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当今流行的社会科学之中，为中国所固有的仅止“史学”一科。以它作为焦点来观察西方强势文化入侵之后，传统知识的困境与因应之道，尤饶意味。总之，一种学问之产生危机状态，大致可归为内在与外在两类因素。所谓“内在危机”指的是知识本身或其发展所致的后果，“外在危机”则是无法有效地满足社会性的需求，导致该学科的价值遭受质疑。这些危机可以独自发生，亦可交相作用，愈演愈烈。
史学作为一门攸关人类经验的知识（empirical knowledge），迥异于概念性的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其危机常源自不足以应付世变，以致学术地位江河日下，今不如昔。很不幸地，内、外危机交相煎迫恰是近代中国史学所面临的困局。
二、梁启超与“新史学”的诞生
中国传统史学素来标榜“经世致用”“鉴古知今”，[3]唯一旦遭逢清末“二千年未有之变局”，却也束手无策。梁启超（1873—1929）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发表《新史学》一文，即是感慨固有史学无补于时局，故拟予彻底地改造。而梁氏《新史学》一文正是催生近代中国史学的宣言，故本文必得对梁氏的史学多予着墨。
值得注意的，在康、梁的学术交涉之中，《新史学》已透露出梁氏与其业师——康有为（1858—1927）在学术上有了分歧。康氏的教学法素主张“廿四史宜全读”，学成后，则海涵地负，无所不能。[4]在当时老一辈学人，持这种看法十分寻常。[5]然而梁启超在《新史学》开宗明义即昌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6]师徒之见悬殊若此。
其实在梁氏正式提出“新史学”的口号之前，他的史学观念已起了变化。戊戌政变（1898）之后，梁氏避祸东瀛，得以大量接触日文史籍，居中且包括日译西史著作，令其感受深刻，思绪为之一新。[7]据氏所著《三十自述》（与《新史学》著于同年）中云：“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8]梁氏突发宏愿，拟撰述《中国通史》显然与早先泛览日文史籍攸关。
于《东籍月旦》这篇评介日文史籍的文章之中，梁氏即充分领会“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9]，他并且抨击以往中国史著的缺点。他认为：
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盖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10]
观此，梁氏日后以撰述中国史自任，诚可理解；不止于此，梁氏一度拟以“三年之功”，成一“泰西通史”以供国人所用。[11]可惜此二伟业，梁氏终其身竟未得完成。今天梁氏所遗留仅有《中国史叙论》一篇。
《中国史叙论》发表于《新史学》前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梁氏开宗明义即阐释历史的主体应为“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而非世间一二有权力者之兴亡隆替。他甚至执此论断：
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12]
值得注意的，他特意以“中国史”命名本国史，既与外人所习称“震旦”或“支那”史有别，复与传统以汉、唐盛世属名为分辨；而纪年则一律采用“孔子生年”。[13]凡此，均欲以提振民族自尊心，而这些主张在《新史学》一文复有所发挥。
梁氏察觉欧洲文明之臻于今日，民族主义厥功甚伟，而“史学之功居其半”。他认为史学乃“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且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14]所以他大声疾呼：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15]
最后他下结论倘“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6]于此，“新史学”强烈淑世的企图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职是之故，梁氏所倡导之史学虽名之为“新”，但与传统史学用心“经世致用”的目的并无歧出。可是在撰史取材方面，梁氏则有意与之划清界限。他剖述传统史学之弊病有四：“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四点表现在史法上则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7]要言之，传统史学仅以个人为主体，只知叙述事实，却无法解释事实之间的关系。相对的，“新史学”则要能“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18]梁氏的“新史学”正反映了当时中西所流行的“进化”观点与寻求“法则”的史观。这无疑印证了丁文江的看法：梁氏“新史学”里面的主张，多采西学新说。[19]
除了阐发新颖的史学概念，梁氏继之以偌多史学成著的实践，这令他自然成为“史学革命”最佳的代言者，对引进西方史学首居其功。晚年他所刊行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于“新史学”作了更完整的陈述，不止风行一时，迄今尤为士子所传诵，对学术界的影响特为深远。
加上梁氏适处中国史学蜕变的转折点，这两本书的历史意义便得稍加剖析。倘以前后二书互较，则前书开启之功尤为重大。《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前书的续作，意在补充旧著的不足。梁氏自云，此书又可称为“各种专史研究法”，旨在阐发“专史如何下手”，对打破旧史（政治史、以帝都为中心的观点）的藩篱、拓展历史的视野，殊有用心。[20]唯此书发表之前（1926），几本讨论西洋史学的重要著作已陆续迻译成中文，例如美国史家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912）》、法国史家朗格卢瓦（Charles Victor Langlois，1863—1929）与塞尼奥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合著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études historiques，1897）等均已付梓，所以相形之下，便新意锐减。[21]
诚然，即使在中国学术界里，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亦非此一课题的首创之作。在他之前，至少已见姚永朴（1861—1939）、李守常（李大钊，1889—1927）的著作。唯姚著了无新义，尚难与旧史学有所区隔；李著则旨在论述西说，毫无指涉国史问题。因此，二书刊行虽较梁著为早，却无法与之匹敌。[22]
以影响力之广泛，梁著显然无人可及，致连当年视梁氏为学术劲敌的胡适（1891—1962）均称许本书为“任公的最佳作”，遑论其他。[23]一如前人所述，梁著所涵摄的史学原则实本诸西学史识，[24]那么梁氏独特的吸引力与贡献何在呢？当时日本的汉学家桑原隲$（1871—1931）曾撰有一评论，从中或可提供若干线索。
整体而言，桑原氏甚为肯定本书的学术价值，且相信此书对中国史学的革新定起作用。唯衡诸日本史学界，凡是熟读德人伯恩海姆（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学入门》或日人坪井博士《史学研究法》（刊于1902）等书的人，本书便无参考的必要。但他随下一转语，梁氏书中所旁征博引的中国史例，却是他书绝无仅有，因此凡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均应多加重视。[25]桑原氏的评论必须加予复按，方能切中个中实情。
日本留心西洋史学较中国为早。1887年，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学派的门徒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已开始在东京帝大传授日耳曼史学。随后，日籍留欧学生陆续返国，以东大为据点，教授严谨的史料批评。[26]当时西洋史家奉德国史学为圭臬，[27]日本史学在西化的过程中亦难免呈现同样的征象，桑原氏提及的坪井博士即为上述的代表人物。坪井氏的全名为坪井九马三（1858—1936），早年留欧，深受德国史学影响。返国后，长年任教东京帝国大学，传授史学方法与政治外交史。
桑原氏所提的另位学者伯恩海姆，则是德国史学方法的集大成者。1889年，他所发表的《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素被公认为兰克史学的结晶。在西洋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8]桑原氏所说的《史学入门》，顾名思义应是该氏刊行于1905年的《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一书。该书浅显易晓，曾有“岩波文库”日译本。桑原氏之评不啻意谓：梁氏一书所表彰的史学原理不逾伯恩海姆的系统。
其次，潜心史学有年的杜维运教授（1928—2012）亦指出，梁氏一书的历史概念，颇有借鉴《史学原论》之处。[29]按，该书作者朗格卢瓦与塞尼奥博斯咸为法国日耳曼史学的再传弟子，在法国史学界，《史学原论》享有与伯恩海姆著作同等的地位。[30]由于道出同源，它们均可视为兰克史学在方法论上最终的陈述。是故，毋论梁氏史学确切源出何处，恐与当时的西方史学脱不了关系。
附带必须一提的，以伯恩海姆与朗格卢瓦为代表的兰克史学，正是中国第一代“新史学”的催生剂。它的影响不止只及于梁氏一人而已，例如：何炳松（1890—1946）另据三氏之学著有《历史研究法》（1927）、《通史新义》（1930）等书；稍后（1934）留德归来的姚从吾（1894—1970），亦循伯恩海姆史学执教北大。[31]辗转受他们影响尤不胜枚举。[32]
然而仅凭传播西学，尚不足以解释梁著成功的理由，否则西学造诣尤佳的何炳松、杨鸿烈（1903—1977）诸人的史著，理应略胜一筹，事实上反倒隐没无闻。这时桑原隲$对梁氏国史造诣的推崇，就有些启发性。梁氏文史涵养博洽融通，高人一等，能令中外学问水乳交融，毫未见窒碍之处。这项移植工作看似平常，实则绝难；以致后来的学者固然在理论层面能够推陈出新，唯在事理圆融一方，犹瞠乎其后。换言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熔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
