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一节　民报发展的黄金时期(1921—1937)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到3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有20％的非务农者。^[1]加之教育改革之后，国人的识字率上升。这些为报业在资本、广告和读者群等方面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和较好的市场环境。另外，在政治上，掌权的国民党师法苏共，但徒袭苏共的组织形式，缺乏组织内聚功能，国民党成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2]有独裁之心，无独裁之力，国民党企图以三民主义治国，但这个弱势意识形态无法匹敌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尽管国民党当局曾经运用新闻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来限制民报的生长，但上述两个层面的理由为民报的生长提供了空间。商业性报纸明显增加，民报开始进入它发展的“黄金时期”。1921年全国定期报刊有1137种，其中日报550种，到1926年，日报增为628种，以民营商业报纸居多。^[3]

这时的民营报纸发展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也明显反映在各地区报刊的不平衡上。同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相适应，上海的望平街成了全国民营报业的中心。

一、《申报》、《新闻报》的发展

《申报》1909年被华人经理席子佩买下，从此，这张著名商业性大报的产权回归国人之手。1912年春，史量才、张謇等五人合资从席子佩手中购得《申报》，张謇任董事长，史量才任社长。1915年，席子佩以“未购买《申报》牌子”为由将史量才等告上法庭，史量才等人被判赔24.5万元。在此情景下，其他人再也无心办报，纷纷退出，只有史量才坚定不移，倾家荡产，终凑足偿银。从此，《申报》成了史量才的私人企业。而《新闻报》也在1923年底还清了最后一笔贷款，结束了举债办报的局面。从20年代初起，《申报》、《新闻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申、新两报都按企业的方式来经营，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首先是争取广告份额。《申报》聘张竹平为经理，专设广告科，改变以往等客上门的方法，派人出去延揽广告，同时加强广告设计，很受工商业主的欢迎，广告额大增；《新闻报》对广告亦是煞费苦心，广告的篇幅一般略高于《申报》，为确定每日广告应占篇幅，设立准备科以计算广告与新闻的比例，有时抽掉新闻为广告让路。其次扩大发行。《申报》在稳定本地读者的基础上，利用各地的分馆和分销处，广泛征求个人订户，精心设计发行线路；《新闻报》主打经济新闻，以工商界读者为主要对象，同时也注意扩充社会新闻的报道面，以争取一般读者，争取扩大发行量。再次是增设专刊、增刊，扩展内容，朝着更加综合化的方向发展。《申报》创办了介绍国际关系的《申报星期增刊》，介绍道德、法律、卫生和经济等方面知识的《常识》增刊，为汽车商服务的《申报汽车增刊》，报道文教消息、探讨教育方法的《教育与人生》增刊和主要刊登广告的《本埠增刊》。《本埠增刊》广告占版面的80％左右，是对正版广告的补充。《新闻报》在增刊大战中亦不甘落后，《申报》办《申报星期增刊》，《新闻报》便办《新新闻》，《申报》有《常识》，《新闻报》就办《新知识》，《申报》有《本埠增刊》，《新闻报》就办《本埠附刊》，如此不一而足。最后是更新设备。由于收入增加，两报还相继建筑新的办公大楼，不断添置新的印刷设备。为了抢时效，当时《新闻报》更是购进设备，设立了一个国际电讯电报房，内装最新式的收报机四部，其中两部短波，专收国外新闻，两部中波，专收国内新闻，使《新闻报》新闻的时效性大大增强。

除此之外，《申报》还扩大业务范围，开展系列服务活动。从1932年7月起，发行《申报月刊》，12月开办“《申报》流动图书馆”，为社会下层群众自学提供便利。1933年1月“《申报》新闻函授学校”正式开学；3月“《申报》业余补习学校”成立；6月“《申报》读者服务部”开张，代读者订购书报杂志，同年开始出版发行《申报年鉴》、《申报丛书》；年底聘请地理学专家编印出版了《中华民国新地图》，首次印制《中国分省新图》等。

事实上，竞争的确促进了发展。从发行量看，《申报》、《新闻报》1925年均突破10万份大关，到1930年，《新闻报》突破15万份，而《申报》也接近了15万份，创两报发行顶峰。^[4]

