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之主体

外宣翻译的传播主体是指“外宣材料及其思想内容的跨文化编译者与输出传播者,狭义上的外宣翻译传播主体主要是指政府及其聘用的外宣从业人员,如译者、审稿人与所管辖的媒体及其受聘人员。广义上的传播者还包括其他组织、企业与个人等。外宣翻译传播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外宣资源的翻译、改写与优化,引导着外宣的信息流向与价值判断,在整个对外宣传工作中处于传播者和主导者的位置”（朱义华,2013：63-66）。

政府是外宣翻译中的强势主体。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既可以通过相关国家机关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进行对外宣传,也可以通过它所管控的外宣机构、外宣媒体与外宣从业人员进行对外宣传。政府不但通过大众传媒（特别是专门的外宣媒体）对外译介输出信息,还承担着对外传播监控者与管理者的职责,这是其他任何传播主体所不具备的特性。除此以外,政府机构还作为传播主体,直接策划并参与各种大型外宣活动（梁岩,2010：50）。

译者是外宣翻译中最为突出的主体。译者对外宣译文的质量与传播效果起决定性作用。译者具有明显的主体性,既包括目的性、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等主观能动性维度,也包括客体的反作用即主体的“受动性”与体现主观能动性发挥方向和目的的“为我性”因素。而“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22）。

就外宣翻译而言,译者是外宣传播活动的起点之一,是外宣信息的制作者与控制者。在外宣翻译过程中,他为了达到外宣工作的目的,如为政治服务、营造良好社会舆论、传播民族文化等,往往要在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的前提下打破原文的禁锢与限制,发挥自身的主动性与能动性,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对原文进行有意识地增删、调整、解释、补充等编译与改写工作,而不会逐字逐句地翻译。与此同时,外宣译者的主体性也受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制约与限制,有许多因素控制着他的“自由”,如他所处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外宣信息本身的因素、受众因素,甚至个人因素（政治立场、世界观、价值观、教育背景、生活阅历、个性特征、风格特点、能力水平、百科知识面）等等。其中,外宣译者的个人因素既可能是影响、限制其主体性发挥的原因,恰恰也正是其主体性发挥的一种具体体现。

外宣译文的审稿人或定稿人,他们集国家利益代表者、思想内容传递者、语言文字实践者与读者受众体验者于一身,对外宣译文具有极大的操控性与发言权,大到外宣译文的谋篇布局与政治方向的把握,小到语言文字的具体运用与标点符号的使用都可能留下其审查、修改的痕迹。审稿人或定稿人一般由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内政外交与具备优秀的新闻传播素养和双语运用能力的资深媒体人担任,中国人士或爱国爱华人士均可。他们往往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娴熟的业务水平、广博的知识水平以及精湛的双语操控能力对外宣译文进行“把脉”与“诊断”,并开出有利于实现最大传播效果的“良方”,虽在外宣工作领域充当着默默无闻的“背后英雄”角色,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把关作用。

外宣翻译最终要实现对外宣传效果,必须有传媒主体即外宣媒体或外宣媒介的参与,如通讯社、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为了实现最好的传播效果,认同感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当宣传媒介被认为享有很高知名度和可信度时,最大的宣传效果就容易产生。具体来说,如果外宣受众很了解、很熟悉某传播媒介,且该媒介传播时比较公正、客观,无过多政治宣传与说教,无个人利益的掺杂,那么它所刊载或传播的外宣译文可信度就会较高；如果外宣媒介受到国外受众的信赖与偏爱,那么外宣译文所承载的信息与内容被接纳、认可的可能性就大,传播的效果就会最佳。

外宣翻译的传播者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与个人,他们是国家整体外宣工作的有益补充,在各自行业与领域,通过群体与个人的资源与境外、国外受众发生联系,翻译介绍我国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国际形象的建构增砖添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组织既有国内组织,也有国际组织；既有政治性组织,也有民间性组织,比如文化性、学术性、宗教性、福利性组织与团体。他们都有明确的目标与宗旨,能够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国际交流往来实现对外宣传功能。企业作为营利性机构,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开辟国际市场的同时,也通过译介宣传自身的产品、服务与企业形象,附带性地输出了中国的文化资本,推动中国国际形象的建构。个人参与外宣活动早已司空见惯,比如名人国外代言,个人出国留学或旅游,等等,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通信技术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便利化,民众个体将会成为我国对外宣传的一股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外宣翻译的主体是一个融译者、审稿人、媒体、政府以及其他组织、企业与个人等在内的多元复合体,是多种声音角色的协调者与集体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