冲击的“不安全”的境遇中，不断充实自身，从而实现安全和发展的。所以文化安全的前提是文化开放，在开放中守正创新，在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中发现和强化相通性，使固有文化较自然地接受外来优秀文化，从而创造、发展出属于新时代的中华文化。

二、“文化强国”与“文化创新”

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是国家战略的又一次调整，也是令世界瞩目的最大亮点。我认为，结合中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经济的态势，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文化强国”和“文化创新”的关系。

第一，文化强国与文化安邦。

文化强国是党中央继“科学发展观”之后，对国家发展战略所作的又一次新的调整，也是对前者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调整，标志着我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发展思路的进一步成熟和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抬高：“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全会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5]由此，我们甚至思忖，这是否标志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调整？

国内外许多人包括我们自身都有一种忧虑：中国问题遍地，暗流涌动，未来有大的不确定性。应该说，这种忧虑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和警示意义的。然而，经过精密化加工的政治架构具有超稳定性的控制功能，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也培养了国民具有韧性的承受能力，这些都使中国社会承受问题的能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当下中国问题多，但是承受问题的能量扩充更快，像蜘蛛补网一样，它的顽强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当然，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更要反思产生问题的原因。文化强国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但当务之急可能是文化安邦甚或“文化救国”。当下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源是“一手硬一手软”，过度追求经济效率的结果，未能很好地补上文化建设这一课。

第二，对“中国模式”的反思。

“中国模式”是一个当下最为流行的关键词，加强了中国人的自豪感，也引起了世界性的热议。建设文化强国与通过文化来强国并不是同义的，但都是对以GDP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模式”的反思。热流之下，我们注意到六中全会公报和《决议》中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

近代以来，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危急环境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急迫的功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其本质上源自急于求变的人们对于国家富强的渴求，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体现最快的发展效果，它也确实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提出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从而为中国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充分的物质证据。在人类历史上，极少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善这么多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应该说，这的确是个“奇迹”，也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但是，中国模式不能只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应该是一种整体、全面的社会发展模式，更应该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先进价值观。否则，就不可能被世界真正认同。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当下人们理解的“中国模式”真的成为世界模式的话，那么最受伤害的将是中国经济本身。

我们不能沉浸于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成就之中，要反思这种成就是“怎样实现的”和“实现之后又怎样”的深层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的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尚未明晰，没有形成真正的价值体系。不管作出怎样的评判，西方模式在思想文化上推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对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六中全会对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再一次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认为这一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6]但是如何建立、建立什么还要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中国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要通过“文化立人”来实现。文化立人就是以文化立人，以文化“化”人。人不能只是政治动物和经济动物，而要成为“文化人”：美化情感，提升道德，培养个性。我以前曾经说过，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来看，经历了三个时代：政治的时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经济的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文化的时代——“以人为本”，“文化强国”。中国的“文化的时代”不简单等同于前些年西方学者命名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仍然是以高科技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而“文化的时代”主要是一种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的变革，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三，文化强国首在思想文化创新。

正像文化强国不只是追求文化产业的产值增加一样，文化创新首先也不是知识的创新和管理体制的创新，而是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创新，这才是文化创新的根本。六中全会公报对文化创造、文化创新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创造”和“文化创新”的相关表述在文中共出现了12次。从个人理解的角度，我认为除了文化体制和文化市场的创新外，文化创新主要体现为两个内容：

首先，文化创新首先体现为文化观的创新。正如公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7]而如何进行文化创新，最重要的是确定一种正确的整体思路。思路不正确，可能干劲越大离目的越远。在当下文化发展中，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8]

“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文化观都体现了本土文化的弱势心理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文化观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强调继承多，强调创造少；强调弘扬多，强调批判少；强调本土多，强调外来少。

思想创新首先来自理论的突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学、法学甚至政治学理论等都获得了巨大突破，但是文化观还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中体西用”的层次上。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一直过多地纠结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文化观上，却忽略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的属性认识。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政治上的强权和文化上的屈辱，民族文化心理承负着过多的困惑与痛苦。反思问题，摆脱困境，必须在文化观上建立一种人类文化多元一体论：任何优秀的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的创造，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和资源。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去享有，都有义务去传播。这种人类文化多元一体论能减少文化接受和文化冲突过程中的异己感，并且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价值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

其次，“文化软实力”的本质应该是价值观的世界认同。全会公报指出：“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9]现在往往多从数量和结构的对比来考量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在关注文化安全与文化软力量化指标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其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力，这是文化冲突的深层较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10]

我们要想对世界构成重要影响，就必须为世界当代文化提供一种价值导向。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标准是对他国的影响力如何，是国际认同的程度，没有思想和价值影响力的文化输出只是一种产品贸易，并不具备真正的软实力。影响力不是一时猎奇式地欣赏和功利性地利用。没有经过文化选择的文化输出也不会有助于软实力的提升，因为会造成文化的误读和曲解，甚至起到相反的功效。中国的某些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奖项，表明国际同业在艺术上对中国电影的认同。但是有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却不能认为是最佳的选择。其作品没有经过文化选择，在内容上既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内容的展示，又缺少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诉求，所以虽说形式上走出去了，但是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思想上的认同，吸引西方观众最大的因素仅是对于中国陈旧性文化的猎奇。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看，可能其票房越高，负面影响就越大。说到底，文化软实力的最高标准就是思想和价值观的世界尺度，或者是为世界确立尺度。