按企业的方式经营报业，两报施行“无偏无党”、“经济独立”的办报方针。“无偏无党”、“经济独立”的办报方针本是福开森在1899年接办《新闻报》后不久提出来的，它被确定为该报的办报方针大致是在民国初年。史量才自独占《申报》后，聘陈冷为总主笔、张竹平为经理。《申报》不与任何党派发生关系，在当时政治斗争中取超然态度，实施“无偏无党，经济独立”的办报方针，言论持重，与现实政治保持相当距离。在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无偏无党”、“经济独立”的办报方针不仅为申、新两报所推崇，而且被很多同类报纸所采用，轻言论、重新闻，热衷于办增刊专刊也就成为当时商业报纸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申报》迅速改变了以往老成持重、回避现实政治的办报方针，提出激进办报方针，实行改革，推进发展。1932年11月30日，《申报》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宣布将从12个方面着手改革。

史量才采用陶行知的建议，重点抓“一头一尾”，即评论和副刊改革。改革后的时评笔锋犀利，既应乎“时”，又敢于“评”。其特点是紧密联系形势发展，指出时局发展的趋势，帮助广大民众了解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以“攘外必先安内”为核心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揭露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

副刊《自由谈》的改革更是引人注目。《自由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副刊之一，创刊于1911年，一向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的领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史量才更换了原主编周瘦鹃，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文学青年黎烈文。黎烈文上任后，即宣布要使《自由谈》立足于文艺的“进步和现代化”，“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改革后的《自由谈》刊登杂文、随感、散文、考据、诗歌、漫画等，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丑行，揭露国民党钳制舆论、进行“文化围剿”的劣迹，成为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自由谈》的改革得到了鲁迅、茅盾、瞿秋白、郁达夫、郑振铎、陈望道、叶圣陶等人的大力支持，特别是鲁迅，他在《自由谈》上用40多个笔名发表了143篇文章，成了这一时期《自由谈》的一面旗帜。

史量才新办报方针和《申报》的改革，遭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嫉恨。他们先是对史量才采取收买政策，给了他许多荣誉职衔，但史量才不领情；后采取高压，1932年夏天蒋介石曾亲自下手令“申报禁止邮递”，使得《申报》在上海租界之外无法发行。后经多方疏通，当局才撤销禁令。^[5]软硬兼施不能奏效，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便对史量才动了杀机，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暗杀于由杭州回上海的海宁翁家埠。史量才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6]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作为报人所应该履行的誓言。

史量才被刺后，《申报》又开始“老成持重”起来，改革的成果不复存在。

二、新记《大公报》的成功

《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一张极有影响的报纸。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刊，此时期的《大公报》即以敢言著称。1912年2月23日，英敛之离开《大公报》潜心宗教和教育事业。英敛之离开后，该报每况愈下。1916年9月，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全部买下《大公报》，聘胡政之为经理兼总编辑。胡政之经、编两行皆熟，加上他的敬业，《大公报》一时稍有起色。1918年，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赴欧洲采访“巴黎和会”新闻。由于王郅隆是安福系的重要人物，报纸的言论明显亲皖系军阀，并有媚日倾向，声誉很坏，为读者所厌弃；加之胡政之不在，内部管理混乱，营业也年年亏损，难以为继。胡政之于1920年7月回国后不久辞职，王郅隆也在直皖战争后逃遁日本，后死于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大公报》又苟延残喘两年后，于1925年11月27日停刊。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停刊9个月后复刊。此次《大公报》的复刊，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作的结果：吴鼎昌出资5万元买下了《大公报》的全部资产，并与胡政之、张季鸾合作，组成“新记公司”，以“新记公司”的名义复活《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所以，复活续刊后的《大公报》史称新记《大公报》。新记《大公报》在营业、管理等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符合一个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为中国民报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首先，“新记公司”呈现出现代企业性质。所谓“新记公司”的主要内涵包括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班底(“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的员工)和张季鸾的一支笔。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记《大公报》是一份私人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报纸，是私人投资与智力入股相结合的新型投资结构，摆脱了政治与官僚资本的影响，可以使报纸的言论更为独立与客观。

