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理论发展与词典学本体研究

一、语言学理论发展与词典学本体研究

语言的发展孕育了词典，词典的本质和功能则决定了它与语言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词典对语言的发展和研究作用很大，语言的发展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词典本身的编纂原则及编纂内容同样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词典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尽管其学科地位在我国还存在不同的观点⁽²⁾，但是语言学理论无疑是词典学基本理论的核心”⁽³⁾。词典是以其特有的文本表征形态记录和描写相关语言信息的，它对语言的记录和描写必然有赖于相关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在英美辞书界，语言学与词典学这两个表面看似沟壑难填的学科实际上开始互相吸引，而且似乎正渐入‘两情相悦’的佳境。”⁽⁴⁾而在国内，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与密切，中国的双语词典研究者也在做着积极的探索。他们在充分吸收消化当代语言学前沿理论的同时，也从双语词典研编的文本特殊性出发，积极努力地思索着外语类辞书编纂理念与方式的创新问题，从而更好地满足中国外语学习者的辞书使用需求。

1﹒研究现状概述

在本小节中，我们将分别从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情况两个层面，对过去30年间我国双语词典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借鉴当代语言学理论，创新双语词典研究所取得的总体成就进行概括性梳理。

据我们的统计数据，1978—2008年，国内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共约149篇⁽⁵⁾，请见图3 1。

从图3 1A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发表的关于语言学理论与双语词典学研究相结合的论文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这反映出双语词典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越来越关注语言学理论对双语词典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也印证了“当代词典学与语言学已不可避免地融合在了一起”⁽⁶⁾这一国际词典学研究趋向。对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这三个时间跨度中国内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作横向比较（请分别参见图3 1B、3 1C、3 1D），可以发现，各阶段内的平均发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20世纪80年代年平均发文数量为1.8篇，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发文数量为4.7篇，新世纪以来的9年平均每年发文数量为9.2篇，这组数字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研究领域对双语词典研究者的吸引力在逐渐加强，双语词典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一直在积极地做着有益的探索，推动着双语词典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图3-1　1978—2008年语言学理论与双语词典本体研究相结合的论文数量统计⁽⁷⁾

另一方面，就双语词典学研究所涉及的语言学研究领域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双语词典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当代西方（主要是英语）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请见图3-2：

图3-2　1978—2008年语言学理论与双语词典本体研究相结合的论文涵盖语言学研究领域分布图⁽⁸⁾

从图3-2可以看出，语义学的相关理论对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影响最大，其他对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影响较大的语言学研究分支领域依次为语法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词汇学、语言习得等。应该说，这个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是符合词典学本体研究的基本特点的。“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它包罗了一切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而双语词典学则主要涉及语言的词汇语义方面的研究，‘因为词典编纂者所有的裁夺，几乎都与在词典中如何处理词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可以说，语言学与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的交叉点存在于语义学特别是词汇语义方面的研究中。”⁽⁹⁾

除了语义学和语法学这两个对辞书编纂研究一直关系最为密切的传统语言学分支以外，在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其他分支中，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这两个较新的研究方向与双语词典学研究的结合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们预示着词典学本体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同样紧密相关。如图3 2所示，语用学与双语词典学的交叉研究相当活跃，排在第四位。这方面，国外关于语用学与词典研究正式相结合的标志是利奇（G.Leech）和托马斯（J.Thomas）于1987年共同为《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2版所撰写的前言“语用学与词典”（Pragmatics and the Dictionary）。我国学者也几乎在同时关注到了这一研究动向，如《辞书研究》早在1981年第2期就刊登了刘介人译介的日本学者东信行的“词典和语用论”一文。然而，据我们的统计资料，我国学者真正比较多地开展语用学与双语词典学相结合的研究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从图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语用学与双语词典学相结合的相关研究仅有10多年的时间，但这期间所发表的研究论文也有16篇，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专家学者们一定程度的重视。另外，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双语词典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开始逐渐重视认知或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词典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特别是认知释义方面的研究，如章宜华的《自然语言的心理表征与词典释义》（1998年），赵彦春、黄建华的《隐喻：认知词典学的眼睛》（2000年），赵彦春的《词汇能力与认知词典学的关系》（2000年）等。尽管我国学者在这一研究方向上起步较晚，但相关研究性论文发表的数量却并不少，近10年间有20篇相关论文发表，排在了第三位（见图3 2），显示出较强的研究活力。

