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发展

四、五帝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发展

现在，有很多人一谈到五帝时期，就认为那是什么“原始社会”，是部落时代，总认为其时很“荒蛮”。其实这都是一种很错误的推想，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想当然”之说。五帝时期，不仅其赖以发展的历史基础就已经相当进步，而且由于国家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得到完善，社会民主与法制的最初实行，长期战争的结束，人民生产、生活得到了长期的安定，再加上黄帝依道治国指导思想的确立，各种发展社会文化措施的实行，这就使中华文化出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

现在，我们就依考古发现，结合历史记载，对五帝时期文化发展情况，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农业及畜牧业

五帝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了相当进步的程度。从总体状态上说，此时早已跨越了“刀耕火种”的历史阶段，从原始农业只在丘陵山地进行而发展到河川平地，具有了最初的防洪能力；从生产工具上说，不仅石铲、石犁、石锄、蚌锄、蚌镰、骨镰、木耒等工具早已使用，而且粮食加工工具（石磨、臼、杵、碾等）也已经很普遍；从农作物品种上说，粟、黍、秬、麦、稻、豆、油菜等也已普遍种植和栽培。在平常年景下，粮食的自给已经没有问题，甚至已经开始了以粮食加工后的谷糠做饲料喂养畜禽，以及用粮食酿酒。

这个时期的畜牧业虽已降至农业之次的附属地位，但从考古发现中，各地居民在家禽、家畜的饲养上还是非常普遍的，主要有牛、马、羊、鸡、狗、猪，饲料多以谷糠为主。其饲养方式，主要是建以圈栏，定时添加饲草、饲料。这种情况说明，其时的人民不仅生活安定，农业生产已经出现某种程度上的产品剩余，这是中国传统上“六畜”饲养业已形成的一个历史时期。

（二）制陶、雕塑、绘画及音乐

根据泥河湾的考古发现，中国制陶生产出现的时间，已经上推到了12000多年以前。到了距今4500多年的历史时期，陶制器皿不光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如甑、鼎、鬲、鬶、豆、壶、盆、罐、缸、瓮、盂、鬴、盘、瓶、盃、斝、盉等），类型齐全，而且在一些小型日用器皿的制造上，工艺讲究，造型美观，并施以艺术性很高的纹饰，具备了极好的观赏性。例如，彩陶皆用细泥制作，彩绘之前进行磨光，色彩以黑为主，兼施黑赭、黑红，图案以弧线、三角、圆点为基调而构成色调庄重、典雅，图案极具动感，线条流畅，各种饰样具有想象力。这些陶器的烧制火温都已经很高，质地坚硬，虽经四五千年之后，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器物，其硬度仍然很好。

雕塑艺术起源很早，在中国的历史上，依现在的考古发现所知，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因为，在桑干河流域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发现的细石器中，就有相当多的雕刻器。在仰韶文化中发现的雕刻作品，就具有了很高的艺术性（如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透雕象牙筒，牛河梁出土的玉猪龙，其艺术水平是相当高的）。雕塑品中，现在见到最多的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如华县泉护村出土过一件鹰头面形雕塑品，有带圆锥体刺羽毛状纹饰，其造型形象生动）。在辽宁西部山区的牛河梁距今5000多年的文化遗址上，也发现了大批雕塑品，这曾经引起了考古学界的轰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一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头像更为珍贵。这尊头像的大小与真人接近，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形近似。头像面部的艺术刻画，既强调外形轮廓的健美柔和，又追求内蕴神态的情感流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神的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的，显得双目炯炯，神采飞扬。”^[41]可见这一历史时期雕塑艺术水平之高。

在绘画方面，有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阴山岩画，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的贺兰山岩画，另外在新疆、甘肃、山西、广西、贵州、黑龙江等地，也都有岩画。当然，这些岩画的时代有早有晚，且多数未作出比较准确的年代测定，我们不好臆断与引用。也有少数经科学测定其年代的，如山西吉县柿子滩文化遗址上的岩画。此岩画共有两方，都画于遗址南端一个具有天然岩棚下面的岩石上，虽因年久日深，风化严重，但赤铁矿石的赭红色及所绘形象尚依稀可辨。至于仰韶文化时期，发现于彩陶上的绘画，则是尽人皆知之事，不必赘言。

