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淘金梦的恶性导向

近代上海被世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不但吸引了国内民众大批涌向上海，而且成为国际淘金者的聚焦之地。上海之所以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染缸，成为一个五光十色的都会，成为既是中国的先进政治中心又是邪恶势力密集之地，与近代各色人等的外国移民和淘金者有密切关系。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制度，全新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引起暴力和恶行。上海市政建设上的进步，得力于外国移民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践和移风易俗，但殖民体制的政治分割、越权习惯和淘金者追逐短期利益的固有心态，以及中外政治体制的相悖和政商一体隐含的政治腐败性，也是上海城市管理混乱的渊薮。

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史上，外国侨民以极其优越感的侵略者心态，不断地践踏条约章程限制，以赤裸裸的淘金者唯利是图的行为，给黑社会的存在和兴盛起到了恶性导向作用。

开埠以后，殖民者们将上海辟成一个华洋杂处、政出多头、纸醉金迷的都会乐园。这个氤氤氲氲的东方大都会吸引着全世界梦想淘金发财的人们。开埠之初，在上海的外国人只有26人，1865年已达2 757人，1905年上升到12 328人，1933年为73 504人，到抗战期间，则高达150 931人。^[10]上海成为与纽约齐名的外国人居住最多的国际城市之一。

登上黄浦滩的这些人们，有雄冠佩剑的外交官，有披着黑外套的传教士，有探寻古老文明的先驱者，有谋求贸易交换的商贾，更有欲壑难填的投机者与犯罪分子。在开埠后的相当时期内，来沪的外国人几乎没有受到什么约束，一个美国无赖，他可以冒充是英格兰人，也可说是荷兰或意大利人。于是一时上海滩充满了不明国籍的坏洋人。如一位外国人所言：从19世纪50年代到1864年，这是一个无政府的无赖横行的天下。有些心狠手辣者，两手空空而瞬间便掠得百万家财，这种冒险的事例被传播媒介大大夸张并深深刺激着殖民者，上海成为全世界的骗子、流氓、罪犯的向往之地。19世纪中叶，因美洲西部发现金矿，各国冒险家纷至沓来，但金子少而拓荒者众，于是，旧金山的残浪余波又将这些不成功的淘金者们倾泻到中国口岸，连英国领事阿礼国也承认：“来自各国的这群外国人，生性卑贱，无有效的管束，为全世界所垢病，亦为中国的祸患”，他们无疑是“欧洲各国人的渣滓”^[11]。一个外国作家爱狄密勒说得更干脆：“上海如果把一切外来的坏蛋都驱逐掉，那在中国境内，留下的白种人就没有几个了。”^[12]1853年时的外国人共200余人，却有150名水手涌进县城，不分昼夜地喝酒、滋事，闹得鸡犬不宁^[13]。据工部局1864年9月的报告说，英美租界内有360个“下流的外国人”，其中260个没有任何职业。这些人除了机智与冒险精神外，别无长技与财产。他们的特点就是无视一切法律和权威，对名誉也不感兴趣，来中国的唯一目的就是挖空心思狠狠地捞一笔钱财，然后回本国去享用。他们的胡作非为，对近代上海的社会价值观造成严重误导。

那些目光短浅的外国商人与一文不名的歹徒具有共同的心理。他们不愿意改善投资环境，不求长久之计，所企求的只是金钱，时刻梦想发财。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大批华人进入租界，这一事件引起了外国人的争议，领事团同意上海道台的意见，不准华人在界内居住，而唯利是图的外商则全力反对。一个执意要将房屋租给华人的英国人道出了这伙人的心态：“倘此为利用我金钱最善之方法，余只好如此做去。迟则二三年，余希望能拥载而归，则将来上海之沦为沧梅，或化为劫灰，又与我何涉？”^[14]1855年，领事团因中国方面的强烈要求，决定关闭娼寮赌窟，但遭到了这些侨民的竭力反对。工部局也毫不迟疑地站在外侨一边。10年后，中国政府再次要求法租界关闭界内赌场，肃清治安，又遭到法租界上下的白眼，公董局甚至厚颜无耻地说：如果法租界取缔赌场，上海道须每年津贴6 000银两，以补偿损失。^[15]