在这30年我国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事业发展过程中，外语学习型辞书的研编，以英汉汉英类双语学习词典为例，尽管有一定程度的进步，但相比于国外同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情况还是比较薄弱的。这主要体现在目前国内最有市场竞争力的英语学习型词典绝大多数为国外直接或间接引进的品牌学习词典，而我们的原创类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编却较为滞后（详细的数据分析请参见第一章相关内容）。这种现状显然与我们的相关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创新意识不强有一定关系。正如图3 2中的数据所示，我国的专家学者在结合英语词汇学和语言习得研究来开展双语词典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并不十分丰富。据我们的数据统计，这方面的论文仅各8篇，与国外同类研究的成果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内的专家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对这方面的研究。例如，2008年11月26—28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会议主办方将本届会议召开的背景和宗旨描述为：“国际上外语（特别英语）热已持续了几十年；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性的汉语热正方兴未艾。第二语言的学习热直接推动了学习型词典的研究和编纂；但由于我国辞书界与国际辞书界长期缺乏联系，导致现在外国人编写的外语学习词典对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缺乏针对性，而我国出版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仍然拘泥于传统词典的体例和释义模式，未能体现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认知特点。因此，本次会议的宗旨是促进国内外词典学家、辞书出版社和二语教学人员的国际交流，让国内辞书界和二语教育界的学者了解国外学习词典研究和编纂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让国外词典学者和出版机构了解中国学习者对外语词典的需求，也让国外汉语教育和出版机构了解我国汉语和对外汉语词典的研究和出版情况，为我国辞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走向世界奠定基础。”⁽¹⁰⁾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学习词典的研究、编纂和出版的现状与发展；学习词典与二语教学（含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学习词典的编纂、出版与二语学习者的需求研究；学习者语料库与词典编纂；机助词典编纂与词典数据获取。会议共收到论文近百篇。第二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于2010年11月6—7日在四川外语学院举行。相信此类会议的召开将对我国外语学习型辞书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基于以上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在结合其他一些语言学研究领域（如对比语言学、术语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我国专家学者开展双语词典学研究方面，发表相关研究论文数量较少，可拓展的研究空间还比较大。

（2）语料库语言学这一研究领域虽未反映在图3 2中⁽¹¹⁾，但其对于现代词典学研究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在元词典学领域，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的引入促使了语料库词典学的诞生；在词典编纂实践中，基于语料库的分析使常用词的使用频率统计、自然例证的选取、口语语料的分析和描述成为可能”⁽¹²⁾。由于目前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利用语料库对语言的某个方面进行研究”，它是“一种新的研究手段”、“一种新的获取语言知识的方法，它提倡建立语料库，在计算机的辅助下，使用统计的方法或机器学习的方法，自动或半自动地从浩如烟海的语料库或因特网中获取准确的语言知识”。⁽¹³⁾根据这个基本定义，我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语料库语言学目前尚不足以成为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提并论的一个新的语言学研究分支，而只能是为各语言学分支研究提供新型方法论的工具。而语料库词典学则是语料库技术与词典学研究相结合所衍生出的词典学研究分支，有其独立的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体系。因此，我们将改革开放30年当中所发表的涉及语料库与双语词典编纂的研究论文纳入了下文中计算机技术与双语词典编纂相结合研究的论文类别，或者纳入语料库词典学这个类别中来统计分析，这主要是立足于词典学本体研究的角度来考虑的。事实上，对于语料库语言学是否为独立的语言学研究分支，国内外学界尚有争议，此论题不属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故作此统计安排。详细数据分析请见本章第二节相关内容。

（3）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几乎触及了当代西方语言学的各主要研究领域，呈繁星点缀之势，但真正成系统的、连续性的深入研究还是凤毛麟角。因此，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具有延续性的创新性研究成果问世，亦如黄建华先生当年在《辞书研究》连载“词典论”（一到十四）相关论文一样，最后得以结集出版《词典论》这一词典学力作。

（4）在双语词典研究领域，借助国外语言学相关理论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我们似乎并不太关注汉语语言学同行们的研究成果，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由于双语词典学研究涉及两种语言与文化，相关的语言学研究都同样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两种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毫无疑问，不重视汉语语言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便很难在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方面真正深入下去。而且，随着我国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发展，在未来辞书出版规划中，外向型辞书的研编必然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汉外词典编纂的创新显然离不开汉语语言学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的支撑。此外，我们在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辞书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不能妄自菲薄，无视我国辞书编纂的优秀传统与经验。因此，双语词典领域的专家学者应该更多地关注汉语语言学界、汉语辞书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与相关进展。