五帝时期的音乐同样也相当发达。是时，打击乐器有土鼓、鼍鼓、石磬、钟、鼗、铙、钹、铃等，吹奏乐器有埙、管、竽、笙、籁、箹、箫、笛、龠等，弦乐器有琴、瑟等。其时的音律之制为五音十二律吕，五音为：宫、商、角、征、羽；十二律吕即十二度，也就是将五音阶分作十二个不同的音程。其中，宫与羽、角与征之间各为小三度，而宫与商、商与角、征与羽之间各为大二度。这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依次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又，凡奇数各律统称曰“律”，对偶数各律则谓之以“吕”，总其称曰“六律、六吕”，简言之曰“律吕”。此五音十二律吕之制，自黄帝之时制定，一直沿用至周武王之后才改作七音阶。在乐曲上，五帝时期亦是很多的，此不必细述其详。

（三）纺织业

五帝时期的纺织业已很发达，并不是现在某些人们所想象的还穿兽皮的情况。今涿鹿县轩辕之丘上所存的大量文物残留之中，陶纺轮就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一历史时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上也同样是如此。不过，是时的纺织原料绝大部分还是麻料，所生产的纺织品中，基本上是以麻布为主。当然，中国的丝绸生产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纺织工具和饰有蚕纹、编织纹的小牙盅就是明证。不过，最早的丝织品还用的是野生蚕茧而非饲养的家蚕，所以其产量一直不大。历史记载中所说的“西陵氏之女曰嫘祖，为（黄）帝之妃，始教民育蚕，制丝茧以供衣服”^[42]，“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43]，都是说黄帝时期倡导养蚕、发展丝绸纺织原料生产的事，并非始有纺织之初。

（四）城市、房屋及交通

最早出现的城堡，它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大规模阵地攻坚战的直接产物，是部落方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建造的永久性军事防御工事。其最初的名称谓之曰“丘”，如“青丘”、“令丘”、“平丘”、“玄丘”等。五帝时期，不仅建城以战成为一种军事必备条件（如炎帝赴河南施治，筑城“空桑”，北上山东监视蚩尤，以防其叛，筑城屯军亦命曰“空桑”；蚩尤追杀炎帝至涿鹿，其所筑之城因战败而被古籍称之曰“凶黎土丘”……），而且，城池之建业已成为居民集中的居住地或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如在涿鹿县矾山黄帝都城遗址轩辕之丘周围，据卫星遥感照片显示，就有不知名的古城址4座。至于轩辕之丘（今俗称“黄帝城”），其建筑规模、形式，已同其后来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城呈不太规则的正方形，城墙夯筑，城墙外有巨大的壕沟……在考古学研究之中，这一时期房屋的建筑形式、布局、工艺等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水平，以及人们在多方面的社会生活观念、意识形态。在这方面，现在所得到的考古学研究资料是十分丰富的，已能清楚地说明五帝时期人们的居住情况以及社会组织情况。在房屋建筑上，仰韶文化时期，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尚存在着典型的氏族聚落型式：“居住区的中心是一座大型房子，其周围分布有几十座中、小型房子，形成近似圆形的平面布局；姜寨遗址似属一座氏族组成的部落村庄”^[44]；而桑干河山间断陷盆地中的蔚县三关遗址，所发掘出来的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屋基址6座，不在同一平面。房屋形制基本相同，皆为坐北朝南、平面呈扇面形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一般40平方米左右，其间距不等。”^[45]这显然已无任何氏族痕迹。而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房屋，则“平面近似正方形”，“房屋基穴挖筑于生土层，穴壁残高0.22米”^[46]，已基本上与现代房屋建筑十分接近了，且建筑工艺很高，“四壁和居住面均先涂草拌泥后再抹一层泥，经火焙烧，居住面平整坚硬。”^[47]由此可证，五帝时期，在房屋建筑方面已经相当进步。

