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性别研究综述

一、简要介绍

性别语言，是指男性或女性所使用的具有性别特征的语言以及某一语言中用于区别男性和女性的语言现象，它随着社会进步、价值观念和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语言与性别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语言的性别差异研究；语言性别歧视现象的研究；语言性别差异和语言性别歧视的成因研究。语言的性别差异指语言使用者因性别差异而表现出的一种语言现象。性别歧视是以性别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歧视现象，它可以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也可以表现为女性对男性的歧视。

语言学界对性别因素的研究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零散研究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和系统研究时期（20世纪60年代起至今）[1]。

人类关于语言与性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664年。当年，人们读到了一篇关于加勒比人的语言中的性别差异的文章。据报道，当欧洲人首次到达小安的列斯群岛并且与居住在该岛的印第安人接触时，他们就发现男人和女人说不同的语言。男人所说的话与女人所说的话区别非常大。男人的语言中有很多特别的词语，但女人所使用的一些词语男人从来不用，否则就会被人讥笑[2]。赵蓉晖认为语言与性别研究的最早文献是1665年罗博尼福特（Robnefort）所著的Histoire Naturellet Moraledes Iles Antillet一书[3]。1913年，毛特纳（F.Mauthner）指出，社会和历史原因决定了语言中存在有性别差异。他在分析了社会各阶层人们之间的交际之后，发现了一系列男性和女性在言语行为上的差异。他认为，创造语言的新用法是男人的特权，女性只能接受男性创造的语言。毛特纳还指出，所谓“女性语言”的出现同古希腊戏剧艺术的传统紧密联系。通过仔细地观察和分析，毛特纳认识到，社会对女性语言的接受是有一段过程的，这说明社会中男女两性地位的不平等会直接影响到语言的社会化过程。像毛特纳这样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的方法在当时来说是具有开拓性的[4]。1922年，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在其颇具影响的语言学著作《语言：本质、发展及起源》（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中专辟一章介绍了女性语言的诸种表现及特点，阐释了女性在词汇和句子构成等方面的差异[5]。这是最早从语言学角度对性别和语言的研究。1923年，他在出版的《英语的发展与结构》一书中又指出英语是他所熟悉的所有语言中最男性化的语言[6]。1929年，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发表了《亚纳语中的男人和女人的言语形式》，进一步肯定了语言中存在性别差异。此后，语言与性别的研究，逐渐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然而，这一时期对于语言中性别因素的研究还是零散的。

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和西方社会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语言与性别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学问题受到语言学家的关注。1966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成立，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高潮，妇女要求与男性平等，包括在言语上的平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的影响波及语言学界，进一步推动了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如莱考夫（Lakoff）、特鲁吉尔（Trudgill）、齐墨尔曼（Zimmerman）、韦斯特（West）等。他们在已有的语言与性别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造成语言中性别歧视现象和语言性别差异的原因，并试图动用有关人的全部科学知识来进行语言学的描写，涉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其研究结果甚至成功地影响了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此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一批知名语言学家纷纷出版语言与性别研究的专著，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4月在美国纽约大学召开的第44届国际语言学会（International Linguistic Association）的大会中心议题就是“性别与语言（Gender &Language）”，这充分表明当代语言学家已经把性别当做语言学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来全面深入地探讨。

在中国，对语言与性别作系统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开放，包括社会语言学在内的西方研究理论与研究成果被引入中国。1979年，国内出现介绍语言与性别研究的论文（王文昌，1979；何自然，1979）[7]。从那时起，语言与性别的研究在国内不断升温，发表论文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入，由最初的简单介绍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中的研究成果转为独立自主地研究英语、汉语及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语言与性别问题。孙汝建、白解红、赵蓉晖、杨永林还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8]。学界也发表了有关语言与性别研究的综述文章[9]。国内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围绕语言与性别展开研究，撰写学位论文。有关国内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各类文献一览可见附录。

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江永县发现了人类唯一的性别文字——女书，迅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对女书的研究颇多，例如：赵丽明和宫哲兵（1990）、谢志民（1991）、宫哲兵（1986）、宫哲兵（1995）和赵丽明（2004）等。

2010年1月，叶满天发表题为《16汉字之错：既不尊重女性，又误导儿童人生观？》的文章，文中举出了16个歧视女性的汉字，他认为这16个字均具有一定的贬义，无形中降低了人们对女性的评价。其言论在网络上掀起热议，人们在意识到汉字异化现象的同时，越来越关注语言性别歧视问题。2010年3月10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权力、话语和权利：亚太地区性别平等的转折点》，称性别不平等在中国仍旧存在。2011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提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法律体系和公共政策。同年8月，《婚姻法解释（三）》的颁施，也加深了人们对社会性别意识、性别平等和男女平权的理解。2011年11月2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初审了《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旨在消除性别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国以性别平等为主题立法的首次尝试。

从研究内容上来说，语言与性别研究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关于语言与性别的差异研究；二是关于语言中性别歧视现象的研究；三是语言性别差异和语言性别歧视的成因研究。

语言与性别研究的最终目标旨在推动人们正确了解与使用性别语言，消除分歧，尊重差异，摒弃歧视，促进跨性别文化交际，共同构建和谐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

二、语言的性别差异研究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语言学引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学者所了解，中国语言学界对英语研究早而成熟。

（一）英语的性别差异研究

关于英语中的性别差异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1.语音层面

男女发音器官存在着生理差异，使得男女在发音上必然表现出各种差异。女性的声带相对于男子来说要薄一些，短一些，松弛度也差一些，基于发音器官上的这种生理差异，男女在发音上必然表现出各种差异。首先，从音域上来讲，女子音域要高于男子。音域又名音高，指的是发音时声带震动的速率——振速越高，音域越高；振速越低，音域越低。大量文献资料[10]表明，高音域是女子英语的显著特点之一。不过，男女因为各自生理结构上的不同而具有的差异不是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焦点，社会语言学所考察的性别差异现象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语用心理等因素引起的“社会性别”现象[11]。其次，从发音方式上来说，大量研究（例如，Romaine[12]，1978；Wolfram[13]，1969；Trudgill[14]，1972）表明，同男子相比，女子更倾向于使用标准更高因而也更具有社会声望度的发音方式。再次，从语调上来说，女子语调起伏多变。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派克就曾指出英语中有一些具有性别差异的语调调型[15]。关于英语语调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例如，蔡卡在综述莱考夫（Lakoff，1973）有关女子文体特征时说：女性比男性更为经常地使用超高或超低的调型，因而使其音域的变化如同儿童一样，大起大落，更富有起伏波动感[16]。阿卜（Abe，1980）[17]和鲍林杰（Bolinger，1980）[18]的研究表明，女子在语调上的变化范围宽阔，所受限制很小。莱考夫（Lakoff，1973）[19]进一步发现，女子在回答问题时常采用升调调型，尽管她们对于问题的答案很有把握。佩罗和琼斯（Pellow &Jones，1978）[20]在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地区进行的语言调查表明，同本地男子相比，女性居民更倾向于使用升调调型，从而用实例证实了莱考夫所谓女子喜用升调理论的假设不谬。说明这种用法不仅存在于美国文化，也见于英国文化之中。

