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第二节　武汉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于1928年，其前身可追溯到1893年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设立的湖北自强学堂。

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其目的是改革传统的旧式教育，创办新式教育，并将自强学堂变成新式学堂的典范。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即1893年），张之洞向皇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其中提及：“湖北地处上游，南北要冲，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究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臣前奏明建立两湖书院，曾有续设方言商务学堂之议，兹于湖北省城内铁政局之旁，购地鸠工造成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²⁶⁾

诸如自强学堂之类的晚清新学制改革给了西方知识体系一个合法地位，“‘五四’新文学家后来被体制所接纳，在很大程度上正来源于晚清时代西方知识在新学制内逐步确立的合法性。没有晚清学制变革中的西方知识合法化，很难想象胡适等讲‘新学’的人如何在大学内立足。”⁽²⁷⁾在这点上，自强学堂为后来新文学进入国立武昌大学提供了基础。

一、迟来的文学革命

历史上武汉是荆楚枢机，九省通衢。19世纪末，在张之洞的苦心经营下，武汉更是一跃成为“东洋之芝加哥”。⁽²⁸⁾

然而，1925年前后，新文学建设已取得非常可观实绩的时候，中国中部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武昌师大里，“还在搞‘五四’时期的文言与白话、新思潮与旧文化之争”。⁽²⁹⁾

从1889年至1907年，张之洞18年的洋务兴革，使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武汉的早期现代化事业正是在他的上下呼吁，左右罗掘，励精图治之下才获得了巨大推动。因而，一旦张之洞的影响削弱以至消失，就会出现‘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现象”。⁽³⁰⁾所以，在20年代，新思潮仍因为武汉地理位置远离文化中心城市和其社会文化发展的停滞，未能完全进入武汉社会。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大学内部守旧势力的顽强。由于守旧势力长期占据着武昌师大中文系的主导权，新文学很难生根。刘大杰曾回忆道：“当时和我同级的同学们，受了几位老先生的熏陶，正在埋头地研究文学，汉赋，文心雕龙，唐诗宋词等类的东西，我除了必修的功课以外，余下来的时间，欢喜读胡适之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这几位先生的论文创作和翻译。在那种环境里，显然我是一个新派。因为这一件事，主任先生很不满意我，曾叫我去教训过一顿的。”⁽³¹⁾

1923年9月，经教育部批准，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正式建立，前武昌高师代理校长张继煦被任命为武昌师大校长。1924年，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武昌大学，教育部派北京大学教授石瑛任校长。张资平、郁达夫等新派教授也陆续到来，武昌大学沉寂的气氛发生了改变，新思想、新文化开始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一些新课程得以在武昌大学开设。如郁达夫开设了文学概论、小说论和戏剧论等课程供学生选择。虽然新文学发展时间还较短，新文学的文本一时未能作为研究对象进入武大的课堂，但西方文学理论带来的新思想使得武大的新文学空间有了存在的可能性，也打破了古文课程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艺林社与《艺林旬刊》

杨振声、张资平、郁达夫等教授本身就是新文学作家，新文学在武昌大学得有发展的载体。同时，武昌大学的学生，也大量阅读进步书刊、新文学作品，并大胆地用白话进行创作。

1925年1月，以刘大杰、胡云翼、贺杨灵、蒋鉴璋等十余人为主要发起者的艺林社正式成立，社刊为《艺林旬刊》。在郁达夫的大力赞助下《艺林旬刊》得以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印行。除本社社员外，《艺林旬刊》也发外稿，郁达夫、张资平、杨振声、黄侃等教授均发表过文章。

艺林社的成立和《艺林旬刊》的印行，离不开郁达夫的支持与帮助。刘大杰曾回忆道：“记得那是高师的第三年第二学期，郁达夫先生到学校里来教文学了。我那时正从家里逃婚出来，手里一文钱也没有，痛苦的寄居在学校里一间小房里。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压迫的情绪，好像非写出来不可似的。于是便把逃婚的事体作为骨干，写了一篇万把字长的似是而非的小说，那篇名是《桃花寺》。我送给达夫先生看，他说‘还好的’，他立即拿起笔来写了一封介绍信，寄到了《晨报副刊》了，十天以后，小说果然连续地登了出来，编辑先生寄来十二块钱，外附一页信，很客气地叫我以后常替《晨报副刊》写文章。……这种事体对于一个未曾发表过文章的青年的鼓励是极大的。我于是又接连地写了几篇……”⁽³²⁾

