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的调整时期

第四节　发展战略的调整时期

莫拉莱斯政府（1975～1980年）和贝朗德政府（1980～1985年）执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总的来说，依然是以发展主义为指导的进口替代战略。但是，在西方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这一发展战略的弱点和缺陷日益暴露。因此，这两届政府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某些类似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措施，但发展主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仍为其发展战略的基点。下面分别分析一下两届政府对发展战略所作的调整。

一、莫拉莱斯政府对发展战略的调整

莫拉莱斯政府所作调整的重点是纠正其前任贝拉斯科政府的一些过激做法，对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放宽了限制，注意调动中、小资本家的积极性，以恢复国家财力、复苏国民经济。莫拉莱斯在《图帕克·阿马鲁计划》中强调，计划的宗旨是“巩固革命的进程……结构改革的完善和调整使革命取得进展，不可逆转地实现其最终的目标：全民参加的社会民主”；计划总目标中有关经济的目标是：“继续改革国家体制，使之更为有力和有效，并保证逐步实行地方分权和不断扩大民众参政”，“增加生产和完善国家生产体制，优先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和扩大高额利润产品的生产”，“有条不紊地完善和促进所有的经济成分”；“最大限度地提高就业水平和发展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活动”；“保证劳动者的最低报酬，使他们能满足本身及其家庭的基本需要”等。

根据上述宗旨和总目标，莫拉莱斯主要采取了以下调整政策和措施：

1.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收缩国有化经营的范围。莫拉莱斯政府自1976年起开始对国营企业执行逐步削减、改善经营和扣转严重亏空的计划。1976年7月决定实行渔业的部分非国有化，将国营秘鲁渔业公司的553条渔船卖给公司的工人，由他们组成私人小企业，并将拥有1000艘捕鱼船的船队转让给私人经营。

2.鼓励私人投资，收缩和停止实行企业的“社会化”改革。贝拉斯科政府实行的对本国私营企业的“改造”政策，导致本国私人投资锐减，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莫拉莱斯政府于1976年5月颁布了《支持私人小企业法》，以促进私人投资。1976年11月，莫拉莱斯宣布将工业社中工人在企业股份中的最高限额从50%降为33.3%，同时规定股份将只分给工人个人，防止工会集体控制股份，以确保企业主的决策权。同年年底，还将已经建立的66个社会所有制企业通过削减或冻结信贷减少到23个，并禁止这类企业“在任何一种关键的经济领域中取得立足点”及“同私人公司竞争”。莫拉莱斯还修改了上届政府以限制私人资本为宗旨的工业法。据新工业法规定，每年总利润不到50万美元的企业无须再向所属的工业社捐献股票，不必按以前的规定变成合作社。

3.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实行对外资开放政策，以吸引外国私人投资。1976年，莫拉莱斯政府成立了外国投资与技术委员会，以加强对外资的统一管理。作为国家负责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的唯一机构，这一委员会的成立克服了过去机构重叠、手续烦琐等问题，为吸引外资创造了有利条件。1976年10月底智利退出安第斯条约组织后，对第24号决议（对外资共同条例）作了重大修改，如将对外资利润汇出率的限制从14%放宽到20%，并允许各成员国批准更高的利润率等。秘鲁莫拉莱斯政府于1977年4月12日颁布第21876号法令，同意安第斯条约组织对第24号决议的修改。之后，政府又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进一步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在某些方面，比修改后的第24号决议条件更放宽，如允许外资对公共事业、交通、贸易，甚至银行进行投资。

1977年8月，政府修改《银行法》，允许新的多国银行以外币在秘鲁营业和开设银行。根据这一法令，以科威特和利比亚资金为主的外国资本在利马开设了资本为1亿美元的阿拉伯拉丁美洲银行的分行。1978年9月，允许外资对秘鲁本国银行进行投资，但规定股份不得超过20%，同年3月，又允许国际石油公司等外国石油公司重返秘鲁，在北部热带森林地区勘探和开采石油；4月，批准同西方石油公司和阿根廷布里达斯公司签订的期限分别为30年和15年的采油合同，5月，允许外资同本国国家资本或私人资本一起开采金矿；10月，允许外国对小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取消对股东的限制；11月，对矿业条例进行修改，允许外资单独承包一些项目，并予以三方面的优惠：免去建设税，取消17%的开采税，稳定税收，鼓励外资公司同秘资成立“特别合营企业”。1979年秘鲁国营渔业公司同波兰里贝克斯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由后者出船和投资在秘鲁领海捕捞鳕鱼，捕获的鱼由秘、波两家公司平分。