其次，新记《大公报》的组织结构呈现出现代企业倾向。《大公报》复刊时，内部各部门互相沟通，工作效率很高。各职能部门，有职有权，有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和主动精神。

新记《大公报》的组织结构图^[7]

如上图，在机构设置上，报馆分为编辑与经理两部，两部并重，各司其职。胡政之常说，办好报纸首先是编好报纸，但光有好的版面、好的内容，如果发行不力、广告不力，营业也无法维持。《大公报》的经理、副经理都从担任编辑、记者多年的职工中选用，这样就能沟通编辑部与经理部，不致形成“两张皮”，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既懂业务又懂经营的人才，加强了报纸内部的团结。

尤其要指出的是，新记《大公报》实行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个办报方针是新记《大公报》的成功关键。

“新记公司”三位老板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在“投身报业率十余年”后懂得了经济独立对于报纸命运的重要性，靠政治背景、靠他人津贴，要办一张像样的、能站得稳脚跟的报纸是不可能的。所以，新记《大公报》“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不兼其他职务，不拿其他的钱”。胡政之总结新记《大公报》成功的经验时，就说：“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了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为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8]正是由于“四不”方针落到了实处，才使得新记《大公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得到长足发展。

此外，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敬业精神也是令人钦佩的。为了办好《大公报》，吴、胡、张三人在这一时期确实是全力以赴，尽力尽心。据当时人回忆，报纸复刊不久，胡政之经常到大街看报纸零售情况，还假装读者听取人们对《大公报》的反映。每天到报社后，他总是先看发行和广告情况，查对账目，了解报纸行情，下午详细阅读本市和外地报纸，并将它们与《大公报》相比较，从中找出新闻线索，发电指示驻外记者的采访行动，晚上还要到编辑部写社评或看稿件，直到截稿后才回总经理室。张季鸾每天到报社后，先翻阅中外各报，下午会客访友，晚上回到编辑部看重要稿件，审阅小样、大样，然后写社评。在报纸的编排上，胡政之、张季鸾参考了日本的《朝日新闻》等报，作了一些改革。两整版的国内外要闻，重要新闻突出，长短新闻搭配，另配有图片，标题醒目，版面美观、新颖，很能吸引读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新记《大公报》不仅印刷精美，版面精妙，编排新巧，而且消息准确迅速，时评透辟深刻，因而很受读者欢迎。1926年9月续刊时发行不足2000份，到第二年5月增至6000份，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元。一张历史悠久但却长期默默无闻、甚至一度破产的报纸，续刊后获得成功，很快从天津走向华北，从华北走向全国，一跃而成为一张极有影响的全国大报。

三、《世界日报》与《立报》的创办

《世界日报》、《立报》都和著名报人成舍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15年，17岁的成舍我经人介绍到沈阳《健报》做事，从此投身报界，从校对到副刊编辑，与新闻业接下了不解之缘。成舍我有志于新闻业，他想效仿美国新闻大王赫斯特当中国的新闻大王。一生孜孜于报业，并为此终身努力之。大陆解放前夕，成舍我经香港去台湾，长期从事新闻教育工作。1988年1月台湾解除“报禁”，90岁高龄的成舍我又申请继续办《台湾立报》。三年后，撒手人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新闻事业。

(一)《世界日报》的创办

《世界日报》是成舍我在1924年到1925年在北京先后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的总称。《世界晚报》1924年4月16日创办，为一张四开四版小报；《世界日报》1925年2月10日创刊，为日出两张八版的大报；《世界画报》1925年10月1日创刊，初为隔日刊，13期以后改为周刊。

《世界日报》是一张完全沿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报纸的做法创办起来的报纸，它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创刊到1937年7月因抗战爆发而停刊为第一个时期；抗战胜利后，《世界日报》于1945年11月在北京复刊，到1949年2月北平解放被封禁为第二个时期。《世界日报》在第一个时期政治上能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业务上也颇有建树，成舍我也因此蜚声报坛。

