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模式的本土化创新

第三节　小组模式的本土化创新

综观我国在引入小组联保贷款之后各地出现的多种创新型的微小贷款运行模式，其风险管理的本质都是在借鉴小组联保贷款组织化信用增级思路的基础上，通过在一定维度上实现边界的扩展而强化了组织化信用增级机制。因此，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分析，这些微小贷款运行模式本质上都是组织化信用增级机制与特定外部环境有机契合而形成的带有本土化特色的创新型小组贷款模式。

（一）小组边界的横向扩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指以农户自然人为贷款对象，基于农户的信誉，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不需要抵押或担保的贷款。^[15]其基本做法是：首先，在乡、镇信用社以农户为单位，建立农户的贷款档案，将农户家庭情况、主要从事的经营活动等内容记录在内。其次，成立农户信用评级小组，对农户的信用等级进行评价。小组成员由信用社人员、村委会成员和农户代表构成。根据农户个人品质、还款记录、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内容、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对其信用程度进行评定，一般分优秀、较好、一般三个档次，各档次设定贷款额度或贷款比例。最后，在信用等级评定的基础上，农村信用社根据不同农户的信用等级，对农户颁发贷款证，持有贷款证的农户在需要小额信用贷款时，可以凭贷款证及有效身份证件直接到信用社营业网点办理限额以内的贷款，不再需要层层审批。^[16]

在评定农户信用等级的基础上，各地农信社还联合地方基层组织开展了以创建信用村为重要内容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17]规定只有当全村至少55%以上的农户被评为信用户时，该行政村才有资格参与信用村评比。信用社将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等多方面向信用村倾斜；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个别农户的违约行为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行政村的信用，进而影响到其他农户贷款的可得性。

对农户而言，村庄被评为信用村带来的贷款可得性的提高激励他们在获取融资服务这一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开展合作，努力实现合作共赢，从而为农村信用社弥补其在信息处理机制和博弈参与能力上的缺陷创造了条件。

第一，这种制度设计充分发挥了村庄内部信息处理机制的作用。一方面是通过信用评级制度在贷前对潜在客户进行甄别和筛选。信用评级制度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核心制度之一，其通过构建包括村民代表在内的信用评级小组及坚持民评民、民议民的评定原则，保证了信用评级制度的高效率，行之有效的信用评级制度能够实现对农户的风险分类，通过排除高风险借款人，有效地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其作用机制与小组联保的自愿组建小组类似，都是基于社区内部成员的相互了解实现对客户的甄别（王曙光等，2008）；另一方面在项目实施及归还贷款阶段，农户也能利用地理位置更为接近及更容易发现借款人道德风险倾向的优势及时地将信息反馈给农信社。

第二，这种制度设计充分发挥了村庄内生性惩罚机制的作用。在一定社区范围内，信用本身就是社区成员在日常高频率社会互动中宝贵的资源，拥有良好信用的家庭往往在社区内部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能够获得更大程度的认可；相反，在借贷中不讲信用的农户往往会受到失去社区认可的惩罚。由于地理位置的集中性，这种惩罚会很快地在社区内部传递，成为社区的公共信息，并且这种惩罚在社区内部具有放大效应，会扩展到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有被剥夺生存权利的危险（王曙光等，2008）。这种内生性的惩罚机制在贷后管理、保证贷款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农村信用社在农户小额贷款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充分借助了政府的力量。比如在有的地区，乡镇政府、村委会制定出台了对信用户的优惠政策，规定信用户可优先承包项目，可优先审批宅基地，子女可优先参军等（张转方，2008）；政府机构在信用评级的发起、宣传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可以利用政府组织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行政管理体系大规模快速地推广业务，提高小额信用贷款的认可程度，降低农信社的成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信用评级工作与政府考核结合起来，相当于将政府纳入了原本仅由借款农户和农信社两方组成的博弈关系中，构成了三方博弈的格局。博弈主体的增加将使得借款农户的行为受到更大的制约，从而增加了农信社的博弈参与能力。