4.采取货币不断进行小幅度贬值、限制货币发行量、取消对大部分食品和石油产品的价格补贴，增加对企业消耗的某些商品的税收，大幅度提高物价，削减公共开支等紧缩措施，开源节流，减轻国家的经济困难。莫拉莱斯还亲自宣布1978年为“紧缩年”。

5.重新安排外债，延期偿还到期外债，减轻财政压力。1978年11月，秘鲁同巴黎俱乐部和西方银行达成推迟偿还1979年和1980年到期外债的协议。这两年到期外债的90%（19.34亿美元）将推迟到1981年以后偿还，从而暂时解决了秘鲁经济困难中最紧迫的问题。

有人认为，莫拉莱斯军政府的经济政策实际是贝拉斯科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张的混合体。^[33]从实际情况来看，莫拉莱斯政府执政的五年中，秘鲁经济形势并没有什么好转。1977年和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见表9-4）。1979年和1980年情况略有好转，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官部长财政部长席尔瓦·鲁埃特和中央储备银行行长曼努埃尔·莫雷依拉制订并执行了一项稳定的经济计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国际市场上矿产品和石油价格回升所致。

二、贝朗德第二任总统时期的社会市场经济

表9-4　1975～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秘鲁经济》1981年7～8月合刊。

莫拉莱斯执政后期秘鲁经济虽有好转，但总的来说，两届军政府遗留下来不少经济困难和问题。主要的问题是：①生产发展停滞。从表9-1可以看出，战后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在加快，而是逐渐减慢。按人口平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下降就更为明显。在经济各部门中，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十分缓慢，70年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秘鲁每年都得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②通货膨胀加剧。1979年通货膨胀率达68%。从1975～1979年物价上涨了近四倍，消费物价指数如果以1975年为100，1978年则为290.9，1979年为483.9。1968年贝拉斯科刚上台时货币流通量为130亿索尔，到1978年增加到1500亿索尔，从1979年年底到1980年7月剧增到6000亿索尔，八个月内增发了4500亿索尔。由于投入流通的货币大大超过社会实际需要量，秘鲁的索尔不断贬值。1976～1980年各年的年平均汇率分别为70、110、190、250和340索尔等于一美元。由于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1970～1979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了14.2%，国营企业职工薪金下降了29.3%。^[34]③财政赤字庞大，外债负担越来越重。70年代以来，特别是从1974年起，由于财政开支剧增，而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到1979年底外债已增加到93.6亿美元，人均欠外债569美元。1977年以来，仅公共外债累计额就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其中最高的1978年达47.9%。^[35]④失业和半失业率高。由于经济增长缓慢，特别是农业生产不景气，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再加上人口增长率高，致使70年代以来秘鲁的失业和半失业人数不断增加。1976年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分别占经济自立人口的5%和45%，到1979年分别增加到8.5%和50%。⑤收入分配不均。贫富悬殊是秘鲁一个突出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战后，秘鲁历届政府都声称要改变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状况，但事实上这种差别并没有缩小。据1980年统计，占人口1%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30%；占人口10%的较富裕的人占有总收入的50%；占人口60%较贫穷的人只占有总收入的15%；而占人口25%最贫苦的人仅占有总收入的3%。100万收入较高的人比1000万穷人的收入高20倍。^[36]

贝朗德1980年7月28日第二次就任总统时所接过来的是一副难以收拾的摊子，面临十分艰巨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贝朗德对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作了调整。就任后不久，就起用他第一次担任总统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部长乌略亚为部长会议主席兼经济、财政和贸易部长。乌略亚同动力和矿业部长库钦斯基，经济、财政和贸易部副部长阿布萨达，以及中央储备银行行长韦布等，组成了一个名为“迪纳莫”的经济顾问班子来制定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贝朗德政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要对策是：

