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探》“有些新的见解”

（品读史之六）

现当代学者研究《论语》的著作，毛泽东了解较多、提到较多的是赵纪彬的《论语新探》。

赵纪彬（1905—1982），又名赵化南，原名济焱，字象离，笔名向林冰、纪玄冰等。河南内黄人。近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史家。

赵纪彬从五岁起，父亲就教他背唐诗，兼及孔孟。九岁入私塾时能流畅地背诵《论语》《孟子》。十年的童蒙教育，使他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字基础。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从此与“孔孟之道”结下了不解之缘。赵纪彬17岁时靠亲友资助去北京求学。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期间写有《与人论“孔学”书》，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批孔”生涯。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后转入文化教育界，先后任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山东大学教授。曾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伦理学、逻辑学和逻辑史的教学研究。抗战期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当时蔓延的哲学无用论和哲学消灭论，提出“站在中国化运动的变革立场上，运用辩证法法则于实际”（《关于辩证法法则的实际运用问题》），并据此撰写《中国哲学史纲要》一书，称其研究课题在“发现中国哲学中辩证法、唯物论要素的发展法则”（《中国哲学史纲要·序论》）。能突破当时流行的正统观念，注意发掘封建社会中“异端人物”的思想的价值，如唐代刘禹锡、柳宗元，北宋王安石等。又撰《论语新探》，“对于春秋社会性质及孔门哲学思想有所探索”，“持论固有异于时贤”。

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河南省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副院长、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1964年调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顾问，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1962年《论语新探》再版时，特别对“关于孔门阶级基础与哲学体系及孔墨显学对峙的实践意义”“普遍有所修改”；1976年，曾据“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修订出三版，增收《孔门异同》篇，“阐述儒家内部的路线性分歧或学派性对立”，产生过较大政治影响。

主要著作有与侯外庐、杜国库等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还有《中国知行学说简史》《哲学要论》《中国哲学思想》《困知录》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起出版《赵纪彬文集》四卷。

1964年，赵纪彬写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和《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2期与第4期。其中第二篇文章是赵纪彬著作《释一二》初稿的第三章，约二万字。文章对《论语·子路篇》里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

文章提出：“在孔门内部，‘先进’的颜回与子贡是一个对立面，‘后进’的有若与樊迟亦是一个对立面。樊迟与子贡同近于变革派别，……均为春秋末期的进步思潮在孔门内部的反映。”认为，“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不能利用调和来避免，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孔子当过渡时期因反对变革而调和矛盾，其自相矛盾亦必更为露骨。正因为如此，孔门遂亦不能不成为矛盾集合体。”结论是：“凡此史实证明：孔子从‘和而不同的‘君子’维新立场出发，力求将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一以贯之’，而历史辩证法的铁则，却使孔子的‘从周’愿望彻底破产。”

《哲学研究》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学术杂志之一。他1965年12月在《哲学研究》第四期上读到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在文内作者名下画了双杠，在文章题目上面写道：

“孔门充满矛盾”。（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1页）

看来，毛泽东是同意文章观点的。赵纪彬文章提出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凡调和矛盾必陷入自相矛盾”，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的。

在这期《哲学研究》的扉页上，毛泽东还写有批注:

“1965年《哲学研究》第二期”、“赵纪彬，《论语新探》”（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

批注即指的是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二期上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这是其《释一二》初稿的第二章。因在第四期上赵文标题的注中提到了第二期上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记下来，可能是表示有兴趣找来第二期《哲学研究》读一下这篇文章；也可能是表示因读第四期的这篇文章而联想到读过的第二期上的文章。

因为赵纪彬的文章强调矛盾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孔门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儒墨对峙，都是一分为二，孔门内部也不例外。这都是毛泽东很赞赏的观点。

当时，毛泽东对“反对孔夫子”的书，很感兴趣，都注意看。赵纪彬所著《论语新探》，就是一本“反对孔夫子的书”， 他看过了，还想再看。

对于孔夫子，对于《论语》，学术界向来有不同评价。“文革”前夕，毛泽东不仅自己非常悉心关注起“反对孔夫子”的论著，还向康生等人推荐读这方面的文章。

《论语新探》是赵纪彬的一本专著。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讲授《论语》专题，其讲义初名为“论语杂考”，后题为“论语新探”。1948年8月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当时书局方面觉得书名太冷门，怕有碍销路，改成了《古代儒家哲学批判》。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时，才恢复《论语新探》原名，分上、下两部。1962年再版；1976年第三次修订再版。

