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近代上海慈善团体的活动

近代上海慈善团体的活动

时间:2022-07-1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赈济灾民活动遇有自然或兵燹等灾难,赈济灾民是慈善团体的一项主要工作。上海是一个沿海城市,自然灾害多发,每逢自然灾害的时候,慈善团体便主动开展赈济灾民工作。1905年9月1日,上海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风潮,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上海的慈善救济团体、同乡会、教会等组织,纷纷成立难民收容所。每个慈善组织依据情况,实行施医活动。

一、赈济灾民活动

遇有自然或兵燹等灾难,赈济灾民是慈善团体的一项主要工作。上海是一个沿海城市,自然灾害多发,每逢自然灾害的时候,慈善团体便主动开展赈济灾民工作。慈善团体施米、施粥予以赈济,以解大批流离失所灾民的即时之需。

1903年1月20日,新北门永庆祥珠花店不慎失火,遭殃者多为贫苦市民和手工业者,时值隆冬,灾民无家可归,缺衣少食,沪上各善堂采取紧急募救措施,救济受灾难民,慈善团体募集捐款,向难民发放抚恤。

1905年9月1日,上海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风潮,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巨潮淹没民宅,平地尽成泽田,城内水深数尺,大小东门等处交通中断,房屋吹塌,树木吹断,各栈房所存货物漂没殆尽。濒临海滨的宝山、南汇川沙崇明等县受灾最重。乡民被怒潮冲散,无处逃生,死亡者的尸体漂浮海面竟多至千具。灾后,慈善团体积极救灾,呼吁社会慷慨解囊,以表爱心,与政府一起展开救援。

1940—1943年,沪西全家巷、余姚路、法华镇大片棚户先后3次大火,大部棚户化为灰烬。受灾户共700多户,2 100多人无家可归[26]。上海市佛教同仁会发给灾民施粥票1千张以上,棉衣60套,并将募得款项资助灾民,还搭建瓦顶竹屋供灾民居住。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战区居民家破业毁,沦为难民,纷纷拥入租界,高峰时达70万人。难民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扶老携幼,露宿街头,处境极为凄惨,冻饿而死每日达百人以上。上海的慈善救济团体、同乡会、教会等组织,纷纷成立难民收容所。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救济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上海国际救济会三个团体统计,民国二十六年8月~民国二十九年先后共建难民收容所247所,收容安置难民70多万人。[27]

二、救贫济困活动

救贫济困是近代上海慈善社团的经常性活动。

施医是各类慈善组织最普遍的救贫济困活动之一。每个慈善组织依据情况,实行施医活动。施医形式各有不同,有些是请几名医生到慈善组织门口坐诊,在药价给予补贴,还有的全部免费。施医包括门诊、住院、处方、给药、种牛痘等。每年有数万人得到帮助,1927年施医655 752人,施药89 686元,种痘15 807人。[28]

在冬天施棉衣裤,让贫民能够御寒过冬,是慈善组织冬天救济的一项工作。各慈善组织依据财力,购置数量不一的棉衣裤,每届天寒广为发放。1927年政府统计的发放衣服31 466件,[29]尚有许多慈善组织的数字未统计进去。

城市很多游民因无固定工作,常造成大批饥民,施粥是用最低的成本养活最多人的有效办法之一。冬天施粥是上海慈善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年的10月至来年的4月,开设施粥厂,举办施粥。(柯象峰:《社会救济》第30页,正中书局1944年)有些小的慈善组织则用手推车装上粥桶,到街上分发。[30]

顾炎武说过:“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31]农民聚于农村与土地系在一起有利于稳定,而近代上海的移民中有大量脱离土地的贫民,他们在城内聚集下来,民食问题成为严峻考验。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通过粜米的方式来解决米价腾贵。慈善组织则除了出资帮助采购米之外,还派送贫困户大米。大米的施放办法有的直接施放大米,有些组织发放米票,凭票到慈善组织中领取大米。据市社会局的统计,1928年末至1929年初,上海慈善团体共发行一升米票70 157张,二升米票907 224张,约有2 750石。[32]为了防止有些人多次领取,而部分人领不到,慈善团想了很多的办法,如手臂上涂上不易褪色的颜料,还有种牛痘等办法。[33]

上海由于大量流民的涌入,造成了人口的直线上升,也出现了社会问题,其一便是大量的人口死亡,特别是冬天一到,大批的流民冻死街头巷尾,每天都有一批,而无人收尸。还有一些贫困家庭因太穷没有钱置棺下葬,不得不向慈善组织求救。上海部分慈善组织专门从事施材、收埋等慈善活动,如上海永义善会在十天内收到申请施材十具。[34]这是永义善会在施舍条件很严的情况下的施舍数字。各个慈善组织的施材范围和条件不尽相同,但每年数额都比较大,1927年,捞尸441户,施材大3 516具,小11 656具,掩埋36 479具。[35]