在各种途径、来源的汇集下，外国移民中的流氓歹徒队伍在迅速地扩大。如果想对当时的上海充斥外国流氓的事实有一感性的认识，那么可以看看华尔组织洋枪队的过程。1859年初，美国青年华尔到上海时，“同多数外国人一样一贫如洗，漂流到这四海一家的通商口岸来谋求生涯”^[16]。是年6月，境况不佳的华尔决定进行军事投机，保卫租界，阻止太平军的东进，借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当他招募洋枪队士兵并以可以自由抢劫为号召时，从者立至，瞬间集起300名外国人。这支洋枪队成员大多是外舰上的逃兵和因行为不轨被解雇的水手，因此这支队伍也被称为“上海流氓队伍”。在第一次攻击松江太平军时，洋枪队死了90多人，其余的因看到没有发财却面临死亡而立即散伙。华尔回到上海，再次以武力和金钱相号召，又轻而易举地招募了200名马尼拉人和300名英美法码头上的流氓无赖。当攻克松江后，华尔第三次回到上海，在码头上就被准备投效的新兵们所包围，于是华尔又从中补充了200名马尼拉人和100名欧美人。^[17]由于军事冒险的成功，华尔这个昔日的“劫掠兵和滩头浪人”顿时成为亚洲最繁华的国际社会中最惹人注目的社交明星^[18]。华尔的发迹进一步激发起外国冒险家来上海跃跃欲试的野心。

冒险商人和各色人等，万里迢迢，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他们贪婪地注视着这颗刚刚被太平洋的海浪托起的明珠，从事各种能发财的勾当，如侵夺土地和房产，从事海上的劫掠活动等。无路可走的歹徒往往聚合成盗贼集团，从事武装抢劫。法国人梅朋·法莱台指出：“在海盗特殊社会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自豪地认为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几个自己的侨民。”^[19]在太平军东进的日子里，租界人口剧增，人心惶恐，一些外国歹徒乘机犯罪。有一批菲律宾人组成武装集团隐匿在虹口，每到晚上，便伺机发难，在大街小巷中高叫：“长毛来啦，长毛来啦！”然后鼓动惊慌失措的中国人离家逃过威尔士桥，然后进入华人家中大肆抢掠^[20]。1864年1月，《字林西报》刊文指出，约有近百个外国乞丐在租界与华界接壤处与广东籍土棍合伙抢劫。

比这种直接的劫掠更卑鄙无耻的，是殖民者的大规模商品走私和贩毒。尽管中国的协定税率已经很低，但外国商人仍用各种各样的欺骗方式，达到逃税的目的。吴淞口外的趸船是他们的走私大本营。进口时，他们先把私货卸到趸船上，然后开进上海港报关，再设法将趸船上的私货运到上海来；出口时，他们将大量的丝、茶先用小舟偷运到吴淞趸船上，洋行商船结关后，再驶至吴淞载运出口。此外，用以多报少、高税率的报低税率等办法来偷漏关税的现象也很普遍。如，蚕丝，以包为计量单位，洋行往往把两包打成一包，就可偷漏关税一半；把每匹征税1.5钱的白洋布冒充每匹征税1钱的粗布进口，等等。有些外商则通过行贿与中国官员串通起来偷漏税款。更有甚者，一些狡诈的外商还在布匹进口以后，借口货物在沪不能脱售，迅逮用原装箱子改装生丝，贴上原有的商标，作为“原装货”出口，不仅生丝逃税分文不缴，而且还公然要求海关退还已纳的进口税。1850年上海所有从事贸易的洋行中，只有5家付足了关税。整个19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走私的年代，而被破获的走私案却寥寥无几。连英国领事阿礼国也说：“我不得不承认，……关于忠实征收中国皇帝在对外贸易上应得的一切海关税饷，条约已无异于废纸。”^[21]但就是这个阿礼国，一旦走私案发，他又对中国方面的制裁横加干涉。1850年上海怡和洋行雇船偷运生丝出口，阿礼国蛮横地不准中国海关依法没收私货。同时，非法的军火生意到处可见。在1843年至1858年间，上海凡是出售船用器具的洋行、商号，均做大小枪支生意。^[22]。

在走私之中有一种特殊商品的入口量越来越大，这就是鸦片。即使是按《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的规定，各国商人也不准在中国从事鸦片非法贸易。上海1854年《土地章程》明确规定：不准开设包括鸦片烟馆在内的“公店”。然而事实上，在早期的外侨中，很难找到没有鸦片气味的人。《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曾揭露说：“在中国的英美商家每一个人都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资力去作这项毒品生意。”在外滩、南京路上的怡和、旗昌、颠地，沙逊等洋行，都是靠贩毒起家的。初期，鸦片进口是以走私方式进行的，鸦片由飞剪船武装押运到吴淞，再由烟贩去趸船提货。到1858年鸦片被改为“洋药”列入“合法”贸易的范围，黄浦江畔、苏州河边，建立了许多专供鸦片走私的码头和仓库，它们和洋行一起，成为鸦片贩子的巢穴。因此开埠不久，上海就替代广州，成为鸦片走私的大本营。

