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是电视剧作品内容的主导因素和灵魂

时间：2022-08-0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2000年播出的7集电视剧《嫂娘》的题材的意义就是经过了这样的开掘的。随后，他又在车祸中丧生。又不幸的是，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张敏积劳成疾，已是胃癌晚期。但是，这闷死的，不是张敏的人性。

第三节　主题是电视剧作品内容的主导因素和灵魂

和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电视剧作品里的题材都是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就是说，作品里的题材都包蕴着一定的意义。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题材的意义。创作者对于这种被包蕴在题材里的意义进行尽可能深广程度的开掘，并且把这意义最大化也最优化地显现出来，就使得作品本身有了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

2000年播出的7集电视剧《嫂娘》的题材的意义就是经过了这样的开掘的。大家知道，那是发生在山东沂蒙山区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宋佳是看了描述那个故事的报告文学作品《嫂子，你是上天派来的妈妈》深受感动而产生创作冲动的。宋佳说，她在美国读到那部作品，一直读到第7遍，还被深深感动，还能感动得流泪。她觉得，故事中的主人公，即电视剧中张敏那个人物的原型——嫂娘，跟她夫家的五个弟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能够牺牲自我，尽心尽力抚养他们长大成人，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女人特有的伟大的母爱。用宋佳的话说，是“所有已婚女人都能体味到的那种博大无私的母爱深情”。对题材的意义作了这样的开掘，宋佳后来在电视剧中再加以升华，就使得这个题材所包蕴的意义最大化也最优化地显现出来了。这里的关键是创作者对题材所具有的意义有自己的深刻的理解。

我在上面说的电视剧作品里的题材都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这个“一定的意义”也还说明题材的意义和对题材意义的解读也是有差别的。

宋佳说，《嫂娘》这部戏拍完很久了，她依然沉浸在张敏的生存状态中。其实，很多人也都会觉得，看完这部7集的电视剧之后很久很久，大家还是难忘宋佳在屏幕上给人们描绘的诗意化的人性美。一方面，耳畔余音缭绕，“弟也亲，妹也亲，弟妹连着阿嫂的心……”我们想起剧中人物张敏和那五个小弟妹演绎的一段人间至真、至善、至美的亲情，还会为之深切地动情以至动容；另一方面，脑际画面萦回，“生也真，死也真，阿嫂连着弟妹的心……”我们感悟剧中宋佳和五个弟妹少年和成年的扮演者任平、佟大为、耿然、聂运、丁凯、薛振峰、朱磊、汪智玉、王沁园和倪媛媛在屏幕上用他们的艺术创造活动塑造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还会为之感到欣慰。这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十年“文革”中，年仅19岁的少女张敏，在身为教师的父母双双遭到迫害致死后，自己也被注销了户口，发配回原籍“插队”——“劳动改造”。捧着父母的骨灰盒，张敏离开广州，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走进了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围屋。这围屋，这“温馨祥和的围屋”，原来就是客家人“心中完整的家”。走出了广州那个破碎的家，只身还乡的张敏，带着全身心的迷茫，走进围屋不久，果然又有了一个新的完整的家。不幸的是，张敏托以终身的那个男人运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县“宣传队”的女队长麦继红勾引，扭曲了人性，背叛了张敏的少女的纯真的爱。随后，他又在车祸中丧生。这个家，又破碎了。这时候的张敏，按客家人围屋的乡俗，应该远嫁，也不难远嫁。运成阿妈，运成的五个弟妹运东、运林、运河、运亭和运凤，也都在忙着送自己的好儿媳、好阿嫂远嫁他乡，重过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面对着老实憨厚、性情耿直的未婚夫茂生和他迎亲的队伍，张敏又抱起自己的一床红花被，从自家老屋再一次走进了围屋里运成的家，在痛苦和艰辛中，重新撑起那个破碎的家。不久，运成娘大病后离开人世，支撑这个破碎的家的重任落在了张敏一个人的肩上。在村支书海宽叔，和他老伴海宽婶，以及阿春、阿翠等乡亲，还有后来走进这个家的她的恋人、乡村教师赵方等人的关爱、呵护、支持和帮助下，张敏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终于让五个孤儿弟妹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这中间，赵方落实政策回了广州，为了这个家，她没有结伴同行。后来，她自己的父母落实政策平了反，她不得不回广州了，却还是牵挂着这个家，重又回到了围屋。终于，她把五个弟妹都抚养成人，都培养他们成了大学生。又不幸的是，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张敏积劳成疾，已是胃癌晚期。在和赵方迟来的新婚之夜，长眠在围屋的洞房里了。

