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之目的

外宣翻译的目的更多地是指传播主体或外宣主体的目的,外宣翻译的对外性或多或少都显露了外宣主体,如政府部门、企业组织,甚至个人等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目的性,即为何要煞费苦心,甚至苦口婆心地对不了解我国语言文字与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士进行译介宣传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宣传与对外宣传的定义和本质属性。

外宣翻译的目的有大小之分。若从小处着眼,外宣翻译的目的就是要让译文受众明确无误地理解和把握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起到换易言语使之相解的目的,或者说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主要停留在信息传播与共享的层面。如从大处看,外宣翻译的目的与对外宣传工作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提升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友好的国际舆论,或者说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更加突出信息传播后的效果与影响。前者是短期的、直接的、立竿见影的,而后者则是长期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与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与目标,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外宣翻译之主体追求（朱义华：2013：66-67）。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下,外宣翻译的目的是让读者明确无误地理解和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实现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起到对外宣传的效果,最终要让译文话语及其呈现方式对国际受众真正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让世界正面理解中国而不是误解中国。外宣翻译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合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创建平等对话机制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必将促进我国与其他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融合（沈苏儒,2004b：前言1）。

4.3.5.1　搭建信息传播桥梁

外宣翻译是沟通中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进行信息传播的桥梁。没有翻译,就很难达到彼此的了解和沟通,没有外宣翻译搭建的桥梁,民族、地区和国家之间的顺利交往就难以得到保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上接受专访时指出：“本届大会的主题体现了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对文化多样性的共同关注。”他说,翻译是对外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翻译工作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要建设和谐世界,就需要加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沟通,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感情,在这其中,翻译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对中国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来说,还是对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言,翻译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国际译联主席毕德在专访中谈及东西方交流的话题时说：“人们常常会对不了解的东西产生恐惧,并会从自己文化的角度进行猜测。”翻译的作用就是打破人们之间的沟通障碍,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桥梁。毕德强调：“翻译存在的另一个意义是,它证明了各语言之间的平等地位。如果没有翻译,便无法消除文化间的障碍,不能有效实现文化间的交流互通。”但他同时表示：如果翻译不准确,参与交流的双方都会因此受到伤害（杨雪莲,2010：48）。

为了搭建信息传播的桥梁,保证与其他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畅通无阻,在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一般采取归化策略,希望为外国读者扫清一切障碍,包括语言上的和文化上的障碍。例如：

（1）“鱼米之乡”：a land of milk and honey

（2）“生米煮成熟饭”：don't cry over spilt milk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用外国读者熟悉的milk和honey替换了江南水乡盛产的rice和fish；把“米”换成了“牛奶”,因为“米”是汉语文化中的主要食物,而“牛奶”才是英语文化中的主要食物。毫无疑问,外国读者的阅读障碍被清除了,但读者所获得的信息是不是足够准确呢?从信息传播这个目的来看,外宣翻译过程一味遵循归化策略,可能会“使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特色处于一种隐形或流失的状态”,这对于信息传播,对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十分不利。如何搭建外宣翻译的“桥梁”作用,更好地发挥外宣翻译的信息传播功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4.3.5.2　搭建文化交流舞台

外宣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搭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舞台,把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介绍给另一个民族,使读者能够欣赏到异域的语言韵味和独特的文化魅力,进而实现外宣工作的预期目标。

2007年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我们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是时代赋予翻译工作者的一个重大课题。然而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能走多远,走出多少,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翻译工作的力量（黄友义, 2008：6）。在保证“桥梁”信息传播畅通的前提下,我们“应加强对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扬,努力搭建一个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的平台”（杨雪莲,2010：48）,即外宣翻译的文化交流舞台。通过这个舞台,我们不仅要进行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更要着重把我们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瑰宝展现在国际观众面前,最终达成中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通、相容、相融。外宣翻译是座桥,更可以是一个进行文化交流尤其是弘扬中国文化的大舞台。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文化的差异常常成了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的基础和动力。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是不可回避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是要把差异的棱角抹平,还是要适当保持自己的个性,这是值得深思和警醒的。与西方的传媒相比,显然是西强我弱,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主流、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正面的报道少,而负面的多。我们在国际舆论阵地上的声音比较微弱,所以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外宣翻译作为外事工作的一部分,致力于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形象,传播和弘扬中国的文化是历史赋予外宣翻译工作者的使命。译者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策略的取向,翻译的时候应该以本国为立足点,把外宣翻译搭建成致力于展现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舞台（杨雪莲,2010：49）。

