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的萌芽与发展

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奇妙的现象之一。自从产生人类，就有了语言，从此人类就离不开它。语言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语言？哪种语言产生得最早？这类问题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起源于世界文明发源地的神话和宗教故事，大都保留着不少关于语言、文字的传说，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传说，忠实地记录了人类对语言问题的最初的思考，为我们研究语言思想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所著的《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里，有一则关于埃及国王沙密梯克斯（Psammetichus）探索语言起源的故事。这位国王想知道世界上哪种语言最古老，思考了很久，才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令把平民中两个新生的男孩交给牧童去养育，严格禁止任何人当着这两个孩子的面讲话，只让牧童定时把山羊赶到他们那儿，以羊乳哺养他们。目的是为了了解这两个孩子在听不到人说话的环境里，说出来的第一个词究竟是什么。这样养育了两年之后，一天早上他们终于对牧童说了第一个词“bekos”。国王马上派人到处查询，最后查出小亚细亚的佛里基亚语（phrygian）里有这个词，是“面包”的意思。于是这位国王宣布，佛里基亚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

在基督教的《圣经》里也保留着一些关于语言起源的自相矛盾的传说。《旧约全书》中《创世纪》的第一章说，上帝亲自给万物命名。可是第二章又说，上帝派亚当看守伊甸园，园里的各种飞禽走兽，都没有名字，上帝就叫它们走到亚当面前，看他叫它们什么，就算它们的名字。在《创世纪》第十一章，还有一则有名的关于巴比塔（Babel）的故事。故事说，挪亚的子孙在经过几代的大迁徙之后，决定在亚那这个地方建造一座城市，在城中建一个塔，塔顶通天，以留传百世，作为子子孙孙集中居住的纪念。这件事惊动了上帝。耶和华降临该城上空，看着下面川流不息的人群，对天使说：“看哪，他们的动作这样协调一致，整齐划一，靠的是同一种语言。如今建城建塔，今后做起别的事来，就没有不成功的了。看来我们得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上帝就使他们说起各种不同的语言来。因为语言不同了，彼此无法了解，结果没能把塔建成，最后大家四散移往各地。根据英国学者弗拉塞尔（Frazer）《旧约全书中的民间传说》一书的解释，这个Babel，可能就是古代的巴比伦城。据希罗多德记载，该城有24公里见方，居民达200万人，是当时的一个大贸易中心。这样看来，这个故事似乎反映了当时的犹太牧民对古代大城市的印象。因为在巴比伦城里，每天有来自各地的数以万计的人，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同时，这一故事也可以看作是当时关于人类的单一语言变成多种语言的传说的记录。

类似这样的传说，在别的地方，例如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也有不少。印度最古的文献《吠陀》（Veda）中的《教义集》说，语言是母牛，呼吸是公牛，由语言和呼吸生出人心。婆罗门教徒把语言视为最伟大的女神。我国古代文字产生得很早（现在可见的甲骨文，产生于公元前14世纪），因此关于文字的传说较多。相传我们的祖先最早是结绳记事的，后来伏羲氏创制八卦，“以通神明之理，以类万物之情”。而后又有“仓颉造字”之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异也，初造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叙》）

这类神话和宗教故事，现在看来大多荒诞无稽，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语言问题自古以来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就很值得我们从语言本性的角度去认真思索一番。此外，这些传说提出了一些关于语言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后来的研究者常常回到这些问题上来，这也足以证明这些传说所记录的先人对语言问题的思索的重要意义。

脱离了神话阶段之后，人类对语言的研究也就很快开始了。大约从公元前4、5世纪起，在世界的几个文明发源地，开始出现了认真的语言研究活动。古希腊哲学家从公元前5世纪起，就从哲学（逻辑）角度争论语言的起源和结构问题。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就是这类争论的最早记录之一，我们在第二章里将较为详细地谈到这一著作。差不多同时，古印度人由于准确传授宗教圣典的需要，也开始了对语言的研究工作。最初是研究印度最古的宗教经典《吠陀》。由于时间的推移，口语跟《吠陀》时代的语言差别越来越大，到公元前4、5世纪时，《吠陀》颂歌中的许多地方已经不能为一般人所懂得了。为了确保准确无误地理解颂歌的宗教内容，就必须对《吠陀》的语言作解说。著名的《波你尼经》（Pān inisūtra）正是当时从解说《吠陀》语言开始、进而研究梵语的整个结构的产物。《波尼尼经》又名《八章书》，是波你尼（pān ini）在前人（书中提到名字的有68人）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一部梵语语法，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为了便于口头传授和背诵，波你尼用3 983条经句极其概括地叙述了梵语的全部语音结构、语词的构成和变化法则。这一汇集了许多世纪的语法学家的研究成果的语法法典，在语音和语法现象的分析与描写方面，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因而被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1]。在我国，公元前4、5世纪春秋时代的文献中，就已经有不少解释字义、字形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名辩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等人，曾对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功能、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问题提出过卓越的见解。例如，战国末年的荀子（约前298—前238）在《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两千多年前，他就对语言的社会性作出了如此透彻的说明，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我国上古时期的哲学家，跟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对语言问题也十分敏感，很早就从哲学角度去探索了。以上所说的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的语言研究，是世界语言研究的三个主要发源地。后来世界各地的语言研究，正是在这些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人类自从开始语言研究活动以来，走过了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在一些具体语言（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汉语等）的研究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文字学、修辞学、方言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然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语言研究主要是与哲学、逻辑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语言研究服从于哲学、历史等等的研究的需要，因此始终处于附庸的地位。直至19世纪初，由于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语言学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从此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经过洪堡特、辉特尼、索绪尔等人的努力，普通语言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初步建立了起来。普通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对具体语言和语言学各部门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本世纪20年代起，语言学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仅对语言现状的描写和对语言历史的分析都越加精密了，而且在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近半个世纪来，结构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生成语义学等理论体系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实验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统计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边缘学科则层出不穷。整个语言研究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有人曾经把人类的语言比作一头大得无与伦比的象，人们研究语言，好比瞎子摸象。因此，至今我们对这一世间最神奇的东西的了解，也还是十分肤浅的。然而，近两百年来，尤其是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语言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语言学已发展成为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