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根源的历史探索

一、生态危机根源的历史探索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生态危机根源进行了广泛探讨，其中，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颇具代表性，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在经济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在于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逻辑必然导致自然成为掠夺的对象，在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条件下，资本家为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自然界进行最大限度地剥削，结果导致能源短缺和资源枯竭，造成生态危机。

在政治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构成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凯恩斯主义出现后，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但同时带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当代社会的资产阶级已难以找到维持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诸原则认可和服从的途径。为了巩固统治秩序，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来维护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要不断向外扩张，对自然界进行无止境开发，导致生态危机。

在文化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之间有内在联系。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5]从历史来看，“控制自然”的观念诱使人们把全部自然作为满足人的欲望的材料加以理解和占用，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此外，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主张消费至上，造成现代人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表现欲望的满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主义价值观使得整个西方社会把如何保证支撑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作为关注的中心，进而诱发严重的生态后果。

在社会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异化也会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科学技术的异化是指，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产生了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负面作用，成为与人相敌对的力量。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生态中心主义者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认为科学技术是当前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我们不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至少不能脱离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缺陷。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

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探索，其中不乏深刻之处。然而，它在把资本逻辑作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时，未能深入检审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即现代形而上学。^[6]此外，在分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时，又没有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生态危机所彰显的文化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将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加以主题化，进而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重构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