五帝时代的交通运输情况，已经有了相当程度上的历史进步。这一点，我们通过以考古学研究的发现来印证古史记载，就可以大体上有一个了解。《太平御览》引《释名》曰：“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古史考》言：“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广博物志》载：“黄帝用车战，蚩尤用骑战”；《易·系辞》记：“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拾遗记》说：“轩辕变乘桴以造舟楫”；《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披山通道，未尚宁居”。现在，田野发掘出来的大量商代车马坑，以及新石器时代遗址钱山漾出土的船桨历史实物，都能印证五帝时代已有车、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出现，这些已有大道修筑的历史记载也是可信的。

（五）文字

中国的文字在世界上是产生很早、使用历史也是很久的文字之一，而且它又是一种比较优秀的文字：第一，世界各国各民族所使用的文字，多是以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每一个字母只是一种简单的音符，并不具有任何独立的语义。以不同的音符字母所组成的单词，充其量也只构成语言的组成部分，其所表达的意思不仅是比较单纯的，而且并不具有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色彩。而中国的文字就不同了，每一个字，都是由形、音、义三方面要素所构成，它具有独立的语言含义。而且，由几个字所组成的词，就有了包含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形容性极强的成语、典故，且诙谐、幽默、形象、生动，一词之中的含义博大精深，这就极大地加强了语言内容上的浓缩性。所以，在联合国，以全世界不同的文字印同一内容的文件，中文本文件的页码是最少的。第二，由于中国文字是一字一音一义，或多音、多义，用它就可以写出语言精炼、感情充沛、形象生动，且语调抑、扬、顿、挫，节奏感强烈，行文工整对仗的诗、词、歌、赋、楹联等很美的、极富音乐性的韵文来，而外国文字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举例而言，我们将外国某诗人的诗作翻译成中文，其诗便朗朗上口，形象、生动，大增艺术色彩。相反，如果将人们喜爱的唐诗、宋词、元曲翻译成外文，就不仅会变得语言啰嗦、韵味大减，而且其原诗的意境也会大失其色！这种由文字造成的语言差别是很大的。第三，中国文字由于其最初的创造，是依自然物画以简洁的图画示形、表义、形音而来，它能够与时偕行，依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事物而造新字以用，所以它极具生命力，虽经6000年沿用、演变至今，而毫不落伍。唯其如此，中国文字的演变历史，就是一部中国通史。世界上只有中国文字可以用来考古，通过对中文的研究就可以了解历史上很多不载于史书上的重要事情，而外国的拼音文字便不具备这种历史研究的功能性。第四，中国文字正因为是以简练的图画成字，所以，中国文字不仅为语言的载体，而且它可以成为艺术品，书以不同的字体，表现以不同的艺术风格，表达不同的思想内容，就会成为供人欣赏的字画，挂于不同的厅、室、场所，就会营造出一种文化氛围，陶冶人们的性情，而拼音文字便做不到这一点。第五，中国的文字，通过五六千年的使用，形成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极富哲理的成语、典故，它事实上已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载体，而且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一种民族历史精神与思想智慧的载体，人们不管意识到与否，在日常对它的使用之中，客观上就要受到一定的民族传统思想和文化上的熏陶，外国的拼音文字，恐怕在这个方面就会差一些。第六，近代以来，人们流传着一种崇洋的说法，说是中国的方块文字难学、难写、难记，不如西方的拼音文字好学、好记。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客观。虽然，中文并不是拼音字，但是早在五六千年前开始形成的中国文字，因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不仅文字的创造极具形象性、规律性，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重要形音要素，只要掌握了它的客观规律，学起来也并不一定有多么困难。例如，偏旁部首规律：凡言字旁的字，都与语言有关；凡水旁之字，都与水有关；凡山旁之字，又多与山有关；而草字头的，多与草本植物有关；凡木旁之字，则多与乔木有关系了。说到形音，则例证更多：如“女”字加“且”读作姐，加“良”为娘，加“未”作妹，换“夷”为姨，换“古”为姑……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不仅易学易记，更能加深一定程度上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那种曾经盛极一时的“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实质上是不懂中华文化的、极其错误的、有害于民族思想文化发扬的坏主张。中国文字产生至今，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山东莒县等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古文字刻画符号为代表，至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所以，《吕氏春秋·君守》《世本·作篇》《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等古籍所说的黄帝命仓颉作书，就应当是一个搜集、整理、统一民间各地已有文字，并按规律增创文字，丰富其功能，以行政手段推广使用的实际史事。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尚书·尧典》记载五六千年左右，四象、四仲、中星星躔位置极其准确等许多史事；不然，我们也无法说明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商代4500多个文字，是形、音、义三要素齐备、基本规范、成熟、能够用于述史记事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虽然，在考古学研究上，现在还有一个夏代及其以前文字上的缺憾，但我坚信，这一缺憾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总有一天会补齐的。