和申、新两报一样，《世界日报》在发刊辞中，首先宣布了不党不偏的办报宗旨，提出报纸不受津贴、不畏强暴，保持公正立场，替百姓大众说话。1926年的一段时间，张恨水、张友鸾、左笑鸿等人先后担任了日、晚报总编辑，革命青年张友渔也到《世界日报》任职，并担任日报主笔。该报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态度上是鲜明的，尤其是“教育界”专栏，常常通过“学潮”、教育经费等问题比较明确地反对段祺瑞政府，指名道姓地批评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从3月19日到3月23日，《世界日报》每天都以头版的全版刊登这个惨案的情况，第一天用大字标题标出《段政府果与国民宣战矣》，第二天的标题是《吊死扶伤，哀动九城》，对惨案作大规模的连续报道，并登载了刘和珍等烈士的遗体照片，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世界日报》的报纸业务改革的建树首先体现在副刊上。日报的副刊叫《明珠》，晚报的副刊叫《夜光》，都由张恨水主编。张恨水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先在这两个副刊上连载的，如《明珠》上连载过《金粉世家》，《夜光》上连载过《春明外史》。张恨水的小说，笔锋犀利，描写生动，引人入胜，很多读者买到报纸后，都先看小说连载。

《世界日报》的报纸业务改革的建树还体现在版面编排上。为了吸引读者，《世界日报》打破大多数报纸把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作头条的惯例，常常把一些读者感兴趣的地方新闻、社会新闻、教育新闻放在头条。在做标题方面，成舍我也仿效赫斯特“黄色新闻”标题的做法：词句惊人、字体号大、排列醒目。《世界日报》上的重要新闻，一般都用大字或木刻字做通栏标题。如1925年8月22日，北洋政府教育司长刘百昭强行接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紧闭校门，刘百昭翻墙进去的新闻标题是《刘百昭爬墙而入》；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标题是《段政府果与国民宣战矣》。

(二)《立报》的创办

20年代创办“世界报系”大获成功，对成舍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1930年初，成舍我游历欧美。他考察了法国的新闻业，后到瑞士的日内瓦参加万国报界公会，又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报界公会发表演说，再经德国、英国等地到美国考察新闻事业，1931年2月19日回到上海。成舍我在欧美游历考察期间，对西方的大众报纸和新闻自由制度很感兴趣，成为他效法和模仿的对象。这就是说，旅欧归来的成舍我最希望在中国创办一张如欧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的大众化报纸，这种报纸面向社会的下层群众，以刊登社会新闻为主，文字通俗，价格低廉；同时在思想上神往和追求西方那样的言论自由，希望中国的媒体有一个较高的地位，能够对政府的决策起到应该有的建言和监督的作用。

其实，对于像法国报纸那样“缩减篇幅，降低售价”的做法，成舍我早就进行过。1927年4月18日，他就以“小报大办”方法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这张4开“小报”，版面小，但内容丰富，新闻性强，完全不像前些时上海滩上的消闲小报，所以销售量很快超过了南京的首位大报《中央日报》。7年后，1934年5月，《民生报》因揭露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部下彭学沛贪污舞弊等事件，于7月23日被南京宪兵司令部查封，成舍我也因之系狱40天。

出狱后，成舍我办小型报的志趣更浓，一年后，与人合资在上海创办了另外一张4开小型报——《立报》，并担任社长。《立报》1935年9月20日创刊，到1941年12月24日终刊，先后出版6年多，分为两个时期：从创刊到1937年11月25日停刊，为上海期；1938年4月在香港复刊到终刊为香港期。《立报》的主要成就在上海期。

上海时期的《立报》小报大办，决心成为一张“立场坚定、态度公正”，“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逐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的报纸。在报纸业务上有颇多的独创之处：