2.词汇层面

早在18世纪，语文学家约翰逊就已经注意到女子遣词用语的奇妙之处。叶斯帕森（Jespersen，1922）从大量文学作品中摘出许多同英语词汇有关的性别差异现象。美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也曾注意到英语中一些词语在使用频率上有明显的性别差异[21]。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词汇性别差异的研究不断丰富，各类成果不断涌现。大量研究不断证实在对色彩词的感知和使用上女子要优于男子。桑恩和亨利（Thorne &Henley）在综述色彩词语研究时称，女子不但在色彩辨认上优于男子，在色彩描绘方面的准确率上也高于男子[22]。诺瓦齐克（Nowaczyk，1982）以美国大学生为受试对象，作了性别与色彩语码选择关联性的实验。两次实验分别涉及色彩配对和色彩描述两方面的工作。研究结果显示，女大学生在色彩配对的准确性方面以及描述复杂色彩词汇的能力方面均优于男生[23]。

男女在词汇层面上的另一个差异体现在对强势词语的使用上。同男子相比，女子更喜欢使用强势词语。叶斯帕森（Jespersen）[24]发现，英语中女性喜欢使用下列表达方式：She is so charming！It is so lovely！Thank you so much！克拉姆（Kramer）[25]也发现，英语中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使用下列字眼：pretty，cute，lovely。鲍林杰（Bolinger）的研究[26]除了证实上述说法外，还表明女性使用下列重叠副词的机会较多：very very，so so，much much。孙汝建（1997）对英语的研究[27]还表明，女子喜欢使用一些没有意义的“夸张的”形容词（如adorable，charming，sweet，lovely，divine...），喜欢用强调副词（如exceedingly，tremendously...）来加强语气。

此外，同男子相比，女性语言中还常有丰富的感叹词。我国研究者中也有人指出，女性使用感叹词的频率恰好是男性的两倍[28]。女性还经常使用一些委婉语来表达让她们感到不便的说法[29]。色彩语码方面，杨永林（2004：147—148）指出，“女性有一种天然的自成的认知优势，同男子相比，她们不但拥有一个数量更大、内容更丰富、质量更高的色彩词库，就是在提取的速度、命名准确性方面也有高人一等的表现”。杨永林（2002）还指出，就色彩词语而言，男女不但在心理表征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语言使用上也存在普遍的不同。例如，英语中两个表示红色的同义词red和mauve，前者多为男子所使用，后者更常见于女子英语之中。

3.句法层面

学术界对于英美文化中性别与句法关系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研究逐渐显现出一种多文化的倾向性[30]。同男子相比，女子更喜欢使用一些感叹句和短句。叶斯帕森曾言：我们可以从小说家和戏剧家的笔端找出不少实例，来证明女性更喜欢使用省略式感叹句这一点[31]。布鲁克（Brook，1970）通过研究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找到了大量实例证明了这一点[32]。此外，女性还较多使用反义疑问句。鲍林格（Bolinger，1980）指出，女性使用反义疑问句的机会多于男子。反义疑问句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子语言礼貌客气、含蓄委婉的特点[33]。

4.话语模式层面

会话模式研究主要考察说话人性别、交际策略以及语言形式功能选用之间的交互作用。齐墨尔曼和韦斯特（Zimmerman &West）指出，不同的话语模式同某些特殊的句型、词汇、语音、语词结构一起，起着传递与性别有关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含义的功能[34]。早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就开始在话语模式层面上展开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性别差异与话语模式关联性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步。研究者对纷繁复杂的差异现象研究不仅怀有浓厚的兴趣，还试图进一步揭示和阐明不同话语变体现象的社会机能[35]。

通过对话轮交替模式的研究，许多学者对男女在会话模式层面上的差异进行了阐述总结[36]。“话轮交替”是在对话中说话人和听话人进行角色互换的现象，它是塞克斯（Sacks）、齐格洛夫（Schegloff）和杰费森（Jefferson）等人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概念。一般说来，话轮的交替应遵循“你一言我一语”的规则，体现为“S—H—S—H……”型的链式结构[37]。然而，在以话轮为基础的研究中发现，在男女会话中，男女双方并不总是遵循这一原则。在对话轮的控制力上女性明显弱于男性[38]。首先，在话题的引入问题上，费什曼（Fishman， 1980）的调查[39]表明，一般情况下，女子在同男子交谈时，仅有36%的机会能够成功引入一个话题，而且为了能够成功引起一个话题，女性往往需要采用各种策略，例如采用问句形式引起话题，而男子则无须使用任何策略便能轻松引起一个话题。其次，在话题维持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具合作性。男性很少对女性同伴的言语内容作出反馈，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女性在男性伙伴讲话时，常发出um humm，uh，huh，yeah，oh之类的字眼，一方面显示自己在集中精力倾听，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对对方话语内容的支持。再次，男性更倾向于打断女性同伴的话头，而女性则很少这样[40]。同时，当自己的话头被对方打断时，女性也能耐心等待、保持缄默。语言学家把男性和女性的这种言语交际风格分别称作“有权势的风格”或“强势风格”（powerful style）和“无权势的风格”或“弱势风格”（powerless style）。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结论并不是绝对的。谈话参与者的权势和地位对谈话主动权的归属比起性别角色来有更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一些学者对国外有重要影响的英语性别差异的专著进行了翻译，成为中国学者了解国外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重要文献。例如，《你误会了我——交谈中的女人和男人》（2000）[41]，《女士交谈——建构女性友谊的话语》（2006）[42]，《男士交谈——建构男性气质的话语》（2006）[43]。白解红在2000年《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书中也详细综述了国外对恭维、道歉、称呼、邀请、招呼、请求各个言语行为以及委婉语、人际功能表达等方面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成果。

