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媒介与传播研究概况

澳大利亚媒介与传播研究概况

〔澳〕菲力浦·贝尔周积华译

编者按：本文是对澳大利亚的媒介与传播研究所作的概要介绍，主要着力于探讨其历史背景、学术传统和当前热点。

本文作者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传播学教授，译者现任职于外交部新闻司，系北京广播学院硕士毕业生。

澳大利亚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历史背景

现代的澳大利亚由欧罗巴民族在太平洋上占据的一片辽阔干旱的陆地演变而成，至今仍然显示出英国殖民地前哨的痕迹。其文化教育机构大都以英国模式为样板，但受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最近由于亚太地区的移民、经济的全球化、服务业的发展、原料工业的衰落、地方商业媒介的兴起以及澳大利亚和东南地区之间不断的交流与合作等一系列因素，带给这个前殖民地国家明显现代而又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个性。

把传播当作澳大利亚一种技术力量或社会力量的正式研究，是在1956年电视进入郊区居民的起居室之后。不过，由欧罗巴民族组成的澳大利亚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电报、无线电、电影和出版等行业。实际上，20世纪的整个上半叶，媒介都是政治辩论、委员会咨询、法律控制和公众关注的主题。但是由于一直到60年代人口都不足一千万，高等教育也不够发达，澳大利亚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关于西方后来称为媒介或大众媒介的集中的、高层次的研究机构。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铁路和电报把少而又分散的居民联系了起来。首府城市出版的许多小杂志和高质量的报纸也为他们提供了服务。无论悉尼和墨尔本多么富有，政治上多么复杂，还只是为这片广袤的半干旱大陆东南角服务的海运中心或农业中心。要把六个殖民中心联系起来作为英国统治下的一个国家，离不开高效的传播和运输。因此，1901年建立的澳大利亚联邦一直到现在都是各欧罗巴民族定居点的公众与遥远的中部地带人们之间的妥协的结果，该中部地带曾被殖民地移民们视为一个荒无人烟或环境险恶的空间：“空白中心”、“死心脏”、“广阔的褐色土地”。

尽管相互间距离遥远（或许正因为如此），这些盎格鲁澳大利亚殖民地仍然在一战结束时，就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凝聚力和颇为鲜明的个性。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军人为英帝国而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一般认为，澳大利亚的民族特征是一战期间在法国的韶姆和土耳其加利波黎海岸形成的。虽然在城市甚至在农村（丛林地带），美国的娱乐和电影越来越流行，但澳大利亚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一直保持着英国特征。

商业文化和传播受美国电影、广播、建筑和实况转播的巡回表演（如农村集市上的竞技表演和杂耍）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正是广播商业广告的兴起促使传播发展成为以商业为基础的、通俗的大众文化。

为了理解传播与大众传媒是如何成为学术研究对象（并由于大学培养而职业化）的，有必要明确广告、电影和澳大利亚国有广播委员会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广告的发展与现代消费者文化的兴起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公认的。但关于这个过程对文化形式和民族多样性的冲击，却存在广泛的争议。大众生产、大众消费和现代广告技巧的普遍发展导致了文化同质、文化趋同或黑姆林克所说的文化同步。不过，与此同时，产品及广告的设计是根据特定销售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来进行的。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广告业在澳大利亚扎下了根，但其样式和风格往往是以对文化差异的认同或澳大利亚化为基础的。即便摩托车、软饮料等形形色色的产品在广告语言上与肉饼、袋鼠或偏僻的内地相联系，这些反映地方风土人情的做法也并不延缓澳大利亚消费者深受20世纪现代城市社会所共有的消费习惯影响的进程。与其他地方一样，在澳大利亚，广告及其业务代理机构的成功也是通过其为客户输送最大数量的消费者这一能力来衡量的。广告及其代理机构为革新的或不为人知的产品——尤其是那些从欧美大都市中心进口的产品开拓了越来越大的新市场。

19世纪，广告机构是作为报业的延伸而不是作为潜在的广告客户服务的独立实体而发展的。以此相反，20世纪早期，广告机构开始直接为厂家提供服务。同时，这些机构协调生产者与不断增多的、大众的专业出版物之间的关系。现在媒介需要靠广告收入生存。广告机构和公司从民族特征、颜色、社会地位和性别等角度努力推动对他们客户产品的消费。广告变成了一种国际竞争的行业。