艺林社诸社员的创作，大多体现出早期创造社的浪漫抒情特征，刘大杰最为明显。《桃花寺》就是一篇“自叙传式”的作品，而后创作的如《究竟是谁摒弃了伊？》也是以自己的逃婚故事为蓝本写的，这些作品均流露出一种感叹人生的无常、命运的不可捉摸的忧郁和感伤。另一位艺林社成员胡云翼，在创作中也曾受到郁达夫、张资平的指导，他的作品与刘大杰一样在早期呈现出浪漫抒情的特点，多描写青春期的苦闷和爱情的痛苦，诸如《潇湘暮雨》等。

杨义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可以说，武昌艺林社的小说是浪漫抒情小说在华中的分支。”武昌艺林社社员在郁达夫、张资平的指导下，作品都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浪漫抒情的色彩。其中的原因，一是创作主体——艺林社成员主动接近郁达夫等人作品中浪漫抒情风格，二是作为创造社成员的郁达夫、张资平等人争夺华中教育的资源，欲将艺林社扶植成创造社在华中的“分社”。

刘大杰、胡云翼等艺林社成员在新文学的浪涛中激流勇进，同时也在旧文学的旋涡里流连忘返。郁达夫、张资平、杨振声给刘大杰们带来对新文化的渴望，但受过旧文化熏陶的刘大杰们并不能与旧文化完全决裂。因此，他们在面对新文化时，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态度。他们一边创作新文学，一边不忘加入旧体诗词，一边在《艺林旬刊》上发表新文学作品，一边不忘将黄侃以及自己的古典文学作品收纳其中。

新旧文化本不是对立的两面，但在当时的国立武昌大学，新文学与旧文化两派教授的正面冲突，使得他们不得不坚定各自的文学立场。20年代，以黄侃为主要人物的守旧势力在武昌大学根深蒂固，单凭一位新派校长和几位代表新文化教授的个人能力，实难撼动旧文化坚硬的根基。在新旧交替中，作为郁达夫扶植起来的艺林社本应表明自己的立场，但艺林社的办刊理念却一直不很鲜明，一方面鼓励新文学的创作，一方面又与旧文学暧昧不清。加上武昌大学内部积极推动革新的石瑛校长和新派人物郁达夫与黄侃之间的论争愈演愈烈，对于新旧文学本就意见不一的艺林社随着郁达夫、刘大杰的离开难以维持。

国立武昌大学的新文化教授先后离开，郁达夫去了上海，杨振声去清华大学主持中文系。而后，清华大学先后开设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等新课程。1929年，朱自清将中国新文学研究带进清华，意味着新文学正式进入了大学中文系的课堂。虽然杨振声未能将自己开创性的理念在武昌大学荒瘠的土地上播种，但他与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已将新思想新思潮带进了课堂，将创作中的切身感受传授给刘大杰们。艺林社的解散并没有中断刘大杰们创作的道路，他们写出许多更加成熟的作品。迫于种种原因，郁达夫、张资平、杨振声的改革没能进行下去，但他们的努力为后来者带来了实现改革的可能。

三、新文学入课堂

1929年，中国新文学研究第一次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出现，在当时尊古之风盛行的大学中文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在短短一年之后，1930年秋，在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课堂上也出现了“新文学研究”，授课的是新文学作家沈从文。

推荐沈从文来武大的是胡适。陈源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从文事我早已提过几次。他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我极希望我们能聘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系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都是连语体文都不看的。”⁽³³⁾陈源此信一方面表示极希望沈从文来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另一个侧面也透露出当时武大中文系课程设置的单一和旧派教授的保守。

此时的国立武汉大学虽然建立在武昌大学基础之上，但连年战乱，各项工作百废待兴。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到任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现代评论》的主编。王世杰带着改革的决心——“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³⁴⁾邀请一批《现代评论》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同人来到国立武汉大学。王星拱、周鲠生、闻一多、陈源、凌叔华、杨端六、袁昌英、皮宗石等先后来到武汉大学，他们都希望能够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式的教育理念带到武汉大学。