（二）汉语的性别差异研究

汉语的性别差异研究主要集中于性别差异在语音、词汇、话语风格等方面的不同表现。

1.语音层面

早在20世纪20年代，黎锦熙就提到过，北京女子中学的学生把北京话里的／tɕ／／tɕ'／／ɕ／发成／ts／／ts'／／s／音（俗称“女国音”又叫“劈柴派读音”）。此后，许多学者（如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徐世荣、陈松岑）都提到了北京语音中的这种性别差异。1928年，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研究》一书中指出，吴语中男女两性在语音上存在差异。吴语苏州方言中在发au韵字（好，俏）时，女子的发音部位比男子的发音部位靠前（转引自祝畹瑾1992[44]）。30年代，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又提到了这种语音现象：“又北平女学生中近年有全用齿音的风气，几成一种有性别的读音了”（胡明扬，1988）。徐世荣（1957，1979）也指出了这种语音现象。陈松岑（1985）指出“女国音”的特征是把舌面辅音的发音部位前移，这种“女国音”一般出现在15岁到30岁的有文化的女性。

对汉语语音性别差异的重要研究还有胡明扬（1988）对北京“女国音”的调查[45]。胡明扬用抽样调查的方式，选取202名北京人（137名女性，65名男性），从“女国音”的音值分布、性别分布、地区分布、年龄因素、与家庭语言环境方面的关系、“女国音”和韵母结构、词汇、语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女国音”在外地人群中的分布等七个方面系统研究了“女国音”现象。最后得出结论：“女国音”只是北京女青年，主要是女学生，在一个特定的年龄阶段内的一种特殊的语音现象。这种现象并不代表北京话本身舌面音普遍前移的一种语音演变趋势，而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一种语音变体。女国音的形成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和青春期女性爱美心理作用的结果，不是方言或舞台语言影响的结果。

2.词汇层面

胡明扬（1987）通过对北京话社会调查指出，性别对于某些词汇形式的选择，尤其是骂人的话的选择上有影响，而在其他方面性别因素的影响不明显。词汇方面的性别差异研究具有较大影响的是金福年（2004）所作的男女两性选取颜色词的差异研究。金福年在分析了20位作家的作品后发现，与男性作家比较而言，女性作家使用的比喻式、重叠式颜色词显得甚为丰富多样。在使用颜色词的过程中，女性比男性更为考究，更富想象力，也更能准确而又形象地描绘出事物的颜色[46]。孙汝建（2010）也指出，女性在表示色彩词汇的语言习得方面强于男性。

3.话语风格层面

话语风格方面，近年来学术界对汉语语境下特定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展开诸多研究。魏耀章（2001）的研究表明，男女在选择恭维语的句法型式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选择恭维的话题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面对相同的被恭维者，男性恭维者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成就方面，而女性大多选择服装、外貌作为恭维的对象[47]。丁凤（2002）发现在请求语的表达上女性比男性更为礼貌、委婉。与男性相比较，女性使用醒示语、间接核心行为语及辅助语更多。另外，请求语中的性别差异程度，与请求者和被请求者双方的社会距离、请求难度的大小及被请求人的性别等社会因素有关[48]。王显志和姚春林（2008）研究了汉语中道歉和道歉回应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他们发现汉语中男女在道歉和道歉回应策略的选择上都存在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与道歉双方的社会权利、社会距离、引起道歉的行为对被道歉人造成的伤害程度存在联系[49]。权立宏（2004）[50]和史耕山（2008）[51]研究了汉语称赞语中男女的性别差异。史耕山在其博士论文研究过程中，运用民族学的方法，在自己熟悉的三个基本同质的言语社区（自己的老家——河北某乡村社区，自己的居住地——天津某国营企业工人社区，自己的工作地——天津某大学校园社区），用观察法、问卷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了939个称赞语的语料，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汉语称赞语中的性别差异，建立了一个性别与宏观社会文化规约以及微观情景因素共变的模式。他的研究表明：在称赞频率方面，总体来说女性使用称赞语的频率大于男性；在称赞话题上，男性之间常以称赞能力为主，女性之间常以称赞相貌为主，异性之间称赞时常常发生话题转移现象，男性称赞话题明显多于女性；男女在称赞策略方面的性别差异不明显，但在不同社区男女两性倾向选用不同的策略；在称赞回应方面，女性通常直接或间接接受对方的赞扬，而男性会随着所在社区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回应策略。通过对不同社区男女两性在称赞语中差异的研究，史耕山发现性别差异是动态的、相对的，并受宏观社会文化语境和微观情景语境的制约。不同社会文化语境可使内容相同的称赞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三个社区中，性别差异的社会语用功能是不同的。在校园社区，女性话语多显温柔而又热情、机智而又时尚；男性话语则多为粗犷有力、含蓄深沉、机智幽默。在工人社区，女性话语显得间接、热情、周到；男性话语则多显仗义、粗犷有力、含蓄深沉且不失幽默。在农村社区，男女两性话语都显得间接、实在。这些功能主要是通过选择不同的称赞话题、称赞策略及褒义语义载体加以实现的。在我国，像史耕山这样，结合社会因素和情景因素，应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动态地观察分析语言与性别之间共变关系的研究还为数不多[5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河北联合大学（原河北理工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社会语言学方向研究生围绕语言与性别这一课题，运用民族学研究方法，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涉及道歉、拒绝、批评、恭维、请求、抱怨、威胁、安慰等多种言语行为（详见附录）。

（三）有关语言与性别差异原因的研究

对于语言与性别差异的原因，不同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观察视野和研究角度提出了各种解释和理论，不同的语言学家又从不同的角度将这些解释和理论加以归类。这包括强调生物因素的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社会因素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认知发展的认知发展理论以及综合社会学习理论与认知发展理论的性别图式理论等等。杨永林（2004）[53]将各种相关学术观点加以归纳表述，列出了十种理论学说：天赋差异论（innate differences）；个性差异论（personality）；文化阐释论（cultural elaboration）；劳动分工论（division of labor by sex）；男性支配论（male dominance）；价值体系论（differing value system）[54]；语言巨变论（rapid change in the language of one sex than another）；社会关系协变论（the greater social distance，the more difference）；同等意识确认论（the sense of solidarity in communication）；社团实践论（the theory of community of practice）。赵蓉晖（2003）将造成语言与性别差异的原因总结为：生理差异，心理差异，社会文化差异[55]。

语言的性别差异，除了上述理论，还有其它一些相关理论解释。“缄默群体论”、“心理分析重建论”、“话语文体论”以及“话语方略论”等无不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语言性别差异研究正朝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向大步迈进。“有迹象表明，是否能够建立起切实可行的语言性别差异理论，用以阐述男女文体变化模式方方面面的内容，已经成为当前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别于前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显著标志”[56]。