对外宣传是为了传递信息和促进交流,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翻译是舞台,强调通过翻译对中国文化进行彰显和传扬,反映在翻译策略上,就是文化层面上的异化取向。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绚丽光彩和独特魅力,翻译汉语中蕴涵中国文化的“文化词”应该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民族文化应该是开放的,具有潜在的相互吸收和包容的能力。文化交流的目的是借鉴和吸收异质文化的精华,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语言文化,同时将自己的语言文化介绍出去（郑晓泉,2005：56）。

南京大学中文系赵宪章教授认为：“读者对外国文学有着与对中国文学作品不同的审美期待。读者要求文学翻译语言应该带有‘异国情调’,首先是‘外国的’,其次是国人视野中的‘外国’,即能被国人接受和理解的‘异国情调’。”（许钧,1996：51）鲁迅也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原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原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原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以及译文读者的期待来看,译者在文化缺省的补偿过程中应尽力使译文读者欣赏到原文所特有的异国情调和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不能因补偿过量使译文读者失去获得文化探索享受的机会。翻译乃翻“异”,译者的职责就是在译文中正确保持这些“异质”因素。对译文读者而言,只有保存了异质因素的译文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些异质因素突破了读者的已有经验（胡卫平,2007：75）。杨宪益先生对于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处理（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可以说令人拍案叫绝。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有一字之差,是Heaven而不是God,既保留了原文中的佛教色彩,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也给西方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和体会（转引自杨雪莲,2010：51）。

在外宣翻译的舞台上,我们强调对中国特色的坚持和弘扬,强调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弘扬文化的独创风格,这不但不会阻碍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而且有利于解构“文化霸权主义”的殖民策略,有利于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与互补。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倡导硬译或者死译,把“街道妇女”（housewives in the neighborhood）译成“street woman”（在街头出卖色相的妇女）,把“烟花工厂”（fireworks factory）译为“prostitute factory”（妓女工厂）的情况是不容许的。相反,我们提倡的是通过适当的方式,适度的包装,提升舞台效果（杨雪莲,2010：55）。这就要求译者把握好文化立场和翻译策略的尺度。

关于“龙”的翻译,曾引起持久热烈的讨论。我们知道汉语文化中的龙跟西方的dragon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神话动物。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把对自然之伟力的敬畏转化为对龙的敬畏,并且把许多美好的希冀,包括对权威的尊敬都化作与龙相关的言语。Dragon在西方神话中是一种强大的邪恶生物,外形丑陋,喜欢财宝,穴居,会喷火。有学者认为,中国龙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积淀,我们无法抹杀它,而且不应该去抹杀它。我们应该继承并弘扬这一传统。我们要不断地将我们的“龙”的形象和全部文化内涵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中国的“龙”不是他们描述的那个样子,而是我们这个样子。他建议把“龙”改为音译long（范守义,2007：50-52）。正如杨雪莲（2010：52）所说,且不论这个音译是否可行,但范学者传播中国文化的决心和信心是值得外宣翻译工作者思考和借鉴的。

实际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现已为大多数西方人日渐了解、理解并逐渐接受。比如,在韦伯斯特大词典中,便将“龙”解释为：中国传说中能兴风降雨的神异动物（A beneficent supernatural creature in Chinese mythology connected with rain and floods）。在Words Can Tell一书中,有一段详细介绍了龙的含义：对中国人来说,龙是好运的象征（初凌宇,1996：81）。这说明“龙”的形象已逐渐为广大的外国读者所接受,那么把“龙”直接音译为“long”也是可行的。

4.3.5.3　创建平等对话机制

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转,某些西方国家试图打着文化全球化的旗号,使西方文化成为全世界都认可的文化。然而,文化的全球化不是文化的单一化,更不是“合二为一”,而是“和而不同”。全球化既不是强势文化的独白,也不是弱势文化的“失语”,双方应该形成一种对话的机制,表明双方沟通的愿望,抱着平和、平等的心态进行协商,在对话中取得理解和认同,建立良好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外宣翻译的对话观承认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相通之处,这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同时,对话观也承认了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需要对话,需要协商,最终促成“和而不同”的多元化局面。正如郑晓泉学者所言,尽管文化差异的存在无须质疑,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自然现象的描述也存在着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即所谓的“文化共核”。正因为有文化共核的存在,才使得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成为可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必然带来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趋同,从而带来文化意象的相互融合。这就是跨文化传播（郑晓泉,2005：56）。