在陈源之前，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闻一多，任期从1928年至1929年。文学院当时分为三个系：中文系、外文系、哲学系。20年代末，中国大学的中文系和外文系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状态，武汉大学中文系也不例外。闻一多主张将中文系办成一个现代的中文系，遂将外国语学习引入中文系的学习中，这一想法可以说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眼光。

除了在中文系开设外语课，闻一多坚持文学院要办哲学教育系，同时要中文系学生读外文，接受现代知识。“他极力主张要开设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一门课更特别，称为英文国学专著，专门选读一些英文写作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学、考古、艺术这一类的作品。坦白讲，英文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重要著作，开课的意图是期望学生通过学习这些作品，多少看到西方学者治学的方法。”⁽³⁵⁾

虽然闻一多已经于1929年离开武汉大学，在《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十九年度）中已可见文学院已由原来的三个系变为四个系，即：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继任院长陈源在闻一多课程改革的基础之上，除开设新文学研究（沈从文）外，又开设诸多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小说入门（胡稼贻）、希腊罗马神话及圣经故事（袁昌英）、英诗初步、戏剧入门（陈源）、中国通史（罗家伦）、中国小说史（陈登恪）、文学批评、英国文学史等，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也成为中国文学系学生需要学习的课程。

从当时的课程表可见，1928年文学院中文系的课程（包括外语）共22种，1929年增加至48种（包括外语）。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中国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文学范畴到历史、政治、社会、心理学领域均有涉及，试图将学生“造成不空泛的通人，不闭塞的专家”。⁽³⁶⁾所以在对待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这两个系的关系上，陈源和闻一多一样，主张打通两系，使之可以互相比较与借鉴。体现在课程安排上，中文系设英文国学论著为必修课，外文系以中国文学史为必修课，互相可以选择的选修课亦有很多。这种变化不仅是新文学或与新文学相关的新课程数量的增加和课程设置的彻底改变，更意味着新文化势力在武大中文系、在文学院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陈源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文学院的师资力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1924年黄侃、胡小石离开武昌大学，进入到“学衡派”中心—东南大学，“章黄学派”的弟子刘赜（刘博平）和王葆心等元老级教师仍留在武汉大学任教。王世杰“兼容并包”式的办学思想，使新旧两派教授都为其所揽，所以，建校初期，国立武汉大学除了刘赜、徐天闵、谭戒甫、刘异等旧派教师，还聚集了众多的新文化教师：陈登恪、沈从文、朱东润、罗家伦、袁昌英、苏雪林、叶圣陶、方重、孙沱、陈源等。这支代表新文化的教师队伍，成为当时文学院的中坚力量，也成为推动新文学在文学院发展的主要力量。

四、沈从文、苏雪林与新文学研究

《国立武汉大学教师聘任规则》严格规定了教授、讲师、助教所需具备的资格，依据助教一栏：“第三条，本大学助教需具备左列资格：一、国内外大学毕业者；二、对于所习学科有研究成绩者。”⁽³⁷⁾沈从文并不符合武大聘用助教所具备之资格。从上文陈源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可知，沈从文到武大任职是胡适的推荐、陈源的努力和王世杰的破格聘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胡适觉得沈从文离开中国公学后去武大较好；其二，陈源需要引进沈从文这样的新文学教师改变中文系守旧的局面；其三，王世杰在武大初创时希望能聘请如同沈从文这样的新派教授。

1930年9月，沈从文开始为武大中文系学生讲授新文学研究，上课的讲义于1931年由武汉大学编印成《新文学研究》讲义，前半部分是供学生参考阅读的新诗分类引例，包括从五四到30年代初的93首诗歌，后半部分是6篇作者谈论新诗的论文：《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徐志摩的诗》、《论闻一多的〈死水〉》、《论焦菊隐的〈夜哭〉》、《论刘半农的〈扬鞭集〉》、《论朱湘的诗》，其中《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焦菊隐的〈夜哭〉》是沈在武大期间发表的论文。在此期间，他还在《读书》月刊和《现代学生》上发表了《论落华生》和《论施蛰存与罗黑芷》和连载中篇《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沈从文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发表的这几篇作家论，为他后来的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虽然沈从文在武大仅上了一学期的新文学研究，但他的到来和新文学研究的开设成为新文学课程在武大登堂入室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他给武大中文系学生提供了新的文学批评视角，为《新文学研究》这门课程在武汉大学的延续提供了可能。

