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视野中的近代上海工商团体”学术讨论会综述

“传统与现代:双重视野中的近代上海工商团体”学术讨论会综述

万立明　李　强

为庆祝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和历史系建系80周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于2005年9月22日到23日在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传统与现代:双重视野中的近代上海工商团体”学术讨论会。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美国和我国北京、天津、武汉、杭州和上海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40多人济济一堂，围绕有关工商团体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本次与会学者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的洪葭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叶世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徐鼎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杜恂诚、《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徐思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虞和平等，此外还有来自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的王笛。本校历史系的吴景平、戴鞍钢、朱荫贵和冯筱才等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与会学者中既有研究工商团体的老前辈，又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本次研讨会是研究工商团体的老中青学者的一次大聚会，显示了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

本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30多篇，内容涉及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上海银行业联合会、四行储蓄会、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上海中国股票推进会、华商证券市场中的经纪人公会、上海银行学会等金融业团体，以及上海总商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会计师公会、上海旅业同业公会、上海糖商同业公会、上海市特别市木业公会、中国经济学社、外商公会等工商团体。除了以上这些个案研究之外，还有数篇论文从宏观上对工商团体进行了探讨，如近代上海工商团体在社会经济艰难转轨中扮演的角色、近代中国东西部商会的比较和从“业规”看同业公会的功能、作用与历史地位等。这些论文完全符合本次讨论会的主题，而且与会学者发言踊跃，求同存异，态度友善，既增进了友谊，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目光转向银钱业同业团体，与会者很多都对近代金融业同业团体素有研究，而且金融业团体在近代工商团体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成为本次会议的研究重点。现仅将本次会议提交的有关金融业同业团体的论文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银钱业同业公会

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是近代上海最具影响力的工商团体，因而成为中国金融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次与会学者则从新的角度对此展开讨论。叶世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指出，1931年国民政府拟订和公布《银行法》，受到银行、钱业公会的抵制。钱业公会要求另订钱庄法，银行公会要求修改《银行法》。该《银行法》最终未能实行。他认为抵制《银行法》事件失败的一方是政府，胜利的一方则是银钱业及其行业组织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这既是由于中国的行业公会在20世纪30年代初风头正健，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都有相当的实力，国民政府在它们的心目中并无太高的地位，也是因为国民政府在当时根本没有条件执行这种加强对金融业控制和严格管理的法令。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认为，近代上海钱庄业具有很高的行业信用，是与其习惯法密不可分的。钱业习惯法主要体现为各种行业规则，这些规则通过各种途径向外界扩散，成为公认的市场秩序的有机环节。在弱政府的环境下，上海钱业公会是以习惯法进行自我治理的同业组织，即体现出有的西方学者所谓“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制度特征。这为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李一翔（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与政府进行交涉以维护同业利益、维持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共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方面探讨了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的合作关系，并运用博弈理论对两者的合作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解析。因而，他认为现代经济组织与传统经济组织并非天然就是对手，彼此之间也未见得必定水火不相容，一味地相互排斥，而是在一定环境中能够互相提携，共同拓进，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郑成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结合民国初期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与角色，对上海银行公会维持市面和稳定金融的行动与效果作了简要分析，同时结合上海商会和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对政府、商人和市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进行了分析，进而认为上海银钱公会与商会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市场的波动，针对金融市场制度暴露的缺陷，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行业自律管理机制和道德规范，同时加强了行庄之间以及金融业与外界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对维护上海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天政（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认为，战时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对银行业务已极为不利，租界内银行业投资范围狭窄，孤岛环境复杂险恶，银行公会为限制汇划贴现、草拟金融法规并执行政府第二次限制提存令，为领用法币合约延期多次进行协调，以及遵行管理银行暂行法令作出诸多努力，这些均有益于维持法币币值。同时，银行公会及时转达、督促银行业执行重庆当局的战时金融政策，为沪市抗日金融的确立及巩固乃至控制上海租界资金市场、聚集金融财源，及抵制日伪的货币金融破坏，尽到同业团体的职责；该会为协调银行业与企业及存户关系、银行业与政府当局的关系，发挥过力所能及的作用。邹晓昇（复旦大学历史系）以上海钱业公会针对银行法的颁布，为维护同业利益，采取团结同业、游说疏通、动员社会各方舆论的声援等各项举措，请求政府另订钱庄法为例，考察经济压力集团如何与政府进行抗衡，以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从而说明经济压力集团的行为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二、关于其他金融业团体

