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外宣翻译之受众

外宣翻译之受众

时间:2022-04-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根据奈达提出的读者反应论观点,翻译是一种交际,翻译归根结底是为读者服务的,因而翻译应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外宣翻译的受众亦即对外宣传的受众,他们是外宣译文与传播材料的直接接受者,他们的反应与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外宣翻译质量的好坏与外宣效果的成败。因此,我国对外传播和外宣翻译所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有必要提升受众服务意识。在批评声中,外界对冯唐译本亦有支持。

根据奈达提出的读者反应论(Eugene Nida,2001:116-118)观点,翻译是一种交际,翻译归根结底是为读者服务的,因而翻译应以译文读者为中心。评判一篇译文的好坏,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即译文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语文本的程度。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外宣翻译领域最为贴切。外宣翻译的受众亦即对外宣传的受众,他们是外宣译文与传播材料的直接接受者,他们的反应与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外宣翻译质量的好坏与外宣效果的成败。外宣受众是指国外或境外受众,大体上可划分为政府、媒体、组织与个体受众等几种类型,其中个体受众又可细分为政治领导人、业界精英式的社会名流、上层人士与境外一般民众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国内受众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历史风俗习惯、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思维方式等,如何有区别地与他们进行有效沟通,达到传播效果始终是我们各项外宣工作的重心所在,也是外宣翻译工作应该尤其注意的地方(朱义华,2013:72)。

新华社“对外宣传有效性调研”课题组(2004:20-22)经过调查发现,境外媒体和受众对我国新闻报道的一个普遍意见是“人情味太少”“针对性太差”。比如美国《世界日报》记者梁国雄指出:“中国媒体的对外报道,往往是用对国内受众的宣传口气来向外国受众宣传中国的观点、立场,意识形态色彩太重,观点太直白,语气太生硬。不要说那些对中国有成见的人,就是对中国不反感的人也难以提起兴趣,更不用说接纳(这些观点)了。”一些外国友人表示:看了中国媒体的报道,感觉中国似乎到处都是莺歌燕舞,其实哪一个国家都不会是如此的。菲律宾《世界日报》社长陈华岳说,中国政府提出“弘扬主旋律”“以正面为主”的宣传方针是对的,但好的要说,坏的也要说,“好与坏的比例当然可以适当控制,但绝不能一边倒”。《联合日报》国际版的一位责任编辑也指出:“如果老是说好的,不说问题或者淡化问题,时间长了,读者就会产生不信任感,这又可能被别人误导。”

郭可(2002)的调查结果显示,从上海的实地调查中发现,来华国际受众对我国英语媒体新闻报道的认同度较低,只有16.7%。而大多数外国受众持反对(19.7%)和谨慎的模糊态度(46.9%)。可见,我们对境外受众的思维共性以及不同地区受众的新闻需求特性缺乏深入研究,报道缺少针对性,结果就是不被国际受众接受,甚至会引发境外人士的误解和对抗情绪。

杨振武(2016)提出,必须强化受众意识,增强工作针对性。今天的受众日益呈现分众化、差异化态势,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信息需求,阅读习惯和接受心理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没有对受众需求的精准把握,就无法实现对舆论的精确引导。好的思想、观点、内容,需要通过生动的形式、多样的手段来表达,一个主题,可以根据不同受众选择不同的传播方法,这样才能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主流舆论矩阵。因此,我国对外传播和外宣翻译所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有必要提升受众服务意识。要切实考虑潜在受众的情况,做到因人而异,尊重读者和受众的习惯,使用合情合理的语言,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尽量迎合各类受众的口味、需求与兴趣。