三、设置救助弃婴孤老的场所

把需要救助者收容在救助组织内安养,对于无法自力谋生的市民予以生活上的照顾,通过育幼、安老、教养、疗养等有关院所予以收容,使其物质及精神生活得到救济,是慈善活动中的重要手段。每个慈善社团依据自己实力的大小及场所的宽余程度来决定收容人数,施舍数量。

育婴场所是专门收养弃婴的慈善组织。到1931年,上海慈善社团先后成立育婴组织七所,[36]分别是上海育婴堂、江平育婴堂、惠生育婴堂、仁济育婴堂、闸北育婴堂、新普育堂和第一劳动托儿所。

孤儿院是收养十六岁以下的儿童慈善机构,如徐家汇的土山湾孤儿院在1855年就成立了,采取教与养相结合的办法教养孤儿。

游民救济机构是近代上海慈善社团专门设立的救济社会上游民的组织。游民在近代上海一个特殊的群体。吴泽霖把游民的定义为:“凡年龄在十四岁至五十岁之间而无正当职业,或有不良行为之堕落阶级,谓之游民。”[37]主要是指无固定工作,在社会上游荡的人,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子。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间接对于社会的进步,直接对于社会的安定,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们都在壮年时代,不如婴儿或老残者易于管束。游民救济机构对游民进行轻便的手工业培训,既可束缚其身心,也得一部分的收益,实是一举两得的办法。救济游民的组织都带有“习勤”或“习艺”的称号。对游民的管理,根据其身体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着重于“民生在勤”的劳动训练,使游民入院后勤劳工作,一方面可以养成一技之能,一方面由可以锻炼其身心,用工厂制度进行管理,获得很大的成效。救济游民组织最重要的方针是工作劳动化,举动纪律化,生活平民化,言行道德化。管理严格,每日工作约十余小时。

其他慈善活动的组织还有:老残救济机构,主要收留60以上的流浪老人;妇女救济组织,救助被拐卖或无家可归的妇女,或解救娼妓助其从良等。

四、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主要活动

中国福利基金会是近代上海著名的慈善团体,在上海开展了很多慈善活动。它的前身是宋庆龄1938年6月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1945年11月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宋庆龄在上海开展贫苦儿童的救济工作,先后建立三个儿童福利站,向贫苦儿童发大米,进行健康检查,办识字班等多种形式的工作。同时,还设立文化福利基金,救济贫病作家和艺术家。

此外,近代上海的宗教团体也开展了大量的慈善活动,譬如,开设各种近代慈善医院、妇孺医院、盲童及聋哑学校、麻风救济会、济良所、近代文化启蒙和普及设施、安老院、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卫生疗养院、设立福幼院、孤儿教养所、建公墓、救济灾难活动等。

【注释】

[1]李学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求是》,2005年第7期,第16页。

[2]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67/node56984/node56986/userobject1ai45352.html.

[3]《上海公共租界华顾问会的始终》,《上海通志馆期刊》1933年,第921页。

[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1/node57992/userobject1ai45380.html.

[5]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1/node57992/userobject1ai45380.html.

[6]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1/node57992/userobject1ai45381.html.

[7]《新闻报》,1911年11月6日。

[8]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1/node57992/userobject1ai45383.html.

[9]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3/node57005/userobject1ai45388.html.

[10]《申报》,1915年12月30日。

[11]《申报》,1916年1月16日。

[12]《申报》,1916年2月15日。

[13]《申报》,1916年2月17日。

[1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3/node57005/userobject1ai45389.html.

[15]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3/node57005/userobject1ai45389.html.

[16]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3/node57005/userobject1ai45390.html.

[17]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3/node57005/userobject1ai45390.html.

[18]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3/node57005/userobject1ai45390.html.

[19]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8/node56987/node57003/node57005/userobject1ai45390.html.

[20]本节的数字统计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统计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4569/node79185/node79189/userobject1ai103438.html.

[21]唐培吉:《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338页。

[22]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学生运动史194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23]上海研究中心:《上海700年129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24]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3页。

[25]刘友梅:《史良与救国会》,中国民主同盟网站http://www.mmzy.org.cn.

[26]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5977/node65993/node66025/userobject1ai61605.html.

[27]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情资料库》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5977/node65993/node66025/userobject1ai61605.html.

[28]《申报》,1928年11月16日。

[29]《申报》,1928年11月16日。

[30]赵云声主编:《朱葆三传》,《中国大资本家传》(六),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

[31]顾炎武:《日知录》,第12卷。

[32][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和国家》,转引之葛涛:《研究近代上海公共性与国家关系的新作——小洪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和国家〉的介绍》,《史林》,2001年第1期。

[33]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Q114-1-20。

[34]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Q115-30-1。

[35]《申报》,1928年11月16日。

[36]吴泽霖:《上海的育婴事业》,《华年周刊》第28期。

[37]吴泽霖:《上海的游民救济事业》,《华年周刊》第34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