20世纪20年代，逐渐占据澳大利亚城市屏幕的那些电影所呈现的迷人景象，在澳大利亚以美国模式作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引导作用。这期间澳大利亚人开始定期而又频繁地看电影。20世纪二、三十年代，澳大利亚人大量地接触了好莱坞电影里描绘的生活方式，屏幕上和影迷杂志上电影明星们摆阔性的挥霍消费以及城市化的发展，都表明美国梦的广告在当地找到了一个共鸣的、和谐的环境。然而，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必须由广告人进行塑造才能适应厂家的需要。譬如，美国广告机构介入后，对实际生产过程或产品具体特征的描绘经过较长时间才吸引了不分阶层的消费者去购买产品。斯蒂芬评论道：像新娘、母亲、女友这样的不分阶层的类型成了为社会身份重新定义的中介……这是一种更加极端的个人主义形式……主要来源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澳大利亚也充斥着年轻的美国广告自我夸张的预言：代表资本的干预，针对个人化之目标，引入大众的用户第一主义，反映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变得最为普遍的大众媒介是电视。电视是二战后用户第一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建立在战时发展起来的电子工业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电视占据了战时幸存的电子业生产能力的很大一部分，并且开始占据战后经济的其他领域。意识到电视的经济潜力，澳大利亚的阿伦费尔霍论证说，鉴于电视技术和现代防御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有必要引进这种新媒介。这一观点明显反映了对于冷战的关注和早期有关澳大利亚广播业中商业利益及国家利益的观点。现代消费者文化的巩固是民主（商业）利益的明确目标。出于对美国控制电视，甚至通过电视实行控制的担心，联邦政府于1953年建立了一个关于该媒介的咨询委员会。来自宗教和道德运动参与者的压力，此前对于战时广播宣传能力的体验，以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对于其未来作用和意义的关注，促进了这一关于建立咨询委员会的决策。

1956年通过了建立澳大利亚广播电视混合（双重）模式的决议。在这一点上，相对于更有独特的商业特征的美国体制而言，澳大利亚的家长式统治表现得更明显。但是委员会没有给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专营电视广播的权利，也排斥了英国模式，国家的主要调节功能是通过广播经营者发放执照来实现的。多媒体的所有权不设限制，这导致了“一个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商业体系和一个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体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并存局面的形成。那时也没有关于澳大利亚内容的配额或规定。

这种结构和调节机制产生的一个后果是，澳大利亚电视很快就严重依赖进口节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特别寄希望于BBC（英国广播公司），商业网络（尽管直到80年代才称为网络）为美国节目及其节目形式所支配。

澳大利亚受众对商业电视的反应自相矛盾：人们购买（昂贵的）电视机（室内接收机）热情很高，但社会评论家通常把媒介看作是社会或家庭解体和反社会行为模式的诱因（如青少年堕落、暴力等，德育家和政治家们为此感到痛心）。这种关注促进了关于媒体效果的学术研究和对记者、广播经营者的职业规范和惯例的研究。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接下来的几个年代里，媒介与传播研究在澳大利亚大学里得到了发展。

第一批大学课程涉及的问题与澳大利亚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现代化的特定历史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包括：

·国家传播（国家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作用）。

·澳大利亚的媒介内容（相对于引进的美国和英国的音乐、电视节目及其形式）。

·女性主义者对于媒介反映性别的批评。

·澳大利亚故事片的复兴及其对澳大利亚民族特征的文化意义。

·新闻电视和广播的所有权与管理——外国对于这些部门的控制；对个体公司跨媒介所有权的限制（即商业媒介垄断的问题）。

·广播、电影内容的审查和分类。

·澳大利亚人口中不断增强的多种族融合的媒介文化趋同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特别广播服务”建立起来，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播送广播节目，后又播送电视节目。