由于男女两性的生理构造以及遗传因素、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他们在认知世界和表述世界经验时必然会产生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会带来对世界的认知不同，从而表现在男女在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上存在差异。同时，人们为了认识世界，必须对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加以分类和范畴化。范畴化也是一个心理过程，生理上的性别差异必然带来性别心理差异，从而映射到男性和女性对世界的认知和表述。

三、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社会中一些性别歧视的做法引起一些美国女性的关注，她们对此展开研究并予以批判[57]。当时，社会上正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旨在通过立法和改变人们的态度来实现妇女解放，被称为妇女运动（women's movement）。这场运动试图彻底转变社会文化，即从妇女软弱无力、无权无势并普遍依附于男人的旧社会进入到每个人都拥有平等权利和地位的新时代。与此同时，语言学家开始结合社会语境进行语言研究，而性别是社会语境的一个重要变量。关于语言和性别的研究始于1975年的三本书：《男性／女性语言》（Male／Female Language）[58]、《语言和妇女的地位》（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59]、《语言与性别：差异与优势》（Language and Sex：Difference and Dominance）[60]，其中的后两本始终对社会语言学的工作具有重大影响，一直到现在。

一些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也对性别歧视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据作者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关于性别歧视的文献已经超过三百条（见附录）。

语言性别歧视现象存在于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时至今日，语言性别歧视研究已经发展成相对独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分支。性别歧视主要研究语言中存在的一些隐含着对某一性别（主要是女性）歧视的词语或用法，语言学家试图发现这些词语或用法并对其进行改革。

（一）英语中的性别歧视研究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英语性别歧视现象研究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搜集现代英语中含有显性性别歧视的习惯用法和表达方式，以此来唤醒公众意识，使其充分意识到性别歧视的危害。但这一时期对于搜集到的性别歧视现象的分析缺乏语言学专业知识的指导，以偏概全；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忽视语言发展历史，易走极端。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在于，首先采用形式分析的方法，从构词形式上找出含有性别歧视倾向或底蕴的词语与用法，然后采用不同的改革措施，减少或消除英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这一时期的语言性别歧视研究在语言改革方面产生了许多积极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英语性别歧视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了新变化。体现在语义研究逐步取代了结构形式上的分析，同时，语言社会意义的研究得到了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性别歧视研究进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语言认知研究与语言性别歧视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国内外学者主要依据标记理论，从词形和词义的非对称角度以及语序上揭示英语中的性别歧视。

自20世纪60年代起，影响英语的一些最重要的语言变化已经开始，这些变化使得社会对性别歧视的社会现实和后果另眼看待。关于语言是如何提及男性和女性这个问题，是由莱考夫（Lakoff，1973）[61]提出的。她是最早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语言与性别的学者之一。此外，对英语性别歧视现象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鲍林格（Bolinger）[62]和舒尔茨（Schulz）[63]。

在语言性别歧视研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男性泛指（generic masculine）问题，即当所指的人不知道是男是女或者是对性别要求不严格时，第三人称阳性代词及单独的“man（人）”这个单词或者带‘-man’的复合词都可以通指男和女。大量的语言研究（例如，莱考夫[64]、索恩和亨里[65]）都认定男性泛指实际上并不真正起作用；含有阳性形式的句子，按规定语法要求应该泛指，却通常被用于指男性，不指女性。

一方面，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单词中的每一个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个是真正的性别中立词，因此“man”可以指人（person），也可以指成年男性（male adult），“he”可以指上文提到的人也可以指上文提到的男人。另一方面，人们在实际运用所谓的中性意义的词语时，通常把男性作为中性的原型。

学界经常引用来自葛拉铎和斯旺（Graddol &Swann）[66]的一个著名的例子：“As for man，he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rest.His back aches，he ruptures easily，his women have difficulties in childbirth...”（对于人来说，他与其他生物没什么不同。他也会背疼，也很容易得疝气，他的女人在生小孩时也会遇到困难）。“man”表示mankind（人类）用作通指，属于特殊情况，并不表明可以简单表示person（人）。比如，我们从来不用它来指一个女性。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失败的例子：“Mary Brown was the first man to have a baby in that ward”（玛丽·布朗是第一个在病房产下孩子的［男］人）[67]。

笔者在国际知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那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1966年，拉波夫[68]曾经写道：“We must somehow become witness to the everyday speech which the informant will use as soon as the door is closed behind us：the style in which he argues with his wife，scolds his children，or passes the time o f day with his friends.”（我们必须设法得到被调查者的直接语料。比如他和妻子争吵，训斥孩子，以及和朋友在一起的所有的话语风格。）拉波夫肯定一直把这个典型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男性，而代词“he”也确实证明了他的这种性别偏见，还有提到的妻子也说明了他的偏见已经在脑海里根深蒂固了。

莱考夫也认为一些英语单词在性别上作出了某些区分。比如：actor—actress（男演员—女演员），waiter—waitress（男服务员—女服务员），master—mistress（男主人—女主人）。这些差别是由根深蒂固的用法和语义的发展来强化的。比如， master和mistress（男主人和女主人）已经发展成截然不同的使用意义，因此，可以说Joan（琼）是Fred's mistress（弗雷德的情妇），而Fred（弗雷德）不能是Joan's master（琼的情夫）。其它反映出相似差异的几组单词还有：boy—girl（男孩—女孩）， man—woman（男人—女人），gentleman—lady（先生—女士），bachelor—spinster（单身男人—未婚女人），甚至还有widower—widow（鳏夫—寡妇）。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你可以说“She is Fred's widow（她是弗雷德的寡妇）”，但是不能说“He is Sally's widower（他是萨利的鳏夫）”。

莱考夫通过引用大量的例子，清晰地确立了她的观点。她认为，在英语中，用于指男人和女人的“对应词”确实有不同的联想意义，女性词语极少褒扬之义。她举了一个特别显而易见的例子来区别这个不同点：“He is a professional（他是一个专业人员）”和“She is a professional（她是一个专业人员）”。前者指的是当事人有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而后者指的是当事人从事的是“那种最为古老的职业（the oldest profession）”，即“妓女”的委婉说法。其他调查者已经列出其他语言中存在同样的现象。舒尔茨（Schulz）[69]的材料列举了五百多个表示“prostitute（妓女）”的英语俚语，但是只有六十五个表示“whoremonger（嫖客）”的单词。关于女性单词用于性方面，葛拉铎和斯旺[70]也发现北美英语中有不少于二百二十个单词可以用来表示性生活放荡的女人，但是只有二十个单词表示性生活放荡的男人。在伦敦，学校里的孩子们知道大量针对女孩子的侮辱性词汇，而且这些词都涉及性行为，但是只有极少数词专门用于辱骂男孩子。

