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均富的民主政治基础溯源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确立，为国家通过财政配置资源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人民当家作主为财政通过民主方式分配资源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而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类社会的终级目标，也是当前财政分配的目的。国家政治制度、阶级划分和群众路线奠定了财政均富政治基础的上层建筑。

一、国家政治制度奠定财政均富阶级基础

“人民民主专政”首见于18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重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而写的前言，“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作了系统、精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1]“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

首先，人民民主专政为财政分配资源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制度保证。20世纪70年代末，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中国国情及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方位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3]财政资源取之于民，用之用民，财政均富更是用人民之财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因而，人民民主专政为财政均富奠定了深厚的阶级基础。与此同时，人民民主专政也为财政资源的增加提供了保证。“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5]只有发展生产力，把实现经济发展与政治目标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为政府财政资源配置提供基础和前提保证。

其次，人民民主专政决定了财政分配资源的导向是为人民利益。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因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所有制度安排，体制调整都是以人民利益为首要原则。人民利益至上决定了财政资源分配中的首要原则是人民利益最大化。现阶段，人民利益至上的重要特征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人民利益至上是财政均富的出发点。

因而，人民民主专政为财政均富奠定坚实基础，保证财政分配资源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均衡社会财政为目标。

二、社会阶层的构成奠定财政均富的群众基础

中国社会阶层产生和发展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各阶层之间由于利益差异的存在，迫切要求有外在调节机制，实现差异的缩小和变化。

1.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

人民是一个历史概念，是由若干阶级和众多阶层组成的一个广泛整体，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主要是指“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6]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中国人民取得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新中国成立时，人民范畴扩大到民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7]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与社会分工的剧烈变动，人民的范围更为广泛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基础也随之不断扩大。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除了工人阶级仍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外，我国其他阶级阶层的群众也是构成人民范畴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其他事业献出了自己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新的社会阶层，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只要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不论是哪一个阶级、阶层，我们都要团结，他们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2.社会阶层现状奠定财政均富的群众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快速发展形成的中国社会阶层构成了财政均富的群众基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进程，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分工状况，社会阶层变化加剧。一些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从事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人口迅速增加。这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来划分分工体系和劳动者内部以工人与农民为基本分野的阶级阶层划分格局，从而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比例。随着技术进步、教育水平提升和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数减少，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地位日益提高，改变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脑体分工导致的收入差异为财政均富提供了基本条件。

经济制度的调整和变革也为财政均富提供了有利条件。新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经济共同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如资本收入、风险收入等相结合方式基本确立。这种分配方式的改变也使中国社会的阶层和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的分野变得日益明显，已经形成了一个先富群体，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这为财政均富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同时，多种利益群体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形成构成了财政均富的不同利益群体前提。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分配格局建立在国家再分配机制基础上，国家和社会利益高于一切，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长期被忽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化明显，利益集团形成并围绕利益进行博弈。从而带来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群体多样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为财政均富奠定了基础。

市场经济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整个社会流动机制的建立。不仅人员流动，而且资源和财源也流动，中国社会阶层的演变还会继续，财政均富的必要性日益突现。

3.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然要求财政均富

财政均富按照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要求，对整个社会的财富进行均等化分配，这对调整中国社会阶层构成，避免财富分化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首先，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员流动性增强，强化人们的经济意识和利益观念，人们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地位发生明显变动。有的阶层成为利益直接受损者，迫切需要财政分配从一定角度弥补受损者利益;有的阶层成为受益者，但由于受益程度与期望值存在差异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满，进而产生对政权的怀疑。而财政均富能缩小差距，减少社会矛盾。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较高社会阶层获益可能多于较低社会阶层，如果这种矛盾随着社会成员利益意识和阶层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可能会演变为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因而，要通过有效的机制和手段来实现社会均衡，财政分配是不二法门。

最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改变了政权在工人和农民中的社会基础，不利于工农联盟，影响人民民主专政。因而，财政均富可以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区域之间的财富均衡，保证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基础。

加强新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财政均富能有效巩固这个基础。首先，财政均富有助于工人阶层的主人翁地位的巩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人阶层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工人阶层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冲击。工人阶层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必须要求提高其利益和地位。当初次分配难以达到这样的保证时，财政分配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促进就业、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工人阶层的主人翁地位。财政均富一方面能够奠定工人阶层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基石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能为工人阶层积极参政、议政提供物质前提和保障。其次，财政均富有助于增强农民阶层在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农民的收入一直低于城乡收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以农村支援城市为路径，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受到的扶持和资助长期不足，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农民这一人民民主专政群众基础的巩固和形成。财政均富通过转移支付和减税增加农民收入、通过财政投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促进劳动力转移，以充分发挥农民在维护政权，实现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作用。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是工农联盟，没有工农联盟，就没有中国的政权稳定、社会发展。因而，财政均富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意义重大。

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财政均富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是建立起自由人联合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奠定了中国财政均富的哲学基础。

1.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满足每一个人自由、平等发展的需要。他们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也就是说，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即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而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建构的一种价值目标。共产主义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9]第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有机统一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0]劳动形式的丰富和多样、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各种能力的发展和提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整内涵。第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消灭人类社会不平等、不自由、片面性、畸形化的现实运动。不平等、不全面、不自由是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前的社会现实，消灭这些问题是人类的现实运动而不是社会理想，这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第三层内涵。

因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类社会的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深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支持。

2.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先进的文化基础之上。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及其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物质条件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全面发展说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生产力高度发达只是人全面发展的条件之一。西方发达国家生产水平高度发展，但并未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使人民当家作主，激发人民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豪感、主动性和创造热情，投身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基础。先进文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

中国现阶段，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是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首先，在“以人为本”理念指导下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要求消除或避免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不和谐状况，努力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自由的、平等的、全面发展的人。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人的自由发展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发展阶段社会会出现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进入人的全面发展阶段这些差距要逐渐缩小直至消失，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提出了新要求。

3.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财政均富的哲学基础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政府通过财政分配财富、创造条件的哲学基础。一方面，财政均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财政均富通过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和正义，保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制度稳定、社会主义文化日益完善。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财政均富奠定哲学基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1]“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正是追求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改革和发展，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财政均富才有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和谐、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等现象。妨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而，通过财政均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