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本土化

10.1　跨国公司本土化

跨国公司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中，依据当地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把生产制造、研发、营销、管理、人才与当地资源全面整合起来的趋势。

10.1.1　利用外资政策法规出现系统性调整

根据WTO的要求和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务院近30个部门对有关涉外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了清理和修订。

就利用外资而言，根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我国按照“四个禁用”的原则，即禁用当地经济成分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内销比例限制和外汇使用限制，已经对违背国民待遇和公平贸易原则的投资措施作出了调整。首先，取消了当地经济成分限制。以前，在当地经济含量方面，我国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当地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其次，取消了贸易平衡限制。过去限制企业使用进口产品，如要求外资企业出口大于进口，进口要控制在总销售额的30%以内。再次，取消了内销数量限制。最后，取消了外汇使用限制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收支自求平衡的要求。

为协调吸收外资的政策法规，重新构造吸收外资的法律、法规环境，我国修改了不适应WTO的法律、法规，包括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部外资大法及其实施细则;改革外商投资的审批制度，提高投资政策透明度，定期向WTO通报外资政策变动情况;建立政策发布机制，指定媒体发布外资政策，并保证这些外资政策随时可以获得;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实行新的区域性优惠政策。

面对“入世”后外商投资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上吸收外资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我国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完善吸收外资的产业政策，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探索并购、风险投资、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外资;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办好现有外商投资企业;不断改善投资环境。这些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确保了我国吸收外资在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稳定增长，有力地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外资政策法规是一个系统，局部的调整并不能满足“入世”的全部要求。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已发生了系统性变化。

10.1.2　跨国公司投资战略调整

面对我国投资环境的变化，以及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对华投资战略。

10.1.2.1　跨国公司投资规模扩大

2000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陷入衰退，200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仅为7350亿美元，比2000年下降了51%，这些既给我国利用外资带来不利的影响，也使跨国公司投资发生大规模的区域性转移，为“入世”后的中国利用外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入世”催动着中国的改革，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场进入成本下降，市场准入范围扩大，经济增长提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机会，尤其是由于跨国公司看好中国这一潜在的最大和增长最快的市场，我国吸收跨国公司投资稳定和快速增长。

“入世”后，我国抓住投资环境优化和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会，加大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以购并、股份制、BOT等方式吸收外资取得新的突破，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活跃，中国内地成为承接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欧美制造业向外转移的重要基地，一批跨国公司开始把加工制造的中心转移到中国内地。

10.1.2.2　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变迁

跨国公司投资的根本目的是获得高额利润，这一点并不会因为中国“入世”而改变。但就每一个具体的跨国公司而言，对中国的投资目的和原因又不尽相同，其具体的投资动机可以归纳为:一是为了实现跨国公司拥有的知识资产和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二是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对外转移投资，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三是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的缺陷，实现内部化优势;四是绕过高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五是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机会和利益。

加入WTO后，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利益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入世”说到底是把中国的经济活动纳入国际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框架中，中国社会经济利益将进行重新整合，跨国公司也必然要面对这种利益的整合而重新定位。由于关税水平下调，非关税措施减少，那些为了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投资逐步减少或撤出;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单纯为了实现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跨国公司投资减少;由于“入世”使中国经济增长提速，为降低成本、分享中国经济成长机会的跨国公司投资大幅度增长。

10.1.2.3　跨国公司投资结构变迁

从地区结构看，跨国公司在中西部的投资逐步增多，但东部依然是投资重点。“入世”之初，尽管跨国公司对投资中西部地区有了更多兴趣，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也明显增多，但东部地区外资增长更快，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比重倒呈下降局面。

“入世”后跨国公司投资的区域结构变化，与我国区域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我国“入世”面对的现实经济条件是“两个非均衡”——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非均衡和经济体制改革进展非均衡。西部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状况还是经济体制改革进展，都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人们往往关注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而忽视经济体制改革的非均衡。中国“入世”，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会对我国经济贸易制度、政策等产生约束，对改革构成强大的压力和动力，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但从短期看，由于东西部地区间经济体制状况存在差异，东部地区是“入世”的最大受益者。东部地区市场开放度较高，市场机制初步建立，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出口竞争力较强，这些对跨国公司投资仍然具有巨大吸引力。

在东部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吸收跨国公司投资的两大中心地带。长江三角洲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南通、常州等城市为中心，辐射整个长江三角洲乃至更广泛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快速发展，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热土，跨国公司已经进入通信、计算机、软件、微电子等高新技术领域。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深圳、广州、东莞、中山、顺德等的外商投资环境逐步完善，跨国公司投资持续增长。深圳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商投资结构正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方向转移;东莞通过吸收外商投资配套加工能力显著增强，已发展为全球瞩目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工基地。

目前，在利用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的推动下，中国内地电脑键盘产量和摩托车产量已经分别占全球的2/5，家用空调占1/3，洗衣机占1/4，彩电占1/4，化纤和冰箱占1/5左右，“中国制造”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对象。

