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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时间:2022-06-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危机管理研究的转折点,自此“危机”普遍受到世人重视,推动了政府、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的携手合作。日本最早对危机管理的研究首推龟井利明。该时期危机管理主要代表著作以罗伯特·希斯的《危机管理》、劳伦斯·巴顿的《组织危机管理》最为瞩目。所以,目前来看,危机管理学还未完全成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已基本实现了产业化。

五、危机管理的起源历史发展

(一)危机管理学在西方的起源与发展

1.20世纪60年代以前

关于危机的研究,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德国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和1929年在美国发生的严重经济萧条的情况,使得危机管理作为企业防卫的管理而产生。当初它只是单纯的危险对策、保险管理、安全技术和防灾计划。

20世纪50年代,有关一般危机处理决策、谈判理论的书籍以及危机个案研究相继问世。

2.20世纪60~70年代的理论萌芽

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危机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开始提出危机管理这一概念。危机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决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首先被运用于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主要分析的是政治危机,包括政治制度变迁、政权与政府的变更、政治冲突和战争等。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危机管理研究的转折点,自此“危机”普遍受到世人重视,推动了政府、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的携手合作。

在美苏争霸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危机管理”一词便进入了管理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并已经逐渐扩展到自然灾害、技术系统事故、社会经济系统危机预防等领域,并取得良好的应用成效。对危机的研究,集中于做计量,类比分析,测试变量之间的相关度,后来研究者加强了对概念、通则、模型、理论的建构的研究。以格雷厄姆·T.阿里森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为例,他建立了3种模式:理性行为模式、官僚组织过程模式和议会政治运作模式。而查尔斯·赫尔曼和布莱迪从200个假设中建立了4种模式:个人压力模式、组织反应模式、敌对互动模式和成本计算模式。这个时期危机管理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政治危机的根源,寻找处理和应对政治危机、维护政治稳定或促进政治变革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定性或思辨性的;研究方式则主要是学院式研究和经验性研究。

同一时期,美国学者R.Bake以及L.Mouton对领导行为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他们率先从企业组织因素来考察有效领导和无效领导的行为差异,建立了一套指标系统来评价企业内部的不信任行为、冲突行为、无效行为、沟通障碍和失误现象。

日本最早对危机管理的研究首推龟井利明。20世纪60年代初,他对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经常出乎意料地发生倒闭的事实抱有疑问和关心。他认为,日本的经济规模虽在扩大,经济在高速增长,但是一些企业没有实行科学的危机管理活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予重视,缺乏防灾对策和环境对策,因而出现了经营危机,以致走向倒闭的末路。

3.20世纪70~80年代的逐渐成熟

20世纪70年代,西方危机管理的研究出现了一次高潮,研究领域从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领域扩展,从自然灾害领域向公共危机管理领域扩展,危机管理成为一门学科,形成了企业危机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两个既独立发展又相互融合的学科分支,大量危机管理著作出版,危机管理成为大学的学科和专业,也成为一种社会职业。

这一时期,西方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出现高潮有其历史背景:

第一,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美国与前苏联在全球进行争霸,亚洲、非洲一些国家在民族独立后政治不稳、战争不断,全球南北差距拉大、冲突凸显。

第二,一些国家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经济、社会系统日益庞大和复杂,公共管理领域迅速扩张,任何薄弱环节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形成整个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另一些国家正处于向现代化的发展过渡之中,矛盾冲突更多且更易于爆发。

第三,人类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自然资源破坏严重,自然用灾难对人类进行报复,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日益巨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危机研究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直面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的相关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也逐渐成熟:政治学的行为主义走到巅峰,经济学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理性复归,行政学经历了从古典行政到公共行政再到公共管理的范式转变,社会学有了对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心理学的发展则提供了从个体心理分析到社会心理分析的方法,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则为危机冲突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和工具,对灾害的研究形成了灾害学理论。总之,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发展高潮的出现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相关学科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4.20世纪80~90年代的主要理论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竞争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一些学者将危机管理理论扩展到研究经济及企业管理问题,探讨企业在遭遇危机以后如何实施紧急对策,危机管理开始在企业中日益受到重视。1986年,史蒂文·芬克出版了《危机管理:为不可预见危机做计划》一书,对危机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危机管理分析框架。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开始研究企业危机管理问题,但重点在于自然灾害以及环境污染引发的企业危机,提出的解决措施主要是在危险费用化的基础上合理购买保险。

该时期危机管理主要代表著作以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的《危机管理》、劳伦斯·巴顿(Laurence Barton)的《组织危机管理》最为瞩目。

罗伯特·希斯的《危机管理》理论框架涵盖风险评估、危机预警和避免、危机应对计划与准备、危机反应管理、情境管理、危机沟通、恢复管理、危机管理评价等内容,其在危机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中有标志性贡献。劳伦斯·巴顿的《组织危机管理》则在危机沟通、各类日趋复杂的危机应对方面进一步加深、拓宽了危机管理在企业领域的应用,对非营利组织的危机管理也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5.进入新世纪理论的发展