1.改变发展模式，减少国家干预。贝朗德执政后采取了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从贝朗德就职时开始生效的秘鲁新宪法明确规定，秘鲁的经济制度是“社会的市场经济”。换言之，也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经济。它规定市场机制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私有财产和私人积极性应该受到尊重和鼓励；同时，由国家制定指导性的经济规划，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起到调节、监督和保证自由竞争的作用。这与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后者是完全放弃国家管理的“非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贝朗德采取的发展模式，用乌略亚的话来说，是“中间道路”，他认为秘鲁既不能采取独裁方式把一切都统一起来，也不能像有些国家那样，只注意刺激生产发展，听任物价上涨。^[37]秘鲁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贝朗德和乌略亚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既非新自由主义，又非极端凯恩斯主义，可以说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实用主义”或折中主义。^[38]

根据这一发展模式，贝朗德执政以来逐步减少国家干预，将国营企业从1980年的174家减少到1982年的155家，而这155家中有1/4的企业已经吸收了私人资本，实际上变成了合营企业。1981年7月政府颁布了第216号法令，即《国营企业活动法》，根据这一法令，秘鲁国营企业具有四种类型：一是公法企业，即按公法规定和企业组织法进行管理的企业，有18家；二是私法国营企业，是以股份公司形式建立的企业，其资本完全为国家所有，但以私法规定进行管理，有60家；三是合营经济企业，也是以股份公司形式建立的企业，国家占企业大部分股份，私人占小部分，计有53家；四是国家入股企业，国家只占企业股份的小部分，对公司享有与其他股东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计有24家。这一法令的目的是要将一部分国营企业改变为股份公司，使国营企业扭亏为盈。1984年，国营企业进一步减少到140家。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以及与国防有关的重要企业仍掌握在国家手里。

2.鼓励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投资，大力发展矿业和石油业。为了吸收更多的资金来充分开发本国丰富的矿业和石油资源，贝朗德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进行投资的限制。政府对《矿业法》作了修改，增加了外国公司的分成，提高了免税再投资的限额，以吸收更多的外资，为鼓励中、小私营矿业的发展，1981年取消了矿产品统一由国家收购和经销的规定，允许中、小私营矿自行销售其产品。政府为了刺激矿业发展，还规定对矿业生产给予十年免税待遇，允许矿业企业将每年纯利润的40%用于生产再投资；对原来实行的征收17.5%矿产品出口税的做法进行改革，自1981年5月起改为对由国际市场规定价格的矿产品征收销售临时税，对大企业（日产5000吨以上）开始时征收12%，到1983年6月降到5%；同期，对中等企业开始时征收10%，以后降为3.5%。对两类企业同时征收一项5%的永久税。秘鲁矿业银行还设立了矿业补偿基金，为矿业企业的出口提供信贷。

1980年12月政府颁布《新石油法》，允许外国公司和本国私人资本在原来只准国营秘鲁石油公司经营的传统油田区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回采，这些油田包括北部沿海区、大陆架和林区的西北部。此外，还规定，如在新油田为勘探和开采石油进行再投资，可免缴50%的税收，在传统油田则减税40%，这一减税规定的有效期一直到1999年。1984年秘鲁政府在同美国一家石油公司签订合同时，作出了新的让步，以吸引它们在秘鲁石油业投资：其一，改变勘探方法，原来要求承包公司在四年“基本期”内，钻六口勘探井，进行地震和地质化学研究，以决定有无石油和开采价值，现在允许它们用地震的方法通过爆炸波来证明有无石油，分析结果，再决定是否值得开钻。这样可减少承包公司承担风险的程度。其二，改变承包公司与秘鲁石油公司产量分成的比例，使承包公司得利更多。

此外，秘鲁外资管理委员会在1983年连续公布001～004号决议，放宽了对外资的规定：允许外国公司用美元以外的自由兑换货币（如日元和联邦德国马克）进行投资注册；规定了外国企业、本国企业与混合企业按股权分类的标准；允许外国子公司购买秘鲁公司的股票以弥补经济衰退和外债危机中秘鲁公司在股本资金上遭受的损失；外资公司在做到促进出口、使用本国部件、地区疏散等条件的情况下，允许把利润汇出率提高到注册资本的40%，比安第斯条约组织第24号决议规定的利润汇出率（20%）高出1倍。

3.优先发展农业。为了克服农业发展迟缓、拖住国民经济后腿的状况，贝朗德政府强调优先发展农业。乌略亚在1980年8月27日向议会作的报告中强调：“在生产的轻重缓急顺序方面，我们应该明确规定，把恢复和发展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活动放在首位。”^[39]1981年11月政府颁布了《促进和发展农业法》，在农业税收、贷款等方面予以照顾，国家确定农产品的“安全”价格，调整了进口食品的价格，还计划在1981～1985年投资15亿美元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和改进农业技术，以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4.调整财政金融政策，开源节流，抑制通货膨胀。具体政策措施是：