汉英翻译的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弘扬中华文明,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平等对话（金惠康、罗向阳,2005：49-50）。翻译本来就应该是目的语文化与原语文化差异之间的一场对话,而不应该是目的语文化的独白,译者应该努力让原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发出自己独特但和谐的声音（孙会军,2005：187）。

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双文化或多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其目的是以语言障碍为突破口,实现并促进文化的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的移植和交融。一方面它允许差异的合理存在,另一方面又阻止差异的扩大,否则就无法进行对话。表现在翻译上,就是在寻求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异化和语篇层面上的归化的合理平衡,即我们要用一种对方能够理解的话语表达自己的观点,观点可以不同,但表达必须自然流畅。王佐良先生曾经指出,一个出色的译者总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紧扣局部,既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理解与接受。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吴丹,2007：128）。就普遍意义上的翻译而言,当译者在向读者靠近的过程中,对原文中文化负载的表达往往采取归化的方法,用读者熟悉的母语文化来代替原文文化。这样,译者就在读者和作者的妥协中实现了“文化调停”意义上的主体,让读者在本国文化的语境下尽可能少地感受文化冲击,从而坦然地接受译文。相反,当译者选择同作者靠近的时候,译者在翻译中会采用异化的方法,尽可能保存原作的丰姿,使读者能有机会看到不同语言的表达差异和文化特质,并深刻地体会到文化冲击；与此同时,读者的语言解码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样,译者在读者和作者的接触中实现了“文化交流”意义上的主体（谭素琴,2006：149）。

南京大学姜秋霞教授在一次翻译调查中发现多数读者都有接受不同文化差异的心理期盼和预期,并表现出一定的包容和尊重。面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译者不应该只是简单消除差异,而应该在尊重文化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翻译策略,使自己的翻译成为两种文化交流的枢纽（余学勇等,2009：194）。霍克斯在《红楼梦》的翻译中,对“红”的翻译要么干脆略去不译,要么译成西方读者熟悉的“绿”（green）。霍译倒是方便了读者,不必费脑筋去考虑那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外国文化,但“失”就产生在这里。这一“失”就缺失了原文文化的闪光之处（李静,2009：76）。读者本来习惯了译语的文化生活,在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想上有着强烈的求新求异心理,可没有“陌生”之处的译文往往使人看不到异域文化的真面目,更谈不上文化交流中的融合、吸收和加强。这也缺失了翻译的本质意义。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翻译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不同文化的融合,但是这种融合必须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必须是以共生为基础的融合,并且保持文化的差异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吴南松,2003：14）。翻译不仅是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相互沟通的方式,而且是不同文化和文明沟通的理解方式。翻译是一种相遇、相知与共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冲突,有矛盾。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多元共存的环境。

文化有差异,但没有优劣主次之分,不同文化之间更需要平等的交流与分享,应努力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使对话成为可能和需要,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交流对话中会得到发展（从滋杭,2008：360）。对于异质的或新鲜的事物,一开始读者的思维定式与惯性反应可能会被打破,一时不能理解或接受,但经过调整,新的思维会被激发,传统习惯的闭锁会被冲破,然后会对源语的所谓陌生的文化达成认识和理解。异化的翻译策略符合多元文化共存的潮流,正如王东风（1997：59）指出：“不同的文化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应该是平等的。文化平等的背后意味着主体地位的平等,也就是相互的尊重。这种尊重既有对源文化的尊重,也有对原作者艺术创造的尊重。仅从目标文化出发,置出发文化的实际于不顾,一味迎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方便,以至用目标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出发文化,这是一种不尊重出发文化的行为,因为这种译法掩盖了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实际上是对译文读者的蒙骗。”

外宣翻译是一种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对外传播,要取得传播效果,必须有一个互动的交流,是一个give and take的过程,独白和沉默不语都不可能取得良好的交流效果。交流就有一个协商、妥协和接受的问题,翻译的意义在于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杨雪莲, 2010：56-59）。这个交流从译者与原作的对话开始,经过反复协商、交流,达到原作与读者的平等对话。要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要创建两者之间的平等对话机制,更将是一场持久战。

现阶段外宣翻译的任务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信释疑、凝心聚力,在国际上塑造本国的良好形象,维护其利益,宣扬其立场,散播其观念；其目的是进行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创建平等对话机制。明确外宣翻译的目的有利于外宣翻译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有利于外宣译员有针对性地采取翻译策略与技巧来提升外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