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事业的萌芽与初创

人民广播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在本质属性和宣传方向上与之前的外办、日伪办、民办、官办广播有着本质的区别。民营广播电台由于其商业性的特点，在抗战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他们为求生存软弱动摇，具有典型的两面性；日伪广播一方面进行新闻报道，使在东北的日本人获得政治、经济和军事信息，另一方面侧重于政治欺骗和思想诱导，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统治，大肆灌输殖民地思想，带有浓厚的殖民地性质；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安居大后方，抗战期间尽管也播出了一些进步节目，但其实质上还是在压制和摧残抗日进步舆论，消极抗日，抗战结束后又大肆宣传分裂和内战，国民党广播电台的双重性和反动性非常明显。人民广播电台的根本出发点是宣传民族统一思想、宣传国内和平，是以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主的，反映着人民当家做主的心态和愿望，是和平之声、正义之声，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让人充满胜利的信心和希望。

一、挑选播音人才，配合战事宣传

（一）人民广播“第一声”

解决了发射设备、技术运用、稿件传送等难题，就要面临解决“如何播出”这一难题了。播音是将文字语言转化成有声语言的必经之路，是传播潜能变为传播现实的必要环节，没有“播音”，技术再完善、稿件再出色，也无法形成传播。因此，播音工作的开展、播音员的挑选也成了人民广播建立初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民广播开播的时候延安没有人播过音，大家都在考虑究竟选择什么样的人发出人民广播第一声。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播出声音的清晰度并不是很高，大家考虑到男声低频多，传播距离近，而女声高音多，声音可以传得远，所以决定全部用女声。于是来自中国女子大学的两位苏州女学生徐瑞璋和姚雯成为了人民广播最早的播音员。和许多满怀热情的青年一样，徐瑞璋和姚雯本来希望大学毕业后到前线做宣传员，但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她们选择留在延安做起了播音员，她们相信靠着自己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清楚流利的口齿同样能为革命事业作贡献。

“当年的播音室，建在小河对岸的枣树林里，两孔土窑洞，有一条通道相连。外间是预备间，供我们备稿用，有一张木桌、一部电话和一个木板床。里间是播音室，墙上挂着陕北土产的灰色粗毛毡，地上铺着毛毡。室内有一张小木桌、一个条凳和一支麦克风。后来，又添置了一部手摇唱机。”^[5]除了工作条件简陋艰苦以外，徐瑞璋和姚雯以前都没播过音，在没有太多可参考的经验的情况下，她们白手起家，多方借鉴，摸索播音工作的规律。“九分队的‘秀才’汤翰璋同志耐心地教我们怎样吐字发音，怎样掌握语速，遇到不认识的字，我们就查字典。我们俩人每天用《新中华报》练习播音，相互切磋，很快就掌握了播音的基本要领。我们广播的稿件，每天由通讯员从设在清凉山的新华社广播科送来。播音效果由报务组向各根据地搜集。”^[6]“她们在试播工作中是那么认真，一篇稿子播送前总要经过反复地揣摩和预播，生怕表达不出原稿的感情。在业余时间，除了参加种地、纺线等劳动以外，一有空就钻研业务；为了矫正某些汉字的发音，电台仅有的那本小字典快要被她们翻烂了。”^[7]就是在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徐瑞璋和姚雯出色地完成了试播任务，并且迎来了正式开播的时刻。

作为发出人民广播第一声的人，徐瑞璋的名字应该被我们牢记，徐瑞璋来到延安后改名麦风，同志们都开玩笑地把她称为“中国人民的第一个麦克风”。1940年12月30日，从夜色中的陕北高原革命圣地延安，徐瑞璋发出了明朗响亮、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正是我国人民广播第一位播音员徐瑞璋发出的这第一声呼号，向全中国庄严宣告了中国人民广播的诞生和人民广播播音事业的开始。从此，中国人民广播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重要的声音，这也标志着中国广播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二）战争年代“宣传员”

人民广播成立之初正值抗战时期，每天晚间和中午通过短波各播出1小时，主要内容为我党领导人讲话和重要文件。1941年1月下旬，徐瑞璋和姚雯轮流播出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此外，电台还播送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消息以及少量的文艺节目。徐瑞璋、姚雯离开王皮湾后，肖岩、孙茜在延安台接替担任播音员。