在21世纪,危机管理学进入基本理论完善的新阶段,危机管理作为企业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更与企业公共关系学、企业战略管理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领域有更密切的交叉关系,特别是大量利用信息理论、决策理论、系统理论新学科构建危机管理学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危机管理毕竟建立时间短暂,许多基础理论还有待于建立和完善。所以,目前来看,危机管理学还未完全成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已基本实现了产业化。据统计,美国各公司雇佣了约3000名专业的危机管理人员,美国、加拿大还有数十家独立的危机管理咨询公司,专门进行危机管理咨询工作。不仅如此,危机管理的教育也得到了重视和发展,现在,美国、欧洲各知名大学的商学院都普遍讲授危机管理课程。许多大企业在经历了危机的生存考验之后,危机管理的意识越来越强,并将危机管理视为新的公司铁律(New Corporate Discipline)。伦敦证券交易所也提出新的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建立危机管理体制,并要求定期提交报告。

(二)我国危机管理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9]

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周易·系辞下》中写道:“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礼,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早已成为历代安邦治国平天下的最重要的经验,战国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用非常精练的语言把它概括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易经》除去“系辞”、“说卦”以外,八八六十四个章节里边,总是不惮其烦地警示人们要关注“吉凶”的变化信息。《易传》总是告诫后人:“亢龙有悔”、“盈不可久”、“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它的“神秘莫测”的说教,无疑蕴涵着忧患意识,给人们以警觉和启迪,对后世人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真正做到居安思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从细微处着眼,时时警惕,防微杜渐。《周易》是关于变化的理论,特别强调变化的“几”,要人们学会“知几”。“几”即“微”,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或萌芽。《周易》认为,这种苗头或萌芽虽然“微”而似无,但却能够预示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是吉是凶。吉凶祸福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无论做好事与做坏事都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正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用《易传》中的话说即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坤·文言》)“早辨”即及早察觉,也就是“知几”。能及早察觉,就能防患于未然。这些都是在讲危机的预警与预防。而《道德经》中所说的“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则包含着危机中孕育着机遇的辩证思考;“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则是对危机发生后进行总结学习的思想。可以说,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积极进取精神。但我国对于危机与危机管理的系统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对其作为决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进行实证性研究尚属空白。

20世纪90年代,企业危机管理的理论开始传入我国。国际著名危机管理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Michael Regester)所出版的《危机公关》(Crisis Management)一书,于20世纪90年代引进中国,旋即引起危机公关研究热潮。该书的引进,在中国市场经济大潮涌起的时候,唤起了人们对危机管理的认知和觉醒。20世纪90年代以后,标王秦池兑酒事件、巨人集团的财务危机等企业危机事件引起中国企业对危机管理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曾先后资助佘廉等人从事《企业逆境管理——管理失误成因分析及企业滑坡对策研究》、《企业危机的预警原理与方法》等研究项目,许多学者开始涉足危机管理的研究工作。国家相继颁布和实施了《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规,这些都为我国全面建立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危机管理系统打下了一定基础。此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企业家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和经营风险,因而,加强企业危机管理,提高企业家危机管理的意识和水平,对于我国每一个企业都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同时,各种社会危机频繁发生,危机管理将成为各个组织、各个部门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企业对公关特别是危机公关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专业的国际公关公司和本土公关公司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亮相,2006年中国更是出现了第一家专门的危机公关咨询公司,2007年第一家危机管理学院在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一些有识之士带头在企业实行危机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华为、海尔等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对危机管理重视起来。

近些年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但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依然存在,致使危机事件不断出现,如台海危机、我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法轮功事件、东突问题等。另外,其他危机事件也时有发生,比如火灾、地震、水灾,特别是2003年爆发的SARS危机,更是把我国危机管理研究推向了高潮。自此,我国才真正开始了现代危机管理研究。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危机管理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今后,我国危机管理理论应该在充分借鉴西方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在危机管理立法、机构设置、预警机制、信息沟通、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协调等方面逐步进行完善。

【注释】

[1]Hermann,Charles F.,International Crisis: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New York Press,1972。

[2]Rosenthal Uriel& Charles Michael T.,Coping with Crisis: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Riots and Terrorism,Springfield:Charles C.Thomas,1989。

[3]转引自罗伯特·希斯著,王成等译:《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4]Kathleen Fearn Banks,Crisis communication:A Casebook Approach,New Jersey:Lawrence Erlubaum Associates,1997。

[5]转引自罗伯特·希斯著,王成等译:《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6]Otto Lerbinger,The Crisis Manager:Facing Risk and Reponsibility,New Jersey:Lawrence Erlubaum Associates,1997。

[7]提莫斯·库姆著,林文益、郑安凤译:《危机传播与沟通》,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8]刘刚著:《危机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9]转引自何海燕、张晓甦著:《危机管理概论》,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06版,第3页。

[10]鲍勇剑、陈百助著:《危机管理——当最坏的情况发生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1]Steven Fink,Crisis Management:Planning for the InvisibIe,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1986, P.15。

[12]转引自孙彩、曲世友、孙凯著:《对危机管理的原则及程序的探讨》,载《科技与管理》,2002年第4期。

[13]苏伟伦编著:《危机管理——现代企业失误管理手册》,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4]冯旭芳:《“科学发展观与化解”三农“问题解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5]张成福著:《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战略》,《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7期。

[16]罗伯特·希斯著,王成等译:《危机管理》,中信出版杜2004年版。

[17]转引自肖鹏军主编:《公共危机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5页。

[18]同上,第32~33页。

[19]何海燕、张晓甦主编:《危机管理概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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