而对农信社而言，信用村的称号相当于是农户的一个“社会印章”。一个村被评为信用村，就意味着该村具有良好的诚信环境，因而在同等条件下，信用村的农户往往要比非信用村的农户更值得信任，因此信用村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用于组织化信用增级的组织载体，农户联保贷款通过发挥建立在信用村内部合作共赢和社会互动基础之上的信息处理机制和内生性惩罚机制，完善和提高了农信社的信息处理机制及博弈参与能力，实现了对信用风险的有效管理。

图5‐13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信用风险管理示意

因此，信用村实质上接近于一个大规模、松散型的联保小组（何菁菁，2010）。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分析，以信用户、信用村为载体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本质上是一种小组贷款，其与孟加拉乡村银行小组联保贷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横向扩展小组边界。小组联保贷款中的小组规模被严格限定在5人，而以信用户、信用村为载体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中小组的边界则被扩展到整个行政村。事实上，相比于个人，农户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型的信用合作组织，^[18]因此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中小组边界实际上是实现了从个人到信用村的横向扩展（见图5‐14）。

图5‐14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小组边界横向扩展示意

小组边界扩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增加了小组内部博弈主体的数目，从而强化了内生惩罚机制，提高了农户违约的成本。同时，相比于小组联保贷款需要支付交易成本寻找同质组员，村庄这个信用合作组织原本就是存在的。因此，对于农户而言，小组边界的扩展可以降低获得贷款的成本。而对农信社而言，可以进一步降低搜集、监督信息的成本。此外，小组边界的扩展能够有效缓解联保小组中存在的集体违约问题（崔少磊，2010）。

2.弱化连带还款责任。小组联保贷款中小组对借款人的约束力强主要体现在硬性的连带还款责任上，而在以信用户、信用村为载体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中，当有农户无法或不愿归还贷款时，同一个村庄的其他农户并不需要承担硬性的连带还款责任，而是在自己贷款可得性受到负面影响的软性约束下，积极发挥横向筛选和横向监督的功能，以尽力避免出现农户违约的情况。事实上，虽然连带还款责任可以帮助微小贷款机构有效地规避风险，但其实施会增加借款者的成本，包括导致社会成员关系的紧张化（聂强，2010），对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而心存顾虑不愿组成联保小组（赵岩青、何广文，2007）等。因此相比于农户联保贷款，软性责任约束下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适用面可能更广。我国农村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和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如图5‐15所示，多年来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规模一直要大于农户联保贷款。

图5‐15　2002—2008年农村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年末余额^[19]

3.引入政府力量。如图5‐13所示，与孟加拉乡村银行小组联保贷款相比，我国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充分借助了政府的行政力量。这不仅可以增强农信社博弈参与能力，还能为小额信用贷款创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二）小组边界的纵向扩展———行业型小组贷款

在农村信用社的农户联保贷款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中，一般通过横向的地理界限对信用合作组织的边界进行限制。换言之，维系合作组织功能发挥的基础是成员之间通过横向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内在约束功能，因而可以称之为社区型小组贷款。虽然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这种限定在联保小组或行政村范围内的基于血缘、地缘、亲缘产生的社会关系，确实可以起到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和道德风险的作用，但实践证明没有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农户很难组建联保小组（刘峰等，2006），成员之间的互相关注也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化（聂强，2010）。特别是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背景下，一些规模种植、养殖农户的贷款需求已经超过了联保贷款和小额信用贷款的额度，其规模化的生产模式，一定的技术门槛和专业性也使得一般农户难以有效发挥横向监督机制的作用。

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国各地出现了新的小组贷款形式———行业型小组贷款。在行业型小组贷款中，组建小组的成员往往具有密切的经济来往或是从事同一行业专业化的生产，维系合作组织功能发挥的基础是成员之间通过纵向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的内在担保制约功能。这种基于经济利益产生的生产关系较基于血缘、地缘、亲缘产生的社会关系而言，具备更为透明的信息处理机制和更强的“内部约束力”，也更易实现其相互制约作用（李虹，2006）。

