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的萌芽

语文学的兴起，是在文化遗产积累较多的时代。书籍多了，时代远了，字形、字音、字义都有了变化，于是促使人们进行探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去古未远，而且书籍很少，人们还不感觉到有语文学的需要。因此，语文学在先秦还没有产生。

但是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已经在萌芽了。首先是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例如《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你带头端正自己，谁敢不端正呢^〔1〕？又如《孟子·滕文公上》叙述夏、殷、周三代的田赋名称不同，夏叫“贡”，殷叫“助”，周叫“彻”。孟子解释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孟子以“彻”解“彻”，这是以本字为训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以用一个常用的字义解释一个不很常用的字义。“彻”的常用意义是“通”，孟子大意是说“彻”是天下通法，不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2〕；“助”是“凭藉”的意思，公家凭藉人民的力量来耕种公有的土地。在同一篇中，孟子又叙述夏、殷、周三代的学校名称不同：夏叫“校”，殷叫“序”，周叫“庠”。孟子解释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古人教养不分，《周礼·地官·保氏》说：“而养国子以道”，可见养就是教；射是六艺之一，这里代表学校里传授的一切知识和技能^〔3〕。上面所举三个例子都是后代所谓“声训”。“声训”的办法是采取同音的字或双声叠韵的字作为解释。“彻者彻也”不但同音，而且同字，但是仍旧可以认为是声训，因为同形词（homographs）不等于同一个词。“政者正也”是同音为训的例子，“助者藉也”、“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都是叠韵为训，而声母也很相近。本来，如果说“庠者，教也；校者，射也；序者，养也”，原则上未尝不可以说得通，但是那样就失去了声训的特点。关于声训，等到下文第五节还要讨论。这里我们要弄清楚：孔子、孟子之所以搞声训，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

比较地接近于语文学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那是在作者想要辨别同义词的时候。《左传》庄公三年说，军队驻扎一夜叫“舍”，驻扎两夜叫“信”，驻扎超过三夜叫“次”^〔6〕。同书文公七年说，在国内发生的战争叫“乱”，来自国外的战争叫“寇”^〔7〕。成公十七年又说，乱在外叫“奸”，在内叫“轨”（宄）。这些是军事政治上的术语，一般人也许不十分了解，所以需要辨别一下。《老子》说，看不见的叫“夷”，听不见的叫“希”，抓不住的叫“微”^〔8〕。这是哲学上的术语，一般人更不了解，更加需要说明了。

最合于语文学性质的，则是对古书的字义的解释。《左传》文公七年，叙述荀林父劝先蔑不要出使秦国，他说他和先蔑“同寮”（同僚），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先蔑不听他的话。他朗诵了《诗·大雅·板》的第三章，先蔑仍旧不理他。在讲到“寮”字以前，荀林父先说明“同官为寮”，也许因为当时“寮”字不很通俗。而《诗·大雅·板》的第三章头两句是“我虽异事，及尔同僚”。荀林父说“同官为寮”，实际上是解释了《诗经》的字义。又如《孟子·梁惠王下》讲到齐景公命令太师作君臣相悦的乐章，名为《徵招》《角招》，其中有一句话是“畜君何尤”。孟子怕齐宣王不懂什么叫做“畜君”，所以他解释说“畜君者，好君也”。“好君”等于说“悦君”，也就是君臣相悦。全句的意思是“臣子使君王欢乐有什么罪过呢？”荀林父和孟子当然不算语文学家，零碎的解释与语文学著作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些材料作为语文学的萌芽来看，则是毫不过分的。

在先秦的古籍中，有一些有关语音分析的材料是很值得注意的。《吕氏春秋·重言》有这样一段故事：齐桓公跟管仲商量要去攻打莒国，事情还没有公开而整个国都的人都知道了。齐桓公进行了调查，知道是东郭牙说的。管仲把东郭牙找来，问他怎么知道齐国将要进攻莒国。东郭牙说：“前几天，我看见君王〔和您〕站在高台上。他的精神饱满，手脚兴奋，这是准备打仗的一种表现。〔他一面说话，一面用手指着。〕他的嘴是张得很大的，不是关得很小的，这正是说‘莒’字的姿态；而他的手所指的，又正是莒国的方向。我心里想，现在诸侯不服齐国的，只有莒国了。所以我就告诉别人了。”^〔9〕上古“莒”字读kia，发〔a〕音时，嘴是张得很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东郭牙是语音学专家，但是这些语音学常识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籍中，也算是难能可贵的。