梁著由于有了上述的优点，使得该书引进西方史学格外地便捷。接着，我们就得进入本文的主题，剖析梁氏亟欲阐发的西学概念，以观察传统史学的转化以及新史学的诞生，其实这是此生彼灭的同步过程。
三、传统史学的转化
质言之，《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所蕴藏的西方史学概念，乃林林总总、丰富异常。为了论点的清晰，我们必须先将概念之间的主从轻重加以拣择。首先，梁氏极可能受了兰克史学的启示，改变了“史以致用”的观点。20年前，此一观点仍在他的《新史学》（1902）中流连徘徊。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中，梁氏却明白揭示：“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33]他且批评道：但这一段话并非意谓梁氏全然扬弃了“史以致用”的观点。依梁氏之见，在传统社会里，统治阶级是史家著史的对象，史书因而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唯今日则迥异于往昔，史家著史端在促进“个性圆满发达之民”，以“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以求生存于世界而有所贡献。换言之，史学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34]由此可以充分显现兰克史学与社会进化论的交相作用；前者令梁氏鄙弃个人之间锱铢必较的效用，后者却将历史的效用提升至“人群”的层面。[35]
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36]
其次，梁氏不愧为现代中国史学的先觉者。该时（1922）他便极力推许统计研究法，允为开拓史学新局的利器。[37]时隔多年，此一说法却依然屹立不摇。
终其一生，梁氏的史学虽时有变化，唯总缘西学而发。例如，稍迟他因接触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的哲学，开始质疑“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反而相信历史判断得自“直觉”，而非归纳、演绎的方法。[38]但在民国初期“科学主义”（scientism）思潮的席卷之下，这点理念宛若灵光一闪，倏忽熄灭了。[39]
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得以立于一个较有利的时间向度，去评估何者方算梁氏所缔造的新史学传统，且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历史思考。细究之，则有二：其一系作为历史素材的史料观念，另一则为厘清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两组观念丛结，彻底转化了传统史学的预设和性质，以致今日的中国得以步入近代史学的行列，而与之休戚与共。[40]
首先，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他认为，史学之有别于玄学或神学，在于史学的立论不可端赖穷思冥想，却必得立在具体的证据——史料之上。根据他的界义，“史料”便是“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41]由于世变无常，史料留存甚具偶然；纵使幸获存留，亦不免真伪难辨。因此，史家立论较诸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家远为艰难，故史学成就独晚。[42]
梁氏对“史料”的认定，无疑大大地扩充了史料的范围。依据传统史学的成见，充其数仅算是珍奇赏玩的金石器物；唯在梁氏新观点之下，金石器物，甚至包括新近出土的敦煌简牍、殷墟甲骨、地下考古，都变成靡足珍贵的史料。若以实例示之，宋人著录的金石文字，往昔止视作书法珍品，至今皆成为绝佳的研究佐证。它如殷墟书契之发现，不独在文字源流上别开生面，影响所及且可涵盖全体中国古代史。因此梁氏归结“金石证史”的价值“最高”。[43]梁氏获致上述的评价，显然与他的史料分类的概念攸关。
梁氏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依照资料形成之早晚先后，区别资料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44]“直接史料”意指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即已成立的资料。[45]在史学论证过程，“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要之，“直接史料”（或言“原始资料”）与“间接史料”（或言“二手资料”）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这种分辨在中西传统史学均相当地模糊，但在西方17世纪以下则获得前所未有的厘清，最终变成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46]
梁氏接受了若是的史料概念，可预料地必对传统史学起了莫大的颠覆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动摇传统史学经典的权威形象。譬如：帝制时代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在梁氏新观点的审视之下，只是卷帙浩繁的“史料”而已；于个别论点其印证价值反不如金石铭刻、地方志、文集笔记来得直接、来得可靠。究其故，只不过“二十四史”相形之下仅属“间接材料”，在史料评估位阶较低。这便是“金石证史”价值最高的原由。同理，对个别二十四史的评价，亦因资料蕴藏富与否，与传统看法略有出入；譬如：《新唐书》《新五代史》因体例精简，胜过《旧唐书》《旧五代史》的繁冗芜杂，原本评价较高。但以“史料”观点衡之，则恰得其反。
值得一提的，20年前于《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梁氏即执民族史观疵议“二十四正史”徒知登载帝王将相的故事；此番却援形式的史学概念加以裁度，用心之处显有歧异。非但如此，连素为传统史学奉作“记言”“记事”圭臬的《尚书》与《春秋》，[47]亦因新材料与新观点的两相夹击，威信备受质疑。连带地，原为上古史不刊之典的《史记》《汉书》亦遭波及，例如许多新出土的史料（甲骨文、竹简）则不为司马迁、班固所见。往昔，这些上古史册笼罩着近乎神圣的迷彩，其记载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以致过去的学者仅能疏释补注，却不敢妄思加以重铸。迄今，则大鸣大放、百无禁忌。毋怪民国初期，中国上古史的研究首先脱颖而出，大放异彩，而先秦、秦汉史的成著亦如雨后春笋般迸出。[48]这不可不谓新史料概念的解放效果。
梁氏另一个影响后世深远的史学概念，便是重新界定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早在《新史学》一文，梁氏便批评中国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49]他认为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有“间接关系”的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史学所求于二者便是“诸学之公理、公例”。[50]
本来于中国旧学问当中，便有“崇经黜史”的倾向，史学并非全然自主；梁氏的老师康有为便曾说“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就是典型的例证，[51]加上传统史学带有浓厚的鉴戒性质，因此以表彰政治伦理的《春秋经》自然成为史学的最高指导原则。借诸章学诚（1738—1801）的文字以论述，就是“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52]唯清朝以降，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史学在无所凭依的状况之下，只得汲汲寻求外援。梁氏之热衷引介进化史观，便是极佳的先例。这个过程恰恰重蹈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轨迹：从中古神学的桎梏解脱出来，19世纪的史学便勇往直前地拥抱进化史观；[53]接着挟“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之助改良了研究技巧，终至借重“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的解释架构而后止。在中国，梁启超便是承继了这一长串的发展结果。
有了以上的比较背景，方可理解原来在《新史学》一文中所洋溢的兴奋改造之情，至《中国历史研究法》却显得进退失据。原来梁氏随着自己对西方史学了解的深化，困窘不已，本来开创新局的激情大为减退。他为史学这个庞大的古老帝国，土崩瓦解，无复故余，至感叹再三。甚至有人倡言“史学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梁却答道“论虽过当，不为无见也”，[54]其尴尬之情表露无遗。于此，梁氏的史学论述则全然取资西学脉络，中学无复能规矩。
近代学术发展趋势，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为史学附庸，今则蔚然成一独立学科。例如：天文、律算、音乐、语言比比皆是。梁氏有鉴于此，遂倡议重新厘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55]他认为，今之史学虽获致新领土，而此所谓“新领土”，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他期许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领土一一划归各专门科学，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悉摄取而论列之。[56]所以他便将史学一分为二，包括“普遍史”与“专门史”。前者即一般文化史，由史家总司其成；后者则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治专门史者，不唯需有史学造诣，更需有各该专门学的修养，梁氏遂将“专门史”移付各该专门学者，而毋复寄托史家本身。[57]这便是梁氏以“收缩为扩充”的真谛。