哈德森（Hudson）[71]得出结论，另一个不公平的倾向涉及原型（prototype）的概念。“人们赖以结构概念化的经验即为原型”（Croft，1991：108）[72]。其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大千世界中的各种事物属于大小不同的范畴，而每一种范畴都可能具有一个典型的代表。词及其语义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他们应该与客观事物相应，具有不同的范畴和典型代表。再从词的语义关系来看，词所代表的概念并不像科学的概念那样具有精确的界定，它们所反映的范畴往往是模糊的，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畛域可分，况且语义始终处于流动之中。Taylor （1995：59）[73]提出，“prototype”这一概念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指一种范畴的主要成员，或者可能是指一种范畴的一群主要成员。这样，人们可以将某一特定的人工制品认定为“CUP”的典型；二是指一种范畴概念核心的一种图式表征。根据第二种理解，我们可以说，不是一个特定的实体是典型，而是这个实体使典型具体化。

Taylor（1995：108）[74]从各典型义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角度出发将多典型范畴称为“家族相似范畴”，范畴的原型成员通常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概念的建立是以原型为中心，对范畴的确定是一个围绕原型建构的模糊的识别过程。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范畴的原型成员最容易被储存和提取，也最接近人们的期待和预料。认知范畴的原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依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改变而改变 （李艳平、朱玉山，2011：62）[75]。

对表面上看似中性的单词进行深入研究表明，典型的doctor（医生）肯定是男性。当一个医生的性别没有明确指出时，我们很有可能认为他是男性而不是女性。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许多表示职业的单词上，而明显属于例外的词（如，nurse护士）则寥寥无几。一些单词表达的概念里面，而不是单词本身，确实有对女性的偏见或歧视。然后这种概念上的不平等会通过影响我们的言语得到加强。每当我们想表达这个医生是女性就用woman doctor（女医生）来表示的时候，我们就在加深这种偏见和歧视。同时，我们每次都简单地把一个“男性医生（man doctor）”称为“医生（doctor）”。

中国对性别歧视的关注主要始于建国后。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写信给当时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指出汉字中的有些字是“含有侮辱妇女意义的遗物”，主张“彻底消灭今后文字上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孙汝建，2010：37），建议修改、废除一些含有性别歧视的女旁字。虽然这些主张未能纳入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但是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字的性别歧视现象。

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英语中性别歧视的文献（详细内容见附录）。例如，1979年，王文昌在《外国语》杂志的第一期发表的《chairman还是chairperson？——美国的妇女运动与语言改革》以及何自然同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三期发表的《从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谈到英语句子的一致关系问题》等。这也是国内最早介绍语言与性别研究的论文。此后，对英语中性别歧视现象展开的讨论接踵而来，有戴炜栋[76]，孔庆成[77]，李福印和杨桦[78]，李诗平[79]，苏晓玉[80]，王显志和李洁波[81]，王显志和杨静[82]，宋海燕[83]等。

中国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引介性的，大多是罗列英语中的个别例子来说明英语中所反映出来的性别歧视，王显志和李洁波（2004）的研究建立在自建语料库基础上具有较全面的实证性。

（二）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研究

自1979年国外对语言与性别的研究被引介到国内后，中国学者开始讨论语言中的性别问题。很多中国学者对于性别歧视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然而，他们出版的绝大多数书籍文章，都是关于英语性别歧视现象研究的。以汉语性别歧视现象为主题的文献则寥寥无几。据作者所知，最早讨论汉语性别歧视的文献包括韩军征的《语言性别歧视和言语性别差异——“性别语言学漫谈”》（《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87年第四期），严筠的《语言中的性别歧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四期）和姚亚平的《论性差交际学的理论和方法》（《汉语学习》1988年第一期）等。按理说，中国应该有关于汉语性别歧视研究的专著，但一直没有[84]。只是孙汝建出版了《汉语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其中部分章节阐述了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中国关于汉语性别歧视现象的文献主要有苏杰（1999）、王志强（2000）、周亮（2000）、刘在良（1996）、潘世松和王燕（2002）、潘建（2001）、李少虹（2008）。另外，孙汝建（1997）专著《性别与语言》的第一章和王德春、孙汝建、姚远三人合著的《社会心理语言学》一书第四章的第三、第四两节[85]也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汉语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孙汝建，2010）的第三章表述了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的表现，分析了产生性别歧视的原因并提出如何消除性别歧视的相关建议。《汉语性别语言学》（孙汝建，2012）一书论述了大致相近的内容。

苏杰（1999）[86]依据古文字学理论，研究六个带“女”旁的汉字和六个带“亻”旁的汉字的起源，证实了存在女性歧视，汉语的“女”字本身是一个象形字，小篆的“女”字好像一个人屈膝敛衽向他人跪拜。这就是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向自己礼拜表示雌伏。周亮（2000）[87]将《西游记》中的性别歧视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描述女性话语、行为、心理和外表的语言贬低女性。另一类是通过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表示对女性的蔑视。潘世松和王燕（2002）[88]则发现汉语在称谓语、谚语和俗语中也存在大量的性别歧视现象。王志强（2000）[89]通过非对称倾向，分析了称呼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发现有女性歧视，也有男性歧视。孙汝建（1997）和刘在良（1996）[90]发现社会经济因素、意识形态、文化因素是造成汉语性别歧视的原因。《社会心理语言学》用了两节的篇幅[91]专门讨论了汉语和汉字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并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原因以及消除性别歧视的策略。王显志[92]从对比的视角分析了英汉字词中透视出来的性别歧视社会心理。

总的来说，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细致。这些研究都以不充分的语料数据为基础，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可能会带来过度概括的风险。汉字属于表意文字，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大部分语言（以英语为代表）都是表音文字。那么，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同那些语言（特别是英语）中的性别歧视是相一致还是有差别的呢？我们需要将研究建立在充足数据基础之上，用描写的方法来解答这些问题。

弗罗姆金和罗德曼（Fromkin and Rodman，1974）指出带有性别歧视的不是语言而是社会[93]。与之相似，沃德霍（Wardhaugh，1998）也写道“语言本身未必是带有性别歧视（languages themselves may not be sexist）”[94]，“是运用语言的人带有或不带有性别歧视（it is the people who use languages who are or who are not sexist）”[95]。这些社会语言学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把汉语包括在内了吗？