1945年8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广播以后，每天广播两次，每次1小时，分别在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和下午6点到7点。从这时起，延安台有了开始曲，起初是《渔光曲》，后来改为《兄妹开荒》。广播节目包括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解放区介绍、评论、政策讲座、记录新闻、通讯、战斗故事和文艺节目等。后来，广播时间延长到每天3小时。李慕琳、孟启予、王恂^[8]、于一、钱家楣、杨慧琳先后担任播音员。延安电台恢复广播之初，反复播出了由周恩来起草、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一系列紧急命令，要求各解放军所有武装部队迅速向沦陷区进军，并向日伪军队发出限期缴械投降的通牒。此后，延安台先后播出了《介绍XNCR》《大家办广播》和《庆贺新年XNCR的自我介绍》等文章，向广大听众说明了延安台办广播的方针。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但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在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后的两年中，以延安台为代表的解放区广播，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党的战略方针和军事原则，及时对宣传重点进行了调整，把重心放在军事宣传和政治宣传上，全面配合解放战争需要，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展开了分化瓦解敌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和独裁卖国等罪恶活动的“和平攻势”。同时动员和鼓舞解放区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争取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广播电台开设了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广播讲话节目，号召国民党军队退出内战、制止内战；组织科技名人演讲，开办特别节目，声援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同时及时传播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讲话，指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并且根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发表有关战局的评论文章和报道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胜利，还专门开办了《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配合军事斗争，从政治上分化瓦解敌军。此外，延安台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和新华总社一起，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新局面，从指导思想、干部培训、加强管理和制定政策等方面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

从1948年元旦开始，陕北台^[9]用了6天时间连续反复地播送毛泽东撰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3月下旬，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人民广播事业也日益发展。5月下旬，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和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先后并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机务和播音员的队伍扩大了，节目增多了，播音时间也增长了。当时播音组由孟启予任组长，丁一岚任副组长，播音员有钱家楣、齐越、李惠一、柏立、杨洁、柏培思、智世民等。播音组的同志除播音外，还担负收听莫斯科广播台和敌台广播的任务，每天的收听记录送中央领导同志参考。

1948年10月，新华总社召开的关内广播电台会议决定，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统一负责全国性短波广播，各地短波台建设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关内各短波台一律转播陕北电台的广播，以构成单一的全国联播网。全国性中波广播由新华总社广播管理部负责筹建，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播音3次，晚间播音前半部分对解放城市广播，后半部分对解放区广播。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齐越、刘涵、吴影、姚琪、康普、刘淮、韩浩等播音员由徐迈进带队接管了西长安街的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1949年2月2日上午11时40分，北平新华广播电台^[10]以聂耳作曲的《大路歌》为前奏曲开始播音。播音员齐越等人第一次坐在设备齐全、宽敞明亮的播音室播音，他们克服紧张情绪，控制自己奔涌的感情，反复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布告《约法八章》，还播送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战事的经过》等报道和述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暂时决定：每天上午11点40分起，播送北平市新闻。当时，编辑部设在王府井大街的原《华北日报》旧址。从此，北平有了人民自己的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上午，梅益率领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孟启予与丁一岚、钱家楣、齐越等播音员会合。1949年3月进入北平之初，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播音5小时，到9月，全天播音时间增加到13小时。在此期间，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宣传的内容大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有关。

二、发扬延安精神，发挥广播作用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延安陕北时期的播音员都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们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高度忠诚，把播音工作看作是整个人民解放事业的组成部分。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和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将个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其中，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环境中镇定自若，充满必胜的信心，这是他们的播音获得成功的基石。正如齐越所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播音员，我是中国人民的播音员、中国共产党的播音员，我以此引为自豪。”^[11]“我传的是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声音；我传的是人民和党政治上和谐一致的声音；我传的是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我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12]“我的命运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引以自豪的原因。”^[13]延安台较早的播音员萧岩是带着“播音工作是最重要的政治工作”的认识走上播音岗位的；孟启予通过原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驾机起义一事，更深刻地体会到广播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和播音工作的重要性；钱家楣、杨慧琳在敌人进攻延安和陕北时，坚守播音岗位，不顾炮弹在窑洞四周爆炸，一心想的是不能中断党的声音。正是这种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他们把播音工作同伟大的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生命同党的播音事业融为一体。正是这样一个群体，开创了延安陕北人民广播播音的一代新风。

