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的策略有哪些

我国“外宣工作中的翻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中译外,也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由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黄友义,2004：27）。这种中译外的特殊性导致少有国外学者专门研究我国的外宣翻译,但一些国际友人的建议以及一些国外学者在翻译研究、国际传播领域、跨文化研究领域的论文、著作对我国外宣翻译研究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的“面子”工程,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对外形象。但外宣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曾让外国友人都直言不足,建言献策。

丁衡祁（2002：44-46）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英语在中国的普及面很广,但就英语在实践中的应用而言,其效果是不容乐观的。“中式英语（Chinglish）已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对外交流,削弱了我们的对外宣传效果。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一些外国朋友就在《中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就这个问题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两篇文章的题目是：Chinglish Fails to Get Message Across和Chinglish Causes Communication Break Down。”再早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有一位外国友人,他曾就我们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使用英语不当的问题提出过许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他在一篇题为Some Ideas Regarding the Communicating of China to Peoples Abroad的文章中,提出一些关于改进我们的英语宣传的建议：“四个慎用”（慎用带有idioms,subtle connotations,tone of voice和short-hand phrases的说法）和“四个避免”（避免使用cliches,jargons, slang和colloquialisms）。

1977年新华社对外部征求外国友人对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意见,已故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作家兼电影制作人费里克斯·格林（Felix Green）曾经坦率地指出：“你们的对外宣传是失败的。你们的对外宣传没有说服力,有的东西反而引起误解……打倒‘四人帮’是一个改进对外宣传的极好机会……我的建议不涉及你们的国内宣传,我希望对外宣传尝试一下,对不同的对象,写法也应有所不同。从事对外宣传的每一个作者、编辑和翻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沈苏儒,2004b：83）

1988年,一对外国教师夫妇给《中国日报》来信说,他们热爱中国,但某些为旅游者印制的告白和小册子,英文译文充满拼写和语法错误,而且用词不当,为中国人感到难堪（段连城,1990：2）。在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时,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团长、瑞典人埃里克松在京考察后曾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谈他的观感。关于北京市的对外外文工作,他是这样评价的：“北京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以确保语言不通将不会成为2000年奥运会的一个问题。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向国际奥委会表明,外语技巧是成功申办奥运会的一个必备条件。他们（指北京）所需要的,而且真正需要的就是应组织学习外语知识。中国政府早已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与申办奥运有关的提高外语水平的运动,但收效不大。即使为欢迎国际奥委会考察团而设置的标语版上的标语中也有语法错误。”（爱泼斯坦、林戊荪、沈苏儒,2000：2）2001年夏天,香港的《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北京英文路标令人捧腹》的文章,其作者是一位加拿大籍华人,他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北京路标翻译中的错误或者不规范。他开车在北京几条公路上走了一圈,便发现北京路标翻译中存在50多个问题（丁衡祁,2002：44-46）。

这些国际友人的观点主要归纳为两点：第一,我国的外宣翻译不能自以为是,要面向国外受众；其二,我国的外宣翻译要消灭“甲型病状”“乙型病状”（段连城,1990）这样的低等错误,切实提高翻译质量。这两点依然值得我们反思。

此外,翻译研究、国际传播领域、跨文化研究领域等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论文也值得外宣翻译研究借鉴。Eirlys E.Davies认为传媒文本的内容有时需要调整以符合目标受众的需要,译者通常采用增添和删减这两种方法,以期在传达原文本意和确保受众接受这两方面保持平衡（Eirlys E.Davies,2006）。Ji-hae Kang则研究了新闻话语翻译,她认为新闻话语在跨语言、跨文化、跨机构的二次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中,由于受到机构目标和程序,以及不同意识形态引起的紧张和冲突的影响,并不是对源语文本作者意图和信息完全准确的呈现,而会在传递过程中产生信息的变化（Ji-hae Kang, 2007）,这些论述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到外宣翻译过程的复杂性,而且她们关于翻译方法的论述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外宣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另外,2000年5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局从事给中国翻译工作者英译稿件修改和润色工作达8年之久的美国职业翻译家琼·平卡姆（Joan Pinkham）的著作《中式英语之鉴》（The Translator's Guide to Chinglish）,该书从英语读者的视角和写作原则出发,结合典型实例从微观的用词和宏观的句法层面剖析了“中式英语”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医治”的方案（Joan Pinkham,2000）。虽说该书并非为外宣翻译专门而作,但其中对中英思维的对比以及中式英语的剖析值得外宣翻译研究者借鉴。2001年,外研社又推出了南京大学美籍专家丽奈尔·戴维斯（Linen Davis）所著的《中西文化之鉴》（Doing Culture：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ction）,该书从跨文化研究角度,结合中国语境和作者亲历,从思想观念、认知思维、文化习俗、人际交往等方面对中美两个民族在宏观文化统照下微观文化的巨大差异进行了比较（Linen Davis,2001）,这种案例分析与理论剖析不仅有助于外宣翻译工作者找到实践中解决外宣翻译难题的方法,也有助于外宣翻译工作者增强外宣翻译研究的跨文化意识。除此之外,英国学者埃斯佩兰萨·贝尔萨（Esperanca Beilsa）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国际新闻翻译》（Translation in Global News）一书中融合了全球化研究、媒体研究、社会学和翻译研究等诸多话题,采纳不同的研究方法,以不同视角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国际新闻翻译这一重要问题,揭示了翻译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健,2011：引言）。新闻外宣翻译是外宣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对国际新闻翻译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包括新闻翻译在内的外宣翻译的实质。国际著名翻译学者蒙娜·贝克（Mona Baker）所写的《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n Narrative Account）也较有启发意义,她以叙事学为理论体系,从“建构”（framing）角度阐释翻译行为,不仅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翻译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冲突的影响,同时也从叙事的类型和特征探讨了翻译如何建构叙事,并如何通过叙事影响和建构社会（胡兴文,2014：34）。

虽然国际友人的建议以及翻译研究、国际传播领域、跨文化研究领域一些国外学者的论文、著作并非全都直接涉及外宣翻译,但其内容都和外宣翻译有一定的关联,其思想、理论、方法对我国的外宣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外宣翻译研究者要借鉴国外研究的优势,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