归言之，梁氏头一个期许毋宁是事实的认可；次一个期许——拟以史学为总政府自居，至今仍然落空。必须点出的是，梁氏虽时时以改造中国传统史学自任，此处所反映的则尽是西方史学的窘况。德国史家伯恩海姆对该时西方史学的困境有极切身的感受，倘取之烘托梁氏的论述，则梁氏的思虑将愈形显豁。对当下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伯恩海姆有如下的观察：
史家本身对于史学之基本概念，既少所从事，其对外之观瞻，乃模糊不明，其他科学于是纷纷侵越史学之界限，视史学为语言学者有之，视之为自然科学者亦有之，欲将史学视为政治学之工具者有之，视之为社会学之旁枝者亦有之。[58]
伯恩海姆更指出，由于各个学科羽毛丰满，除了进行专门史之研究，且将其方法、目标推及于全史，甚至视史学为多余之物，可附丽于其他科学，适用其方法。[59]这种尴尬的情结稍前已证诸梁氏之行文。在中国，于梁氏之前，严复（1854—1921）缘译作之启发，已先拨弹“历史非专门之学”的论调，唯尚属空谷足音，无有回响。[60]
史学地位骤降如此，在中、西学术史均是前所未有的。诚然，在西学入侵之前，史学一度臣服于经学或理学，但这只就义理评断而言，并不违碍史学成为专门之学。所以传统上，史学即名正言顺列为“四部”之一。尤其18世纪，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更使史学为之一振，颇有凌驾经学之姿。[61]
尤有甚者，在19世纪的西方，史学睥睨一切的人文知识，因为历史思考弥漫了各个领域，成为其他学科的重要泉源。英国史家阿克顿（Lord Acton，1834—1902）就曾自信满满地宣称：
历史不仅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且是其他学问的一种独特的求知模式与方法。[62]
就他而言，“历史思考”远比具体的“历史知识”更具普遍性的意义。[63]所以后世的史家缅怀这个世纪便称为“历史主义的时代”（age of historicism）或“历史的时代”（historical age）。[64]但迈入20世纪之后，学风丕变，史学饱受各种新兴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攻击，大有四面楚歌的险状。
返观梁氏的世界，中国世变日亟，传统学问处处捉襟见肘，令得梁氏只好舍旧学，就新学。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梁氏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观点，疏通成“六经皆史料”，以方便衔接西方史学。如此一来，梁氏的目的固然达到了，但章学诚的高亢之志亦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外，梁氏迫不得已承认“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65]乍听之下仿若城下之盟，但未尝不可解作梁氏决心将中国史学带离“四部”之学，正式加盟西学阵营。的确，在转化中国史学的过程中，梁氏兼有启蒙者与开拓者的双重功劳，特别是藉着《中国历史研究法》，他适时且贴切地将西洋史学引进中国园地，从而带领中国史学步上近代史学的正轨。
可是当我们在推许梁氏的贡献时，切莫以为梁氏是唯一的推动者。事实上，中国新史学的建立是梁氏那个世代的集体成果。《中国历史研究法》固然是梁氏个人精心的杰作，但里面所呈现的理念，却是当时以革新史学为务的学者所获致的共识。例如：他们同肯定地下考古资料的价值；在这方面，王国维（1877—1927）结合甲骨文字与古代文献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并示范“二重证据法”以纸上与地下资料互证。[66]
又如讲究研究过程里史料甄辨的优先性。胡适（1891—1962）在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9）即曾强调：
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67]
反过来他批评：
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68]
值得点出的，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参考书目当中，攸关“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胡适建议阅读正是朗格卢瓦与塞尼奥博斯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69]
留德、又曾受业于胡适的傅斯年（1896—1950）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史学便是史料学。”[70]他主张：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71]
傅氏且倚此分辨“科学研究”与过去“学院学究的研究”的差异。
傅氏反对“著史”，因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72]他反对“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73]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导论》里，傅氏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以致民初学人之间，他格外推崇王国维和陈寅恪（1890—1969），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创造出辉煌的成果。[74]
其实只要稍加对照兰克的论点，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尤脍炙人口。兰克说道：
历史曾经被赋与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期待，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75]
兰克的呼吁历史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对兰克而言，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与无趣，仍然是史学的最高法则。所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兰克自许己身的著作咸得自辛勤爬梳的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能够符合如此严苛的史料纪律，他感到万分的自豪。[76]
这种对原始资料的要求，后来成为西方史学的普遍原则。例如：塞尼奥博斯的业师，同时是法国科学史学的代言人库朗热（N．D．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便有句名言：“经年累月的分析，只为了一时的综述。”[77]他所谓的“分析”（analysis），是取自化学的比喻，认为史源的分析、考订、解读乃是获致原始资料的不二法门，因此是史家无可怠忽的职责。要之，库朗热本身固然文采甚高，却自斥为雕虫小技，微不足道。他对原始资料有近似洁癖的要求，因为他相信可靠的史料自会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况。对“史实自明”的信心，令他在某个场合面对喝彩的学生，发下如许的豪语：
请勿为我鼓掌！在这里讲演的并非我自己，而是历史通过我在讲话。[78]
对库朗热而言，史家旨在“透露”（reveal）历史，而非“解释”（interpret）历史。[79]而“史实自明”同为傅斯年反对“疏通”的理据。傅氏坚信：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80]
若稍加推敲这些学科排名顺序的底蕴，并不难察觉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学演变的缩影。他避而不提传统旧学中压制史学的“经学”，反倒凸显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神学”与“社会学”，就是最好的线索。[81]这些学科均曾在历史的园地留下喧宾夺主的记录，所以傅氏重申史料方是历史的主体，只要整理好史料，事实就显豁了。[82]
至于对材料的态度，傅氏主张“存而不补”；对处置材料的手段，则是“证而不疏”。他认为史家应在材料之内发见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83]他执着：
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84]
依他之见，西方近代史学得以突破，乃缘史料编辑学的跃进。这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定之功夫。他对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史料编纂工作印象尤为深刻。因此他格外推崇兰克与莫姆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史学成就；相对的，在中国史学，他则看重司马光（1019—1086）以至钱大昕（1728—1804）之治史方法，[85]其故即在迎合西方史学所要求的史料考订水准。
以上所述，恰好解开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谜团：如果新史学的倡导者摒弃固有史学，何以又对传统的考史功夫赞赏有加？此一情结不止见诸傅氏一人，梁启超、胡适之辈亦复如此。譬如：他们虽蔑视《资治通鉴》所蕴涵的史观，却独对司马光的史考交相称许。而代表考史工作的极致——清代考据学，更受到一致的推崇。唯一不同的是，受到西方史学的冲击，考证工作必得重新对焦，传统经典已不复是最后诉求的权威，史料与事实的关联方构成新史学关怀的焦点。这也就是傅斯年所坚持的，“如果抱着‘载籍极博犹考信于文艺’的观念，至多可以做到一个崔述，断断乎做不到一个近代史学者”的正解。[86]
清代朴学之受重视，另一方面与清末民初科学主义中的方法论运动，有极密切的关系。梁启超早在1902年总结有清一代朴学，即认定考据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87]他相信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民国以后，他愈发推衍此说，进而赞扬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取得丰硕的成果，甚值后人发扬光大。[88]他鼓吹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国学中的文献学问，而《中国历史研究法》正是他所谓科学方法的实践。梁氏亟思以新史学扩充、检验资料的态度，打破传统经学的束缚，以树立一派“新考证学”。[89]
