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18年的战争对法国史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机。首先是《历史评论》的两位主编贝蒙(Charles Bemont)与皮菲斯特(Christian Pfister)要求重新组织科学的研究。1919年，他们的这些研究引起了时任倾向于进步与革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近代史教席的费弗尔的不满。费弗尔认为四年的战争恰好导向了一种对历史学家意识的考验。他在一堂课上的开讲辞的标题就是“在废墟世界中的史学”，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史学可能的情势进行分析[4]。此外也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费弗尔遇到了教中世纪史的布洛赫。两人都为四年的战争所深深触动，于是决心改变目前的历史学研究方式。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1月，费弗尔与布洛赫在科林(Colin)出版社的支持下合作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即后来闻名的《年鉴》)，并且他们以《年鉴》这份杂志为学术阵地开始了建立“新史学”的艰难历程。在创刊号的社论中，编者提出了两点主张: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提倡跨学科研究，力图统一人文科学;通过实例与具体研究来展示理论创新等。但《年鉴》创立之初并没有给学术界带来多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高估它在当时的重要性。即使在最初的几十年里，这份刊物也只有几百个读者，远比当时官方的《历史综合杂志》、《社会经济史季刊》、《历史评论》等杂志的读者要少的多。所以谈论《年鉴》是法国史学的主流，并强调其重要性等都是后来史学家追认的结果。
要谈论《年鉴》的影响，我们还是必须对两位创建者即费弗尔、布洛赫作一简要了解。费弗尔出身于上层知识分子家庭，接受的是法国传统的历史训练，即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地理学的重要性。他的第一本书《弗朗士地区:弗朗士—孔泰》(1905年)就是这方面的力作。而他最令人钦佩的著作则是其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与弗朗士—孔泰:政治、宗教与社会史研究》(1911年)。后来，因不满于早些时候法国历史学家的政治解释，费弗尔转而关注他所谓的“多重行为的深刻原因”，并在随后又出版了《弗朗士—孔泰的历史》。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个更为总体的计划，即为贝尔100卷《人类的演进》系列丛书写一部《土地与人类的演进:地理历史学导论》的书。再后来，费弗尔从对地理学的兴趣转向对思想者的研究，这种新兴趣点的成果最先表现在《马丁·路德:一种命运》(1928年)上。但在他所谓的“历史心理学”的探索上，最为成功的当数《16世纪不信教问题:论拉伯雷的宗教》(1947年)，这是一本把历史的兴趣点转向“心态”方向最重要的著作。也就是说，费弗尔要研究的是特定人或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态度等，对拉伯雷的研究只是问题的一个切入点而已。书中通过对16世纪法国人民的心态观念考察，费弗尔得出结论:16世纪缺乏不信神的根基，所以拉伯雷不可能不信神，进而言之，16世纪是“一个需要信仰的世纪”。尽管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是原创的，但仍在贝尔主编的“人类的演进丛书”中列第53卷。贝尔在替费弗尔此书所撰写的前言中题为“集体心理与个人理性”，以总结费弗尔的主要观点，同时也表达了法国人是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下表达一种“信仰”。
与费弗尔相类似，布洛赫也出身于上层家庭，其父为巴黎大学古代史教授。在专业训练上，布洛赫曾主修过历史学与地理学，所以他早期的著作即以地理研究为开端。1913年，布洛赫发表《法兰西岛》(L'
le de France)，对中世纪社会里的法兰西岛进行地理学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教席，与费弗尔一起共事，同时也开始对地理与集体心理产生了兴趣。除此之外，他还从社会学研究中借鉴方法来研究历史，因为他认为社会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时用精确的语言助益于历史研究，而这两项正是传统历史写作中缺乏的。除了上述研究法以外，他还钻研绘图法、考古学、农艺学、民俗学与语言学等，特别是对语言谱系的学习引导他向纵深发展。布洛赫还是比较方法与复归方法(regressive methods)的开拓者。关于比较方法，布洛赫在《法国农村的基本特性》(1931年)(中译本改名为《法国农村史》)等书中对英、法等国进行了详细比较，并且阐明比较方法的价值。就像他说的那样:“法国的发展运动只有放到全欧洲范围内来考察才能显示出其真正意义。这种研究……是通过对比，在指出它们的共同性的同时指出其独特性。”[5]但成熟并系统地总结比较史学方法则是在1928年国际历史学第六届大会上，布洛赫作题为《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的报告，对后来的比较史学发展开启了大门[6]。而谈到复归方法的运用，布洛赫认为自己是受惠于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F.W.Maitland)。他说:如果认为，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必须与事件发生的先后完全吻合，那就错了。虽然，他们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叙述历史，但在一开始，却往往如梅特兰所言是“复归”的，这样更为便利[7]。布洛赫在此基础上对法国农村生活史进行实证研究。