大规模掠夺华工，是殖民者在上海进行的一项比商品走私、贩毒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丑恶活动。过去人们往住注意广州、厦门、汕头的“卖猪仔”、“卖猪花”，却不知近代上海也是殖民者掠夺人口的恐怖地。上海开埠后，各国人口贩子便联翩而至，他们妙舌如簧，吹嘘外国天堂应有尽有，诱骗市民出国当劳工，每人给价几十元。虽然他们说得口吐莲花，但上当者寥寥。人口贩子见拐骗不成，便凶相毕露，公然施行抢劫。黄均宰的《金壶遁墨》载：“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独行夷场，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外国水手也常深夜潜上岸来，在黑暗冷僻之处守候单身行人，将其几拳击昏，然后用布囊一罩，肩荷而去^[23]。美国租界的开创者圣公会主教蓬恩一面宣称“为中国人拯救灵魂”，一面却包庇贩人交易。一些歹徒从英租界到此，在主教大人的荫护下开设酒店，常在烈性酒中下蒙汗药，麻醉倒中国顾客，然后送往轮船^[24]。据载1857年的一天，有个小工在洋径浜大桥附近行走，突有几个外国流氓拔拳猛击，将他的发辫揪住，企图绑架上船，小工奋力反抗，挣扎呼救，这时数十名居民闻声赶来，救出小工，并当场逮捕为首的歹徒，据这名受雇于法国船主的歹徒供称，船停在黄浦江上，已抢得不少人，但不知确数，船主令水手上岸拉人，每拉一人，得洋40元，前已有两艘船在吴淞共载数百名中国人开走。当时，不仅黄浦江内的外国船从事劫掠人口，而且在长江口还经常停泊着一些专门掠卖华工的船只，这些船只等到华工满数后才驶向外洋。1859年7月，有个姓韩的中国人向上海道台衙门报告说：佘山附近停着一艘外国驳船，船上关押着100多名被绑架的中国人，他自己就是被绑架者，后来伺机逃出虎口的。上海市民曾两次救出191名被绑架的中国人。

落入人口贩子手中的中国人，先被关押在“巴腊坑”，然后被转运到船上，锁在密不透风的夹板舱里，忍受非人的待遇。中途的死亡率高达50—80%。幸存的华工被卖到西印度和南、北美洲，人口贩子由此获得10倍以上的利润。殖民者在上海拐卖的人口总数尽管难以确切统计，但其数量无疑是不容忽视的。英领事阿礼国在1852年写给英国官员的报告中承认：自上海口岸开放以后，“1849年约有二百名苦力被‘阿马松’号运往加利福尼亚。去年（1851年）‘里几纳’号运了二三十人到澳大利亚”^[25]。这只是一个局部的数字而已。

由于殖民者在上海拐卖人口的猖獗程度与恶劣手法如此典型，故在权威的英国《韦氏大词典》里，“Shanghai”一词除解释为“中国——城市”外，还可作为动词，其词义就是“使用暴力、借助于酒或麻醉品的力量，将人载至国外”。这真是一个极其深刻地反映殖民历史的血腥词义。

这些显然“保留了大量的16世纪和17世纪英美祖先所特有的那种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26]的殖民者，凭其凶残狠毒的本能，空空妙手辄成百万富翁，发迹之后，倾吐一句肺腑之言：“我爱上海，甚至超过我的祖国。”其原因就是“上海使我成为一个体面的绅士，而在故乡我只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坏家伙”。^[27]

外国殖民者的大肆掠夺和胡作非为，无疑对处于剧烈变动和膨胀的近代上海社会风气，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和恶性导向。毫无社会保障的大批无业游民，甚至因对处境惴惴不安的正常工作者，都会投入黑社会的非常规势力伞下。

在近代上海的民间组织上，帮会和黑社会这种“民间组织”的蔓延和盛行一时，也反映了一个遍及中外古今的社会规律。每在统治权力的松动和空隙之处，以及在社会控制有所弱化的时候，民间社团的一种异化形态，也就是用威权形式以建立“保护”伞，以及非法攫取利益的帮会及黑社会组织，就会滋生和蔓延。因此，从晚清民初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帮会和黑社会就在上海泛滥一时。它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鸦片交易、地方事务、甚至是政治斗争中，演绎了大量的极端性事件，并且以其有组织犯罪的常规形态，在民间充当了一种“权威组织”。上海地区的黑社会势力甚至在开始的时候还得到了权力的某种支持。比如在法租界初设以后，租界内的治安秩序悉由从法国征募的巡捕承担，这些人本身的素质多成问题，加上对上海的市风民情毫不熟悉，以至于对一些地痞流氓的偷盗滋事束手无策。当时的法租界缺乏工业，稳定的税源主要靠烟、赌、娼的税收。1865年法租界烟、赌、娼的营业执照收入占到整个税收的46.6%，直至1906年，花捐赌税一直是法租界当局重要的财政收入。然而法租界当局发现，将花捐烟税承包给有能力的地痞流氓，委之以职权，既能够如期收到捐税，又能够有效维护市面安靖。于是，一个名叫“黄金荣”的人物就应运而生了。诸如此类的租界权力与黑社会互为依存的关系亦即“黄金荣现象”，也开始形成。此后的反清革命，也借重过青帮、洪帮的人脉关系。而蒋介石在北伐以及在“四一二”事变中，也都倚重并与上海的黑社会势力达成某种交易。