从产业结构看，由于过去我国各行业对外商投资的开放不均衡，制造业一直是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而在“入世”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外商投资中国市场的比较利益发生变化，引发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外商投资产业领域变迁。一是制造业的跨国公司投资显著增长，如汽车工业重组和技术升级的进程明显快于往年，上汽与通用的重组，一汽与丰田的合资，东风与日产的全面合作等，促进了我国汽车工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提高。二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已从一般制造业迅速延伸到电子、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商业、外贸、电信、金融、保险等领域，尤其是我国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后，服务业已成为跨国公司新一轮投资的热点。

当然，这种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市场开放和政策制定的先后次序。如果制造业领域，尤其是传统的外商投资重点行业，如机械、电子、化工、轻工、制药等行业率先取消投资管制，实行投资自由化，鼓励外商购并国有企业，这些传统领域跨国公司投资所占比重还会有新的增加。

10.1.2.4　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变迁

最突出的一点是跨国公司的本土化进程加快。跨国公司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生产本土化、技术研发本土化、人才资源本土化、营销管理本土化等方面。为了降低成本，获得市场准入，争取和扩大市场份额，获得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对外投资经营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推行着本土化的战略。中国“入世”以后，承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趋势，跨国公司看好中国的前景，看重中国的潜在市场和在中国的巨大利益，加快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自20世纪80年代外商开始在华投资设厂，而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搬迁到中国，推进生产本土化。如日用消费品领域的可口可乐公司，耐用消费品领域的韩国三星、美国的戴尔和摩托罗拉、德国的伊莱克斯等，纷纷针对中国市场建立生产基地，利用中国廉价的合格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并且贴近销售市场，能够扩大销售市场，降低营销成本，提高利润率。日本的丰田、德国的大众、美国的通用等著名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合资设厂，其国产化率逐步提高，而且越来越注重设计符合中国居民需要的车型，扩大市场份额，获得较高利润。

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并推进技术研发本土化。摩托罗拉、IBM、朗讯、杜邦、通用汽车、通用电器、宝洁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都在我国设立了研发中心，这些研发中心大多分布在中国的中心城市、人才密集区，分布在电子信息、通信、生物等高新技术领域和汽车、化工等市场规模大、附加值高的制造业领域，研发中心从针对中国市场的、改进型的、专有技术的研发，开始向面向全球制造体系的研发转变，跨国公司投资的科技含量大大提高。随着在中国投资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更加重视在中国投资的整体协调和在未来市场的战略投资，并把作为其经营战略地区化、全球化的控制协调机构——地区总部纷纷转移到中国。

一大批跨国公司越来越意识到实行营销本土化是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利润率的途径，不仅在营销战略上实行本土化，利用中国当地的营销网络资源、营销渠道，设计符合中国国情和居民口味的广告策略、品牌形象，而且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沃尔玛、家乐福、IBM、东芝、索尼等众多著名跨国公司已经或正在准备在华设立采购中心，使其整体营销活动与中国经济的契合度提高。

我国拥有大量的、素质较高的科技人员，劳动力成本又低，跨国公司在推进研发本土化过程中，吸引我国当地技术人才加盟研发机构，可以降低研发成本;由于本国的管理者熟悉当地习俗、文化及语言，了解本国国情，便于与员工和政府部门沟通，使用当地管理人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我国工资成本低廉，使用本地管理人才，可以直接降低管理成本。跨国公司在推进研发和管理本土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推行研发和管理等人才资源本土化，我国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高校毕业生、海外归国人员、企业管理人才加入跨国公司的研发队伍、管理队伍。

由上可见，跨国公司正在把生产制造、研发、营销、管理与人才的本土化整合起来，以实现全面的本土化。

10.1.3　跨国公司本土化影响

跨国公司为了分享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机会而加大对华投资力度，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表现，也促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开放经济体制的建设;跨国公司把生产和营销总部转移到我国，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加剧着我国市场的竞争，有利于打破垄断，形成竞争制度，同时政府又必须防止跨国公司的垄断，维护竞争秩序;适应跨国公司投资扩大、投资领域放宽的要求，我国需要提供适宜投资的市场环境，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的服务功能，增进政府效率，加快改革经济、政治体制，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开放促改革，有利于形成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制度条件。

在开放促进改革，以及跨国公司扩大投资推动我国自身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过程中，人们的风险预期上升，储蓄率一直列世界前列，使我国能够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能力;同时，跨国公司投资扩大，弥补了我国的资本缺口，产品大量替代进口，节约了我国的外汇资源，也促使我国内资企业提高资本积累能力，形成规模经营，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特别是研发和管理的本土化，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加盟，而他们的高报酬和良好的发展机会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个人只有加大教育投资，提高劳动技能，才能获得这样的就业机会，劳动者对教育、学习的重视，个人教育投资的增加，可以保证有充足的合格的劳动力支撑经济规模的扩张。