除了对国内30年来发表于学术期刊和学报上有关语言学理论与双语词典学研究相结合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之外，我们还对历届双语词典学年会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情况做了细致的考察。自1993年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成立至2008年，我国共已召开了七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¹⁴⁾。此外，1993年之前在宁波、大连、南京等地也召开过全国性的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对双语词典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也对收录于这些研讨会论文集中的论文做了数据统计分析，以期揭示我国双语词典领域专家学者在历届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对这一研究方向的关注程度。

表3-1　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探讨语言学理论与双语词典本体研究的论文情况⁽¹⁵⁾

在本届研讨会之前，我国也曾在宁波、南京等地召开过全国性的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但本届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之所以称为“首届”，是指这次研讨会是自1993年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成立以后召开的第一届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此后，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大体每两年就召开一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

首届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的部分论文选自《辞书研究》、《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研究》、《俄语词典编纂学研究》等书刊，以及之前在南京（1992年）等地召开的全国性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因此有些论文若在《辞书研究》等刊发过，我们此处未再做重复统计。

续　表

第六届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共收到论文98篇，其中47篇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以增刊形式结集在会前出版，并未再单独出版会议论文集。

从表3-1可以看出，历届双语词典学研讨会的论文集中，探讨语言学理论对双语词典学研究影响的文章数量都占到重要的比例（平均占到21.64％）。这表明随着双语词典编纂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开始走出经验式的、感想式的或印象式的狭窄视野”⁽¹⁶⁾。据我们的统计，这些借助国外语言学理论开展的双语词典本体研究论文几乎囊括了词典文本结构的宏观（如选词立目）、微观（如音标、词性标注、释义、配例、词源）和中观（如参见系统的设置）结构各个层次。另一方面，在对收录于这八届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相关论文进行定性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相关论文也几乎涵盖了当代国外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而且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还大致呈现出与国外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轨迹相似的历程，即由生成语言学到系统功能语言学，再到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这一主要研究热点发展趋向。

此外，在对论文集中的相关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动向，即关于双语词典史的研究，如第五届双语词典学研讨会的论文集就开辟了“双语词典史”板块，收录了四篇论文。从表面来看，这个研究领域似乎与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但就词典编纂相关的综合研究而言，词典史的研究也能够反映出语言学理论发展对词典编纂实践的历时影响，故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词典史研究对一手资料工作的要求比较高，难度比较大，因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相关研究还很不足，希望引起双语词典学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

基于改革开放3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数量统计与分析，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双语词典学与语言学之间有着很多理论上的密切联系，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对双语词典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双语）词典学“随语言学的层层推进而得以‘水涨船高’式地发展”⁽¹⁷⁾，促进了我国双语词典理论与编纂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

改革开放30年来，双语词典学领域研究性论文数量不断增加，从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双语词典学这个“大有作为”（汪榕培语）的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然而，往往限于篇幅，这些研究性论文常常难以就某个双语词典本体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我们也针对30年来双语词典学研究相关的学术专著出版情况⁽¹⁸⁾进行了考察与分析。

在我国的词典学研究领域，自胡明扬主持编写的《词典学概论》（1982年）和黄建华的《词典论》（1987年）⁽¹⁹⁾相继出版之后，相关（双语）词典学研究专著就陆续问世，一直持续不断。据我们的相关统计数据，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共出版相关外语类辞书研究专著46部，其中通论性质15部，专论性质31部，这还不包括相关论文集、引进版著作和译作的数量（具体书目请参见本书附录3）。这其中，主要的通论性著作有李开的《现代词典学教程》（1990，南京大学出版社）、黄建华和陈楚祥的《双语词典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版、2003年修订本）、李明和周敬华的《双语词典编纂》（200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吴建平的《辞书学与双语词典学探索》（2005，中国文史出版社）、陈伟的《学理反思与策略重构》（2006，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林明金和林大津的《词汇文化对比与双语词典编纂》（200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此外还有李荫华的《英语词典初探》（1985，商务印书馆）、文军的《英语词典学概论》（2006，北京大学出版社）、章宜华和雍和明的《当代词典学》（2007，商务印书馆）以及姚喜明和张霖欣的《英语词典学导论》（2008，复旦大学出版社）等与双语词典学理论密切相关的通论性著作。这些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伴随着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而陆续问世的双语词典学或（英语）词典学论著均对涉及词典学本体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描述与思考，初步构建了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研究的理论基础框架体系。