在此基础上，行业型微小贷款还充分发挥了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在具体的运行模式中，按照两者承担作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化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负责承贷，然后分解给各个农户使用；第二类是由产业化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提供担保，将微小贷款直接发放给农户。这样，行业型小组贷款不仅充分发挥了小组成员之间的信息优势和监督作用，也利用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将还贷责任与龙头企业或合作组织捆绑，进一步缓解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如河南省围绕粮食种植、收购、加工产业链条，实现对粮食生产链各环节信贷支持的粮食产业链贷款及连云港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担保机构的“五方联动”支农新模式^[20]都是行业型小组贷款的典型代表。

图5‐16　行业型小组贷款信用风险管理示意

如图5‐16所示，行业型小组贷款较之于农户联保贷款最大的不同在于小组建立的基础为成员之间基于纵向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经济互动，同时以产业链为纽带，发挥了龙头企业在预防信贷风险中的重要作用。

（三）小组边界的网络化———网络联保贷款

中小企业^[21]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其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财务制度不健全、抵押担保品缺乏的客观事实，导致信贷机构在处理中小企业融资业务时，存在着信息处理能力和博弈参与能力缺失的双重约束，由此导致的业务高风险性迫使企业在刚性的内在逐利需求约束下，纷纷退出这一市场。融资难不仅成为制约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相关数据显示，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到了中国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中国近60%的GDP，贡献了近50%的财税收入，提供了近80%的就业岗位，但其在2009年获得的信贷仅占信贷总额的35%。^[22]2007年6月，阿里巴巴联合建设银行推出的无抵押无担保的网络联保贷款，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所谓网络联保贷款^[23]是指由3家或3家以上企业组成一个互相担保的联合体，通过阿里巴巴网站共同向银行申请贷款，同时企业之间实现风险共担，当联合体中有任意一家企业无法归还贷款，联合体其他企业需要共同替他偿还所有贷款本息。其所有的评价、申请贷款、放贷都通过网络完成。

网络联保贷款的基本做法是：首先，融资企业必须在阿里巴巴网站注册，后者作为电子商务平台，建立企业的经济档案，记录企业在网上交易的商品数、交易额、投诉量等信息；其次，具备诚信通会员或中国供应商会员资格的企业须与另两家或以上企业组成联合体，由联合体向阿里巴巴提出贷款申请，阿里巴巴将这一申请连同联合体企业的信用记录、交易和行为数据转交给银行；最后，经过银行的审核通过，由银行发放贷款（见图5‐17）。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网络联保贷款在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在2007—2009三年间里，阿里巴巴共为小企业提供268亿元贷款。^[24]

从银行角度来说，网络联保贷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其特殊的运行模式完善了银行的信息处理机制且提高了银行相应的博弈参与能力，从而实现了对信贷风险的有效管理。这一实现机理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带责任。根据网络联保贷款的规定，企业获得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与两家或以上企业组成联合体，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一旦联合体内的成员无法或不愿还款，其他成员将共同承担起还款责任。

图5‐17　网络联保贷款操作流程

连带责任技术充分发挥了联合体内横向筛选机制和横向监督机制的作用。贷前，为了降低同伴的违约率，企业在寻找同伴组建联合体时，会充分考虑对方的资产实力、财务状况、生产情况等“硬信息”和企业信誉、企业主人品等“软信息”，并且倾向于寻找业务上有往来或地缘上接近的企业，从而保证了获取信息的准确性。对银行而言，组建联合体的过程实际上是利用联合体内部信息优势而进行的一个横向筛选的过程；贷中，为防止同伴出现项目选择和努力程度上的道德风险，成员间会通过各种方式及时了解相互的经营状况，发挥横向监督作用；贷后，成员间会及时了解项目的收益情况，防止同伴出现故意拖欠还款的道德风险，同时承担无力偿贷企业的债务，保障银行的贷款回收率。

连带责任技术一方面利用联合体内部的信息优势完善了银行处理信息的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构建联合体成员间的博弈提高了银行参与博弈的能力。