（1）削减公共开支，1980年10月贝朗德宣布，预算开支增长率应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因此，缩减了卫生、教育、交通和住房的预算；将公共投资集中用在短期内可获赢利的、经济效果较好的工程项目上。

（2）改革税收制度，增加财政收入。1981年6月政府颁布法令，用销售税和消费税取代商品和劳务税，自1982年1月1日开始执行。这一法令将一些基本消费品和生产所需基本产品的税收从6%增加到11%；扩大了收税的范围，开始对零售商征税；将大部分商品的平均税率从22%降为统一的16%，以简化税收制度，防止和减少偷税漏税；同时简化了奢侈品的税率。^[40]

（3）降低关税，实行进口自由化。1980年政府颁布法令将进口税的最高税率从120%降为60%，第一次降低了用于制造业的771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税，第二次降低了发展农业所需的129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税。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刺激进口，避免剩余外汇兑换成流通货币，从而少发钞票，抑制通货膨胀；二是促使民族工业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三是为了减少走私和投机倒把。与此同时，政府还开始大幅度削减对非传统产品的出口补贴，以节省开支和打击投机商。上述这些措施固然使进口迅速增加，但带来了许多问题，如通货膨胀并没有降低，贸易出现赤字，民族工业（特别是纺织、冶金工业）等受到严重打击。为了振兴经济，1984年7月，政府又采取了限制进口等措施，决定普遍提高进口税率，规定自1985年起限制纺织品、鞋和烟制品的进口，与此同时，大力鼓励工业产品和其他非传统产品的出口。

（4）取消物价补贴，实行价格开放政策。1981年1月4日乌略亚总理宣布逐步取消主要消费品价格补贴，“把物价提高到接近实际的水平，是国家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翌日，全国物价大幅度上涨，原来享有补贴的商品价格平均上涨了55.7%。此外，政府还逐步取消了对汽油和其他燃料的价格补贴。

（5）定期调整工资。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为了安抚民心，政府规定每季度调整一次工资，每次增薪幅度为10%～14%。1981年公共部门职工四次调整工资，共增加了55%，但仍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又如1984年12月公共部门职工名义工资增加了20%，但1984年职工实际工资却下降了12%。

（6）继续实行货币缓慢贬值。索尔每天以0.08%～0.3%的速度连续贬值，把贬值有效地控制在人们不易察觉的范围内。其目的是为了缩短通货膨胀造成的本国货币购买力与美元之间的差距，促进本国商品出口。1980年索尔与美元的比价是288.9索尔等于1美元，到1984年下半年为4198索尔等于1美元，到1985年上半年为7546.9索尔等于1美元。

（7）提高银行储蓄利率。为了吸收社会游资，减少市场压力，政府在1981年年初将中央储备银行的储蓄利率从30.5%提高到50.5%，后来又不断地提高。

（8）加强对外债的控制，并继续举借外债。1980年10月政府成立促进投资委员会，一方面控制外债，另一方面监督投资过程的进展情况。同时还颁布了《公共外债法》，规定由议会确定每年举借外债的最高限额。秘鲁于1981～1985年的公共投资计划包括88个工程，投资总额为120亿美元，其中40%靠外资，60%靠本国投资。此外，贝朗德政府还多次发行国内公债，以弥补资金的不足。

贝朗德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特别是矿业、石油和农业生产），尽可能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缩小财政赤字。