随着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相关的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也日渐深入。在谈到我国双语词典研究领域的理论探索发展轨迹时，黄建华曾有较为准确的概括，“近20年来，词典学的专著，一部接一部出版，从通论到专论，从宏观研究至微观研究，功夫愈做愈细，问题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而视野则越来越开阔”⁽²⁰⁾。

在上述这些（双语）词典学通论性质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得益于现代西方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和积极影响，我国双语词典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创新意识也日益增强。这其中，王馥芳的《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2004，上海辞书出版社）就是新世纪以来一部颇具新意的著作。该书围绕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词典创新这一中心议题，描述了社会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重要国外语言学流派对词典编纂和创新所产生的影响，并进行了总括性的梳理。诚如作者所言，该书的写作目的是试图“揭示并分析词典创新的生发机制，为英汉词典的编纂和创新开拓视野”，以及“描述当代词典编纂领域的最新动态，并据此对未来英语类双语词典发展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书是目前为止双语词典研究者所著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探讨当代语言观与词典编纂关系的专著⁽²¹⁾。

与上述宏观的通论性著作相比，双语词典学研究的专论著作更能借助相关的语言学理论来深入细致探讨该领域的一些核心问题或重要问题。

在词典相关语义问题研究方面，章宜华的《语义学与词典释义》（2002，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书首先较为全面地归纳总结了国外有关意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它们对词典释义的启示。以法语词典释义实践为例，章教授概括了西方词典学释义的理论研究。然后，在对英、法、汉三种语言中有代表性的学习型词典释义状况进行抽样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作者重点探讨了积极型学习词典的释义特征。最后，作者结合释义理论，提出了“多维释义”的概念，并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²²⁾，尝试从概念结构、语义结构、句法结构、搭配结构等“模块”构建多维释义的结构模式。这是将国外语义学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系统性地应用到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一次积极探索。

在词典相关语用问题研究方面，杨文秀的《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研究》（2005，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书从意义角度来审视“语用信息”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语用意义在词典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并指出语用信息存在于语言的三个层面之中，即词（组）层面、语句层面、语篇层面。作者还发现了到目前为止不为词典界所注意的话语标记语中所隐含的话语结构信息。然后，在较为全面地梳理语用信息内容的基础上，作者对照分析了现行英语单语学习词典与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提供量和提供方式的异同，并对比了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提出一个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呈现模型，为在未来的学习词典中系统地反映语用信息提供了依据。这项研究是将语用学研究成果与双语词典本体研究相结合的一次开拓性系统研究。

在词典相关语法问题研究方面，王仁强的《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2006，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书首先回顾了汉语词类研究和汉语词典及汉英词典词类标注研究，在此基础上，以范畴化理论及去范畴化理论（包括认知语言学的语法转喻和语法化以及功能语言学的语法隐喻）作为理论框架，以汉语语料库（含互联网语料库）和自建的汉英词典词类标识数据库为基础，作者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手段，对汉英词典译义过程中的词类识别现状、词类标注对汉英词典译义准确性的影响以及词类标注的依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该论著作者还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英词典词目译义应遵循的“词类对译”原则，主张汉英词典的词类标注应遵循“汉语本位法”，以及汉英词典的词类标注应以汉语语料库为基础。这项研究“对今后完善汉语词典的词类标注工作有着可供借鉴的价值”⁽²³⁾。此外，曾东京编著的《英汉学习词典语法信息及其标注》（2008，上海大学出版社）也属同类研究，但主要侧重于英英和英汉两类学习词典的语法信息及其标注问题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研究。