接替沈从文上新文学研究的是在20年代小有名气的女作家苏雪林。她于1931年由袁昌英推荐来到武汉大学。苏雪林起初并不愿意教新文学研究，她认为在当时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文学有相当的困难，第一，新文学运动发生不过十几年，资料缺乏，不成系统；第二，所有新文学作家都尚健在，还谈不上什么“盖棺定论”；第三，作家作品层出不穷，各有特色，时代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复杂，又很难揣摩；第四，武大中文系保守势力依然强大。苏雪林的考虑不能不说是同时代大学里所有新文学课程所遇到的共同困难。

在陈源的再三要求下，她继续开设新文学研究，并在沈从文的基础之上编写《新文学补充材料》，⁽³⁸⁾在教学的过程中发表多篇新文学批评的文章，为出版《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据《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文学院课程表，苏雪林曾教授中国文学史、新文学研究、作文和基本国文几门课程，为新文学研究花的精力最多，“我的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研究的讲义的编纂是同时进行的。我在后者所费光阴与劳力要在前者一倍以上”。⁽³⁹⁾她在讲授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为了备课编讲义，经常看杂志、报纸副刊，了解文学潮流和作家动态，写了大量的作家论和文学批评文章。

她在武大任教期间发表的文学批评作品有：《论李金发的诗》（《现代》，第3卷3期，1933年7月）、《论闻一多的诗》（《现代》第4卷3期，1934年1月）、《郁达夫论》（《文艺月刊》，第6卷3期，1934年）、《〈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闻周报》第11卷44期，1934年12月）、《沈从文论》（《文学》，上海，第3卷3期，1935年）、《〈扬鞭集〉读后感》（《人间世》，第17期，1934年12月）、《论邵洵美的诗》（《文艺》，武昌，第2卷2期，1935年）、《几个文学研究会旧会员的散文》（《珞珈月刊》，第2卷4期，1934年）、《论胡适的〈尝试集〉》（《新北辰》，1935年11月15日）、《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上海，第3卷2期，1935年）、《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奔涛半月刊》，第1卷2期，1937年）、《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胡适，苏雪林）（《奔涛半月刊》第1卷1期，1937年）、《论鲁迅的杂感文》（《文艺》，武昌，第4卷3期，1937年）、《我创作的动机》（《文艺》，武昌，第3卷1期，1936年）、《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文藻月刊》，第1卷3期，1937年3月）、《北风——纪念诗人徐志摩》（《新时代半月刊》，武昌，第2卷3—4期，1931年）等。

苏雪林在教授新文学研究期间，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编写新文学讲义，最重要的是因此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论和文学创作批评，这在当时30年代的中国文坛很罕见，她在武大相对自由的新文学研究氛围中，为武大学生提供了独特的新文学史的讲述，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相当系统、全面、客观的新文学研究成果。

30年代，除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沈从文的《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讲义、废名的《谈新诗》⁽⁴⁰⁾等新文学讲稿外，苏雪林的《新文学补充材料》⁽⁴¹⁾应为较早的。在《新文学补充材料》（手稿）中，她为新文学研究这门课程写了一篇总论，其中分析了新文学发生的原因，五四运动之精神，又写了第一章周作人的文艺见解。总论开宗明义，分析新文学产生的原因：文学本身关系；旧文学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第一标准语与第二标准语；古文家无补实际的防御战；白话文自然的出现，之后又详述社会经济的背景。在这后半部分，她又详述了（一）五四运动之精神；（二）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三）提倡科学等内容。贯通古今，联系中外，行文中既有深厚的旧文化功底，又有丰富的新文化理念，从理性层面客观评价分析了新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并提供了详尽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学生从文学本身和社会背景中两个方面考虑问题，寻找答案。她提供的这种新文学史的思考方法，在当时并不多见。除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纲要》外，沈从文、废名的讲义基本上以研究新诗为主要内容，并未将新文学的发展做系统梳理。新文学发展初期，新诗创作为主要成果，沈从文、废名在最初的新文学研究中将新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所难免。仅过几年，苏雪林改变了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尝试梳理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这点上，可以通过对比沈从文和苏雪林在武大的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内容窥见一二：