2.网络化。网络联保贷款区别于孟加拉乡村银行小组联保贷款和我国农户联保贷款的最大不同是阿里巴巴作为第三方信息平台的介入，这对于网络联保贷款有效管理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阿里巴巴作为电子商务平台，记录了大量企业的交易行为，通过把电子商务的行为数据转化为相关企业的信用数据并利用这些信息评选出诚信通会员，本身就是一个正向选择的过程。其次，阿里巴巴将这些信用数据转交给银行，供其在审核贷款时使用，扩展了银行搜集信息的渠道。最后，一旦企业出现违约、逾期或恶意逃债的情况，阿里巴巴有权在网络平台上对其进行披露，从而增加了企业违约的成本。相反，按时履约还款的企业则会通过诚信通会员评比等方式受到更多的认可。此时，阿里巴巴就成为了实施信用激励、扶优限劣的平台，提高了银行参与博弈的能力；同时，阿里巴巴的介入使得贷款申请、审批采取了网络化、标准化、流程化的操作模式，在降低银行操作成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道德风险的发生。

可见，和典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小组联保模式相比，网络联保贷款保留了连带责任这一核心技术，充分利用了联合体内部的信息处理机制和内生性惩罚机制，实现了对信贷风险的有效管理。单个企业通过组建联保体实现了组织化信用增级，因此从风险管理角度分析，联保体实质上充当了信用合作组织的角色。

图5‐18　网络联保贷款信用风险管理示意

如图5‐18所示，相比于小组联保贷款模式，网络联保贷款的区别在于小组建立的基础为成员之间基于网络互动而产生的相互关系，因而可以称之为网络社区型小组贷款。它的创新意义在于通过引进阿里巴巴这个信息平台，借助现代网络实现了小组边界的网络化。对信贷风险管理而言，这一创新不仅发挥了阿里巴巴既有的在信息处理和对违约行为实施惩罚上的优势，而且实现了传统金融业务和现代互联网技术的有机契合，这对于微小贷款运行模式的创新和突破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世界性难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小组模式的演化路径与风险管理

如前文所述，小组贷款风险管理的本质在于通过建立小组这一信用合作组织，实现了组织化信用增级，信贷机构利用小组内部的信息处理机制和内生性惩罚机制弥补了自身在信息处理机制和博弈参与能力方面的缺失，实现了对信贷风险的有效管理。小组联保贷款作为应用最为广泛的小组贷款产品，在我国的实际应用中，演化出诸如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行业型微小贷款、网络联保贷款等多种带有我国本土特色的创新型小组贷款产品。考察这一演进路径，对于理解小组贷款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以推动微小贷款更好地实现目标客户和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认为，我国的小组贷款主要沿着以下三条路径进行演进：

第一条路径：小组边界的扩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通过信用村创建的制度设计，实现了小组边界从五人小组到行政村的横向扩展；行业型微小贷款则将小组建立基础从横向的社会活动扩展为基于纵向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实现了小组边界的纵向扩展；而通过引入现代网络平台，网络联保贷款实现了小组贷款的网络化。小组边界的扩展对于风险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增加博弈主体数目及密切小组成员的关系强化了小组内部信息处理机制和内生性惩罚机制作用的发挥。

第二条路径：第三方组织的引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行业型小组贷款及网络联保贷款分别将政府机构、产业化龙头企业、阿里巴巴第三方组织引入微小贷款机构和借款人的博弈关系之中，通过第三方组织在信息处理及对违约行为实施惩罚方面的优势强化了小组对借款人的约束并降低了微小贷款机构的交易成本。

第三条路径：连带还款责任的淡化。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淡化了孟加拉国小组联保贷款硬性的连带还款责任，而是通过贷款可得性的软性约束激励小组成员实施有效的组内监督。连带还款责任的淡化降低了借款人使用贷款的成本，从而扩展了小组贷款的应用范围。

从风险管理角度分析，我国小组模式的三条演化路径分别从增加博弈主体的数目，密切成员之间的关系，引入第三方实施力量等多个方面强化了小组在管理信贷风险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小组模式演化的背后实质上是风险管理能力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