除了上述这些基于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双语语文辞书的主要专论著作之外，我们也发现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开始对双语专科类辞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这方面，曾东京的《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2007，上海大学出版社）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该著作对译学词典的编纂原则、体例编排、读者对象、内容功能以及附录索引和检索系统等进行了较为具体细致的描述。此外，自2002年至2008年我国曾召开了四届“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2002，烟台；2004，威海；2005，上海；2007，大连）⁽²⁴⁾，并有相关论文集出版，汇集了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对译学词典研究的主要思考与基本观点。正如曾东京所言，“翻译学词典研究处于草创时期”⁽²⁵⁾，其研究属性和本体规律尚在专家学者的探索中，而且学界同行对该研究方向的地位及具体归属也不乏争议，但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对于我国译学专科词典的编纂与研究是非常有益的，也值得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²⁶⁾

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双语词典史的相关研究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突破。这期间我国出版了两部涉及双语词典史内容的专著，一部是雍和明的《中国辞典史论》（2006，中华书局），另一部是胡开宝的《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汉语现代化进程》（2005，上海译文出版社）。前者在中国辞书史的宏大历史语境中分别描述中国双语辞书的萌芽与开创、沿革与成形以及中国双语辞典的现状与未来。与这部宏观的词典史著作相比，后者所关注的是英汉词典的历史文本及其在我国汉语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作者从英汉词典文本性和文本属性等视角，依据文本理论、接受反应理论、译学理论，以及有关应用语言学理论，运用理论构建、个案分析、数据统计和语料考证等方法，深入系统地论证了英汉词典历史文本即1911—1937年间出版的英汉词典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辞书使用研究也是词典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改革开放30年间，一些双语词典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此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比如陆伯华的《国外工具书指南》（1984，中国学术出版社），林申清、胡卓澄的《中外工具书使用指南》（1988，江苏科技出版社），肖时占的《英语语言文学工具书及其使用》（1990，学苑出版社），王秀兰的《英文工具书》（1991，武汉大学出版社），徐振忠的《英文辞典实用指南》（199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这些著作向广大辞书用户介绍外语类辞书实际使用知识，有效地提高了我国广大外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的辞书使用技巧水平，对于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总体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1978—2008年，我国双语词典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不仅对双语词典本体相关问题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更具创新性，而且对国际词典学研究的一些前沿课题也非常重视。这主要体现在双语学习型辞书的研究方面。由于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国外英语类学习型辞书的不断引进，国内的专家学者开始对学习型辞书这一新辞书类型有了更普遍而深刻的认识，而且也逐渐开展了有关双语学习型辞书的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比如：于海江的《单语学习者词典批评》（2004，河南大学出版社）、徐海的《英语学习型词典典型词例的选取》（2008，科学出版社）、何家宁的《大学汉英学习词典模式构建》（2008，科学出版社）以及马帆的《英汉双及物动词对比研究及其对双语词典学的启示》（200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这些英语类学习型词典的深入研究无疑对我国双语学习型词典的研编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和指导价值，有很广阔的研究前景。

2﹒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双语词典本体研究特征分析

合理借鉴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创新词典编纂理念和方法已成为当代词典学发展的新态势，甚至可以说词典学每一种新理论的创建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语言学发展的成就。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关于语言学理论与双语词典本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从整体上呈现出如下特征：

（1）从无到有，从滞后到紧跟国际前沿研究方向。我国的双语词典学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全面起步，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双语词典学界的专家学者始终密切关注国外语言学的最新进展，创新性地消化吸收其研究成果，积极探索外语类辞书独立研编的新途径、新手段。

（2）双语词典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逐渐加强。从广度上讲，我国的双语词典研究涉及双语词典文本的所有结构层次及具体内容，所用到的语言学理论成果基本上涵盖了国外语言学研究的各主要领域；从深度上讲，30年中不断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以专著的形式问世，对双语词典本体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

3﹒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得益于双语词典编纂出版领域专家学者们的积极努力探索，中国的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景象。然而，我们在对过往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应对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回望我们在这一研究领域所走过的历程，我们认为如下问题亟待加以解决：

（1）虽然能够敏锐观察到国外语言学和国际词典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但与国外同行相比，我们在借鉴邻近学科的相关理论研究双语词典本体问题时，往往缺乏深度和系统性，而且面向词典编纂实践的实用性研究不多。黄建华认为，“这些著作都是就词典本体而论词典的居多，其中一些虽然也注意吸收当代语言学的成果，但大都零散而不成系统”⁽²⁷⁾。就双语词典学研究的理论系统性而言，张柏然（1993）曾经指出：“一套完整的双语词典学理论应当包括五个组成部分：（a）阐明双语词典的实质；（b）描述双语词典编纂的过程；（c）厘定双语词典的原则和标准；（d）描述双语词典编纂的方法；（e）说明双语词典编纂中的各类矛盾。”⁽²⁸⁾这五个组成部分中，有三个直接都以“双语词典编纂”为前提，这充分说明双语词典研究必须基于实践又面向实践的应用性特征。遗憾的是，不少的双语词典研究往往限于纸上谈兵的理论，而忽略了双语词典编纂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脱节，相关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和指导性不强，难以构建有实践指导意义或价值的理论体系。