其一，《立报》以大报的格局安排版面。《立报》虽然是一张4开的报纸，但在版面安排上完全不同于一般消闲小报，而是一张大报性的小型报，即将大报的主要材料加以浓缩、精编，以质胜量，比大报更为精粹。《立报》创刊时至1937年初，信守“本报销达10万份之前不载广告”的承诺，不登广告。一版登要闻，二版上半版登国内外新闻，下半版为《言林》副刊，三版上半版登本市消息，下半版是副刊《花果山》，四版上半版刊登文化、教育、体育新闻，下半版是副刊《小茶馆》。1936年6月1日，增加两版，版面略有调整。从上述版面安排可以看出，《立报》完全采取了大报的编排方式，做到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时消闲小报是不能参加报业公会的，而《立报》是报业公会的成员，取得了和大报平起平坐的地位。

其二，《立报》以“精编”的方法组编稿件。对于国内外新闻，在广泛了解的基础上，摘取其主要内容，编写成简明扼要的消息，对于要发详细内容的稿件，也力求文字简洁、准确流畅。这种精编办法，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这就使这张小型报纸的新闻内容并不比大报少。对于这种稿件精编方法，茅盾先生有过颇有见地的论述，他认为，小型报纸的编辑部就是一部提炼机，这样小型报就会成为大报的精华。

其三，《立报》最大的特色是“大众化”。《立报》从创刊起，就提出两个口号：“报纸大众化”和“日销百万为目的”，在《我们的宣言》中还着重强调：我们绝不是打着大众化的旗号牟私利，一定要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刊登的材料要与群众休戚相关，使全国国民“能读、必读、爱读，使他们觉得读报真的和吃饭一样需要”。为了使“大众化”这个办报口号为广大读者所了解，《立报》在报纸边上经常刊登一些如“报纸大众化是价钱便宜人人买得起，文字浅显人人看得懂”(二版报边)，“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只要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四版报边)等这样醒目明了的短语。为了防止报贩从中作梗，保证群众按时阅读到报纸，《立报》自备自行车100辆，每天早晨八时前把报纸直接送给订户。

其四，《立报》的副刊富于特色。《立报》有3个副刊，《言林》、《花果山》、《小茶馆》，都为名家主编，因而各具特色。《言林》属文艺性质，每期约2500字，四五篇短文，起初由谢六逸教授主编，后由茅盾接编。《花果山》由小说家张恨水主编，除刊登长篇连载小说外，还刊登风物小志、历史掌故、世界珍闻、讽刺小品之类的短小文章。《小茶馆》副刊原名《点心》，由萨空了主编，主要刊登常识性的文章，改名《小茶馆》之后，以刊登读者来信为主，多反映下层群众生活。

其五，《立报》注视独家新闻的采访。《立报》自己有电台，这样就可以直接收到国内外各通讯社的电讯稿，可以抢在别家报纸前面刊登一些重要新闻。如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释放、“七君子”被捕等重要消息，在上海报纸上首先发表的就是《立报》。对一些重大新闻需要作详细报道的，编辑部不惜花大力气派记者跟踪采访，掌握第一手材料，写出精彩生动的独家新闻稿。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上海部分学生离沪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为了反映这一全市注目的事件，《立报》就派记者与请愿学生随行。当学生被阻留在昆山、无锡时，记者就从这两地写回生动、具体的报道，甚至还出现了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向学生下跪哀求学生勿再前行的细节。

由于《立报》在政治上主张抗日救亡，在业务上按“报纸大众化”的要求进行改革，因而颇受群众欢迎。创刊不到半年，日销量已超过10万份，到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时，日销量达20万份，创当时报纸销量的最高纪录。

四、《益世报》的发展

《益世报》于1915年10月10日在天津创刊，由罗马天主教教廷指派的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杜竹萱等创办并主持。1925年，奉系军阀势力进入天津，刘守荣被逮捕，报纸被强行接收，直到1928年夏天奉系被驱逐出天津，刘守荣才得以收回《益世报》，由独资经营改股份合伙经营，重整旗鼓，事业上有了新的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益世报》聘请罗隆基担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反映广大人民抗日救亡的意愿，“其影响一度超过《大公报》”。^[9]《益世报》的抗日救亡立场和大量报道抗日消息、表达人民爱国主张，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批评，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嫉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多次出面威胁，要求撤换主笔，并派特务暗杀罗隆基，迫使罗隆基离开报馆。之后，《益世报》又聘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担任主笔。钱端升上任后，继续发表抗日社论，其文章的深刻和犀利，不亚于罗隆基。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下令对《益世报》停邮和禁止电报使用，迫使钱端升离开报馆。稍后，《益世报》抓住宋哲元倾向抗日的机会，重新聘请罗隆基回到报馆。罗隆基重任主笔后，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撰文呼吁抗日，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发表题为《爱国无罪》的社论，指责当局把中国搞成“爱国有罪”的局面了。并说：“到了举国的人民畏罪而不敢爱国，国家必亡。”^[10]