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

新文学研究（民国十九年、二十年）

本课程系为十年来国语文学运动作一较详细之讲述。自五四运动起，至近日为止，所有以新的文字从事写作之各作品及其作者，皆综合加以研究，使新文学进展各姿态，可以得以较有系统之认识。

新文学研究（民国二十一年）

本学程讲授五四运动后之国语文学。先叙新文学之运动，及文坛派别等等，用以提携纲领。继分五编，评论新诗，小品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一面令学生研读名人作品，养成新文艺之鉴赏力，随时联系创作，呈教员批改。⁽⁴²⁾

第一种课程内容是沈从文在校期间为新文学研究所做说明，民国二十年苏雪林讲授这门课程，在第二年之后便将课程内容改成以上第二种，以区别与沈从文教学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

苏雪林的课程在沈从文基础上，综述新文学发展，又细分文学作品问题，分别涉及新诗、小品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在同时期发表的作家作品论中，她对作家创作的修养、习惯，将作家的生活经历、环境、艺术风格及其所属的流派结合起来，客观地进行分析。她的《新文学补充资料》（手稿）并未公开印行，却是新文学研究课程重要的一部分，其课上发放之讲义（无法寻找）和最重要之同期的文学批评，是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教授新文学研究的直接研究成果。她为武大学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养成新文艺之鉴赏力”，也为现代文学留下了当时最系统、最客观的文学研究资料。

国立武汉大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在互动中不断发展。由于社会发展缓慢、人事更迭频繁、国内局势不稳等原因，新文学在国立武汉大学的生根发芽壮大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现代文学在国立武汉大学发展的趋势与新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相同，但又有其鲜明的特点。它们之间的关系既不像新文学与北京大学的关系那样紧密相连，又不像新文学与东南大学那般格格不入，而是呈现出波动的形态。

乐山时期的武大，由于战乱、校内主要力量的更迭，直接使得新文学在文学院失去了有力的支持力量，新文学在旧派力量重新掌权后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苏雪林的新文学研究课程逐渐被取消，改教国文，叶圣陶、朱东润等新派教师的地位远不如那些旧学教授，新文学发展陷入了低谷。在西南联大空前发展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武大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新文学寻找着另一种发展的方式。凌叔华在此空间里寻找着与西方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她在乐山时期尝试用英文创作了《古韵》，并与伍尔夫交流文学创作，中西方文学的对话在战时得以形成。这样的对话在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凌叔华与英方教授朱利安·贝尔合作翻译了《What's the Point of it？》、《A Poet Goes Mad》、《Writing A Letter》⁽⁴³⁾等三篇文章，分别为凌叔华小说《无聊》、《疯了的诗人》、《写信》的英译。除此以外，凌叔华还在1935年至1936年在担任《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的主编，倡导文艺的“永久的普遍的人性”，强调文艺“绝对的，尊严的独立性”，⁽⁴⁴⁾这种自由主义文艺思想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如出一辙的《新月》的发刊词，甚至更早的《现代评论》透露出的自由主义立场。如果从这点上考虑，可见现代文学在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的特点与武大核心力量为这所大学奠定的自由主义基调不无关联。⁽⁴⁵⁾现代文学一方面得力于新文学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带来的推动力，一方面得力于自由主义文人，也就是以《现代评论》主要成员为代表人物的武大核心成员营造的自由主义空间。它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自由、冷静、客观的特点。无论是郁达夫、张资平、杨振声的尝试，还是艺林社成员的文学创作，都体现出现代文学在武大不可遏止的萌芽；无论是沈从文的新文学研究讲义还是苏雪林的文学批评，都体现出现代文学在武大成熟发展后的理性、客观；无论是闻一多、陈源的课程改革，还是凌叔华的办刊、创作，都体现了现代文学在武大的自由主义空间中的特殊需求和结果。

虽然现代文学在武大的发展在特殊时期并不稳定，呈现一种上下波动的形态，但它的总体趋势是向上发展的。现代文学史中对国立武汉大学很少提及，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国立武汉大学为现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生存空间，在此空间中武汉大学现代文学发展呈现了鲜明特性，它从另一个侧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