·儿童电视——地方的内容争议和通过节目向少儿推销玩具的问题。

·新类型的电视政治讲话和演讲的结构（1972年起电视政治竞选活动替代了早期的形式，政治演讲越来越成为消费内容）。

·澳大利亚文化中有争议的美国化趋势。

·主流和非主流媒介中关于土著居民或他们自己所作的描述。

·社区小规模地制作和播送广播电视节目的可能性。

·暴力电视对于个人行为或文化观念的影响（这些问题与下一部分谈到的美国的一项重要研究是相关的）。

澳大利亚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

20世纪60年代，电视的引进加速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变革，这些变革随着消费者为中心的青年文化的兴起达到了顶峰，促进了郊区的迅速发展。这期间，高等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到1968年，当欧洲爆发对于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大学教育的抨击时，澳大利亚的教育已经开始打破旧的学术制度。例如，历史、英语、哲学和心理学就受到了女性主义和左翼作品的冲击，这些作品跨越旧的学术部门，向公认的社会价值观发起了挑战。到70年代中期，新的大专院校和老院校的新系开设了电影研究、传播、媒介（报纸、电视）社会学和（或）与媒介研究并行的媒介制作方面的课程。这些高等教育课程是跨学科的，把社会理论、心理学、文学分析和美学等概称为符号学（可定义为对符号、代码和意义的研究或对信号活动模式的研究）的学科结合了起来。

为了理解今天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媒介与传播问题及其理论研究，有必要区分一下该研究领域中并行的几个学术流派。

下面列举并简单叙述了澳大利亚媒介与传播研究总的主要流派。它们产生的确切时间不得而知，这里是按其在澳大利亚的重要性的顺序介绍的。但是，这些流派总是相互交叉、相互联系的，因而这里对它们进行区分仅仅是为了阐明差异。

（一）美国把大众传播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

在研究诸如广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或电视日程安排对选举的影响这类问题时，社会心理学家们把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方法运用到传播学研究上。研究信息怎样影响人们的“信源—信息—受众”模式就反映了因果推断的方法（见下图）。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关于媒介效果的研究还有针对媒介的日程安排、受众对媒介的利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满足的调查。乔治·戈布纳和他在美国的助手就是采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例如，他假定看电视有可能可以衡量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在此前提下，他们研究了频繁和不频繁观看电视者的差异。这样的经验主义研究延续至今，并往往把对暴力和色情的描绘看作是导致反社会行为或态度的一个根源。在经验主义的效果研究的传统里，媒介被视为独立的可变物，它们的内容、效果或利用被视为非独立的可变物。

“信源—信息—受众”模式

（二）英国的文学文化主义方法

“大众”一词用于媒介之上，暗示它们有一般的或普遍的效果，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每个人，或使他们的品味和价值观趋同和标准化。英国的精英作家（如文学评论家）把战后的大众文化（杂志、喜剧、电视、电影）看作是破坏他们自己珍视的微妙而又精深的或正宗的民间文化的因素。大众文化在许多有影响的学术和新闻舆论领袖看来是一种矛盾。这些评论家关注的不是新媒介导致了什么样的可衡量的行为影响，而是文化本身的质量和人们对于他们英语语言传统中所有最好的东西的判断能力的普遍下降。在某些方面，他们对流行文化的保守的抨击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两次大战间和战后在美国组成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知识分子的激进批评是相对应的。

然而，英国作家以文化——日常生活方式和现存的社会价值观为中心，把媒介（传播）与扩大了媒介学者探讨范围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不久，流行或大众文化作为社会生活一个复杂的方面成了研究对象——作为普通人创造的一种文化而被研究。这些普通人试图为他们多种多样的社会经历赋予意义，尽管是在以权力为基础的、有阶层之分的国家的背景之下。简单地说，关于文化如何通过媒介体现普通人各种经历的研究涌现出来。研究者们把广义的文化当作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通过观察和倾听普通人，证实了关于人们在大众的社会里不会愚蠢地被媒介操纵或被动地为媒介所欺骗的推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研究者们起来反对这种媒介或传播研究，认为其对流行或低级文化的褒贬脱离了媒介的历史（文化）限制的背景。结果，80年代或90年代初，许多大学引进了被称为“文化研究”的学术科目。文化研究讨论文化和社会问题，包括国际的和全球的传播，不过比其他流派理论色彩更浓，而经验主义色彩更淡。但这种文化研究非常的盎格鲁—欧罗巴化，与亚洲文化联系很少。