这部戏里，运凤讲故事的画外音曾说，她阿嫂张敏的这种人生选择，当时令人吃惊，现在让人也难以理解。这也许说到了一点实情。记得，这部戏刚开播，我在学校里对一位年轻的教师提到这部戏，讲这个故事。这位青年教师问我，这是不是对张敏人性的一种压抑？我劝我这位年轻的同事，也劝所有持有这种看法的人，真的不要这样去理解人性。面对着那样一个家，那样一位重病在身的老人和五个孤苦的弟妹，没有权势的逼迫，没有功利的诱惑，甚至也没有好心人的劝导，相反，阿妈、阿弟、阿妹，还有围屋里的父老乡亲，甚至都为她的幸福着想劝她离去，然而，她却选择了这样的人生，无怨无悔地走完了这样的人生道路。这是什么？这是最真、最美、最善的人的天性！这样的人性，是最应该受到称颂的、受到尊敬的人性，最不应该遭到误解的、遭到指责的人性。这样的“人性”，最权威的释义就是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那孤苦的兄妹五人，她也因此而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不错，村支书海宽叔倒也说过，这围屋，能养人也能闷死人。但是，这闷死的，不是张敏的人性。围屋外，不是有一条连接着外面世界的河吗？张敏时时撑起竹排，一次一次地往返，还有那县城和广州的足迹，都是她要走出围屋的象征。而她要把运东五弟妹送进大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走出围屋，走向现代文明。只不过，她愿意为这走出围屋、走向现代文明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用牺牲自我的利他主义去换取围屋中中国一代又一代农民的幸福罢了。这显得她的心灵更为美好，灵魂更为圣洁，人性更为纯真、更多高尚。难怪有的专家在看片后要说，张敏是现代中国的“圣母”了。

值得称赞的是，《嫂娘》这部电视剧，歌颂这种人性的美，咏叹这种人性的美，为这种人性的美而欢笑，为这种人性的美而悲哭，倾注全部的激情将这种人性的美诗意化了，圣洁化了！

这里说到的实际上就是《嫂娘》这部电视剧作品的主题。

关于文学艺术作品的主题，已经是既往的文艺科学思考并且阐释得相当成熟的一个命题了。

王夫之在说到文学作品要“以意为主”的时候，讲过：“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为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磷，金铺锦章，寓意则灵。”⁽¹⁴⁾这里说的“意”，我们可以理解为主题。他是说，主题是作品的统帅。没有了这个统帅，作品的题材再丰富，再美好，再有意义，也没有用。

就电视剧而言，作品的主题，应该就是作品的形象内容系统的主导因素和灵魂。而这里所说的主题，就是通过作品里所描述的社会生活、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显示出来的贯穿全剧的中心思想和主导的情感。

比如，江苏电视台1987年录制的上、下两集的电视剧《秋白之死》，说的是瞿秋白英勇就义前夕的最后时刻的情景。瞿秋白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的奠基者。被叛徒出卖以后，身陷囹圄，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对生死持有一种特别独到的见解。剧中的瞿秋白，不是一尊“神”，而是一个“人”，一个“真人”，当然，也不是一个“完人”。《秋白之死》的创作者们巧妙地把《多余的话》里的许多深刻、警策、精美的言辞演化为画外音、人物独白、人物对话、旁白等等，非常逼真地、形象地展示了瞿秋白的气节、情操和品格，成功地塑造了瞿秋白襟怀坦荡、严于律己、多思善感、诗情横溢的光辉形象。瞿秋白的绝命诗只写了一半，就被蒋介石密令杀害。“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如此地视死如归，你看伟人远行得何等地潇洒！通过这样的造型，这样展示一代伟人、哲人、诗人的高风亮节和旷世英才，电视剧《秋白之死》就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尊崇并学习这样的伟人，如何像伟人一样对生死问题做出自己的哲理的思考。

