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中成长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之中——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加速对中国的殖民化进程。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更进一步促使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或者说他们力图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向中国人疾呼所遭遇的民族危机：“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举手降洋。”^[19]从革命家的疾呼中，可以看到民族危机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刺激，而他们的疾呼又进一步唤醒了民众，激发起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拯救民族危亡成为最大的举国共识，把中华民族整合起来。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寻求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在不断认识和比较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文化的选择不仅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人的解放伟大目标的方式。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一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逐渐成长，这也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储备了骨干和理论人才。随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开始在各地出现。这些组织的出现和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带领工人阶级开展革命斗争，这些行为使这些知识分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重要使命，逐渐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工人阶级内的传播，其阶级觉悟开始觉醒，其中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随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中，党的领导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也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看来，“民族解放”是一个阶级性很强的民族主义口号。民族解放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只谈民族主义相当于扼杀了阶级存在。民族主义应当是在一个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国家内才有意义，而泛泛的民族主义则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是同时肩负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解放使命。首先是两大使命都异常艰巨：对前者来说，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连“民主”的概念都是到19世纪后期才从西方引入的。对后者来说，反对民族压迫不仅包含反对清朝政府对汉族的和其他民族的压迫，还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压迫，这两种压迫和矛盾都很突出。其次是民主革命使命与民族解放使命交织在一起，变得异常复杂。既要同时完成这两大使命，又不得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辨析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轻重缓急。“人的解放”在这一特殊环境下走出了特殊的中国轨迹。

五四运动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斗争实践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指导作用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始转向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给中国革命者带来了指路的明灯。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同中国相结合，开始了大众化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是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都始终无法回避的事情。毛泽东说过：“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20]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民族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本身就是一体的，是共生共灭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解放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要民族解放就必须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要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也必须实现民族解放，可以说中国“工人阶级天然地负有两种责任：一面应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21]。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党的“一大”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他们组织和团结起来，共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家作斗争，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22]这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工人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阶级觉悟不高，还未建立起自己的政党组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所进行的斗争，经常的、大量的还是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样的工人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资产阶级错误思潮的干扰。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并开始理性地认识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社会——他们从反对个别的资本家的斗争转到反对封建军阀政府及帝国主义的斗争，从对资产阶级的自发斗争转到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革命的行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广大工人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渴求愈加强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组织，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被工人们自发的接受，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有目的、有针对的灌输，才能使工人阶级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从而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23]在这个过程中，之所以在艰苦的斗争中形成这条正确路线，是与对马克思主义宣传，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分不开的。

工农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也使资产阶级惊恐起来，他们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由此激烈起来，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局面。许多共产党人经过这些斗争的成功与失败认识到，要带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适用于中国的革命道路，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但并不照搬他国经验，有针对有重点地在中国的国情下加以改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才能够更好地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斗争。1937年7～8月，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象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重要成果。《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出发，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指出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注意矛盾的各种斗争形式的区别”，为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方针等从认识论、方法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战争。抗日战争突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反抗民族压迫权，强调各抗日阶级、阶层、团体对参与政权等政治权利的平等享有。在经济权利上，对私有制带来的不平等权利予以调整，以缓和阶级矛盾来全面抵抗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尽可能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也同时进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将其融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并进一步向有利于工农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促进实现“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24]问题上，辩证的将民族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统一起来，并将中国共产党解释成为全民族的先锋队，将革命上升到全民族的高度，提出民族解放“不但是共产党的要求，也是全中华民族的要求”^[25]，从理论上将抗日中的各阶级之间的问题辩证地结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核心领导，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中国的民族大义出发，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壮大自己，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并确保无产阶级的利益得到实现。1937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确定为“减租减息”，体现出将阶级权利争取从属于民族权利争取的指向。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硝烟弥漫，战争形势十分严峻，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受战争及反动势力的封锁，物资条件极其艰苦，但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并没有减少。抗战期间，不仅在共产党人战斗的前线和敌后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就是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内，都有人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深入人心。

抗日战争结束后，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科学判断形势，正确认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质、敌我力量对比与中国革命的前途等。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准确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的形势。毛泽东首先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上揭示了中外反动派外强中干的实质，并从人与物的关系上批评了“唯武器论”的错误观点，从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上确立了人民群众同一切反动派做斗争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方针。

随着革命的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战略决战、夺取全国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准备过程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其主要内容：一是进行“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6]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二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宣传、教育和普及。1949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回答了新中国的性质、各阶级的地位以及新中国的任务和前途等问题。学习、宣传、教育等活动，使广大干部提高了认识，克服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积极投入到迎接全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在党内的大众化。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政治解放全新历史的开启。追求政治解放，意味着把人从宗教神权和封建特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逐步摆脱“人的依赖性”，实现个人主体的独立性和社会权利的自主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政治解放的阐述，集中体现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该文主要对宗教问题、人权问题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宗教问题上，鲍威尔认为只要“基督教国家”存在，犹太人就不会获得解放，犹太人和基督教在宗教观念上的矛盾和对立，只有通过彻底废除宗教才能解决。马克思对鲍威尔的看法并不认同，认为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而且将废除宗教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颠倒。马克思认为：“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去维护国家自身的时候，国家才按自己的规范，用合乎自己本质的方法，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27]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解放应当是实现政教分离，成为真正世俗化的社会，从宗教统治转变为市民社会统治，而人民也不再从属于宗教，成为思想上自由的人，让宗教不再插手政治，转变为一种仅仅影响人民精神世界的组织，而不再是政治实体，实现国家真正的世俗化。