（三）符号学理论：欧洲的影响

1.结构符号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学者对媒介作品（画面的和口头的文本）所作的细致分析，使（最初）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基础的细致分析的传统兴起。例如，罗兰·巴特出版了一本对于日常媒介文化以及更正式的符号学理论有深入研究的集子。他通过表面上微小的符号来观察文化——肥皂包装、广告、电影明星的脸庞等等。他把这些东西当作想当然的，也许是意识形态的碎片来分析，这些碎片反映了媒介社会里蕴含于形象商品和词语之中的意义。巴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探讨了画面形象，试图分析它是怎样交流或传递意义的。他没有假定画面表达的意义是解构的或解码的，因此，他的方法与经验主义关于信息传播是不言自明的这一通常假设是不一致的。

结构主义理论大都被其他符号学理论替代了，但巴特通过一个国家文化生活中的最小符号分析思想观念的方法得以保留下来。

结构符号学模式

2.社会符号学。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文化和符号学分析往往被视为一种补充，英国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多少带系统性的符号学原理。的确，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威廉兹的政治批判方法，而文化研究正是从这一方法起步，并摆脱普通理论和经验主义研究的。

在过去整整15年中，一种更加讲究功能的符号学分析形式在澳大利亚得以广泛运用。这种系统的讲究功能的理论把词汇和形象看做是一个可以分析的创造意义的过程，试图表明媒介文本究竟是怎样在它们的社会背景下创造意义的。这种社会符号学研究把系统的符号分析运用到了许多具有社会意义的话语领域，一直都颇有成效。从话语被理解为思想意识这一点来说，该分支可以看作是早期文化研究的延伸。

社会符号学（如话语分析）模式
注：本图显示文本如何在其背景（文化和情景）下发生作用。

（四）新闻学和新媒介：职业教育

以上简单介绍了几种理论方法，研究者和学者们试图通过这些方法理解所谓传播过程和构成现代社会媒介的技术与文本。但是，当然也曾有通过实践的方法研究作为传播渠道的媒介。在以上谈及的各个时期里，学生们也受到过电影、广播、录像、电视、新媒介或多媒体制作方面的培训。新闻学、公共关系、制片人等方面的大学教育一直都是以其职业角色为中心的。在20世纪90年代，多媒体制作（如编写网址）变得越来越重要。

职业实践的理论研究得以继续进行，如新闻学中的新闻价值、编辑职业道德以及反映种族或性别差异的问题。这种实践教育大都是在可以称为社会学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研究媒介具有何种社会意义，经济上又是怎样组织的。法律问题和政策（政府规定等）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新媒介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在课程中占据越来显要的位置。新媒介（多媒体）理论的建立需要以更早的信息媒介及诸如传播、文化等关键概念内涵的更新为基础。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研究者们围绕将改变世界媒体景象的数字化的新媒体形式，进行过多次辩论，表现出对新媒介的极大兴趣。

媒介与传播问题的学术讨论促成了澳大利亚境内几份杂志的出版，不过它们涉及更广泛的理论和国际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澳大利亚媒介与文化杂志》、《澳大利亚国际媒介》（前身为《澳大利亚媒介信息》）、《电影、电视、广播与郊区居民教育》和《国际传播杂志》等。

澳大利亚媒介与传播研究面临的问题及争议

最近，出版时间最长的澳大利亚媒介研究杂志——《澳大利亚媒介信息》在名称上做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改成了《澳大利亚国际媒介》。新名称反映了澳大利亚媒介行业研究和当地媒介与文化学术研究的背景变化：全球化，或至少技术和英语文化的国际化，是即将实现数字化的澳大利亚媒介必须面对的趋势。但澳大利亚文化在人口混合及其生活方式和对意义与个性的追求方面越来越多元化。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次激进的文化传统的错位（盎格鲁—凯尔特农村的平均主义）。澳大利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面临着一个后现代的未来。老故事和旧价值观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预期地在新一代受众和公民中间产生反响。然而，当地广播与出版机构在结构上和经济上仍然是牢固的，尽管发生了以上迅速的变化，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特征。大致地说，澳大利亚媒介行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千年里将要出现的全球化、数字化、细分化的环境中保持或重新创造他们各自的地方特征。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到地方特征和地方价值观（地方的声音）需要适应全球文化，以及在澳大利亚越来越明显的地方多元文化。