这样的主题是震撼人的。1988年度的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果然评定它为单本剧一等奖。还令我惊诧不已并且极为感动的是，2005年11月，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给2004级的戏剧电影文学专业本科学生讲授《电视剧画面解读》一课，课堂上观摩这部电视剧的最后一大段戏，当投影的大屏幕上瞿秋白走出牢房经过大街小巷时，静谧的教室里，突然响起了同学们跟着电视剧的音乐哼唱起来的《国际歌》的乐曲！你看，生活在多元文化的复杂生态中的这一代的大学生们也被深深地感动了！

由于电视剧的主体部分越来越是长篇电视连续剧，作品的主题就不完全相同于《秋白之死》那样的单本剧的情况了。一般地说，在长篇电视剧这样的大型叙事性作品里，作品再现和表现的社会生活的深广程度都是空前的，丰富多彩的，人物也是众多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义和情感意义就有可能是多方面的。所谓的主题的多义性，就是这个意思。比如46集的《太平天国》，在全景式地演绎150年前的那场农民起义战争的故事时，涉及的方面很多。尤其是建都天京以后，由于领导集团日益腐败最终导致相互之间的血腥残杀致使革命完全失败，借此以总结农民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也是全剧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纵观全剧的叙事，我们还是要说，《太平天国》的贯穿全剧的中心思想，还是对于那场革命战争的歌颂。就像我在前面说到的傅善祥与天国同寿那场戏所显示的，这部电视剧是要“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群男女，营建过一个美好的天堂，十四年啊……”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在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的日子里，看这部大型电视连续剧，听傅善祥这样遗言，回眸历史，真让人觉得，这悲壮的天国之歌，还在时空的天际回荡，引人浩叹，催人思索，令我们不能不由衷地对太平天国的英雄儿女献上自己虔诚的礼赞。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太平天国的将士们，无论革命成功，还是革命失败，都是中华民族历史应该铭记的英雄。今日电视荧屏用太平天国英雄的热血伴着泪珠铸定的，正是那浩浩乾坤！这就说明，尽管，大型的叙事性电视剧作品有可能表现得主题多义，但在成功或比较成功的作品里，这多义却又不是彼此分离、互不相关的，里边一定有一个主题是贯穿全剧概括全剧全部思想意义的中心的主题。作品的统帅和灵魂就是这个中心的主题。

由于电视剧是用画面讲述人生故事的一种艺术，电视剧作品主题的审美特性就更为鲜明。这样的主题，都是蕴蓄在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和艺术形象及艺术形象体系的描绘之中的，而不是游离在社会生活和艺术形象及艺术形象体系之外的被创作者人为地硬贴上去的东西。它也不是只有思想而没有感情的东西。它要由观众经过审美接受去发现，去感悟，去体认。