战争年代，为了紧跟中央的步伐，陕北台的播音员们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注重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政策水平的提高。在1948年10月7日制定的《陕北台播音组关于训练和培养播音员的意见》中，把“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放在了播音员应具备条件的第一条，并要求“定期传达宣传方针宣传策略、有关业务的各种报告给播音组”^[14]。1949年8月制定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训练播音员的方法》中再次明确了选择播音员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15]。延安陕北时期播出的稿件中，许多是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的文章、讲话、宣言、声明等等，即使是一般的新闻、通讯、评论，也都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要播好这些稿件，把党中央的精神准确、透彻地传达给听众，播音员必须首先学好学透，必须不断地提高政治素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提高政策觉悟。当年，无论工作怎样紧张，条件如何艰苦，播音员们总是自觉地挤出时间进行政治学习，收到稿件以后，他们争分夺秒地认真准备，从中领会政策精神。编辑部也经常向播音组进行时事和政策传达。例如，在全面内战爆发不久，编辑部负责人温济泽同志就给播音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战争形势的科学论断。1948年除夕，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同志曾亲自带着毛泽东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来到播音组，给大家讲解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每当编辑部总结工作时，播音组同志都会参加，工作总结的重点是政策宣传，哪些宣传得好，哪些宣传得不够，都一一指出。这些都帮助播音员更好地理解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战争年代生活困难，播音创作的条件和工作环境也一直非常艰苦。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最初开始播音的时候，播音室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窑洞，设备极其简陋。1945年8月延安台恢复播音，每天报时的声音是由机务员用筷子敲打粗瓷大饭碗发出来的，播出的文艺节目很多都是机务员和播音员吹口琴、拉胡琴、拉二胡等现场表演。由于根本没有录音设备，当时播出的所有节目都是直播。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把全面进攻改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企图挽回失败的命运。为了粉碎胡宗南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命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但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向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廖承志提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一停播，晋冀鲁豫的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就要接上，要保证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不断。1947年3月14日中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撤离时，进行了最后一次播音。当天晚上，延安东北约90公里的瓦窑堡好坪沟的一间残破的观音庙里发出了坚定的呼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为了保证“广播一天都不能中断”，播音员钱家楣、杨慧琳留下来坚持播音，头上炸弹轰鸣，她们却镇定自若。“这个小庙分上下两层，下层隔成内外两间，里面做了发射间，外面就是机务员同志的宿舍。没有床，同志们都是铺着稻草睡在地上。上层也分做两间，前面一间做了我们的播音室。这是我们广播史上最简陋的播音室，连门也没有，只用一块羊毛毡做门帘。放话筒的桌子只有三条半腿，那条断桌腿由土坯垫着。后面一间是我们播音员的宿舍。”^[16]“那间播音室大概只有4平方米，门上钉着羊毛毡，不大的供桌上，放着我熟悉的话筒。”^[17]1947年3月2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每天坚持播音，破旧的观音庙里临时搭建的播音室发出的无线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在陕北台转移的过程中，邯郸台的于韵琴、兰林、胡迦陵3人顺利地接替了陕北台的播音，保证党的声音不中断。从1947年3月中旬到1948年5月下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经历4次迁址、3次战斗转移，从子长到太行再到平山，行程两千多公里，始终坚持广播，从未中断。

“天是我们的天空，地是我们的地，让他们封锁吧，我们的声音必将划破天空。”^[18]在艰苦的环境中，延安台的技术人员、编辑、播音员们始终坚持，从不放弃，他们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将全身心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广播宣传工作中，在延安窑洞，在瓦窑堡的破庙，在太行山村……无论条件怎样艰苦，工作怎样紧张，全国军民抗战的消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武装英勇杀敌的事迹等，都通过延安台、陕北台的电波传播到大江南北，人民群众从中受到了教育和鼓舞。正是那些不畏艰险的创业者和建设者成就了人民广播事业最初的光荣岁月。

（三）隐蔽的“语言通讯社”