金融业同业团体除了银钱业同业公会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但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金融团体，如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银行学会、上海银行业联合会、中国股票推进会、证券经纪人公会与证券业同业公会、四行储蓄会等等，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吴景平、吴晶晶（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宣传部）认为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鉴于局势严重，金融发生恐慌，特发起组织银行联合准备委员会，通过联合准备、办理同业拆放等手段来实现同业互助，调剂盈虚，从而起到抵御风险、维持市面、稳定金融的作用。联准会成立的直接动因在于应对局势骤变、金融紧迫，但在日后的运作中，却催生了上海私营金融业同业之间长期存续的互助机制，对日后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影响深远。马长林（上海市档案馆）考察了银行学会的创办和运作，并指出上海银行学会是一个以研究金融学术为宗旨的学术性团体，针对当时金融界面临的各种经济制度变更和日常金融业务活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开展了全面的金融学术研究，提出了各种对策建议，出版了不少专业性书刊，举办了多种有益于金融业发展的活动，解决了当时华资银行业向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疑难杂症，对上海金融业紧跟世界潮流、逐步同国际接轨作出了重要贡献。何品（上海市档案馆）主要从成立的原因、结构与会员、对内对外活动、与上海银行公会的关系及其结束等方面对1927—1931年间上海银行业联合会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其成立之初，银联会曾经有所作为，但此后的大多数时间内，银联会并未获得多少发展，地位萎缩，活动寥寥，对上海金融业尤其是华商银行业所作的贡献自然也就非常有限。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系）对诞生于抗战时期且存在仅一年的中国股票推进会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它本身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却使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存在，即在国家权力出现某种真空时，民间社团可以打破或填补这种真空，进而起到引导和推动社会资源重组和改变的作用。当然，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社团，必然是社会经济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他还提出，这时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水平，确实达到了某种新的阶段，而过去我们对这个新的阶段的认识，可能还存在着某种不足的地方。刘志英（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通过对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中证券经纪人公会与证券业同业公会组织的历史考察，认为证券经纪人公会，由于缺乏独立性与自愿性，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同业公会，而证券业同业公会属于同业公会组织，但从两个组织的实际运作来看，证券业同业公会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证券交易所内部建立的经纪人公会。杨天亮（上海市档案馆）探讨了1923—1937年的四行储蓄会，并分析了四行储蓄会的成立、规章制度、储蓄业务及涉足房地产事业等。他认为，四行储蓄会是北四行在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的框架下进行合作经营的一个金融组织，是民国时期我国唯一的专营储蓄业务的储蓄会。同时，四行储蓄会既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华资银行的首创，也是这一时期一个不可多得的合作典范。张徐乐（复旦大学历史系）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金融业组织进行了研究。通过对由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和联合组成的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过程的考察，她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变化了的经济与制度环境下，私营银行、钱庄与信托公司由个体的、分散的经营走向联营、合并是必选之路。何旭艳（复旦大学历史系）对上海信托业同人叙餐会、上海特别市信托业同业公会和上海市信托商业同业公会的建立和作用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进而梳理出近代上海信托业同业组织变迁的轨迹。