这种“方法”意识稍后愈演愈烈。胡适在民初主张“整理国故”，但怎么整理呢？他说：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90]
他又说：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91]
他更称誉：“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92]他径言，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93]
梁启超、胡适等对“科学”本身了解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本文关心的要点；重要的是他们都把“科学方法”当作获得正确文史知识的保证。[94]清代考据学则恰好符合“史料考订”与“科学方法”的双重用途，以致成为接引西学的方便桥梁，但“桥梁”本身究竟不是西学“净土”的终点站。
梁启超便曾说：“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95]胡适也批评清代学者徒然有好方法，却囿于故纸堆里，所以无法如近代西方学者运用科学方法开创出自然科学。即使在文献学问，瑞典学者卡尔格伦（旧译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9）广泛运用方言材料，其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96]有趣的是，这种论断又可见诸别人对胡适作品的评价。蔡元培（1868—1940）于分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独到之处时，除了指出胡适的汉学修养有助于材料处理之外，特别强调胡适“治过西洋哲学史”，这点为他人所不及。[97]
同样地，傅斯年在评估清代学术时，承认：“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98]可是他最后的结论却急转直下：
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所以现在的学者，断不容有丝毫“抱残守缺”的意味了。[99]
从上可以获悉梁氏以降之所以看重清代考据学，只不过将其定位为解读资料的“辅助科学”，犹非史学的主体。
尔后，傅氏会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篇开山之作里，提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的观点，[100]便毋足为奇了。傅氏以为中国地下考古资料之发掘，加上近代西洋史学方法之运用与社会科学工具之完备，今后史学界定有长足的进展。[101]但是傅氏却未曾意识到“社会科学”与“史学”潜在的紧张性，他似乎仍以“辅助科学”的模式去理解“社会科学”；不仅从未觉察出后者存有鲸吞蚕食的野心，而且无缘目睹1960年代“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对史学入主出奴的态势。[102]
简之，从积极引进西方史学，到意识及史学本身的不足，傅氏的论点适透露中国史学危机的深化。这种对史学缺乏自主性的认识，在当时中国史学界已相当普遍。
前此，留美归国的何炳松便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不遗余力。他的译作《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原书在美国广为流行；1924年中文译本发行以来，在中国史学界亦颇有声势。[103]何氏一生的治史信念，可以从该书的译文求得答案。
《新史学》有一小段话可作为代表，他是这样翻译的：
历史能否进步、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用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他们。[104]
这类观点不只为具有留洋背景的学者所接受，且连从未踏出国门的吕思勉（1884—1957）亦表同感。吕氏比较章学诚与现今史家的异同时，他如是评道：
他（章学诚）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105]
换言之，依吕氏之见，章学诚的史学与现在史学原无甚异同。现代史学的进步实拜别种科学之赐。[106]而在诸多科学之中，社会科学尤为“史学的根基”。[107]
这种觉醒不止限于个别史家，在教育制度亦有所变革。在教学上，1920年起，北京大学史学系即明订“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108]负责改制的朱希祖（1879—1944）于追述这项革新，有段发人深省的谈话。他言道：
由今（1929）观之，实为寻常，在当时（1920）则视异常也。凡此设施，皆思以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109]
要之，朱希祖早先受德国史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的影响，遂倡导社会科学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科学。[110]于短短不到10年之间，从朱氏所谓的“异常”衍为“寻常”，正是欧风美雨推波助澜的结果。而后，中国史学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已势必倚重社会科学不可了。
四、结 论
自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这个口号，中国史家求新求变的决心从未动摇；这股义无反顾的精神，令他们勇于承受接踵而来的西方史学思潮。其底层的原因，即是传统史学已不敷应付世变日亟的时局。
唯“穷于应世”只是启动改革中国史学的原始驱力，就学术内部视之，“新史学”一经梁氏登高一呼，即有风吹草偃之势，无从遏止。自此西学推陈出新，源源而入。不容讳言，当时犹有极少数保守的学者负隅顽抗，[111]但为时势所趋，终不起作用。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1868—1936）一度怀疑甲骨文是骗子造假的假古董，晚年亦禁不住试读相关的著作。[112]连成见极深的章氏均如此，可以想象“新史学”多么成功地征服那一世代的学子人心。
以梁氏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史学”，藉着阐发崭新的史料观念及界定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让中国史家搭上这班升火待发的“西方史学列车”。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地迈向康庄大道，无奈前程依旧是满途荆棘、波折曲生。
他们所未曾料到的是，当时的西方史学已身陷重围，不止穷于应付虎视眈眈的新兴科学，且其精神支柱——历史主义亦逐渐消融之中。19世纪的末叶，西方经济学者首先发难质疑历史研究法的有效性；[113]接着20世纪初期，“历史主义危机”的呼声便此起彼落，最后这个忧患意识由专家学者蔓延到社会群众，致构成“历史无用论”的流行论调。[114]以譬喻的语言说来，西方史学在学术战场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之际，而由游兵散勇组成的中国志愿军却前来摇旗呐喊，大呼万岁。
析言之，中国第一代的新史家因援“原始资料”的观念，动摇了传统史学的权威性。其次，在他们引介其他学科进入史学的过程中，渐次暴露了史学无法自主的弱点。自此中国史学始洞门大开，外敌得以长驱直入，扰攘永无宁日。第一代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便如清兵入关，不可收拾。史学终落得是名副其实的史料学。关于这点，傅斯年必将大出意外，原来傅氏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实基于史实不证自明的信念，而今日的史料学却是将历史的诠释权拱手送给其他学科，自己却沦为资料的提供者。
第一代新史学移植的成功，无形中鼓舞了中国史学和西学与时俱进。自此，西学若有风吹草动，中国史学必将随之起舞。始自世纪之初，凡是志在打倒固有史学、开辟新格局的史学活动，均资“新史学”为名号，以合法化揭竿起义的事为；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均层出不穷，殊值留意。是故，“新史学”的“新”字，除了标示时间的序列，本身即是价值所在，而至于内容为何已无关紧要。[115]
是故，中国史学为了迎合“苟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栖栖遑遑，无所安顿。由1920年代社会科学的引进，到历史唯物论（大陆）、行为科学（台湾）的盛行，两岸史家（尤其大陆）几乎是言必称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地步。值得警惕的，当1960年代，西方史家正热烈拥抱社会学时，社会学界却对本门学科产生危机感；[116]这种危机意识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他学科，[117]令得满怀虚心、登门求教的史家，茫然不知所措。
总而言之，20世纪中“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概只能用“夸父追日”这句成语，方足以道尽其中原委。晚近此一趋势不止不见稍息，反愈形严重。新起的“新新”史学更以铲除以往的史学为快，例如：德国加达默尔（Hans Georg Gada mer，1900—2002）的“诠释学”（hermeneutics），其理论涵蕴足以解消方法论的效度（validity），造成历史判准的困扰；[118]法国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更直接质疑以往史学所预设的“连续性”（continuity），[119]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提出“文本”（text）的观点以解除作者的诠释权，而任凭读者师心自用，推衍极致则可泯灭“原始资料”与“间接资料”的区别；[120]此外，美国怀特（Hayden White，b．1928）更提出“文史不分”的说法，导致虚构与史实最终竟无甚差别。[121]其他，“女性史学”、泛意识形态的分析、后殖民的论述都在在挑战以往史学的客观性。[122]怀特甚至明言：