当我们叙述中国语言研究的萌芽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先秦的哲学家们。他们不是语文学家，他们在哲学著作中涉及一些语言理论，那不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而是属于语言学范围的。这些语言理论，特别是荀子在《正名篇》中所阐述的语言理论，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动摇的。

荀子在《正名篇》中所叙述的第一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荀子说：“事物的命名，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只要人们共同约定就行了。约定俗成就是合理的，不合于约定的名称就是不合理的。名称并非天然地要跟某一实物相当，只要人们约定某一名称跟某一实物相当就行了。约定俗成以后，也就是名实相符了。但是，名称也有好坏之分，如果说出名称来，人们很容易知道它的意义，那就是好的名称；〔如果意义含糊，妨碍人们的了解，那就是坏的名称了。〕”^〔10〕这样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在今天看来还是完全正确的。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语言学家过分地强调个人在语言应用上的特殊性，而忽视语言的本质特征——社会性。荀子在二千多年以前能有这种卓越的见解，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荀子在同一篇文章中所叙述的第二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具有民族的特点，而思维则具有人类的共性。唯其具有民族特点，所以各个具体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是不相同的；唯其具有人类共性，所以通过语言的翻译，不同的民族是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荀子说：“人类既然同类，而又具有同样的感觉，人们的五官接触万物所抽象出的特征自然也无不同，以物比物，特征相似的也都相通，于是相约形成共同的概念，人类的概念都可以对应。”^〔11〕又说：“万物都加上了名称，这是依照汉族（诸夏）的习惯，其他不同的民族，应该依照这些名称，委曲地找出他们对应的名称来，这样就可以交流思想了。”^〔12〕荀子这种关于语言与民族的关系的看法，显然也是正确的。

荀子所叙述的第三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具有稳固性的，同时又是发展的。荀子说：“如果有王者出世，他一定维持原有词汇，〔保存它的纯洁性和规范性，〕他又必然创造一些新词，〔以适应新的事物。〕”^〔13〕他把词汇的维持和创造归功于“王者”（圣君），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他认为原有词汇必须维持，新词必须创造，则是对的。

此外，荀子对于概念的形成，认为是由于感觉^〔14〕，这也是对的。他认为概念可以分为简单概念和复杂概念，简单概念由单词表示，复杂概念由词组表示^〔15〕，这也是不错的。他又认为概念可以分为范畴（categories）、种（genus）和属（species）。他把“范畴”叫做“大共名”，把“种”叫做“大别名”，把“属”叫做“别则有别”^〔16〕。这和西洋的形式逻辑不谋而合。这些虽是属于逻辑思维的问题，但是跟语言是有密切关系的。

先秦的逻辑学派（“名家”），他们的逻辑理论也有不少是跟语言有关的。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详细的叙述，只简单地谈三点。第一，墨辩学派把概念分为达、类、私^〔17〕。“达”，等于荀子的“大共名”，即“范畴”；“类”，等于荀子的“大别名”和“别则有别”，即种概念和属概念；“私”，等于单独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专名。第二，墨辩学派把概念分为“以形貌命者”和“不可以形貌命者”两类^〔18〕。前者等于具体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具体名词；后者等于抽象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抽象名词^〔19〕。第三，墨辩学派不但谈概念，而且谈判断和推理。《墨子·小取》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名举实”就是形成概念；“实”是客观事物，“举”是概括。“以辞抒意”就是构成判断；“辞”是命题，“意”是判断，这是一件事的两面。“以说出故”就是组成推理^〔20〕。由此看来，逻辑和语言的关系是讲清楚了的。

从语文学上，先秦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从语言理论上说，像荀子《正名篇》这样卓越的见解却放出很大的光辉。百家争鸣的战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黄金时代，卓越的语言理论在这个时代产生，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