从贝朗德执政五年秘鲁的经济实际情况来看，头两年经济形势略有好转。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8%，1981年增长了3%。但是1982年和1983年经济形势明显恶化。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增加0.9%。1982年起由于国际市场上矿产品和石油价格的下跌，使秘鲁出口收入锐减。1983年秘鲁北部地区闹水灾，而南部地区严重干旱，使秘鲁经济损失十分巨大，据估计损失约达10亿美元，外部的不利因素再加上秘鲁生产结构的缺陷、人口增长过快、公共开支剧增等内部因素，使1983年秘鲁经济严重恶化，国内生产总值出现-11.8%的负增长。降到秘鲁20世纪以来的最低点，通货膨胀率第一次出现三位数，达125.1%，外债增加到124.42亿美元，仅支付当年到期外债的利息，就占当年出口收入的31.2%。1984年秘鲁经济有所回升，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3.5%，按部门来看，渔业比上一年增长65.3%，农牧业增长6.5%，矿业增长5.1%，制造业增长1.7%，建筑业下降1.0%；通货膨胀率略有降低，达111.5%。但是，1984年经济的增长是在上一年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出现的，带有恢复的性质，外债增加到近140亿美元，职工的实际收入比五年前减少40%。据政府估计，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2%。1985年7月，贝朗德将政权移交给了当选的秘鲁阿普拉党领袖阿兰·加西亚。贝朗德认为，他交给下届政府的是一个“理顺了的经济”，他说，“我们交给下届政府的经济虽然不是欣欣向荣，但国库并没有破产”。^[41]的确，通过贝朗德政府对经济战略所做的调整，秘鲁经济渡过了20世纪以来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阶段，开始出现了转机。但是，加西亚新总统所接过来的经济摊子也是难以收拾的。由于近年来经济的衰退，秘鲁经济仍然十分困难，工厂有一半左右停业或倒闭，2/3的工人失业或半失业，由于出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近两年政府的收入减少了20%，而开支却没有减少，军费开支几乎占了预算的25%。阿普拉党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人们将拭目以待。1985年6月2日，在秘鲁全国选举监察委员会宣布加西亚当选为总统后，他发表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在《告全国人民书》中，他承认，秘鲁的形势是“很困难的”，而且“近期内也将是困难的”，表示在这些困难面前“不能悲观，也不能失望”，他保证，他的政府将“为整顿经济和社会生活，为给社会谋求更多的福利和正义”作出努力。

表9-5　1979～1985年经济情况

注：*预计数。

资料来源：《秘鲁经济》月刊1985年2月号；《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概览》杂志1985年4月号，第7～34页。

战后40年来，秘鲁的经济总的来说有了显著的增长，秘鲁的社会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1960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4.1亿美元，1982年增加到216.2亿美元。^[4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只有120美元，1960年为132美元，1982年增加到1310美元。^[43]战后，特别是从60年代以来，秘鲁历届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50年代初的15.6%增加到80年代初的21.4%，超过了农牧业所占的比重。秘鲁的矿业、石油业、渔业在战后也有较大的发展。秘鲁的出口商品也逐渐多样化，非传统产品的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多边化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秘鲁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值得一提的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贝拉斯科政府为加速秘鲁经济的发展，在秘鲁经济和社会领域里进行了较深刻的变革，在石油业、矿业等重要部门实现了国有化，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是不彻底的，但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但是，目前秘鲁经济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生产发展停滞，通货膨胀加剧，人口增长过快，收入分配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不稳定，失业、半失业现象严重，财政赤字严重，外债累累，资金不足等。产生这些困难和问题有多种因素，既有外部的因素，又有内部的因素。有的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外因，如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工业国家的经济衰退、贸易比价的恶化、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利率和工业国家的保护主义，等等。有的学者认为秘鲁经济之所以出现“滞胀”，根本原因在于财政连年赤字和公共开支过大。也有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内因，是结构性原因，他们也不同意财政赤字论者的看法，认为财政赤字只是结构性原因所产生的后果之一。看来第三种意见比较接近实际。

从战后40年秘鲁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殖民主义和外国垄断资本长期掠夺和剥削所造成的秘鲁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虽然有了一定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秘鲁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依然很严重。这反映各地区和各部门发展不平衡。从地区来看，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集中了全国70%以上的制造业和绝大多数集约化程度比较高的、以生产出口农产品为主的农场和种植园；而山区和热带林区的经济则仍很落后。从部门来看，秘鲁至今仍是一个以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为主的农矿原料出口国。秘鲁矿业资源十分丰富，是世界十二大矿业国之一，但由于财力和技术力量不足，开发水平很低（全国仅有0.5%的矿藏面积得到开采）。秘鲁虽然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国，但粮食却长期不能自给，依靠进口。近一二十年来，制造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是大部分工业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及零配件仍然依靠进口；秘鲁经济长期以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外资、外贸和外债以及外国技术。