毋论“历史”（history）仅是被视为“过去”（the past）、或攸关过去的文献记载、或者经由专业史家所考订攸关过去的信史；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特别的“历史”方法去研究“历史”。[123]
这种观点是曾经宣称“历史是其他学问的一种独特的求知方法”的阿克顿，完全无法理解的，两者仿佛置身于全然相异的智识世界。是故，倘若专业史家仍没有良好的因应之策，那么这些后现代思潮恐将有朝一日变成所有“新史学”的终结者了。
面对五光十色的西学，今日史家该何去何从呢？[124]特别是美、俄强势文化削弱之后，西方文化更趋多元发展，而其变迁之速往往令人调适不及；即使有心接纳者亦不免目眩神摇，难以执一而终。
针对上述的问题，绝无简单的答案。倘若中国史学并无意一味绍述固有传统，又不愿陷入西学的轮回之中，大概只得做出“别有特色”的史学。此处我们之所以避免使用“本土史学”这个字眼，只因为后者掺杂太多情绪的防卫色彩，容易将问题混淆不清。
我们只晓得，要建立别有特色的史学必须“学有所本”。这个“本”即是历史自家的园地；必得勤于耕耘，方有所获。反之，光凭西学理论究竟只能糊口度日，并不足以成就大事。再多、再高明、再先进的西学，充其数只能将中国历史降为普遍的事例而已，实质上并无法彰显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况且不意之中，也将解消了中国历史对世界史学可能的贡献。
是故，浮光掠影的“泡沫史学”，固然可以喧腾一时，[125]终非可久可大的春秋志业。所以，我们必须重新省视中国历史的素材，从中创发量材适身的研究途径，以求真正地提升中国历史的理解。不容讳言，以今日中国史学的境地，距离建立别有特色的史学仍有一段相当遥远而艰辛的路程；理性上，当然我们可以借用顾炎武（1613—1682）的诗句——“远路不须愁日暮”来互相砥砺，可是在内心深处，我真实的感觉却是“长夜漫漫路迢迢”。[126]
【注释】
[1]拙文必须感谢余英时教授、王德威、王汎森、于志嘉、陈熙远诸位先生的赐教；杜正胜所长的鞭策，是促成撰写本文的缘起，特此致谢。20年来，由于兴趣的转向，竟成“史学方法”研究的逃兵，常思有愧于大学师长的期望；希望能以这篇短文献给杜维运教授，感谢他的厚爱之情于万一。
[2]初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大），新第6期（1997），第263—285页；后收入《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1年版），第9—47页；《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台北三民书局2006、2009年版；三联书店2008年版），三民版第229—267页，三联版第217—255页。
[3]传统史学以“经世致用”为标的，例如被奉为圭臬的《春秋》即如孟子所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语出《孟子·滕文公下》。参见朱熹：《孟子集注》（收入氏著：《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六卷，“滕文公章句下”，第272—273页。司马迁亦云：“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见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由宋神宗所赐名，尤反映传统史学“鉴古知今”的目的。
[4]康有为：《桂学答问》（始刊于光绪二十年（1894），梁氏遵嘱作《学要十五则》附于后），收入《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页。
[5]章太炎亦曾云：“一部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日读两卷，一日不脱，四年可了，有志之士，正须以此自勉。”转引自吕思勉：《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6]梁启超：《新史学》，载“文集之九”（《饮冰室文集》第2册；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页。
[7]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东籍月旦》等文，均在“文集之四”（《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80—82、82—102页。两文均发表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8]梁启超：《三十自述》，载“文集之十一”（《饮冰室文集》第2册），第19页。
[9]梁启超：《东籍月旦》，载“文集之四”（《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101页。
[10]梁启超：《东籍月旦》，第99页。
[11]梁启超：《东籍月旦》，第97页。
[1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文集之六”（《饮冰室文集》第2册），第1页。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表。
[1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第3、8页。
[14]梁启超：《新史学》，第1页。
[15]梁启超：《新史学》，第7页。
[16]梁启超：《新史学》，第7页。
[17]梁启超：《新史学》，第3—6页。
[18]梁启超：《新史学》，第10页。
[19]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十一卷“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西历1902）先生30岁”，第173页。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载“专集之九十九”（《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绪论”，第1页。本书陆续发表于民国15年—16年（1926—1927），由周传儒、姚名达笔记。
[21]鲁宾逊的《新史学》为何炳松所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朗格卢瓦与塞尼奥博斯合著的《史学原论》，李思纯译，1923年出版。
[22]梁氏之前，姚永朴已著有《史学研究法》，门人张玮序于1914年。见姚永朴：《史学研究法》［收入《民国丛书》第1编第73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版（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另外，李守常亦著有《史学要论》一书。见李守常：《史学要论》［收入《民国丛书》第2编第70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据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姚、李二氏之著作刊行较梁著为早，见梁氏弟子杨鸿烈所记。杨鸿烈：《史学通论》［收入《民国丛书》第2编第70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0—21页。
[23]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册，〈1922年2月4日〉一条。
[24]丁文渊：“前言”，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页。丁文渊说：“二哥（丁文江）当时（梁氏游欧）还曾设法协助任公如何学习英文，并且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
[25]桑原隲藏：《梁启超氏の“中国历史研究法”を读む》，《支那学》第2卷第12号（1922年8月），第2—3页。
[26]Jiro Numata，“Shigeno Yasutsugu and the Modern Tokyo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in W．G．Beasley and E．G．Pulleyblank 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278—279．
[27]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oston：Beacon Press，1968），pp．72—97．
[28]当时兰克史学的敌对者兰普雷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1856—1915）即说：“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即是伏尔泰（Voltaire）、伯恩海姆与我自己。”由此可见一斑。参见James Westfall Thomp 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42），vol．2，p．427。
[29]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1980年6月），第315—323页。
[30]Harry Elmer 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1962），p．260．
[31]何炳松据伯恩海姆及朗格卢瓦、塞尼奥博斯的著作，撰有《历史研究法》［收入《民国丛书》第1编73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版（据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通史新义》［收入《民国丛书》第3编第61册；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版（据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留德回北大任教的姚从吾亦以伯恩海姆史学教授历史方法论。见姚从吾：《历史方法论》（收入《姚从吾先生全集》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版）。