马克思在人权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马克思认为，人权应当一分为二，一部分是政治权利，是属于公民权利的范围，是指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自主的行使权利而不受其他方面的干扰。另一种权利则是涉及公民自由方面的权利，包括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这也使人表现出二重性：在政治生活中，他最终成为公民和法人；而在公民社会中，他最终成为独立的市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国家要成为完备的国家，就必须承认、恢复并服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建立政治国家和实现政治解放的基础。

综合前文的论述不难发现，破坏建立在政治权利上的强制纽带，瓦解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是政治解放的革命意义之所在。通过个体权利的确认，把个体权利放在优先地位，承认其自由和平等，从而为新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通过对欧洲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以及进行相关的批判之后，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超越“政治革命”的“彻底革命、全人类解放”^[28]的伟大构想。马克思把自己放在社会底层的位置上，并为了社会底层的利益将人类解放的理论不断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提出只有消灭财产私有制，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解放已经被人类的解放所代替，由于人的解放已经包含了政治解放，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解放全人类成为其口号和目标。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就是指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而提出的，其目的就是改变原有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将人从封建主义和神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使人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参加到政治活动中。但政治解放忽略了人的现实经济关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状态，因而这种解放所获得的权利也是局部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善远没有完成，人的自由平等只获得了某种虚假的形式。因此他认为，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剥夺剥夺者”，彻底铲除使人变为“物的奴隶”，进而成为新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异化”存在的一切经济条件、经济根源，即实现经济解放，才能够真正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才能够消除社会中的各种矛盾而实现人的社会解放，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所产生的物质条件是人类解放最终实现的基础。马克思将人的发展即解放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是以人的个性的内在联系为基础的人的自由个性阶段。自由个性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实现人类解放的最终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解放的阶段。马克思认为，人要取得和体现自己的社会权利，个人的产品和活动要先进行转换，从抽象的价值转换成货币，通过价值的转换从而得到体现。商品、货币和交换价值的发展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要实现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跨越，必须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加以保障。而“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具体指普遍交换手段时期，市民在利己主义的思想下进行活动，进而推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这也就进一步表明，要实现人类解放，只有在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而形成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才能完成。那也就意味着，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政治解放为前提，凭借政治解放形成的个人权利、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以释放足够的物质技术条件，即发达的现代生产力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坚实基础；无产阶级的“社会化的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阶级意识、社会意识不断增强，以扬弃市民社会的“自私自利”的个人意识；通过无产阶级不断的革命实践，以彻底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经济解放为实质，以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为主体，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社会形式，进而达到社会解放，实现人类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及后来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发展，“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与实践，都是在努力实现着马克思所设想的中华民族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并为进一步的社会解放、全面解放创造条件。虽然这个解放历程艰难漫长，曲折坎坷，但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筚路蓝缕，带领中国人民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开拓前行，创造着历史进步的奇迹。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广大人民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主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政权，但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统一祖国大陆，摧毁旧政权，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在全国开展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得以肃清，旧社会的那些陋习也被一扫而空，将新的社会风尚在全中国推展开来。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人民政治权利普遍享有的新时代。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了最广泛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9]选举法的颁布拉开了中国真正民主选举的帷幕，与此前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所谓“国大”代表大会的选举具有天壤之别。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前，宪法草案经过了三次规模巨大的群众性讨论。参加讨论的有1.5亿多人，提出的意见共整理出138万条，修改后，又先后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审议，最后再经修改加以颁布。宪法颁布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过程，宪法本身则对人民的权利做了前所未有的规定。这一切都在为中国人民的“政治解放”开辟着道路，创造着有利条件。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我党要面临治理国家的考验，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30]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领导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开始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内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工作。为了使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民族走向富强，为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中国的建设做了总规划。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展开并不断发展时，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长期以来积累的革命成功经验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都不足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无法使我们获得对社会主义足够正确的认识。这样，我党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本国情结合起来，把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实践探索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内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要从战争年代的工作目标、内容和方法转变为和平建设年代的工作目标、内容和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切实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无产阶级的解放任务也从民族解放过渡为政治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动下，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彻底打碎了封建迷信、专制特权对人的统治，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了各民族团结，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环境，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府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在经历曲折艰辛的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于缺乏发展社会主义的相关经验，我们一度也曾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实施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图实现经济解放。这种体制虽然在短时期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增强我国国力，我国领导人进行自我反思，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决定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国家就开始围绕着商品经济方面进行探索，经过十多年高速发展之后，在党的十四大上，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国策，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以期在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真正完成经济解放任务，并为社会解放、全面彻底解放奠定坚实基础。

