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的翻译偏差

在翻译认知过程中,译者总是基于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力求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意旨、再现原作的风格,然而这个过程受到了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主观因素有译者个体认知能力、语言认知能力、主观意愿、意识形态等,而客观因素包括委托人、译入语读者、译入语的文化习俗、特定时代历史背景等。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导致了翻译偏差的产生,也就是说,译文与原文在语言层面上、语篇文风上、文化意境上甚至整个文化价值取向上出现不一致。

卢彩虹（2010：115）认为翻译偏差具有哲学上的、认知上的、文化上的以及现实中的存在理据。其一,哲学理据。世界中的任何两个事物间都存在诸多的普遍共性,然而他们之间的特殊个性却使他们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所以大自然界中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我们所处的世界乃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共性之下显个性,个性之中又见共性之和谐。个性使翻译成为必要,共性则使翻译成为可能。然而要使一种文化中的作品在另一文化重构中得到完全体现,恰如传说中的永动机一般不可取。因此由两个来自不同文化社会的人创作的作品必然也必定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翻译版”。

其二,认知理据。从认知科学来讲,每个个体的认知能力都有差异。在翻译的认知过程（详见图5.3.1）中,原文文本是作者对客观世界A的感知和加工的结果；译者在形成自己的意象世界时,除了对客观世界A进行一定的了解之外,还要了解作者的相关信息,要对原文文本加以精确认知；同时还需要对客观世界B进行一定的解读,尤其是社会意识形态,以保证翻译活动的有效性。译者对所有这些信息的感知和解读,即便在尽可能服从翻译原则的情况下,也必定会形成一个不同于意象世界A的意象世界B,其结果就会导致言语世界中B文本与A文本之间的偏离。因为,B文本和A文本是两个不同个体（译者和作者）对不同信息内容的认知结果。因此,从认知上看,译文与原文之间的零翻译偏差（zero translation tolerance）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三,文化理据。不同的社会文化之间不仅包含了相互之间的共性,更包含了相互之间的缤纷个性。翻译因为缤纷的文化个性而存在,但亦因为这些文化特性的交错复杂而使翻译过程变得艰难不堪。两种文化之间的重叠与吻合使译者和读者会心一笑,而文化之间的交错与相斥却可能让译者陷入茶不思、饭不香的困境当中,乃至纠结于可译不可译的烦恼之中。

其四,现实理据。从翻译界本身来说,翻译工作者一直为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而争论不休,且各持己见。可译论者侧重各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共性,强调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通约性。但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名句（It was a splendid population—for all the slow,sleepy,sluggish-brain sloths stayed at home.）曾一度使语言专家认为,英语的这种谐音押韵（头韵、尾韵和节奏）的修辞效果,一般在汉语里是不可译的。但经过翻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最终获得以下几种精彩译文,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不可译”的可译性：

1）这是一批卓越能干的人民——因为所有那些行动迟缓、头脑愚钝、睡眼惺忪、呆如树懒的人都待在家乡了。

2）那是一批卓越的人——因为那些慢慢吞吞、昏昏沉沉、反应迟钝、形如树懒的人留在了家乡。

3）（出来的）这帮人个个出类拔萃——因为凡是呆板、呆滞、呆头呆脑的呆子都待在了家里。

4）（奋斗出来的）这批人勤奋而成就辉煌——而那些懒惰、懒散、懒头懒脑的懒虫都懒在了家里。

卢彩虹（2010：117-118）指出,翻译偏离有两个范畴：一是在偏差范围之外,二是在偏差范围之内。偏差范围之外的偏离主要指误读和误译现象,这类偏离通常是由于译者对源语或译语把握不准、功底不足,以及其他相关认知能力有限而造成的,同时妨碍了译语读者的正常理解和接受,是不被读者接受和认可的。官忠明指出culture一词经常被笼统地误译为“文化”。她引用王季良先生的说法,culture除了“文化”之义外,还有字典上迄今没有的释义,即“长期培育起来或逐渐形成的一种风气、风尚、精神或氛围”。尽管风气、风尚、精神、氛围等都从属于“文化”的范畴,但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culture一词可以参考如下翻译：

a culture of plagiarism　　　 剽窃之风

a learning culture　　　　　　学术氛围

political culture　　　　　　 政治风气

the culture of the workplace　车间里的风气

因此在翻译“重构”过程中,每一个单词的选取都要经过仔细斟酌,切不可随意处置,更不可望文生“译”。

偏差范围之内的偏离又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绝对翻译偏差,它存在于任何一件翻译作品当中,这类偏差具有哲学、认知和文化上的必然性,基本上没有导致不解与误会的发生,而且基本实现了翻译目的。比如陈可培、刘红新（2008）提到,楚至大先生虽然认为理雅各“对原文的理解不够准确,译文太直,西方读者难以理解原文的真谛”,但他还是肯定了《四书》的前后多种译本中理雅各的译本是至今仍被公认为最好的。看来这类偏差范围内的翻译偏差是应当被接受并认可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姑且称之为“正译”（correct translation^[1]）。第二种情况是有意之偏差,通常发生在“重构”环节中。这种偏差因意识形态而引起,以译语读者和译语文化社会为服务对象,使译文的情感意义、语篇文风、价值取向等方面偏离于原文。从其服务对象而言,此“误译”并没有影响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相反还达到了甚至超过了预期的效果。因此,笔者拟称之为“改译”（modified translation^[2]）,认为在翻译认知过程中,译者可能为了迎合译语社会的特定文化需求或满足特殊读者群体的特殊偏好,在主观上故意把原文的某些内容加以适当的“改变”,以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和效果。

卢彩虹（2010：119）认为翻译偏差的外延包括了误读、误译、改译、正译四个范畴。这四个范畴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之间的界限具有认知模糊性,随着变量的改变,各个范畴之间有可能进行相互切换。比如,经过反复核查和检验,误读和误译的部分信息将被去除,从而使该内容融入正译的范畴之中。与此相反,某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改译或正译在另外一种翻译背景中却可能被认为是误读乃至误译的。这一点刚好诠释了前文提到的国内外学者对庞德诗歌翻译研究存在的矛盾观。因此,翻译偏差是一个动态值,它会随着译者认知能力提高而缩小,进而愈接近于“信、达、雅”境界；同时也会因为不同译者的不同认知而发生一定波动。此外,翻译偏差既可以指某一译者的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偏离,也可以指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所做的不同译文之间的偏差。比如曹山柯提供的《江雪》的十一种英译文,便各有千秋,难分高下。究其原因,乃“诗歌的模糊性使得诗歌译文文本必然会产生意义踪迹上的偏差”,同时也是不同认知个体对同一对象的不同感知与解读的结果。因此,翻译偏差的内涵有三：第一,翻译偏差是一个动态值,随变量而波动；第二,翻译偏差指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一定偏离；第三,翻译偏差是客观存在的,包括哲学上、认知上以及文化上的必然理据。

外宣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形态,不但涉及两种语言与文化差异,还涉及国家形象、国家利益等因素。翻译偏差的存在更是一种必然和绝对的偏差,除了受到译文与原文之间客观存在的语言、社会、文化等因素制约之外,外宣翻译还受到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意识等的牵制。承认翻译偏差的客观存在,确认翻译偏差在翻译活动中的必然而非偶然,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最佳的翻译质量,将有利于提高外宣翻译的传播效果。承认翻译偏差的客观存在,是建立外宣翻译最低标准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