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方面，综观战后40年来秘鲁历届政府所制定和执行的战略和政策，也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如在工业和农业关系方面，不能因发展工业，而忽视农业；在出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关系方面，不能光顾发展供出口的农产品生产，而忽视供本国居民消费用的粮食和其他基本食品的生产；在外贸政策方面，积极促进出口，既发挥传统商品出口的优势，又开拓新的非传统产品的出口，等等。总之，秘鲁的经济发展战略基本上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和促进出口两种战略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注释】

[1]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52～153页，表3。

[2]《秘鲁经济》1981年7～8月合刊。这里的“半失业人口”是指每月工作不到35小时或每月收入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工资数者。

[3]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秘鲁工业的发展》，墨西哥，1959年版，第21～22页。

[4]［秘鲁］赫纳罗·卡内罗·切卡：《恶鹰：控制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墨西哥，联邦特区，1956年版，第308～309页。

[5]［美］罗斯玛丽·桑普、杰弗里·伯特伦：《秘鲁1890～1977年：开放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57～274页。

[6]［墨西哥］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主编：《拉丁美洲：半个世纪的历史》上册，21世纪出版社，1977年版，第384～385页。

[7]秘鲁《新闻报》1981年12月20日。

[8]弗里茨·维尔斯：《秘鲁的产业家、工业化和民族国家》，秘鲁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9]秘鲁教育部编：《秘鲁的进程》，利马，1974年版，第43～44页。

[10]美国《每月评论》第21卷第9期，1970年2月。

[11]《印加计划》的全文请参阅《秘鲁的进程》，利马，1974年版，第13～39页。

[12]秘鲁《秘鲁经济》月刊1978年6月号。

[13]［秘鲁］弗朗西斯科·蒙克洛亚：《秘鲁发生了什么（1968～1976年）》，利马地平线出版社，1977年版，第101～115页。

[14]［秘鲁］弗朗西斯科·蒙克洛亚：《秘鲁发生了什么（1968～1976年）》，利马地平线出版社，1977年版，第101～115页。

[15]秘鲁教育部编：《秘鲁的进程》，利马，1974年版，第19页。

[16]墨西哥《时代》周刊1977年2月14日。

[17]秘鲁《商报》1980年5月9日。

[18]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拉美统计年鉴》1978年，第70～72页。

[19]《商报》1980年10月20日。

[20]秘鲁《七天》周刊1976年12月31日。

[21]［秘鲁］弗朗西斯科·蒙克洛亚：《秘鲁发生了什么（1969～1976年）》，利马地平线出版社，1977年版，第50～51页。

[22]秘鲁《秘鲁人报》1975年8月29日。

[23]秘鲁教育部编：《秘鲁的进程》，利马，1974年版，第270～27l页。

[24]［英］菲茨杰拉德：《1956～1978年秘鲁的政府经济》，秘鲁研究所，1981年西班牙语版，第173页。

[25]弗里茨·维尔斯：《秘鲁的产业家、工业化和民族国家》，秘鲁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53页。

[26]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贝拉斯科：革命之声》，秘鲁佩依萨出版社，第62页。

[27]按这一决议规定，本国资本占51%～80%的算合营企业；本国资本占80%以上的算民族企业；占不到51%的算外国企业。

[28]墨西哥《视界》半月刊1971年2月27日。

[29]《秘鲁经济》月刊1978年4月号。

[30]《秘鲁经济》月刊1979年7月号。

[31]［秘鲁］奥斯卡尔·乌加尔特切：《秘鲁举借外债的理论和实践》，秘鲁研究所，1980年版，第34页。

[32]同①，第27～28页。

[33]丹尼尔·M.舒特洛夫斯基、胡安·J.维切特：《对秘鲁1968～1978年经济失败的剖析》，第67页。

[34]《秘鲁经济》1981年7～8月合刊。

[35]《秘鲁经济》1980年7～8月合刊。

[36]《秘鲁经济》1980年7～8月合刊。

[37]《商报》1981年4月14日。

[38]秘鲁研究所：《经济信机与民主：评1980年8月27日曼努埃尔·乌略亚总理的讲话》，利马，1980年11月，第22～27页。

[39]秘鲁研究所《经济危机与民主：评1980年8月27日曼努埃尔·乌略亚总理的讲话》，利马，1980年11月，第73页。

[40]秘鲁《请听》周刊1982年1月11日。

[41]多米尼加共和国《加勒比报》1984年4月4日。

[4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18、222页。

[43]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18、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