[32]以梁氏影响之广，连日后左派史家亦不例外，兹举一例：翦伯赞（1898—1968）的《史料与史学》无非重述《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的史料观念。参较翦伯赞：《史料与史学》［收入《民国丛书》第1编第72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版（据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
[3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专集之七十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册），第3章“史之改造”，第31页。
[3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章“史之改造”，第28—29页。
[35]梁启超与社会进化论的关系，请参阅拙著：《梁启超的终极关怀》，载《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版），第444—445页。
[3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章“史之改造”，第31页。
[37]例如：梁氏就把简单的统计概念应用到历史上石画的分析，甚有见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章“说史料”，第57—58页。同年（1922），梁氏复发表《历史统计学》一文，以阐发统计法应用到史学研究的长处，在“文集之三十九”（《饮冰室文集》第7册），第69—81页。
[38]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文集之四十”（《饮冰室文集》第7册），第1—7页。此文发表于1923年。里克特为德国新康德主义者，致力分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区别，以强调人文科学的自主性。
[39]“科学主义”盛行于民国初期，可参阅D．W．Y．Kwok，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40]梁氏的进化史观不久即为左（唯物史观）、右（民族史观）意识形态所取代。在“新史学”中，属于变动不居的部分。以体例而言，“纪事本末体”、“通史”均可在传统史学找到接榫点，若袁枢与章学诚的著述。是故以体例形式而言，传统史学转化为新体例，远较其他方面圆缓，亦少调适之苦。
[4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章“说史料”，第36页。
[4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章“说史料”，第37—45页。
[4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章“说史料”，第59—60页。
[4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章“说史料”及第5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第36—38、75—81页。
[4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第80—82页。
[46]Arnaldo Momigliano，“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in his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New York：Harper＆Row，1966），pp．1—39．
[4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三十卷，第1715页。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代表传统的看法，今人则有不同的意见，请参较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国史研究室1972年印），第7—18页；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册，第51页。
[48]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1924年2月8日），载《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第2集，第一卷，第98—99页。
[49]梁启超：《新史学》，第10页。
[50]梁启超：《新史学》，第10—11页。
[51]康有为：《桂学答问》，第49页。
[52]章学诚：《文史通义》（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内篇“答客问上”，第106页：“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
[53]［法］施亨利（Henri Eugene Sée，1864—1936）著，黎东方译：《历史之科学与哲学（Science et philoso phie de l'histoire）》（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章。
[5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章“史之改造”，第30页。
[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章“史之改造”，第29—30页。
[5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章“史之改造”，第31页。
[5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章“史之改造”，第35—36页。
[58]［德］伯伦汉（Ernst Bernheim，今译伯恩海姆）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1章第4节“史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第62页。
[59]同上书，第62—63页。
[60]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载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册“按语卷”，第847页：“所不举历史为科者，盖历史不自成科。一是群学，乃（及）一是格物之学，皆有历史。历史者，所以纪录事实，随所见于时界而历数之，于以资推籀因果揭立公例者之所讲求也，非专门之学也。”
[61]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第1页：“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62]Herbert Butterfield，Man on His Past：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Cam 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p．1 and p．97．
[63]Ibid．，p．97．
[64]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7），p．2．有关“历史主义”的中文著作，或可参阅拙著：《历史主义：一个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载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允晨文化公司1992年版），第17—116页。
[6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3第4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第151页。
[66]王国维：《古史新证》（来薰阁1935年影印手稿本）。
[6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一篇“导言”，第19页，“审定史料之法”。
[6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一篇“导言”，第15页，“史料的审定”。
[69]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一篇“导言”，第33页，“参考书举要：……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看C．V．Langlois and Seignobos'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70]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入《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册，第6页。
[7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6页。
[7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第253页。
[7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第262页。
[74]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7—23页。
[75]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Indianapolis：Bobbs Merrill，1973），ed．by Georg G．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p．137．
[76]Ibid．，pp．137—138．