因此，澳大利亚将来必须响应并参与全球化和通过数字化实现媒介整合。这可能带来的挑战或问题包括：

·付费/有线电视、广播（音乐）、本国电影，即有生存能力的制作行业的维持。

·维持并振兴为不以英语为母语的澳大利亚人服务的SBS（特别广播服务）。

·随着电信业与广播和因特网服务的整合，公平构建电信业（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地方及偏僻地区）。

·整合后的经营制度涉及的问题，如产权、电子商务等。

·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广播是否将会，或是否应该继续作为其工作时间服务的一部分而提供新闻和信息。世界范围内的网络服务是否会替代电视上定期的新闻播送？

·报纸整合、公民参与政治的含义和涉及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大问题。

·加强对媒介（电子商务、广告）用户利益的保护，突出体育运动在商业广播或窄播中的作用。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注意这是国有的，但不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非商业广播公司）的未来。当媒介变得比以往更加细分化和更直接的商业化时，国家会不会保留这个对立的（因而也是具有潜在的关键作用的）广播公司？

·似乎日趋垄断的澳大利亚商业广播（通过主要的地方公司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市场份额）和印刷媒介（其中鲁珀特·默多克控制的新闻有限公司已占报纸发行量的60％强）。

在教育方面，除了继续加强媒介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之外，包括多媒体（或整合的数字媒介）在内的媒介研究将面临以下难题：

维护一个批判的、保持距离的分析框架，以理解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社会重要性。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和全球化（或在世界很多地方越来越西化）的时代，媒介研究应体现什么样的价值观？（《公共文化》和《媒介、文化与社会》是当前探讨这些问题的有代表性的杂志。）

与上一个问题相关的是开展关于新媒介理论研究的问题。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许多理论研究中很容易表现出来的乌托邦主义和悲观主义必须避免，而许多理论著述都陷入了非经验主义的论战，把新媒介看成了万应药（产生新的、多元的、真实的或本质的特征），或破坏社会与社区的相互联系并使传统的个人题材进一步个人化或非政治化的因素。

教育媒介从业人员如何理解地区和全球的媒介在日新月异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的政治与政策含义：例如，通过因特网传递或显示的文化内容能为国家或国际法律控制吗？应不应该控制？因特网是否能成为自由贸易区？如果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利益不是占明显优势吗？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分析、应付这样的问题？

就其表现和界定人们的性别、种族、年龄、职业等特征这一点而言，文化依然是有意义的。因此，新、旧媒介仍需要创造性地分析和制作节目（或各种各样的文本和风格），媒介教育者仍然要肩负起教育学生的责任，使他们作为公共文化的制作者和消费者有能力批判性地、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和作出反应。简而言之，在澳大利亚，被称为“文化研究”的科目在所有媒介和传播课程中仍然是重要的。

媒介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和各种围绕民族特征的探讨中的参与，都是需要教育关注的。地方媒介怎样围绕民主特征（或称民族意识）这一概念来设计形象和表述？

澳大利亚媒介在反映公众关注的本土的故事、梦想、问题或视角方面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

当前，举国关注的是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共和国的运动（这个国家从1901年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以英国女王为名义元首的民主联邦）。在这场民族的、具有潜在分裂作用的辩论中，媒介在传递公众对参与者的声援方面应扮何种角色？

还有一个与2000年在悉尼举办的奥运会有关的问题。当媒介直接或间接地从其中受益时，它们能否在奥运会的政治和商业问题上保持独立的、批判的立场？奥运会也为学生提供了种种机会，研究媒介是否与国家、体育、文化或商业方面的利益保持一致，以及他们如何协调这些利益与各类受众之间的关系。

总之，媒介（传播）的研究和教育必须涉及全球的和地区的问题（乃至这些层次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关于技术、所有新节目、电影或软件包的各种变革的预言的宣传，有必要持一种怀疑、批判的态度。媒介不再是（如果曾经是的话）大众媒介，但它们还是全球化（或至少国际化）运行，并且带有称得上霸权的成份。它们触及和激发我们最个人化的欲望，使我们直面世界上不时发生的灾难、危机和战争。媒介间接甚至是直接地在个性上、社会上和政治上塑造着我们。尽管媒介在变化，其网络在扩大，但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媒介的积极功能，它们就会继续对我们产生有利的影响。可以预料，媒介与传播研究在新的世纪将变得更为迫切而引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