于是，帮会和黑社会就在近代上海的某一时期泛滥一时，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但是，尽管黑社会性质的民间团体曾在上海猖獗一时，但是它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异生体”，终究只能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短暂的过渡现象。

这首先是因为帮会和黑社会固然是民间社会的一种自发组织，并且也在对平民的济贫纾困以及在诸如“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宗旨上，产生过一些正面的感召，但是对于近代市民社会民主开放和个体自由的根本价值立场，它又是以封建宗法的组织方式、有组织犯罪和社会破坏，而站在了对立面的位置上。这里的悖论甚至在于：当市民个人为了反抗权力和争取个体自由而加入到这种民间社团时，他们又会在赢得某种权益保护、获得融入社会的管道时，重新陷入新的集体强权之中，从而重新丧失个体本位和个人主体的价值立场。因此，在自由权利、公正公义的社会体系尚未形成之际，帮会和黑社会可能会成为民间社团的一种选择。但是，毫无疑问，随着市民社会的民主进程以及市民社团不断趋于成熟，黑社会将最终为社会民众所唾弃，从而失去它最根本的社会基础，走向式微。

在社会的法制系统尚未健全以至是严重失范的情况下，就会给黑社会留下活动空间，某种权力机构甚至会有如“黄金荣现象”那样对黑社会现象予以利用并给予某种姑息。但是一旦权力控制及其法治状况得到加强，良性社会的责任要求就会促使当权者对黑社会活动采取严厉的打击和整肃。如，黄金荣曾经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同时经营鸦片交易，控制黑社会。但是此后，在报纸抨击和多方指控之下，巴黎当局召回时驻上海总领事葛格霖，就上海法租界的流氓活动和烟赌情况进行质询，随即又将巡捕房总监撤职并调回法国，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接着，法租界就开始严禁烟赌，大杀流氓气焰，黄金荣也不得不由此收敛了锋芒。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斗争中，帮会和黑社会曾经成为各方政治力量予以利用的势力。但是在本质上，帮会和黑社会是体制外的组织形态，最终必定为政治权力特别是专制权力所不容。1928年，蒋介石在上海坐稳，当时国民党市政府派员检查全市包括租界的戏馆，一开始遭到了控制法租界戏馆的黄金荣的拒绝，“租界上的事情，市政府管不着！”但是没过多久，法国总领事亲自知会黄金荣：法租界内的戏馆须接受中国官员的检查。这个信号的意义显然在于：新的政治权威已经开始瞩目于传统的黑社会势力范围了；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使得租界当局不得不就此予以合作。同样，上海黑社会的头面人物杜月笙曾与蒋介石有过相当的合作和交情，甚至被委任以“少将参议”，但是在蒋介石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时，杜月笙就立刻受到了冷落与约束。

但值得说明的是：近代上海，社会安全秩序紊乱，黑社会横行的状况，反过来也是各种民间社团大量建立，以保护自己正当权益和抵抗破坏力量的促进因素。近代上海就是处于这种正、反较量，良、恶博弈的无穷张力之中。正是由于创立了大量的社团组织，近代上海才能够维持着社会的基本稳定，不断承载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注释】

[1]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

[2]曹漫之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3]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7、21页。

[4]中夏：《我们的力量》，载《中国工人》第二期，1924年11月版。

[5]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6]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3页。

[7]《民国上海志》卷十二，第11—12页。

[8]1918年《民国日报》第一章，第2页。

[9]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译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页。

[10]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丁明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页。

[12]［美］爱狄.密勒：《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13]［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66页。

[14]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15]《上海轶事》，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6]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译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17]《太平天国译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

[18]《太平天国译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页。

[19]［法］梅朋·法莱台：《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

[20]《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21]列岛编：《鸦片战争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4页。

[22]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23]赵惠甫：《赵惠甫先生能静居笔记》，载商务印书馆1917年《小说月报》，第8卷第6号。

[24]《上海地方史资料》（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25]本书编写组：《上海港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27]［美］爱狄.密勒：《冒险家的乐园》，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