[77]N．D．Fustel de Coulanges，“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ncient France，”in Fritz Stern ed．，The Varie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Cleveland：Meridian Books，1956），p．190．
[78]Quoted by Emery Edward Neff，in his The Poetry of History：The Contribu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Scholarship to the Writing of History since Voltai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7），p．192．
[79]James Weatfall 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2，p．456．
[80]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5页。
[81]“神学”主导西洋中古史学。“文词”“伦理”向来是西方上古史学至18世纪启蒙史学所牵涉的面相。“社会学”则是因19世纪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建立之后，将史学附属其下。Au guste Comte，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The Essential Writings，edited by Gertrud Lenzer（New York：Harper＆Row，1975），pp．66，91—92，247—261．
[82]但傅斯年终究不是中国的“库朗热”，因为库朗热坚持：“历史是门科学，爱国是项德性；两者绝不可以相混。”参阅James Westfall 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 g，vol．2，p．372。民族主义对傅斯年治史则颇有渗透力，傅著《东北史纲》尤有争议。傅斯年治史与民族意识的牵连，请参阅王汎森：《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第116期（1955年12月），第30—53页。
[8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第262页。
[84]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5页。
[85]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载《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56页；傅氏著：《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当代》第116期（1995年12月），第69页。有关兰克与莫姆森的史学可参阅G．P．Gooch，His tory＆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hapters VI＆XXIV。
[86]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收入《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7页。
[8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文集之七”（《饮冰室文集》第2册），第87页。此文发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8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专集之三十四”（《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0册），第九节，第22页；第三十二节，第76页。
[89]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文集之三十九”（《饮冰室文集》第7册），第110—113页。此文发表于民国12年（1923）。
[90]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1日），收入《胡适文存》第1集，第四卷，第736页。
[91]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8年9月），载《胡适文存》第3集，第二卷，第109—110页。
[92]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1921年11月3日），载《胡适文存》，第1集，第二卷，第391页。
[93]同上文，第390—391页。胡适在晚年追述：“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见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第94页。
[94]请参考拙著：《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载《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第261—285页。
[9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四节，第40页。
[96]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第120—121页。
[97]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页。
[98]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收入《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411页。原刊于《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
[99]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第415页。
[100]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第259页。此文原刊于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词，直可视为兰克史学在中国最有系统的宣言。诚然傅氏对兰克史学是持着己身切用的选择态度，因此兰克史学的观念论色彩则无由得见。这点可参考兰克史学在美国的状况。cf．Gerog G．Iggers，“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His tory and Theory，vol．2，no．1（1962），pp．17—40．
[101]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当代》第116期（1995年12月），第68页。
[102]“辅助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基本差别，前者为史学之工具，帮助辨伪、考订与解读文献；后者则在提供解释的理论。但往昔为史学的辅助科学亦可由附庸蔚为大国，譬如从“语文学”（philology）演变为“语言学”（linguistics）；80年代以德里达（Derrida）为代表的哲学语言学（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又对历史研究造成不小的冲击。“行为科学”为西方1960年代的显学，以史金纳（B．F．Skinner）的“行为心理学”为表率，造成另一次社会科学的变革。“行为科学”与“史学”的关系可参阅Robert F．Berkhofer，Jr．，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New York：Free Press，1969）。此书作者将本书献给“我的历史女神”（To my Clio），别有开展另一页“新史学”的意味。
[103]何炳松受朱希祖之托，方将已授课之英文教本译为中文。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发表于1912年，其在美国社会与学术意义可参阅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 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New York：Knopf，1968）的相关章节。
[104]何炳松译：《新史学》，第76页。原文见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 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with a new intro．by Harvey Wish（New York：Free Press，1965），p．73。
[105]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据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影印），收入《民国丛书》，第24—25页。
[106]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据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影印），收入《民国丛书》，第24—25页。
[107]吕思勉著有《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1941）一文。见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225页。
[108]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载《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年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第70—71页。又见其为何炳松所译，《新史学》，“新史学序”，第1—2页。