三、综合性研究

与会学者还对近代上海工商团体作了综合性的研究。张忠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详细考察了会馆公所时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同业公会“业规”及其构成，进而以此来观察近代上海同业公会的功能、作用与地位。他认为，由于现存业规从结构到内容的过于划一，给人的印象一方面是明显地看到了政府对于行业管理的干预痕迹，另一方面也使人对业规实施的真实性、有效性产生了进一步的思考。庄志龄（上海市档案馆）探讨了近代上海的工商团体办学，她认为，有一股重要的支撑力量在不断地推动着近代上海新式教育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力量就来自于上海的绅商阶层。上海绅商的办学活动从最初的个人行为发展到集体行动，从普通教育到实业教育、职业教育，这些变化不仅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构建具有上海特色的近代教育体系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陶水木（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认为，上海商界虽没有直接参加1925年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但与商界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对其极度重视。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都通过各种方式对会议施加影响，力图使会议结果有利于工商金融各业经营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不少建设性意见对会议产生一定影响，也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外交和财经政策有积极影响。冯筱才（复旦大学历史系）从名实、政治、人事等角度阐述了对民初上海商人团体研究的几点思考。他认为，第一，从名实上来说，研究上海商人团体要搞清楚它是否是商人团体，它背后的主导是什么。第二，政治，即权力运作和利益交换，而非公文程序的政治会影响到商人团体。第三，人事包括人和事两方面。人是多方面的，要弄清楚他们是谁，他们的身份如何，他们有什么样的人际网络，他们的利益所在。团体活动就是人的活动，要与人联系起来。在事的方面，团体的发起、创建都与事件有关，因事而起，但不一定因事而废，不能仅仅从规章制度和结构上去考察，这只是一个静态的考察；同时要从事件和人物的角度去进行动态的考察。

四、回顾与反思

本次会议还举行了综合讨论，就与会代表们提出的主要观点、今后近代工商团体研究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反思。洪葭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认为，上海工商团体的活动其作用相当大，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提交的论文质量相当高，挖掘了不少新的材料。以传统与现代双重视野为角度，是一种新的眼光。不足的是本次会议综合性的研究论文不够，也缺少有关探讨与外商关系的文章。叶世昌指出，论文内容是符合研讨会的初衷的，会风也很好；提交的每篇文章都是从史料出发的，而不是先有理论再补充几条史料。杜恂诚指出，他是由现实而引发研究，如行业协会的研究。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关系怎样、如何定位，政府如何扩大职能，把行业协会纳入管理范围中，造成管理成本加大，都应该进行探索。朱荫贵则指出，双重视野，即过去和现在，包括时代、角度、方法等。研究工商团体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出现工商团体，业规发挥什么作用，应该用双重视野关注我国近代以来工商团体的发展特点、产生基础及其作用，尤其要关注近代社会那些生命力强大的、对现在还发生影响的，可以从中借鉴经验。王笛认为，这次主题是工商团体，但没有一篇研究文化事业的，应该可以开拓，把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打通。工商团体扮演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色，应该用立体的视野，而并非仅仅从经济方面看。上海集中了许多优秀学者，应把研究的眼光从上海转到上海以外，对其他城市有所了解，反过来可以更好地了解上海。

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认为会议开得很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显示了中国目前工商团体研究的水平。研究者的队伍壮大了，研究范围从商会、行会扩大到其他领域；时间跨度也在扩大，过去研究北洋、晚清，这次会议着重民国时期。本会体现出社团研究具有行业特点、区域特点和时代特点，为以后工商社团研究打下了基础。张忠民指出，首先，应该考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性，研究方法和角度有没有突破；其次，应注重同业公会整体研究；再者，应比较多地关注与政府的关系，这比进行个案研究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冯筱才谈了自己的几点体会。第一，要打破界限，如专业、地域界限，不必在意上海工商团体史是经济史还是社会史，应跳出上海看上海，比较的视野、时段界限拉长一点，前后相互联系。第二，为人民服务，要研究有趣的、有价值的题目，有可读性、有用、有趣也是判断文章价值的标准之一。第三，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徐鼎新很感慨地指出，他最早接触到商会档案，便如获至宝，在上海潜心研究，为工商团体史研究开了个头。现在工商团体史研究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高潮。最显著的感受是后继有人，而且是一大批。研究范围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金融史方面。最后，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就本次会议的发起和筹备、目前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现状及今后打算等作了闭幕发言，并希望各位同仁、朋友把大家所钟爱的事业推向前进。

总之，本次会议在工商团体研究的内容、方法与史料的发掘上均有所突破，对进一步推动今后近代工商团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就提交的金融业团体的论文来看，学者们已经将研究的目光扩大到银钱业公会以外的其他金融团体，并进行了一些综合性研究。然而，缺乏上海以外其他城市，如北京、天津和武汉等地区金融团体的论文，综合性研究也远远不够，比较研究更是缺乏，相信经过更多学者的努力，有关金融业同业团体的研究一定会有更多优秀成果问世。

（作者万立明，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同济大学法政学院教师；李强，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