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传播与“媒介环境”

一、媒介传播与“媒介环境”

“媒介环境”,也称“拟态环境”、“虚拟环境”、“信息环境”,是处于人与现实环境之间的一个“中介物”,它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在与自然环境相区别的社会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社会成员之行为方式的符号部分;并且,它主要是通过非人际关系向社会提示的环境”。^[3]

人类时刻处于信息传播的环境之中,信息传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信息传播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没有信息传播活动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人类的信息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的情形。人类的传播水平决定于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媒介的发展是人类传播能力发展变化的直接表现,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类传播的方式和结构,人类传播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传播媒介的发展史。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传播媒介的制约,人们的交往范围和规模十分有限。人直接面对客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以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获取的“第一手的直接信息”为基础,人与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简约而单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特别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世界面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随着资本的输出、国际贸易的发展,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大市场。人类的视野迅速扩大,所处的环境日益广阔而且复杂,交往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显然,这一广阔、复杂的客观环境,已远远超出人类自然感知的范围,单凭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已远不能达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人类呼唤着更为先进的传播媒介的出现。

“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在社会发展对人类的交往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工业革命也为人类信息传播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1805年,发明浇铸铅版工序;1814年,蒸汽机用于印刷,发明滚筒式印刷机;1829年,英国制成第一个较完善的火车头;1828年,美国开始修铁路,到19世纪轮船横渡大西洋;1838年,发明摄影术;1837年,发明电报;1857年,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报电缆建成;1847年,发明轮转印刷机;1853年,发明木浆造纸;1886 年,发明自动排版机等等。工业革命带来的造纸、印刷、通讯、交通等领域的一系列巨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信息传播的大众化。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起,美国、英国、法国等相继进入“大众化报纸”时代。“大众化报纸”以它鲜明的特点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被传播学者称为“第一种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人类传播从此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并进而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传播能力和传播范围。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面对面的交谈是五官的延伸;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广播是耳朵的延伸;电视是耳朵和眼睛的同时延伸。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播媒介不断发展,人的五官也得以不断延伸和扩展,“千里眼”、“顺风耳”已成为不足为奇的传播现实。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大众传播是通过媒介组织向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大规模地传播信息的过程。大众传播运用一系列具有特定含义的传播符号,诸如语言、文字、音乐、音响、图片、影像等,组成具有完整意义的信息向受众进行信息传播。受系统内部组织机构、运行规律以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任何大众传播媒介都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纳入自己的传播范围,对客观世界作“全息”式的反映,而是有选择地进行传播,有选择必然有倾向。即使对选择的事实,传播者也不可能是纯机械式地反映,不可能是“镜映”,而是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渗透着自己的主观倾向。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环境并不等同于客观的“现实环境”,而是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媒介环境”,或称之为“虚拟环境”、“拟态环境”、“信息环境”。同时,客观世界十分广阔,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人们无法逐一了解、感知或亲身体验,必须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认知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这样,在大众传播时代,人类与客观环境之间不再是直接的认知关系,而是插入了大众传播媒介这样一个“中介物”,单凭自然感知获取“第一手的直接信息”来认知世界、协调环境已不可能,而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媒介环境”。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

最早对“媒介环境”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曼。1920年代初,李普曼与同事一同研究了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有关苏维埃的报道。在当时的美国,这些报道被认为是国际事务方面最权威、最可信的文章。但是,李普曼等人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有关俄国情况不是实际所发生的新闻,而是人们期望看到的新闻。”^[4]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苏维埃的报道,并不是苏维埃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是有选择、有偏见甚至是道听途说的歪曲性报道。基于这一研究,李普曼于1922年撰写出版了后来被誉为舆论学开山之作的《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环境”理论。该书第一章的标题为“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按照李普曼的观点,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身外世界”的现实环境;另一个是“脑海图景”中的虚拟环境。现实环境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虚拟环境则是渗透了人的意识,被人所体验过的主观世界。李普曼认为,我们的“身外世界”,即现实环境越来越广阔、复杂而又稍纵即逝,人们已很难直接地去亲身体验它、理解它,现实环境已成为“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环境。人类要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和行动,必须将其重新建构成一个更为简单的模式,即通过各种大众传媒去了解现实。这样,人类行动所依据的不再是客观环境及其变化,而是大众传播媒介所“再现”的“媒介环境”。要得到关于现实环境的真实图景是枉费心机,人们只是生活在“脑海图景”中,而这个“脑海图景”是由大众传播媒介为我们创造出来的“虚拟环境”,是被大众传播媒介解释过的环境,而并非现实环境本身。也就是说,在人类与现实世界之间插入了一个由传播媒介创造的虚拟的“媒介环境”。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大家都直接接触消息,而不是接触我们看不到的外界环境”。^[5]

可以这样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现实环境”和“媒介环境”之间充当“中介”角色,反映了传播媒介对社会发生功用的内在机制。媒介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监视环境,即持续不断地、及时地注视环境的变化,向社会公众报道新闻、提供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媒介履行监视环境功能的基本途径就是为受众塑造“媒介环境”。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德弗勒所指出的:“传播媒介能产生强大的效果,是因为它发出的信息建构了一个社会现实,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世界观;人们根据媒介提供的‘参考架构’来阐释社会现象与现实。”^[6]

然而,可悲或危险的是,在媒介化的社会里,人类已习惯于在“媒介环境”或“信息环境”中生活,甚至已习惯于把“媒介环境”视为“现实环境”。这种对媒介的依赖性往往导致人类认知的偏差,甚至造成悲剧的后果。由于媒介选择事实的倾向性,导致“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存在距离,或“媒介环境”有意无意地成为“歪曲环境”,人们以此作为“现实环境”而采取实际行动,悲剧就在所难免。例如,“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大肆鼓动、宣扬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让数以万计的热血民众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战争的牺牲品。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再现”客观世界的“媒介环境”,应视为大众传媒的一种“隐性”的负面功能,其社会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日本传播学者藤竹晓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现象。1968年,他在李普曼“两个环境”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他指出,许许多多的“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7]

总之,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塑造”“媒介环境”的功能,这一功能体现了大众传播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内在机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方式。在传统社会,人际传播是主体,人类对环境的认知建立在以亲身感知获取的“第一手的信息资料”的基础上,人与环境的交往表现为“直接互动”。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在延伸了人的感知功能的同时,也“间接化”了人与环境的交往。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插入”,人与环境的关系演变为“间接互动”。借助大众传媒,人类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但也不得不极大地依赖大众传媒作为认知客观世界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众传播时代,人类的视野是一种“虚拟”的视野,人类所认知的环境是一种“拟态”的环境。加之“拟态环境的环境化”趋势,人类往往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