更难以理解的是，沃德霍（1998）指出“Chinese...do［es］ not make the kinds of sex distinctions English makes through its system of pronouns，bu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at males who speak［Chinese］are less sexist than males who speak English（汉语并不是通过代词这个系统像英语那样进行性别区分，但很难说讲汉语的男性比讲英语的男性表现出的性别歧视少）”[96]。沃德霍所说的“Chinese”是指什么呢，口语还是书面语？如果沃德霍指的是前者，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沃德霍指的是后者，我们就需要将其解释清楚。

（三）语言中性别歧视的原因研究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语言应当是男女通用的，它应该一视同仁地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服务，但是语言在造字构词、词汇转义、语法、俗语和谚语等各个层面普遍存在性别歧视现象。造成语言中性别歧视的原因是各方面的。王德春、孙汝建、姚远[97]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文化意识形成的影响、社会化的影响。白解红[98]则归结为：社会分工、社会偏见、权势与支配、角色关系、心理特征等因素。杨永林[99]（2004：210—222）结合了相关研究，总结概括出几种社会语言学解释：1）“父权主义”文化定型思维模式的直接反映；2）权势话语“双重标准”的直接产物；3）社团内部“性别角色”认定的具体表现；4）“社会身份”认证符号化的结果；5）“男尊女卑”社会心理的写照；6）社会性别图式建构过程的衍生产品。

四、语言中性别歧视研究重要成果评介

如前所述，语言中性别歧视研究伴随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涌现出了一批专注于性别歧视研究的学者，她们[100]主张妇女与男性平等，包括言语上的平等，将语言与性别研究在语言学领域凸显出来，成为一门“显学”。她们当中影响较大、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包括莱考夫、鲍林格、舒尔茨等。她们的著述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自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性、描述性和理论性的讨论。典型的代表有：尼尔森等（Nilsen et al.，1977）[101]，外特灵·布茹金（Vetterling-Braggin，1981）[102]和巴亨（Baron，1986）[103]。葛拉铎和史旺（Graddol &Swann，1989）[104]和麦考密克（Mc Cormick，1994）[105]出色地为性别歧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综述。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莱考夫最著名的著作《语言与妇女地位》[106]成为该领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成为性别歧视研究者必读必引的文献。作者描述了“女性用语”的六个主要特征，并从女性社会地位的角度加以解释，她得出结论：女性个人身份之所以被淹没，完全是女性的语言使然（Fasold， 2000）[107]。莱考夫认为，人们对语言的运用不仅体现出指称意义，而且表现出人们的态度。在语言所反映的世界图景中，男性居于中心地位，而女性的形象却是残缺不全的，这一批评在当时是富于挑战性的。

1975年出版的 《男性／女性语言》（Male／Female Language）在1996年出了第二版，对男女用语的意义及其演变方式、性别语言的范围及其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既描述了英语中歧视女性的现象，也描述了英语中歧视男性的现象，反映了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规律，比较客观。作者作为一名美国女性学者，能够毫无偏见地对英语中的性别语言进行比较公正客观的描写难能可贵，表现出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

另外，截至目前最新的关于性别歧视研究的专著就是《女性改变语言》，下面我们详细介绍这部专著。

（一）《女性改变语言》背景简介

艾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Addision Wesley Longman Inc.）在1998年出版了一套介绍语言、社会与社会变革关系的社会语言学丛书，命名为“经典的语言系列丛书”（“Real Language Series”）。其中有一册名为《女性改变语言》（“Women Changing Language”），作者安·保韦尔斯（Ann Pauwels）是澳大利亚阿米代尔的新英格兰大学语言学系的语言学教授。杰基·查普曼（Jacky Chapman）设计了封面黑板旁，一位教师正耐心地为学生答疑解惑。

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来说，语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控制与权势表现的主要工具手段（杨永林，2004）[108]。文化相对论观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语言在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过程中起着过滤器的作用（Olivares，1994）[109]。莱考夫曾言：“言为身份（You are what you say）”。《女性改变语言》讨论了女性主义的语言改革（language reform），并对这一话题进行批判性分析，挑战当前正字法，用新思维探讨了当前的相关话题，即把女性视为语言的“制造者”。该书目录包括：出版商致谢、作者致谢、绪论、七个章节、结束语、附录、参考文献、作家索引、主题索引，全书共275页。丰富的参考文献和客观的文本研究给读者绘制出一幅真实画卷。用语言规划的视角研究女性主义的语言改革。该书还首次采用多语言多文化维度，列举了大量欧洲和亚洲的各种实例。

（二）《女性改变语言》内容介绍

绪论部分介绍了女性主义运动对语言研究的影响。为读者提供了女性主义语言改革领域中对性别和语言的研究，其中还包括一些国际上的观点。一直以来，女性主义就是倡导消除性别歧视，对男女一视同仁，认可女性的社会贡献。无论是语言改革还是语言规划都是复杂繁琐，无章可循的。本书材料不同于以往著作，其来源有个人见解，日记摘录，还有论文、信函、广告、评论和各种有价值的外文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

作者在第一章讲解了语言规划的一般概念，讨论了女性主义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的主要特征。女性主义语言规划专注于如何解决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众多规划者认为语言改革的基本形式是文字系统的发展，称为文字化（graphisation）。语言规划的进程必须经历：搜集事实阶段、规划阶段、落实阶段、评估和反馈阶段，不仅要从语言效能的角度而且还要从社会政治角度，去进行语言决策。因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语言、社会和政治中的男女平等。非性别歧视语言改革的首要受众是各类教材的出版商。新闻记者、编辑人员、节目主持人和其他媒体工作者形成另一支主力军。在总的言语社团中，他们对语言行为起着重大的影响和规范作用。

第二章的标题为“语言性别歧视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吗？”实际上，非性别歧视语言改革的分析就是男女两个性别的语言描述。核心词汇就是：性别歧视语、性别专用语、性别偏见语或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sexist language，sex-exclusive language，gender-biased language or androcentric language）。语言运用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包括语言中的女性缺失，语言中的女性标记地位和男性的语言规范地位。社会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可以作为一种提升社会地位的资源来利用（Fasold， 2000）[110]。这一章首先以搜集事实阶段为起点，分析语言性别歧视的相关文献和现象，认识到语言规划是一场国际性的运动。其次，这一章努力描写语言性别歧视的主要形式，发现诸多语言中均普遍存在性别歧视这一现象。例如教材、大众媒体、法律条款、宗教经文等。实际上，作者为了体现本话题研究的社会价值对多种语言进行了分析。尤其是语言细节，客观地证明了性别歧视的存在。