我想到了1987年的12集的《便衣警察》。由公安部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录制的这部电视剧，说的是，1976年春，南州市公安战线侦察员周志明，在“陵园事件”中，因为曝毁了侦察员陆振羽偷拍的广场演讲者的胶片，被以渎职罪判刑15年。劳改期间，周志明以德报怨，挽救了在绝望中企图自杀的犯人杜卫东。大地震中，周志明带伤营救监狱看守人员，奋力阻止企图集体逃跑的犯人，不料反被诬为“带头越狱”。十年动乱结束，周志明平反昭雪回到家中，相依为命的父亲却早已离开人世。刑警队长马三耀把遗书和存款交给他。女友施肖萌把他接到家中，劝他复习功课报考大学以摆脱警察生涯。只是，周志明热爱自己为之无私奉献的事业，又参与了一起“窃密案”的侦破。在这起案件的侦破中，施肖萌的姐姐被捕，施家把周志明赶出了家门。直到后来，一起巨大的黄金走私案真相大白，施肖萌才明白，是自己误会了周志明。看这部电视剧，人们不在乎它淡化了的“案情”的侦破，更加看重的是其中的人物性格的力量和心灵深处的亮点。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通过警察这样一种特殊身份的人的经历和他们所感受的挫折、痛苦、喜悦、悲伤，通过他们对事业、生活、友谊、爱情的态度，看到的是那时的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命运，于是，可以说，大家认同了这样的主题：在人民群众与警察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歌颂了公安干警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有时候，由于作品主题的多义，以及主题表现的含蓄，人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就需要仔细辨认。比如，2005年11月在CCTV-1播出的40集电视连续剧《紫玉金砂》，制片方在分发给媒体的《新闻稿》里说：“这部电视剧是国内第一部反映紫砂文化、茶文化的电视剧。”在一次研讨会上，却有专家批评它没有能够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紫砂文化。其实，在我看来，《紫玉金砂》只是把一个传统的“寻宝”、“夺宝”母题的故事，安放在一对神秘传奇的“千古一壶”——“阴阳太极壶”里，驱遣各路人、“神”和鬼魅展开“夺宝”与“护宝”的角逐，演绎爱恨交织的凄婉的人生故事，搅起了一壶的风云，写下了中华紫砂壶文化的风韵，谱唱了中国近代史上一页撼人心魄的春秋。只是，《紫玉金砂》艺术构思之精巧在于，创作者把这个“宝物”定在了江苏宜兴紫砂泥壶的稀世珍宝——一对人称“千古一壶”的“阴阳太极壶”上。由此，闻名于世的宜兴紫砂陶文化第一次现身在我们的电视剧艺术文化中了。于是，先任两淮盐运御史后为金陵古玩行“紫玉轩”主人的潘天赐，他的儿子潘四爷，他的前后两位儿媳柳叶和金嫣然，孙女灵玉，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一些人，像身上藏着半把缺盖“阴阳太极壶”的奇人“康半仙”，还有制壶高人朱德海和他的遗孤朱砂，徐石川和他的女儿月莲，都为保护“阴阳太极壶”而历经患难，直到有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特别是，当着南京城里的日本商人井上太郎不择手段地想要掠夺“阴阳太极壶”用作日本天皇生日的贺礼时，落到敌人手上的潘四爷，最后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故事里有了这样的寻找和争夺，这“阴阳太极壶”里的一壶风云，也就写出了中华儿女的满腔爱国情怀了！一方面，故事尽情地展示中华紫砂壶文化的风韵，让我们看到了，那一方的神奇泥土，在一方艺术大师双双神奇妙手之下，变幻出大千世界，万物景观，至为美善，无限神韵；另一方面，又在这中华紫砂壶文化的风韵之上，伴随着清朝末年到五四时期再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风云变幻，倾注了世代传承的民族爱国大义，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故事由此而包孕了丰厚的民族文化。人们都知道，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精魂，有文化在，就有民族和国家在。紫砂壶文化，爱国文化，就这样融合在一起，使得《紫玉金砂》的故事趋于完美，具有了真善美的审美价值。这样，我们就不宜于把这部电视剧的主题解读为只是紫砂文化的表现了。

关于电视剧的主题，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电视剧作家、艺术家创作观念及艺术修养的不断变化，会有一个不断提炼、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是合乎创作规律的。比如2006年元旦CCTV-1的开篇大戏、32集电视连续剧《沙场点兵》的剧本创作阶段，主题就有过四次升华。《沙场点兵》是由三年前热播的电视剧《DA师》主创人员再度合作创作的，他描绘的是我们国家一群当代军人的生活，写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这部电视剧的剧名，由开始的《骄子》到《假如明天战争》，再到《跨越苍茫》，再到2005年元旦才确定的《沙场点兵》，也表现了升华主题的过程。其中，全剧的核心事件，开始是阅兵训练，后来变成机械化步兵训练教材搞改革，再变成换新装备搞信息化建设，最后是用基地化训练使部队走向战场。与此相应，这部电视剧的主题，也由最初的“练为战”还是“练为看”的观念之争，变成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还是装备，再到安于现状还是创新，最后提炼为抓军人意识和潜意识培养、抓战斗精神准备。