（2）在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相关研究领域，关于辞书用户的研究还非常欠缺，成系统、深入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罗思明的《词典学新论》（2008，安徽教育出版社）是近年来有关辞书用户研究的一部专著，比较有代表性。该论著以词典使用和词典用户研究为切入点，围绕词典学的诸多问题，如词典使用研究的性质、任务、历史和必要性，词典研究取向的历史发展，心理词库与词典，词典用户的认知能力、使用技能和心理表征，词典使用教学，词典使用研究方法论研究等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

（3）30年来，按语种来看，英汉词典的研编发展势头最劲，这与英语教学在我国的迅猛发展以及双语词典学界的同行们对这一词典种类的“过多”关切息息相关，但真正受使用者赞赏的国产品牌却凤毛麟角。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学习型词典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双语词典研究者需要在更多关注中国英语学习者需求的基础上，借鉴合理的语言学理论来创新英汉类学习词典的设计理念，从而编纂出更符合中国学习者语言文化认知特点的、用户友好型英汉类学习词典。同样道理，我们也非常需要更多重视和加强其他非通用语种类学习型双语辞书的编纂研究，从而有效提升非通用语种类双语学习词典的总体编纂水平。

（4）30年间，虽然我们也有《汉英词典》、《新时代汉英大词典》、《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等这样的汉英词典精品问世，但汉英词典研编的理论创新性却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何更好地借鉴对外汉语教学、汉语语言学、语料库词典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来更好地指导汉英词典的研编实践，也是我国双语词典研究者在新世纪应该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

（5）在对过去30年间的相关研究性论文和专著进行系统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大多都是围绕英语类辞书的研编展开。而其他非通用语种类双语辞书的研编，其相关研究性论文非常少，而且仅有的一些论文也多停留在对词典进行评介的层面，专著更是少之又少，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进展与实际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研编实践极不吻合。就非通用语种类双语辞书的通论或专论研究而言，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黄建华主编的《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1992，商务印书馆）、鲁桓的《俄汉词典编纂学研究》（1993，商务印书馆）、张金忠的《俄汉词典编纂论纲》（200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张春新的《〈汉俄教学字典〉：理论构建与编纂实践》（200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与英语类双语辞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相比，非通用语种类双语辞书研编的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

（6）在双语词典学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当中，我们还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年间有关双语词典批评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这是今后需要大力加强的内容。值得关注的是，曾东京的新作《双语语文词典批评研究》（2009，上海大学出版社）对双语语文词典的批评定义、目的、性质、作用、意义、原则和方法等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4﹒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部好的、有用的词典，其基础是好的理论。”⁽²⁹⁾合理借鉴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对双语词典研究有着积极的影响，不仅可以有效地指导双语词典的编纂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推动双语词典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入发展。综上所述，对于未来的语言学理论与双语词典学相结合的研究，我们认为以下几个研究方向值得双语词典学界的同行加以关注：（1）“新兴”语言学理论（如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与双语词典理论体系构建研究；（2）其他语言学理论（如系统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与双语词典理论拓展研究；（3）语言学理论与英汉学习型词典、汉英词典设计理念创新研究；（4）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非通用语种类双语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的总结与升华、探索与创新等等。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本小节中我们强调语言学理论对（双语）词典学理论创新研究的重要作用，但我们坚持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借鉴、双向的互动关系，“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与依赖并非来而不往，一味的拿来主义”⁽³⁰⁾。任何语言学理论的借鉴与运用，其前提都必须是服务于双语词典的编纂实践，不可生搬硬套，这是由双语词典学的应用性学科特征所决定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哪一种语言学理论可以解决双语词典编纂的所有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结合双语词典的类型（如双语语文、双语专项、双语专科等等）以及双语词典编纂的特殊性，在认真分析研究双语词典编纂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合理借鉴相关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模型框架。唯此，方能真正推动双语词典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