《益世报》不仅在新闻和言论方面宣传抗日救亡主张，而且开辟专栏载文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如连载《满蒙忧患史》、《万鲜残案实录》、《田中奏章》、《满蒙权益拥护秘密会议记录》等；还载文详细报道沦陷后的东北惨景，如《盗治下的沈阳》、《铁蹄下的长春》等。另外，还设置哲学、文学、经济、国际、妇女等专刊，聘请平津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撰写文章，从各个方面讲述抗日救亡的道理。

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入天津，天津各报除几家附逆之外都已经停刊。《益世报》因在租界，还能坚持出版。8月18日，《益世报》社长生宝堂被日军杀害，报纸于9月3日被迫停刊。

五、《新民报》的刊行

《新民报》1929年由几位四川籍的青年记者陈铭德、吴竹似、刘正华等创办于南京，他们当时都是国民党员，并且都服务于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对中央社刻板的工作方式和垄断新闻的做法不满意，与自己理想中的新闻自由相去甚远，产生了办民间新闻企业的想法，于是就办起了一张规模不大的同人报《新民报》，报名取“作育新民”的意思，希望继承和发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革命精神。《新民报》创办时，陈铭德从中央社辞职，专任社长；吴竹似、刘正华以业余时间参与编辑，初始时先后任总编辑，当年冬天，聘张友鸾为总编辑。新民报社全称为“首都新民报社”，主张“为办报而办报，代民众以立言，超乎党争范围之外”。^[11]

创刊之初，该报每天出版4开一张，1931年改为对开一张，1936年又改为对开两张。《新民报》在国家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时候，显示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报纸抗日救国的立场很鲜明，及时报道了日寇侵华消息，反映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各种活动，敦促国民党政府放弃妥协，抗战到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报纸发行激增到1万多份，到1936年，发行量达2万份左右。

1937年，邓季惺正式进入《新民报》，并担任副经理，建立了一系列完善的管理制度，同年6月20日成立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民报》的版面编排、标题制作都较讲究，尤其副刊更具特色，《葫芦》、《新园地》、《新民副刊》、《读者呼声》等副刊在读者中都产生过较大影响。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新民报》虽然坚持在南京出版，但由于对外交通阻塞、纸张供应困难，不得不压缩篇幅，到11月下旬仅出8开一张，最终在南京陷落的前16天，即1937年11月27日出版最后一张报后，宣布停刊。

六、《生活》周刊与《大众生活》的刊行

《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是与邹韬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祖籍江西余江，出生于福建永安。韬奋自小阅读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黄远生在《时报》、《申报》上发表的北京通讯，对新闻工作产生兴趣，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韬奋的一生，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一生。从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开始到1944年病逝，他的新闻生涯一共18年，共主编、创办过《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大众生活》(香港版)等7种报刊。他对这些报刊注入全部的心血，满腔的热情。1936年7月31日在《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中，他说：“我平生并无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说：“我在20年前想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比20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从1933年起的短短的11年中，他三次被迫流亡，一次被捕入狱，但他从未放弃对新闻出版事业的追求。面对反动的专制统治，邹韬奋始终大义凛然，宣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体现了一个报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节操；始终以反映人民呼声，热心为读者服务为办报宗旨；热爱新闻事业，忘我刻苦地工作，形成了“韬奋精神”，这是他留给后代报人的宝贵遗产。