第三章集中探讨“是否应该改变性别歧视语言？”这一问题。对于语言改革的目的问题，文献编辑和语言规划者可能看法迥异。一种观点证实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密不可分并且语言能反映现实。第二种语言与现实关系的理论称为语言决定论、语言相对论或萨皮尔·沃尔夫假设。第三种属于前两个观点的综合，认为语言反映现实中性别的不平等并在现实社会中促成这种不平等。有些人赞成通过社会变革消除性别歧视使男女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即社会活动推进语言变革。另一些人则认为语言的演变远远落后于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应该改变语言以适应社会。也就是说，当前对女性的描述已经过时了，其并不能反映出女性真实的社会地位与角色。同时，还有一种呼声认为正是性别歧视语言带来了女性的社会压力。语言学的这一行动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女性对这种语言感到陌生，因为它没有表达出女性的心声、经历和观点，忽视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第四章提出“性别歧视语言应当如何改变？”这一问题，讨论了女性主义语言改革的策略和方法。这正是对第三章提问的一个肯定回答。此讨论引起了语言分裂（linguistic disruption），产生了女性中心语、性别中立化和女性化语言现象。语言规划的主要社会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强化女性社会地位。把语言的有效表达和社交原则作为评判相关策略和变革的标准，例如选择非性别歧视的表达方式来替代职业名词、头衔以及男性通用代词。

第五章谈论在世界范围贯彻女性主义语言改革的问题，特别强调要贯彻执行语言改革必须运用语言指南，该阶段对语言规划顺利实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执行机构，使影响范围和变化程度最大化。毫无疑问，在女性主义语言改革中，确立典范这一策略及其重要。借助语言规划主体进行改革立法是另一个可行的途径。通过明确语言使用指南和吸收意见建议来推动语言变革可能已成为时下最流行的策略。在非性别歧视的语言改革中，它成为公众的、官方的和书面的主要交流方式。非歧视语言并不是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以一种平等的方式用现有的语言资源来描述不同性格特征的人。

第六章提出了女性主义语言改革的评估问题并以评估的方式专门介绍了公众对语言改革的看法。理想状态下，评估需要贯穿语言规划的整个过程。然而，受到现实中时间和财力的限制难以实现。作者在这一章中讨论了语言规划的评估类别。语言规划者征集人们对语言改革的意见，调查表明被调查者承认语言实践中存在性别歧视，调查还表明有一小部分被调查者赞成语言改革，这一点意义非凡。至于选择什么策略以实现语言中的男女平等，语言规划者一直存在着争论。

第七章以“变革是否正在发生？”为题，列举了女性主义语言改革的一些成就。详细剖析了：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变化发生在什么地方？接受变化的是什么人？等等等等。书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在此都一一作答。当然，这些变化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另外，作者也指出有些因素会在言语社团中阻碍非性别歧视语言的推广。

文章最后有结束语和精彩附录，草拟了非性别歧视语言的指南。将女性主义语言规划付诸实际，提出语言改革的动因并评估了语言改革的有关提议。再次提到前边章节对各种文化观点和逻辑思维的分析，表明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延伸到法律、经济、教育以及一些“纯”科学领域。

（三）《女性改变语言》评述

这部性别语言研究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作者倾其投入对多种语言与文化材料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出各种语言和言语社团在表达和编码性别歧视过程中既有差异性又有相似性。事实表明，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既不是导致对语言性别歧视作出不同反应的唯一因素也不是主要因素。赵蓉晖的《语言与性别》（2003）中曾提到，如果我们把“男权文化”看作是一种征服性质的文明，那么“女性主义”就代表了一种以平等、适应、协调为主要特征的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讲，性别其实是一种隐喻、一种象征。语言与性别研究领域的书籍不断问世也正说明了女性主义语言学时代的到来。语言规划的目的就是消除性别歧视。许多学者忽视了对女性主义语言改革、女性主义语言规划的研究。本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对语言和性别的研究，更有助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研究。

女性作为语言活动家，已经积极地对性别歧视语言的各种假想与实践提出挑战。《女性改变语言》一书得到了社会语言学、女性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和语言社会学等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广泛评价和高度赞扬。

五、语言性别歧视现象研究的社会影响

（一）在英语世界的影响

语言对于转变社会观念的影响在书面语中比口语中要显著得多——特别是对于某些种类的书面语。库伯（Cooper） 1984年的一项研究[111]比较了1971年至1979年间美国英语的五十万个单词中，he和man等形式的使用频率：在这期间，这些单词的使用频率从大约12／5 000词下降到4／5 000词。女性杂志降幅最大，其次是科学杂志，紧随其后的是报纸，国会记录降幅最小。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并且越来越普遍。现在，出版公司和一些政府机关经常发布指南，建议作者避免使用性别歧视语言。

现在，关于语言是如何变相地表示社会对于男女不同的态度，已经形成一种普遍的意识，这也是上一代人所缺乏的。批评主要针对英语词汇与语法中所建立起来的偏见，这种偏见反映了传统上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观，并加深了女性在社会中的低下地位。欧洲主要的语言都受到了影响，但英语首当其冲，这是由于受到美国女权运动的早期影响。

在词汇方面，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用一个具有中性色彩的普遍意义的单词替换那些带有泛指含义的“男性”单词上，比如：把chairman变成chair或chairperson（尽管这不无争议），把salesman变成sales assistant。1921年，美国具有近七十年历史的名人录The U.S.American Men o f Science（《美国科技名人》）[112]更名为The U.S.American Men and Women o f Science（《美国科技名男人和名女人》）。1991年3月，纽约市市长大卫·丁金斯（David Dinkins）称呼参加海湾战争归来的军人为our heroes and she-roes（我们的男英雄和女英雄）[113]。

在语法方面，人们已经关注到英语中缺少一个中性单数的第三人称代词。这是在中性名词（如：student）或不定代词（如：somebody）之后，这种缺省成了一个问题。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对工作的描述中，法律规定要求使用中性语言。对此，极端派和温和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例如关于这些修改要进行到什么程度，修改是否应影响到传统的习语，如：man in the street，Neanderthal Man，是否该应用于man的男性涵义已不再起主导作用的词，如：manhandle和woman。另外，表婚姻状况的词汇也受到了影响——从用中性词Ms.替换Miss或Mrs.便可见一斑。