跨国公司投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或多或少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在生产本土化过程中，跨国公司与我国内资企业之间发生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加入跨国公司的前向、后向产业链条，通过信息交流，内资企业可以学习到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管理理念，了解跨国公司的技术状况，促进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研发本土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为我国提供直接的学习机会;在人才本土化过程中，我国的技术开发人才和管理人才被吸收到跨国公司，参与跨国公司的研发和管理，并通过跨国公司对员工的培训(包括在我国国内的培训和在海外的培训)，使跨国公司掌握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在其设立的外资企业内部扩散，并通过人才的流动向企业外部扩散;在营销本土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采购中心，开发我国市场，内资企业参与到跨国公司的经营链条中，跨国公司的管理知识外溢，可以提升内资企业的生产、营销、管理水平。

当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战略调整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也不能估计过高。由于内资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较低，制约着其加入跨国公司产业链、营销链，从而制约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由于现代高新技术开发越来越依赖团队的整体合作和联合攻关，零星的跨国公司的人才流出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也会大打折扣。

同时，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对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跨国公司以强大的财力、健全的分配制度、先进的管理方式、完善的培训制度、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提供着高收入和发展成才、施展抱负的机会，吸引着我国内资企业和研发人才、大学毕业生和海外学成归国人员，内资企业和研发机构人才大量流失，职工素质下降，对我国的技术研发制度产生冲击，使我国内资企业和研发机构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受到制约，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客观上存在着“技术内敛”效应。不仅如此，跨国公司为防止技术外溢，形成强大的竞争对手，也会采取内部化的策略，如跨国公司在我国高新技术领域主要以独资的方式投资，很少设立合资企业。跨国公司还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控制技术外溢。

总之，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是一把“双刃剑”，绝非只有利于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和自主知识产权开发，也会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开发产生冲击。

10.1.4　应对跨国公司本土化的策略

跨国公司本土化对我国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双重作用表明:当今技术进步更新速度明显加快，高新技术和产品的寿命周期大大缩短，单个国家和单个企业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孤立地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往往需要付出高额的时间成本，难以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背离了全球化时代科技发展的规律，那种简单地认为利用跨国公司引进技术和进行研发活动会抑制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排斥跨国公司投资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反过来，认为依靠跨国公司投资引进技术便可以替代我国自主技术开发和创新的想法，同样是不可取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和自主创新能力养成是主要靠外资实现的。只有在利用跨国公司投资中引进技术，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和创新，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才能超越他人;也只有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才能增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进一步提高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层次，跨国公司才会投入更高水平的技术，实现我国科技水平的螺旋形上升。

10.1.4.1　加入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在更高层次上参加跨国公司产业链和营销链，参加跨国公司的本土化进程，是提高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

在高层次上参加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首先需要提高内资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企业竞争力提高了，跨国公司能够找到合格的合作伙伴，才能延伸在国内的生产链条，才需要通过深度技术研发和研发成果本地化，维护市场竞争优势，我国企业也才能在深度参与跨国公司本土化中获得更多的技术外溢、管理知识外溢的收益，尽快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在提高企业竞争力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发挥工业化后发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根据比较成本基础上的相对优势理论，更多地选择发达国家不愿意参与的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同时，为了实现现代化，步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后尘且亦步亦趋。由于技术和资本的累积效应，很难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革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越来越长;由于国内资本和技术相对短缺，资本积累率提高则消费受限，因而初级产品市场向发达国家集中，而控制着初级产品市场和中间销售过程的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又操纵着产品的价格。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生产初级产品——廉价出口到发达国家——高价进口技术和高附加值的制成品”的恶性循环。发达国家通过技术不断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出口竞争力，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选择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和高级产品进口替代战略成功者则寥寥无几。尤其是如日本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劳动力成本优势，其发展却能够后来居上;而部分存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却发展缓慢。由此显示出相对优势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我国在与跨国公司的分工与合作中，应该避免重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覆辙，不能过分倚重相对优势，而应着力培植竞争优势。拥有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体系中获得较高的利益。

企业竞争优势归根到底取决于企业的赢利能力。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离不开以下措施:

努力实现生产销售一体化和对销售的控制，初期可以利用合作伙伴的销售渠道，但当前应该尽快建立我国企业自己的海外营销渠道，建立最终客户的反馈系统;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力度，尽量向产品差异化模式发展，同时，充分利用生产的规模性，降低成本，拥有核心技术，取得竞争优势;向国际竞争挑战，拓宽资源配置空间，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满足于国内同行业的优势或垄断地位，要认识到国际竞争将导致国内垄断的消亡，只有在国际竞争中拥有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的企业，才可能拥有竞争优势;增加对企业人才培养的投入，这是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保障;制定适宜的产业发展规划导向，选择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这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10.1.4.2　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提高综合竞争力可以起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为了提高综合竞争力，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矫正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在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汇兑自由、市场准入等方面，逐步建立起开放经济制度，保证国际收支平衡，消除财政税收制度、金融制度与国际惯例之间的摩擦。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廉洁、高效、服务、权威的政府。培育资本市场，降低融资成本，为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培养科研队伍，改革科研体制和科研分配制度，使科研尽快转化为生产要素，提高科研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度。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进而全面提高国民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