具体而言,读者不愿看到没有外国风味的译本,道理很简单:读译作很像到外国旅行,该国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习俗时尚、地理、使用语言的习惯肯定和本国不同。可是,当读者阅读译文时看到的一切竟同自己国家的社会依稀相似,缺少异国的风光和情调,他就必然会闻出一个“假”字来。在读者心目中,只有那些在语言乃至文化层面保留了异质因素的译作才算得上好译作,因为这些异质因素超出了读者已有的经验,能激起他们的兴趣,从而符合他们的期盼值。反之,如果译者单单从译入语语言文化的视角来阐释原文,致使译文中少见或不见异质因素,那毫无疑问译语读者在阅读中无须经过大脑推理就可以轻易获得连贯性理解,从而失去推理创新的快乐和期待,也失去了异域文化所带来的美的享受(胡卫平,2007:76)。在翻译中,译者固然可以采用不同的补偿办法(如加注或者添加必要的解释语)来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差异,但决没有必要越俎代庖去代替读者思考,毕竟,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而读者的思考能力是不容低估的(吴南松,2003:16)。一位德国出版社的编辑说过:“通过你们的译文,我们看到的是说着德语,有着德国文化修养的老子、孔子孟子,事实真是这样的吗?”采用这种文化归化的翻译方式,使读者读起来没有障碍,朗朗上口,好像在读自己国家的作品似的,除此之外,还读到什么呢?这不能不引起中译外时一味采取归化策略的翻译者深深的反思(魏耀川,2008:光盘版)。

既要尊重原文又要照顾到读者的需求和期待,是归化还是异化?关键是对这两者之间度的把握。我们也不要超越读者的普遍理解和接受能力。不被读者理解的译文当然也就毫无效果。冯唐译本《飞鸟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译本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比如《人民日报》(周飞亚,2015-12-24)文化世象栏目中《莫借“翻译”行“篡改”》一文指出,“如冯唐者如此随意地翻译经典,既缺乏对经典的尊重,也缺乏对翻译本身的尊重”,“冯唐所译的《飞鸟集》,实是‘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了。将‘面具(mask)’译为‘裤裆’、‘好客(hospitable)’译为‘骚’,皆违背了原文的本意;随意的粗口和网络词汇,更是将泰戈尔营造的意境彻底毁弃”。

该文虽然认为冯唐有展现自己风格的自由,也不排除有人就喜欢这种风格,“但是,卸下了镣铐、随心所欲的翻译,终究已不能称之为翻译……而对于已有数种经典译本在前的名作的再度翻译出版,则更应慎重。而一个人,如若没有修辞立诚的胸怀,既不能超其文之美,亦无力追其义之信,还是趁早打消做翻译家的企图吧”。

在批评声中,外界对冯唐译本亦有支持。最受关注的莫过于2015年12月27日下午李银河在其新浪博客上撰文《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开篇即说:“最近冯唐的《飞鸟集》译本引起很大争议,我看了看那些评论,肯定这个译本的少,否定这个译本的多。因为一向喜欢冯唐的文字,所以觉得应当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之后,她列举几处翻译,从“这个译本‘信’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雅’上面”,“用网络用语仅仅为了押韵”,“在诗意上冯译明显比郑译略胜一筹”等方面得出结论:“公里公道讲,冯唐的译本还是不错的,只不过是一个译者个人风格过于强烈的译本罢了。由于公论郑振铎的《飞鸟集》译本是过去国内多个译本中水平最高的译本,冯译既然超过了郑译的水平,所以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

此文在微博、微信朋友圈被疯狂转发,又一次将冯唐译本《飞鸟集》推向风口浪尖。

2015年12月28日上午,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在其认证微博上表示:“鉴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我们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此后,我们将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的决定。感谢社会各界的朋友的关心和支持!”

随后郑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他坦言“(冯唐译本)确实有很多,很大争议”,“收到了很多读者反映、抗议”,“这是出版社根据这段时间读者和媒体的反馈做出的决定”。“对于纯文学翻译,每个读者都有自由度。一方面这本译本确实有很多地方得到了读者或专家的认可,有的地方甚至超越了经典本”,郑重告诉澎湃新闻,“但另一方面在雅俗上确实存有争议。虽然《飞鸟集》不是青少年作品,但毕竟有青少年在读泰戈尔的诗,我国图书市场目前还没有分级阅读制度,难免会对青少年产生误读和误导。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接受了一些阅读推广机构和读者善意的批评,决定先召回。”凤凰文化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冯唐本人,问其对此事的看法,冯唐表示:“不想回应了。让历史和文学史判断这个公案吧。”

冯唐译本《飞鸟集》虽然是外译中,但却给我们的外宣翻译工作敲了警钟。翻译的目的是把信息传播给受众,倘若目标受众不接受,那么又有何意义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