[109]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第71页。
[110]何炳松译：《新史学》，“新史学序”，第1页。有关欧美史学接受社会科学的个别情况请参阅拙文《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讨》，收入《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第165—166页，注6。
[111]先后任教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的陈汉章（1863—1938）就是其中的一位。参阅陈汉章：《史学通论》［收入《民国丛书》第2编第70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据国立中央大学版）］，第125—132页。
[112]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790—791页。
[113]参阅Maurice Mandelbaum，“Historicism，”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diter in chief，Paul Edwards（New York：Macmillan，1967），vol．IV（1968），p．22；Hermann Schumacher，“Eco nomics：The Historical School，”i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V（1948），pp．371—377；F．A．Hayek，The Counter Revolution of Science：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Glencoe，Ill．：Free Press，1952），p．215；and Georg G．Iggers，“Historicism：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Ter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56 no．1（Jan．，1995），pp．132—137。
[114]Oscar Handlin，“A Discipline in Crisis，”in his Truth in Histor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79），pp．3—24；Theodore S．Hamerow，“The Crisis in History，”in his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Madison，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p．3—38；and 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pp．1—7．
[115]在台湾1990年代，即有一群“中央研究院”年轻历史同仁创办《新史学》，以求开风气之先。西方以《新史学》命名的书屡见不鲜，例如Theodore K．Rabb and Robert I．Rotberg eds．，The New History，the 1980's and Beyond：Studies i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116]Alvin W．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70）．
[117]例如：心理学与人类学。cf．G．R．Elton，The Practice of History（London and Glasgow：Methuen，1967），pp．36—56；Gertrude Himmelfarb，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33—46．斯通（Stone）亦挺身指出：当前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似乎濒临知识崩解的边缘，史家必得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Lawrence 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New York：Routledge＆Kegan Paul，1987），p．20．
[118]参阅Hans 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Crossroad，1989）与Richard E．Palmer，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Dilthey，Heidegger，and Gadamer（Evanston，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chapter 4．
[119]Michel Foucault，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ns．by A．M．Sheridan Smith（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2）．
[120]Jacques Derrida，“Structure，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in David Lodge ed．，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A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8），pp．108—123；Roland Barthes，“The Death of the Author，”also in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A Reader，pp．167—172．传统文本观念与现代文本观念的演变，请参阅Hugh J．Silverman，Textu alities：Between Hermeneutics and Deconstruction（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4）。反驳文本观念的新趋势见H．Aram Veeser 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89）．新“文本”概念有陷入知识相对论与虚无主义之虞。
[121]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西方传统史家亦有呼吁由“分析式历史”（ana lytical history）返回“叙述式历史”（narrative history），但与怀特仍有区别。参阅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in hi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 visited，chapter 3。
[122]参阅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Modern（Chicago and London：Uni 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epilogue；”and 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Objec 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art IV。
[123]Hayden White，“New Historicism：A Comment，”in H．Aram Veeser ed．，The New Historicism，p．295．
[124]二十年前的史家建议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韦伯、帕森斯（Parsons）的社会学，社会、文化、象征人类学，古典、凯恩斯（Keynes）、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弗洛伊德、埃里克森（Erikson）、容格（Jung）的心理学”。参阅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hi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p．20．今日史家则鼓励我们取资“格尔茨（Geertz）的文化人类学、福柯的论述理论、德里达或德曼（Paul de Man）的解构主义、索绪尔（Saussure）的符号学、拉康（Lacan）的心理分析理论、雅各布森（Jakobson）的诗学”。参阅Hayden White，“New Historicism：a Comment，”in H．Aram Veeser ed．，The New Historicism，p．295．暌隔未为久远，所列科目已全然相异。
[125]“泡沫史学”之命名取法自经济学上旳“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表面上热闹异常，自我膨胀，其实内容乏善可陈。
[126]《长夜漫漫路迢迢》为奥尼尔（Eugene G．O'neill，1888—1953）的剧作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的中译。奥尼尔在1941年写就这出剧作，他逝世后才于1956年首演，1957年赢得普利策戏剧奖。奥尼尔是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0、1922、1928、1957年四度获得普利策戏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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