针对西方价值观的世界性潮流，我们要提升软实力，增强话语权，就必须提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价值体系。作为人类思想资源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中国大学，首先应当承担起这份责任。

三、文化创新与大学精神

在“文化的时代”，最深刻、最系统和最前沿的文化创新是应该由大学担当的，这是先天的责任。大学的功能是引领时代——思想领先；改善社会——责任担当；涵养人性——提升品位。公报中提出的“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的主张，很好地概括了这一任务。

第一，思想启蒙，引领时代：“思想文化新觉醒”。

“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大学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凝结，是时代和社会的精神的价值尺度。大学要为社会精神立法，应该具有超越性的创新价功能。我对“知识分子”有过一个定义：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前沿的思想集团与尖端的知识集团。^[11]“思想文化新觉醒”，在任何时代，最先觉醒者往往是少数人，然后通过思想启蒙使多数人觉醒，进而改变社会。

大学作为思想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摇篮，首先要为时代和人类提供前沿性的思想，这不仅仅要为现实社会提供肯定性的科学依据，更要具有社会批判功能。

批判功能是以创新文化为目标的大学教育获得成功的前提，是大学精神最主要的功能，这个功能是其他社会机构所不具备的，它使社会时刻保持警觉和变革。大学一旦丧失了批判功能就失去了其独特的价值，也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为民族最精华的群体不关心民族国家的未来，那么谁还能关注？因此，为了保护和利用这一功能，我党要建立一支敢讲真话、能出好主意、信得过的思想理论队伍。

大学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知识的传授和思想的启迪，大学必须注重个性化思想的启迪，要为人类增加思想的容量，要为民族提升思想的质量，因为思想的简单重复是没有意义的。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和社会奉行的都是“听话”教育：在家听父母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在单位听领导的话。这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长者本位”、“尊者本位”的价值观是有直接关系的。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不听话”的人，在很多时候，恰恰是这些“不听话”的人成为创新的主体。

第二，创新的前提是学术自由：“理论创造新成果”。

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文化创新。学术自由首先是人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有自由才有创造。“敬畏学术”，自由需要允许自由存在的环境，要用制度来保护。“大学章程表达学校以人为本、依法自主办学、学术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彰显现代大学精神。”^[12]保护文化创新，大学必须有一个“价值自由”的环境，即允许学术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客观性和独立性，不受利益的诱惑，有时候也不受政治的束缚。世界上许多大学中“终身教授”岗位的设立不只是给予有成就者的一种荣誉和待遇，更主要是为了充分保障学者社会批判和学术自由权利。

现代大学管理绝不是一般的企业化管理，必须改变那种从管理者角度出发的“便于管理”的理念，因为比“便于管理“更为重要的目的首先是便于生存和便于发展。有的学校动辄号称“半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管理”、“全封闭式教学”等，最后可能成了“半监狱化管理”，严重违背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

第三，服务社会，改善社会：“文化建设新成就”。

大学始终存在着服务现实与服务未来、服务国家与服务人类的不同选择。当下中国可能更强调也更需要前者，但是不能把二者关系对立起来，未来和人类是所有一流大学的终极目的。大学的质量是国家发展的能量。今天大学正在日益成为创新文化的中心，引导着社区和国家的文化取向。大学促进国家的发展能力，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构成社区的文化环境，甚至靠近大学的房地产小区住宅都是最好的卖点。大学改造人，影响社会。企业要引导社会消费，大学要引导社会发展和人心向善，最终完成社会改良和人的变革。所以，任何大学都要有“人文大学”的理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便是“理工与人文相通”。

第四，涵养人性，美化人生：“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大学精神是无形的。大学校园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人生境界，它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品位和精神气质。历史、规模甚至声望都不是现代大学价值的内涵，最重要的是一种代际承传的风尚和境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校园的一则海报都在体现着一个大学的风尚和品味。当下中国社会似乎处于一个告别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但是大学永远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家园。要允许学生做梦，允许学生犯错，允许“怪人”存在。

大学是要培养精神贵族的。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近代以降，崇尚粗犷。对于大众和劳动的推崇，致使中国草莽文化长时间以来占据主流位置，“大老粗”往往成为一种伦理和政治的荣耀。而今天中国多富豪而少贵族，多粗俗而少儒雅。大学要培养纯正的人格，使人具有人类意识和贵族精神，其实这也是一种公民意识。

文化强国需要文化创新，文化创新首在思想创新、文化立人。当务之急，中国大学必须承担起这份历史的责任。

作者简介：张福贵，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

[11]张福贵：《灰色化：新文学中知识分子向民众认同的三种过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2期。

[12]陈德文：《大学章程引领现代高校制度文明》，《中国教育报》，2011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