（六）天文学

天文学研究的发展水平，是最能够说明一个民族历史进步中的文明化程度的。因为，它不仅明确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摆脱了原始思维模式，而转变为唯物、辩证、科学地认识宇宙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同时天文学研究历来都是决定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不用说这个研究所包含的数学、物理学等方面进步的意义了。中国的史书记载：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后，命羲、和、常羲等专官，观日、察月、记录宇宙星辰运行，以制定历法，教民按农时节令播种，五帝时期已有《黄帝历》《颛顼历》的颁布使用。同时，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历法不仅是中国特有的阴阳历，而且也是很先进的四分历。此后各代帝王执政后，只是在纪元上改一下“正朔”：这就是“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而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汉用乙卯”^[48]，其所谓的《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等，都不过是《黄帝历》的一个翻版。这也就是中国人习惯将历书一直称作“黄历”的缘由。

在《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尚书·尧典》所载以太阳所经二十八宿星座位置、以确定二分二至点的具体时间问题，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因为，它不仅涉及天文观察研究、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建立的年代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古代天文研究、历法制定的科研体制，以及具体研究水平等许多问题。同时，围绕这个问题，更涉及历史文献、道学理论、“疑古”思潮等许许多多的历史问题。因行文之需，此节只讨论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建立的年代问题。其余的问题放在第四章中进行讨论。

四象二十八宿，是中国上古用以观察太阳、月亮，以及金、木、水、火、土等宇宙星体运行，在视周天以较亮的星座为标志，而沿黄道带划分出四方二十八个天区的星官名称，是用以进行天文观察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科学体系。

宇宙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天体，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但却有其一定的基本规律：即质量小的天体因受引力所制而围绕着比它大的天体旋转运动，如此，小行星则围绕大行星旋转，大行星则围绕恒星旋转，并因此而构成宇宙中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我们称此为星系。星系亦有大小之分，因此小星系又围绕着大星系的大密度质量核心旋转运动，如太阳系同它相邻的各星系组成的银河系，都在围绕着银河系的中心巨大物质体旋转……恒星与行星，是一个相对区别的名称，在一个具体的小星系之内，恒星保持相对的守恒性，行星都围绕着它作旋转运动，但在更大的宇宙范围之中，恒星也是在率领着它的“家族”成员一起，围绕着比它质量更大的天体物质在运行。所以，恒星的守“恒”也是相对的。只不过恒星与行星之间，还有着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就是恒星之称，是以它的质量大到了足以产生核聚变反应为标志。因此，恒星自身是发光、发热的星体。如太阳系中的木星，其质量也很大，目前已知它有60颗卫星，木星与围绕它旋转运动的这60颗卫星，事实上也就构成了一个最小的星系。人们之所以还称它为行星者，就是它还没有大到发生核聚变而发光的程度，它还是围绕太阳作旋转运动的一颗行星。

我们人类生存的地球是一颗行星，它是围绕着太阳这颗恒星进行旋转运动的。由于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感觉不到是地球在围绕太阳旋转运动，反而看见的是太阳朝升暮落，一年四季在南北天区中移动，所谓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就是人们利用太阳系以外的恒星在天区不同位置上所显示的、相对守恒的星体“组合”体现，将视周天中的28个星座为标志进行分度，以观察地球在围绕太阳作一周天的旋转运动中，不同季节所见到的太阳及木星等在天区中的具体位置，依此来确定农时节令、制定历法，以及进行其他天文观察的一个具体星体坐标性观察体系。