社会解放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在社会各个领域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将“属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社会解放”作为一个创造性的新的概念，为人类创造了思考人的解放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向和精神的转折点。

社会解放在政治维度上所蕴含的思想与政治解放、人类解放是不同的，它反映了马克思对于人类解放实现途径的深切关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可谓是马克思解放理论的两个端点，一端是马克思持辩证观点批判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另一端则是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的人摆脱异化状态获得最终解放的思想形式。但他也注意到，人类解放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在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这个过程中，应当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也就是社会解放阶段。社会解放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过渡性在人的解放意义上的表述，表明了作为国家消亡前的人的解放的最终表现形式，其历史使命就是为国家最终自行消亡、实现人类解放创造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前提。

作为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社会解放，一方面，从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角度讲，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另一方面，从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角度讲，它是资本经济统治的消除、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确立。社会解放不仅仅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是要在此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人类解放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张社会解放是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阶段。相对于政治解放（政治革命）来说，社会解放是一种普遍的解放。社会解放的核心内容是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在社会各个领域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社会所有等级（阶级）都得到解放，亦即社会不再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个人获得自由，人们处于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之中。它既是政治解放的一种基础，同时通过社会解放，为人类解放的实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最初阶段等历史时期。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取得了伟大成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讨了落后国家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提供了理论上和时间上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在不断认识和解决问题过程中获得发展并经受新的考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不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的过程，是人民群众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有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往复向前发展的过程，才能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更加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密切结合，从而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的过程。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就不会产生这两大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了社会各方面事业的发展。

首先，在法律上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如下作用：满足人们多样性的需求——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有效配置资源；灵活调节社会供求总量平衡；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竞争规律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为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巨大而持续的动力。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特别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解决矛盾的关键之一，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和权力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奠定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空前地提升了人民大众各项权利的享有状况，并且对于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一体制和模式，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发挥。改革开放打破了这种僵局。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主要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赋予了市场主体前所未有的自主性，而享有了更多自主性的市场主体，又焕发出更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模式，赋予广大农民以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主宰权，卓有成效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改变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等经济体制改革，扩展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自主权，也有力地促进了其他领域权利自由和平等的享有水平；分配制度改革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实施，改变了经济权利享有的传统模式，促进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看，这是一个围绕市场经济体制培育而开展的改革进程，是一个由政府计划配置资源转向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大进程。所以，改革一开始，政府就不断下放权力。政府下放权力的过程，是计划体制的全能国家转型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也是市场功能成长的过程、企业自主权增加的过程以及所有市场主体的自主权、选择权增加的过程，因此也是人民大众追求经济解放的过程。

其次在政治上统一了全体人民的政治信念，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各个方面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不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人民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思想观念等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也使得社会的主流文化受到冲击，思想文化的多元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会文化，但是也给主流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还是需要倡导主流文化对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依靠主流文化的传播对社会转型带来正面的引导。

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结合对党员、干部监督的制度建设的加强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切实反对腐败，提升政府公信力，从而提高人民大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有利于人民群众了解并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进而了解并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政方针，了解并理解我国现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政策的普遍认可。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社会理想和信念，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全国形成合力，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齐心合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最后在社会文化价值上，要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作为我国主流思想，并将其放在意识形态建设的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重大理论成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对于那些干部群众都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要从现实和理论角度出发，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为广大干部群众答疑解惑、理清其中的事理，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培育社会公民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取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追求。在新时期，要从各个阶层的、群体的实际出发，结合受众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宣传方式，将理想信念教育、国情教育等等在全体国民中宣传开来，让全体人民都能树立共同的理想，激发力量，凝聚人心，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和信心，让人民保持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意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和谐文化建设，不仅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保持文化的先进性，还要积极推动文化观念、内容方面的创新，让和谐文化始终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永葆生机和活力。推进文化创新，把握文化前进的方向十分重要。要保持文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必须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保持文化的传承性。继承传统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也不是复古，更不是恢复已被抛弃的糟粕，而是要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因素，并赋予其新的内容，让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不断地传播下去，同时也能够激发传统文化的活力，让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服务。当然建设先进文化也需要借鉴国外文化的有益成果。在借鉴过程中，一定要坚定立场，结合自己的切实需要，同时也要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将一切有益于先进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成果都吸收进来，让我国先进文化建设成果具有人类普遍意义并在世界开花结果。

文化体制改革是建设先进文化必不可少的内容。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离不开体制的改革，文化发展和创新必须要将原有不适于文化发展的体制进行变革，这是文化进步的根本途径。体制创新要立足实际、着眼实践、力求实效，在文化市场体系上下功夫，增强市场的活力。在文化管理体制上给予一定的空间，减少相关的限制，也要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产业的竞争力和活力，从而在整体上壮大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当然，从政治解放到经济解放再到社会解放的推进与逐步实现，并不是一个前后机械相连的线性过程，而是复杂交织、交互推进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