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于抗日战争初期，经历了解放战争，在解放全中国的正义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报纸之外的又一个重要信息发布平台，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首的人民广播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及时播发相关的动态消息，让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民众及时了解战争近况，了解时局真相，同时播出的党内指示以及一些重要的文告，也让民众通过广播了解中央的政策和方针，理解当前的形势，从而充满信心，积极配合战争的进程。

在解放战争年代，交通不便，通讯技术不发达，收音工具缺少，很多人无法收听到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采用了播送“记录新闻”^[19]的办法，使很多无法送达其他解放区电台的稿件以最快的速度传递过去，各解放区的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抄收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予以广播，从而扩大了广播的影响。除此之外，《东北日报》《晋察冀日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等报纸也大量刊登了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解放区前线部队和许多党委机关每天抄收记录新闻，编成油印小报分发给人民群众。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抄收、刊载了延安电台播送的许多新闻、文告、命令、文章和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方的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也坚持抄收新华电台的记录新闻。1947年，清华大学教授吴晗每天晚上指定专人抄收解放区电台的记录新闻，并且立即传抄、油印、散发。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他带着收音机多次转移，抄收工作一天也没有间断。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全面进攻以后，北平的地下党安排了3位同志，每天抄收解放区广播的新闻和评论，编印成《新闻资料》，分送给地下党各支部。从1947年初夏到1948年初秋，一共出版了近60期。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进步报纸和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日报》《怡保日报》也刊登过陕北电台的记录新闻。^[20]在延安台、陕北台的新闻广播中，记录新闻大约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挑起了“语言通讯社”的重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陕北台的播音员们投入到学习和播出这篇文件的紧张战斗中，编辑部主任温济泽亲自辅导学习，安排播出。为了便于解放区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进步群众及时收听或抄录，陕北台首先在1947年12月31日《除夕特别音乐节目》后面接连播出了几遍预告，在播出预告的同时，播音组全体成员连夜学习文件，做好播出准备。报告共有9000多字，分8个部分，为了便于收听，编辑部组织人力编写每个部分的“内容提要”。从元旦这天起，接连3天，每天用普通速度全文播送一遍。由齐越播“内容提要”，孟启予播全文。1月6日，钱家楣用较慢速度连标点符号一起把全文播送一遍，供抄收者校对。陕北台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宣传，在全国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当时南京、上海、北平、重庆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曾经一字一句地抄录陕北台播出的这篇文件，然后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印发传递，鼓舞更多人民群众投入争取解放的斗争中。

（四）“茫茫黑夜中的灯塔”

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广播的宣传对象非常明确，立足解放区，面向全中国，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为主要对象，通过具体、生动的新闻报道和广播讲话，使广大听众了解国际、国内局势的真实动向，并着重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情况。延安台提出了“大家办广播”的口号，主张“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表示要和广大听众一起努力，把延安台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1948年4月2日，毛泽东从陕北到平山途中，发表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指出：“党怎样领导人民呢？除了依靠军政机关、群众团体领导人民之外，更多更频繁的是依靠报纸和通讯社。现在铁路不大通，邮政也不大通，和广大人民群众通点消息，就靠新华社、广播台了。”^[21]以延安台、陕北台为代表的解放区广播在全国各地，在解放区，特别是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统区的进步听众，把延安台的广播看作是“茫茫黑夜中的灯塔”。

内战爆发前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围绕揭露敌人“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在提醒人民保持警惕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报道，在国民党占领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国民党空军驾驶员刘善本上尉就是在这个时期收听了延安广播，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他利用飞行之便，在1946年初夏驾驶B24轰炸机起义，退出内战，飞奔延安。刘善本在回忆录《飞向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中写道：“到了延安之后，我很想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看看这真理的播种机，感谢她们和他们把我们这一叶扁舟推到了人民的岸上——革命圣地延安。不久，我的愿望得到了实现。我看到了声音熟悉，未见其人的广播员同志们，参观了播音室和机房。原来电台的电力就是靠一台旧汽车发动机供给的，使我深为惊讶，极为钦佩他们战胜困难的精神和卓越的才能：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把毛主席的思想传播到了遥远的地方，使茫茫大海中的人们在暗夜中看见了远方的灯塔，产生了希望，认清了方向，增强了奋斗的力量。”^[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