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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群落的内损与精神旗帜的偃伏

时间:2022-02-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种将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和系统、将某一文化群落内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张相生相克的网络的观念,就是现代文化哲学所关注的“文化生态”问题的理论起点[118]。本文所述的文化生态特指当前“活态”的文化。
文化群落的内损与精神旗帜的偃伏_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

一、文化群落的内损与精神旗帜的偃伏

从最终根源上说,文化无疑高度依赖于自然,正是自然的多样性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多种多样的地方性文化共同构成了地球上的文化生态系统。正像地球生物自然分布于全球各地一样,全球范围内自然地分布着多种多样的文化社区、文化群落。其实,文化群落就是包括自然与文化在内的“生物群落”(Ecological Communi-ties)。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117]。这种将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和系统、将某一文化群落内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张相生相克的网络的观念,就是现代文化哲学所关注的“文化生态”问题的理论起点[118]。本文所述的文化生态特指当前“活态”的文化。文化生态是人类在融合了生态智慧的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它不仅着眼文化变迁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119],倡导“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120];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民大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121]或者是区域性的精神生态[122]。同时,它还体现在对人类(民族)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强调,以人的审美理想体现着人们的灵魂和民族的心声[123]。审美活动是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现象之一,正是文化的地方性塑造了审美经验的地方性,因此,地方性审美经验的丰富度便成为文化生态是否健康的微观的、具体的衡量指标。

《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之前,众多的文化群落或者说生态群落各自独立地演化着。它们之间即使进行着各种文化交流,也是自愿地、缓慢地进行的。简言之,在现代化造成的“同质化”大规模影响之前,世界各地的文化群落充满着像自然界一样的差异性、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性知识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然而,人类的无知和短视、现代化追求与全球化深入的偏颇同样损害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崇信现代化的中国更是因历史的负债而不可避免地“纠枉过正”,并一再损耗、伤害着原本厚实与多样的中华文化,使其文化生态日趋恶化,历史传承下的中华文化群落内的民族特色、地方形态日趋减少,而现行体制下的国家主导文化的内在品质与精神影响力大幅度下降。与文化的多层语义相对应,文化生态起码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既包含文化实践的政治良序又包含文艺批评的审美标准,而城市文化的文脉接续与文艺生产的喜剧精神的坚守是至关重要的。考察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应该特别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日渐强势的中国当代文化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既包括社会大系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因素等对文化变迁与文化品质的影响,也包括“作为观念的文化”的内部微循环、微生态对精神质量、审美品质的影响,尤其是人文文化的宽容度和弹性。其主要衡量指标是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文化的地方性与个体经验性以及文化内部的平衡、活力与衍生。今后如何将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理念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实践中,尽快解决当前的文化生态紊乱、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的文化博弈,并为“文化中国”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助力,均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当代政治哲学的“整体性视角”和“批判性智慧”。

在当今中国,效率和增长仍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第一焦点,令人忧虑的是,公平和正义仍居次要地位甚至有时被遮蔽和埋没。当前,中国政府做出的主动调整,包括它倡导的生态文明转向,优先针对的领域还是经济,譬如“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追求;在“经济为纲”未做根本调整的格局下,注定对精神文明的倒退、对文化发展的品质关注不够,起码在短时期内中国的文化生态紊乱及恶化状态仍将延续,文化作为“精神旗帜”的作用显现不出来,更令人担忧的是民众的公民意识和道德修养严重滞后、族群裂痕明显加大、社会信任严重不足、信仰危机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广等等。总之,整个国族文化出现了“为食”、“为利”而“缺德”、“少节”的精神病症,发展节奏出现了只顾当前不管身后的倾向,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人口领域。发展经济主要是解决吃饭、穿衣等生存层面的匮乏性与必须性需要,而“吃饱饭”以后的“有尊严的生活”等等涉及生命质量提高的丰富性与品质性需要,越来越需要“文化正义”的刚性干预以及人文文化的柔性滋养。因此,如何更好地释放文化“正能量”,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国人须认真对待的严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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