将沿黄道带分布的这28个星座名称加“宿”字，以与其他不同天区的星座相区别，并以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一周天的实际时间测定出各“宿”所占的时段为“度”，以此进行天文观察，就可以知道地球在每一天围绕太阳的运行之中，宇宙中各天体在每一天运动中的变化和不同天区位置所处。这就为天文观察、历法制定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亦可以按实际的天文观察所得到的数据，纠正以往历法制定中的差误。《尚书·尧典》之中所记载的尧语，就是尧告诉羲叔、和叔等负责天文观察之官：要依太阳沿黄道带运行至南方朱鸟七宿之中星“星宿”之时，实证春分节令；按太阳经过东方青龙七宿之中星“房宿”之际，依其实际观察到的日期，来订正旧历法中关于夏至节令上的实际差误；以太阳经过北方玄武七宿之中星“虚宿”的准确时间，以鉴秋分节令之定；按照太阳运行至西方白虎七宿之中星“昴宿”的准确时间，以印证历法中冬至节令之定是否准确……尧之所言，并非尧时的实际观察结果，而是依以往观察积累下来的经验数据而言。现在，经过中外学者引入岁差常数进行计算，证明《尚书·尧典》所载的天文数据，是当时的实际数据，与那个历史时期的实际天象相吻合。

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的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尚无光学仪器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古老的天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观察与研究手段，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研究体系。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言：“二十八宿的界限一经划定，不论星群离开赤道的远近如何，中国人都能够知道它们的准确位置”，“中国古代天文学……在逻辑性和实用性方面决不逊于埃及、希腊以及较晚的欧洲天文学”^[49]。

（七）医药卫生及食品加工

同疾病和死亡作斗争，是与人类的生存共始终的。医药事业及其知识的研究、积累、传播，是远比社会政治更受重视之早、历史极其久远的。因此，中国的医学理论、医药事业，到了五帝时期已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它非常自然。《黄帝内经》的产生，就是一个明证。

当然，自宋代辨伪之风兴起，就有些辨过了头。邵雍、程颢等人怀疑《黄帝内经》不出于五帝时期，而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此后，明代的方以智、胡应麟，清代的《四库全书》编撰者，现代学者刘长林、吴文鼎等，都认为《黄帝内经》产生很晚，言其产生时间甚至是在西汉之后，等等，这些都不是一种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之后的发言，而是一种想当然式的推想。对此，且不必说讲这种话的人没有从中国医学发展史、从古文献学、考古学等方面去进行研究，更没有研究中国的思想发展史，甚至他们连中国古典哲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也不甚了解。疑古，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占主流的学风，我自己的研究也是曾经受到其很大影响的，所以在学术研究之中走了不少弯路，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直到我对《黄帝内经》问题，从医学、哲学、语言、礼制、历史、文物考古，以及《黄帝内经》医学理论在周代以来影响的具体人物、事件等作了研究之后，才逐渐改变了我对它的怀疑态度，而确信《黄帝内经》就是黄帝时期的医学著作，只是它并不是黄帝所著罢了。对此，我在以往的著作中谈过，此不赘言。

食物品种及其加工制作工艺，同样是衡量历史进步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也是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在这个方面，虽然历史的记载很少，但是我们通过考古发现的历史生活用具，以及当时的农作物品种，所饲养的家禽、家畜诸方面的实际历史情况，也可以粗略地知其一二。五帝时期，人工饲养的畜禽有猪、牛、羊、马、鸡、狗、猫等，其猎物有鱼、鳖、蚌、蛤、牡蛎、兔、鹿、麋、獐、狍、野猪、山鸡等各种鸟兽，其种植物有粟、黍、秬、稻、麦、油菜、芥菜、豆角、葫芦、苜蓿等，果类有桃、杏、梅、枣、梨、栗、核桃、柿子、榛子、菱角、芡实、莲藕等。食品加工制作器物有鼎、鬲、甑、臼、杵、磨、刀、杖、板等，其餐具有盘、碗、豆、盆、匙、勺之类。当然，刀、叉、勺类多为骨制品。所以，据此我们可以大体上推定，在五帝时期的食谱中，不仅有从畜牧鱼猎时代沿袭下来的以烧、烤方法制成的食品，也有用蒸、煮、煎、烩等方法做出来的各种粒食、面食、汤类食品。甚至，连腌制蔬菜、野菜之类食品也已产生。因为，要解决冬季吃菜问题，这也是会非常自然地发明出来的食品制作方法之一。所以，在中华饮食文化上，我们同样是源远流长的，是走在世界人类之前的。