布洛赫对集体心理的兴趣主要表现在《会魔术的国王们》(Les Rois thaumaturges，1924年)。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认为这本书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原因为“该研究围绕创造奇迹的历史，并对人们如何可能信仰一种‘集体幻象’进行详细讨论”。[8]布洛赫对历史认识的主要贡献则是他对封建社会本质的探讨，如《国王与农奴》(1920年)作为概览性的著作显示了布洛赫视封建社会为农民，而非国王与侯爵的社会。但实际上对于研究中世纪的一些乡村共同体来说，我们并没有多少(甚至就没有)直接书面文献资料可供利用。而布洛赫坚持认为:史学家应根据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试图用自己学科的手段与严谨的方法论通过研究历史而作出回答。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人认为《封建社会》(1940年)是一本概览性的，而非具有实证基础的著作。
再次回到《年鉴》话题上来。布洛赫面对最初十几年来杂志的不景气，他与费弗尔一起邀请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任《年鉴》主编，以扩大《年鉴》的影响，同时也表明《年鉴》的开放心态与统一“人文科学”的决心。所以这里仍有必要对亨利·皮朗所作的工作与努力作一简要介绍。他是比利时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长年在根特(Ghent)大学任教。因比利时于1830年才独立，所以它并无多大的政治制度传统可供研究，这或多或少地使其转向对经济、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研究。皮朗意识到都市化是19世纪晚期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他涉入到中世纪城镇起源的大讨论中。围绕这些问题，他出版了《中世纪城镇的起源以及贸易的复兴》(1925年)。皮朗在第一期《年鉴》上发表一篇论中世纪商人的教育问题，同时对古典时代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让位于“中世纪”问题进行论证。此时参与讨论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家还有埃斯皮纳(Georges Espinas)、福吉勒(M.Fougères)等。
阿隆(Raymond Aron)是法国20世纪重要的历史哲学家，同时也是最早介绍德国历史主义理论的学者。他早年毕业于巴黎高师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30年代初，阿隆曾在德国科隆大学教书，并在柏林研究现象学与德国社会学。他利用这种条件接触了德国许多的前沿理论，并把它们介绍至法国。1938年他同时发表了《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界限》、《批判的历史哲学——论德国的历史理论》。1950年出版《当代德国社会学》，书中的“历史社会学”部分对历史理论进行了详细分析[9]。后来出版社还刊出了他在巴黎大学的讲义《历史社会学大纲》。1961年，他出版了《历史意识的维度》。1973年出版《历史与暴力辩证法》。其后还有法兰西学院课程演讲《论治史》(1989年)结集出版。
马鲁(H-Iréncé Marrou)是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1939年，马鲁发表了《历史学家的悲哀——关于雷蒙·阿隆的学位论文》，以进一步批判实证主义史学，同时也使得作者成为了法国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又一重要代表。1954年，他发表了《论历史认识》，主张历史学家应对其自身研究工作进行反思和批判，并深入理解什么是历史真实、历史真实的程度与限度、历史与历史学家、历史的效用等问题。
在历史的真理观上，马鲁并不是完全否定兰克所代表的“科学”的历史学。相反，马鲁说:“历史学像人类的其他经验一样，代表着具有同样的可信程度的人类理性。过去在人的既有经验中同人相遇，这同样具有现实的价值。”况且“历史学是以某种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它要求认识人类‘真正’经历过的过去。”但是，马鲁承认“这个人类‘真正’经历过的过去，人类的这种演变并不形成历史学。史学并不像康德以前的认识论所相信的那样，它不是人类演变的简单写照。人类的过去一旦在历史学家的意识中获得生命，它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同另一种存在形式连接在一起”。[10]对于马鲁而言，他否定勒米什莱关于让过去复活的公式，也否定了柯林武德关于历史重演(re-enactment)的公式。马鲁强调历史只能是一种“主体于客体无法拆解的混合”。他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即[11]:
所以在马鲁看来，如果想要客观地认识历史实在是不可能的，任何历史理解都带有主观性，即历史认识需要“理解”。但在马鲁看来，这种“理解”(comprendre)又与德国诠释学传统中的“理解”(verstehen)涵义不同，即前者认为历史的理解需要与因果律相结合，并以此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从马鲁对“理解”问题的看法来看，他与费弗尔对“理解”的认识相一致[12]。马鲁认为:由这种“理解”带来“历史认识的本质在于它不允许有概率性的认识积累。从理论上来看，这种概率性的认识可以获得某种表面的确定性。总而言之，历史认识是以某种信仰活动为基础的。……历史认识就是起源于某种信仰活动”。[13]
另外，在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上，马鲁认为:城邦、资本主义、阶级、阶级斗争等所有的历史概念都不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的反应，而只是具有“严格唯名论性质”的“纯理念”，任何“夸大这种思维工具的本体论价值都必然导向纯幻象主义历史学的产生”。而其他一些“真正的历史概念”如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等，作为确定历史实在的具体部分的特殊概念，它们也是“不能精确地界定”。这些概念只是历史学家借以回顾重要的历史综合理论的单纯象征。马鲁最终的结论是:“真实性，历史的真理从各个方面都受到束缚着人类生存状态的依附性的限制……一个自然的结论是不可能有某种来自经验的，更一般地说，具有科学依据的历史哲学。从其古典意义来说，所谓历史哲学就是希图揭示人类长期演变的意义或普遍规律的学说。”[14]总而言之，马鲁的历史认识带有主观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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