初版时分上下两部，上部为“历史证件”，收“释人民”“君子小人辨”、“原贫富”三篇；下部为“儒学究元”，收“自然稽求”“学习知能论”“两端异端解”“说知探源”“崇仁恶佞解”五篇。二版又增收“仁礼解故”一篇入下部。在初版和二版中，该书“将孔丘思想看成为两面性体系，以为既有可供继承的遗产，又有必须批判的糟粕”，不失学术上一家之言。

赵纪彬认为《论语》是古代前期儒家的直接文献。春秋为奴隶制社会的矛盾激化时代。《论语》中的“人”与“民”是当时社会两大主要对立阶级，亦即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人”代表奴隶主阶级，“民”代表奴隶阶级。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前期墨家则为“人”中的“小人”学派。孔门以“君子”为培养目标，墨子以“君子”为批判对象。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奴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论语》中的“教”与“诲”同，“诲”字以“人”为对象，“教”字以“民”为对象。“爱人”与“使民”不同，“诲人”与“教民”有别。从春秋时代起，“君子”与“小人”才开始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重要派别，“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成为孔门求学做人的理想境界与臧否人物的标准。孔门的自然知识，不但完全是直观的原始知识，而且亦有一部分尚未脱离神学的宗教观念。孔门世界观是宗教天道观；认识论是把经验、感觉限定于内省体验之中的先验论；逻辑学是调和矛盾及“因己推人”的类比演绎。孔门与西周一样，道德论不是独立的学问，而是政治论中的组成部分，或其必需的方法。孔门的政治逻辑是“学以成德，德以从政”。还认为孔丘不以“仁”改造“礼”，而以“礼”限定“仁”。

作者在书中强调：“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而以继承西周维新路线，维护氏族遗制、调和春秋矛盾为自觉的历史任务；……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奴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由此可见，赵纪彬发表在1965年《哲学研究》第四期上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观点，同他此前的《论语新探》是一脉相承的，对孔夫子是持学术批判观点的。

原来，毛泽东对赵纪彬并不陌生，从前在延安就读过赵纪彬就逻辑问题与潘梓年的商榷文章《模写论中的感觉与思维问题》等，并肯定了他的观点。至于赵纪彬在学术上一向以“批孔”著称，他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也得到了博览群书的晚年毛泽东的关注。后来毛泽东还阅读过赵纪彬的其他著作，读过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并且是在1965年12月读《哲学研究》上的文章之前读的。在同年10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日本人写的基本粒子的对话文章时，毛泽东还顺便让康生去研究一下《论语新探》这本书。

为此还专门给康生写有一封信：

康生同志：

此书有暇可以一阅，有些新的见解。本年九月号《哲学研究》，有他的一篇文章，也可以一看。

毛泽东　十月七日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此书”，即赵纪彬的《论语新探》一书。

“文革”前夕，赵纪彬的著作和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事。但是，赵纪彬在“文革”期间的悲剧亦由此而拉开序幕。“文革”爆发后，与众多知识分子一样， 赵纪彬在中央党校被挂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参加“黑帮”劳动。1966年8月26日，哲学室“文革”小组负责人向全室传达了康生的书面指示：“黄松龄、赵纪彬二人，年老有病，建议不参加劳动。”

在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说：

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对于这两位的书都注意看。（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1969年春，中央党校干部下放去河南干校，康生在全校干部大会上宣布：“赵纪彬因有病不去干校，李慎仪（赵纪彬的夫人）也留在党校照顾赵纪彬治疗。”在“文革”期间，康生几次保护赵纪彬，显然与毛泽东在1965年写给他的那封信有关。

197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东湖客舍同李先念谈话，汪东兴参加。当谈到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

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系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打不懂呢。过去我劝郭志看杨荣国的书，不大注意，又劝他看赵纪彬的《论语新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页）

因在“批林批孔”中许多人“不大懂”孔夫子，毛泽东提倡看杨国荣、赵纪彬两位“反对孔夫子”的书，还向大史学家郭沫若推荐《论语新探》，可见他对这部研究《论语》力作的看重。

《论语新探》的论题、结论和方法，均有独特性。是现代较有影响的分析和批判孔子思想的学术著作。它凝聚着赵纪彬毕生研究孔学的心血和成果。该书以哲学的修养，阶级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思辩，宋、汉学的取舍，文字的训诂，成为当代研究孔学很有特色的一家之言，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是不可多得的精神文化财富。该书影响较大，1978年被美国学者莫斯·罗伯茨译成英文在美出版。分“历史证件”、“儒学究元”上、下两部，十余万字。1981年，高桥均翻译的该书日文本也在日本出版。

毛泽东的眼力是深邃的，他多次把《论语新探》纳入思想视野，不仅仅是因为思想的共鸣，还因为他力图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来继承批判文化遗产的期待得到响应，并得到实际成果。无论如何，《论语新探》是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论语》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