葛拉多尔和斯旺（1989）[114]曾指出，女性词的带性含义的用法倾向可能在改变，比如：1987年，北美女学生有大量针对男性的性侮辱词汇，其中包括一些历史上一直用于女性的词，包括bitch，whore和slut（“淫妇”、“妓女”和“荡妇”）。

（二）在汉语语境下的影响

根据孙汝建（1997）[115]所述，在汉语语境中对性别歧视语言进行改革，有很悠久的历史。这改革始于20世纪50年代寄给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一封信。这封信建议废除三个带有“女”偏旁的汉字，改革另外十六个带有“女”偏旁的汉字。虽然信中的后一个建议没有付诸实施，但这证明汉语中确实存在性别歧视现象，而且这也使得学者们开始关注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女性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她”字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成功的创造。2001年11月30日《沈阳晚报》第21版上的一篇文章“刘半农为‘她’而战”陈述了汉字“她”的起源。五四运动之前，“他”是通用的，既指男性也指女性。五四运动期间，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作家开始使用“伊”这个词作为女性特指。刘半农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创造了“她”代替“他”来指代女性，这在当时立刻引起了强烈批评。后来，刘半农在1920年6月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她字问题》里，驳斥了反对者的错误意见，号召人们使用“她”，还提出“应当再取一个‘它’字，以代无生物。”现在，“她”、“它”、“他”已经被包括进汉语语境下日常交际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2010年1月，《现代快报》发表了叶满天律师标题为《16汉字之错：既不尊重女性，又误导儿童人生观？》的文章，文中举出了16个歧视女性的汉字，他认为这16个字均具有一定的贬义，无形中降低了人们对女性的评价。其言论在网络上掀起热议，人们在意识到汉字异化现象的同时，越来越关注语言性别歧视问题。2010年3月10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权力、话语和权利：亚太地区性别平等的转折点》，称性别不平等在中国仍旧存在。2011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提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法律体系和公共政策。同年8月，《婚姻法解释（三）》的颁施，也加深了人们对社会性别意识、性别平等和男女平权的理解。2011年11月2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初审了《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旨在消除性别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国以性别平等为主题立法的首次尝试。由此也可以看出，威利（Wiley，1996）[116]和保韦尔斯（Pauwels，1998）[117]把性别歧视研究作为语言计划的一部分是有道理的。

总而言之，人们对英语性别歧视现象已经进行了多层面的详细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通常建立在不充分的数据之上。可以理解，沃德霍曾把它称作“a topic which seems to invite‘large’arguments based on‘small’data”（小数据，大立论）[118]。那么，如果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采集充足语料，在足够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情况又会是怎样呢？此外，绝大部分性别歧视研究者研究的是英语中的性别歧视，关于汉语的研究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汉语中的总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卡梅隆（Cameron，2000）[119]曾指出，绝大多数现有文章都只研究一种语言（或偶尔在正式的双语语境中研究两种），那么，比较研究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宗旨和目的所在。

[1] 赵蓉晖.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2] Thorne，Barrie &Nancy Henley.Language and Sex：Difference and Dominance［M］.Rowley，MA：Newbury House，1975.P5.

[3] 赵蓉晖.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第45页.

[4] 白解红.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第193—194页.

[5] Jesperson，O.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 ［M］.New York：Allen &Unwin，1922.P237-254.

[6] 孙汝建.性别与语言［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186页.

[7] 王文昌.chairman还是chairperson？——美国的妇女运动与语言改革［J］.《外国语》，1979，第1期.何自然.从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谈到英语句子的一致关系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第3期.

[8] 这些专著是：孙汝建，1997，性别与语言［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白解红，2000，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赵蓉晖，2003，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杨永林，2004，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孙汝建，2010，汉语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9] 例如，赵蓉晖，2005，语言与性别研究综述［A］，社会语言学［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姚春林，2009，国内有关语言与性别研究述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张丽萍，2005，语言与性别研究综述［A］，见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显志、杨静，2008，英语语言与性别歧视研究综述［J］，《科技信息》第27期。王娜、王显志，2013，国内近五年性别语言研究综述［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

[10] Bolinger，Dwight.Aspects of Language［M］.2nd edi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8.Sachs，J.Cues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Sex in the Children's Speech［A］.In：Barrie Thorne &Nancy Henley（eds）.Language and Sex：Difference and Dominance［C］. Rowley，Mass：Newbury，1975.P15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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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168页.

[36] 对于男女在话语模式层面上的差异，这里我们仅讨论会话双方为异性的情况。

[37] 赵蓉晖.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第227页.

[38] Fishman，J.Conversational Insecurity［A］.In：Howard Giles et al（eds）.Language：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C］.Oxford：Pergamon Press，1980.P23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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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詹尼弗·柯茨［英国］.女士交谈——建构女性友谊的话语［M］（吴松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3] 同上。

[44] 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第107页.

[45] “女国音”只是对带尖音的北京话女声的称呼之一。学界对这种现象更常见的处理办法是，不冠以专门的名称，而泛称为“北京女性的尖音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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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姚春林.国内有关语言与性别研究述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第3期：第110—117页.

[53] 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54] 这一理论与贾尔斯和史密斯（Howard Giles &Philip Smith）的调节理论（accommodation theory）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55] 赵蓉晖.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第279—285页.

[56] 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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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英语中的man可以对应汉语中的“人”，也可对应汉语中的“男人”。

[68] Labov，William.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 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M］.Washington DC：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1966.

[69] Schulz，Muriel.The Semantic Derogation of Woman［A］.In：Thorne，Barrie &Nancy Henley.Language and Sex：Difference and Dominance［C］.Rowley，MA：Newbury House，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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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Wardhaugh，R.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M］.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第313页.汉语为作者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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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210—222页.

[100] 从事性别歧视领域研究的学者大多为女性，这在学术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里用“她们”指代性别歧视研究学者。当然，其研究队伍中也包含有男性成员。

[101] Nilsen，Alleen Pace，Haig Bosmajian，H.Lee Gershuny &Julia P. Stanley.Sexism in Language［M］.Urbana，IL：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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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由于英语中man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男人”，因此，The U.S. American Men o f Science也可以翻译成《美国科技名男人》。

[113] 英语中与hero（英雄）相对应的词是heroine（女英雄），但是这个词是由hero（英雄）加上带有歧视意味的后缀构成的，所以，这里说话者为了避免性别歧视，根据英语里he与she的对应关系，造出了shero这个新词来与hero对应。

[114] Graddol，M.&J.Swann.Gender Voices［M］.Oxford：Blackwell， 1989.P110.

[115] 孙汝建.性别与语言［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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