（八）文学创作

现在有论者以为，中国的文学创作是以《诗经》为始，这事实上是一个很不正确的说法。《诗经》中所收集的作品，都是商末周初之际的作品，这比中国的实际诗歌创作之始大约要晚1500年左右。中国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是在五帝时期。因为，无论是出土文物也好，还是现存的历史典籍记载，在黄帝之著中多为四字韵文，且朗朗上口；唐尧、虞舜都喜爱作诗，且有《神人畅》《思情操》《南风歌》《卿云歌》等传世，至于虞舜提出的“诗言志”文学理论，则更是尽人皆知之事。五帝时期，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除了诗歌创作之外，还有舞蹈、杂耍之类文艺形式，如现在所知的“角抵”等，就是其例。

（九）发明创造

五帝时期是中华先民在历史上发明创造比以往历史上要多的历史时期，但由于夏禹颠覆了五帝时期的民主制度而建立起独裁制度后，五帝时期的许多历史事件传之甚少，乃至有一些受到了严重歪曲，致使我们现在对于五帝时期的许多史事还不是很清楚。这里，我们依然就黄帝战蚩尤之际发明指南车一事，略作一点分析。

《古今注》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广博物志》与《古今注》的说法相同，亦是说指南车之造，归因于蚩尤“作大雾”，这当然是极为荒诞的事情。比较而言，《志林》的说法多少有那么一些客观性：“黄帝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而《古玉图考》记之较细，或可能接近于真实。其载曰：黄帝平蚩尤氏，因大雾，作指南车，饰以文玉，其文作蚩尤之形。车饰以黍，尺度高一尺四寸二分，下长七寸四分，管立木口，圆径三寸四分。琢玉为人形，手常（掌？）指南。足底通圆窍作旋转轴，踏于蚩尤之上。

对于黄帝造指南车之说，自古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不断引起争论，所以指南车的复制活动，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这也倒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五引《鬼谷子》曰：“肃慎氏献白雉于文王，还，恐迷路，问周公，作指南车送之。又曰，郑人之取玉也，必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三国志·魏书》有这么一段记载：明帝之时，扶风人马钧为给事中。一次，马钧同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三人聊天，为史载黄帝发明指南车一事的真假问题争论了起来。高堂隆和秦朗说：“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马钧说：“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高、秦二人不光反驳马钧，还用他的名字来取笑他。马钧最后不服气地说：“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3个人就禀于明帝，由马钧再造指南车，以证古史记载之真伪。很快，马钧就造出了指南车，果能指南不差。由此，朝堂轰动，天下人服马钧之绝巧。崔鸿在《后赵录》中说：“尚方令解飞机，巧方若神，妙思奇发，造指南车，就，赐爵关内侯”。《南齐书·文学传》中，也记载了祖冲之造指南车，与索驭麟互比高低的事。南朝宋曾经得到姚兴所造的一辆残缺指南车，只有车的外形框架，机件却没有了，不能够自行指南。于是，辅政的萧道成就让祖冲之造指南车。当时，索驭麟不服气，说他也会造。所以，两个人就来了一场造指南车的比赛。其载文曰：“昇明中（公元477年7月至479年4月）太祖（萧道成）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造指南车）。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有也。时有北人索驭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车。太祖使与冲之各造，使于乐游苑对共校试。”指南车的一次次历史复制，说明了古史记载不虚。人们长期以来对于黄帝造指南车史事的怀疑，说明了疑古思想产生的久远。疑古常常是处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之际的人们，依照现实情况对历史进步的一种推想，这种思想的产生，往往都是倒因果式的思维方法所致。因此，它当然也就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一种错误思想。

指南车，其功能不过是指示方位，在拥有了成熟的造车技术，在人们明白了磁石阴阳两极恒指南北的基础上，它的发明，本应是一个顺理成章之事，而不应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无端猜疑。指南车，它的笨重是远远难与小巧的指南针相比的，但我们似乎也并不能以此作为对于五帝时期发明创造、科技进步进行否定的又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