这样的提炼，其实没有一定之规。重要的是要体现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的当下最新状况，比如，2005年有一个新版的电视连续剧《家风》。原来，1982年度的第3届“飞天奖”有一个上海台和鞍山台合拍的上下两集的《家风》，获得过单本剧二等奖，说的是一个工程师的女儿爱上并且嫁给了一个贫困的建筑工人的故事。后来，1988年度的第9届“飞天奖”里，又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录制的9集电视连续剧《家教》，荣获连续剧二等奖，说的是一个医院院长，虽是留美医学博士，却又恪守东方传统道德，想要主宰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婚事，结果连连碰壁。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把自己民族文化艺术作品中一个传统的叙事母题，引进到电视剧领域里来了。这个叙事母题就是：由儿女婚姻大事牵连出来门第观念进而演绎一系列家庭伦理的问题。从那以后，17年多来，我们的电视剧艺术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作品里的“家庭伦理”叙事也不断创获新意。像《渴望》、《孽债》、《嫂娘》由过去的悲剧时代留下的恩怨情仇呼唤人间真情；《咱爸咱妈》、《儿女情长》、《撑起生命的蓝天》、《大哥》、《大姐》、《婆婆》、《亲情树》教人们在艰难的岁月里珍惜家庭血肉亲情；《今生是亲人》、《全家福》张扬的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走到一起了也要爱护至真至善至美的亲情；《一年又一年》、《牵手》、《空镜子》、《空房子》、《书香门第》等等则是描述家庭婚姻的风风雨雨，在这样的风雨中展示骨肉亲情；到了2002年以后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及随后的“激情系列”，这一类讲述家庭伦理故事的电视剧，特别设计了一个“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叙事外壳，又一次激活了人们的很大的收视热情。在这种情况下，这部2005年版的《家风》怎么办？只有继续创新才有意义！我们倒也看到了它的创新。新版《家风》的创新是在于：在“家庭伦理”的叙事母题中，加进了杨正民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离退休以后，继续在一些“闲差”的位置上发挥余热，服务于社会，偏偏又跟家庭财产及利益分割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并在展示他们丰富而又复杂的人性的同时，张扬一种无私无欲的高尚的正气！这是十分宝贵的审美价值。这样的新主题，还在更为深广的程度上回答了一个问题：根除高级领导干部在离退出领导岗位之后，他们的权力不应由他们的子女家人继承，不应该形成为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可以世代继承的“特权”。

这也说明，有时候，电视剧作品的主题也是具有历史性的。

此外，电视剧作品的主题有时候也有某种“形象大于思想”的现象，即作品的艺术形象所显示出来的客观思想意义超越出电视剧作家艺术家们创造这些艺术形象时的主观意图和思想。除了创作主体自身的矛盾乃至偏见等等因素，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时候是来自观众作为审美接受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比如19集电视连续剧《城市的星空》，就有这样的情况。

导演巴特尔在他的《城市的星空》的《导演阐述》里说，这部电视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打工题材’，不是一般意义的‘都市言情’或‘偶像青春剧’，它是对人物命运的真实揭示，对主人翁在城市化进程中向往、冲撞、融合、扭曲、异化、毁灭、升华进行的直面展示；它鲜活的生活化以及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立足于关注世纪之交和历史转型时期那些拥挤在主流社会周遭的边缘人命运的人文关怀和历史情怀。”这都没有错。然而，也许巴特尔和他的创作集体都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抒写的人文关怀，所抒发的历史情怀，实质上，竟然是当今举世关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变革的问题——给中国农民以国民待遇的问题。这是一个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回避不了的问题、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形象大于思想了。

【注释】

(1)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1版，2003年11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74页。

(2)同上，第78页。

(3)同上，第74页。

(4)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1版，2003年11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88页。

(5)同上，第97页。

(6)同上，第105页。

(7)同上，第112页。

(8)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1版，第278页。

(9)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1934）。见《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297页。

(10)梁仲华、童庆炳：《文学理论基础读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11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