(一)《生活》周刊的刊行

《生活》周刊是邹韬奋主编的第一个期刊。这个杂志是资产阶级社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5年10月创办的，是职业教育社专门宣传职业教育、进行职业指导的刊物，主要刊登一些职业指导消息和简要的职业指导言论，发行量才2000份。邹韬奋刚主编《生活》周刊之初，刊物上的稿件几乎是邹韬奋一个人的“产品”，邹韬奋给自己取了六七个笔名，分别放在不同的文章上。1931年以前，《生活》周刊主要刊登有关个人修养、职业修养的文章，以期帮助青年人提高修养和找工作的能力。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粉碎了邹韬奋改良主义的幻想，《生活》周刊改变了以往与现实政治无涉的办刊主张。1932年2月，《生活》周刊先后发表了邹韬奋的《我们最近的思想与态度》和《我们最近的趋向》两篇文章，抗日救亡成了《生活》周刊的主题，《生活》周刊由一份职业教育的刊物变为以新闻时政评述为主的新闻周刊。韬奋思想上的变化、《生活》周刊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和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等卖国谬论的抨击，深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所不容，要对《生活》周刊采取“禁邮”措施。邹韬奋希望有所挽回，便托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拿着《生活》周刊合订本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12]1932年7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对《生活》周刊“禁邮”。邹韬奋和同事们没有被吓倒，他们通过铁路、轮船、民航托运把《生活》周刊大包大包地运出去，邹韬奋主动削减自己的薪水以补贴运资。结果，《生活》周刊的销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年年底，《生活》周刊发行到15万份。

《生活》周刊的事业在斗争中不断扩大，1932年7月在“读者服务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书店”，1933年又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

1932年12月，邹韬奋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选为执委。次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在这种情况下，他将《生活》周刊交给胡愈之、艾寒松等人，自己被迫流亡出国。就在邹韬奋出国流亡后半年，1933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了《生活》周刊。最后一期《生活》周刊是第8卷第50期。

(二)《大众生活》的刊行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他立即于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给学生的爱国行动以热情的声援，参加救亡运动的重要作家和热血青年的重要文章都在《大众生活》上发表。《大众生活》一连好几期的封面都是“一二·九”运动场面的照片。《大众生活》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销数达20万份。

12月21日，《大众生活》刊登了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283人签署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八条要求，反对国民党当局的钳制言论的文化专制政策。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查封，邹韬奋流亡到了香港，期间创办过《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至第11号改名《生活日报周刊》)、《抗战》三日刊和《全民抗战》等刊物。1941年2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查封了《全民抗战》和生活书店，韬奋被迫第三次流亡，在香港复活《大众生活》，热情宣传抗战，大力鼓吹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对海外华侨认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起了很大作用。1941年底，香港沦陷，《大众生活》停刊。

七、“四社联合办事处”成立

“四社联合办事处”是张竹平发起组建的包括《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在内的一个新闻传媒托拉斯。

张竹平(1886—1944)，江苏太仓人，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笃信基督教。在史量才接办《申报》后，入《申报》馆，并被聘为经理。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资金后，他开始谋求自己的事业。他的事业从办电讯社开始，1928年正式创立了“申时电讯社”。同年，张竹平又与汪英宾、潘公弼等人合股购下了《时事新报》并组建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经理。1930年冬天，张竹平离开《申报》，次年2月与董显光等人合股从英商伊兹拉之妻的手中购进濒临倒闭的英文报纸《大陆报》，张任经理，董任总编辑。几乎同时，张竹平又与董显光、曾虚白等人策划创办了《大晚报》。

上述四个新闻机构都是集资创办的，张竹平均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并且事实上把握了各单位的经营权，因而张竹平一跃而成为了上海新闻界仅次于史量才、汪伯奇的报业资本家。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张竹平将这四个新闻机构联合起来，组建了“四社联合办事处”。“四社”的成立，在当时的新闻界影响很大。像这样一个既有报纸，又有通讯社，既有日报，又有晚报，既有中文报纸，又有英文报纸的联合体，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空前的。

在国民党的压力下，1935年5月1日，张竹平刊出启示称，因病辞去“所有四公司总经理职务”，“暂请杜月笙先生代理”。杜月笙同时刊出启示，接受张竹平先生的委托。6月16日，“四社”同时举行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杜月笙为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