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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

时间:2022-08-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 ——黑格尔哲学史方法的意义□ 邓晓芒对于哲学的性质,我的老师陈修斋先生早在1988年就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看法:“哲学无定论。”这就是黑格尔哲学史观所确立的哲学和哲学史同一性的原理。所以在哲学史中我们要从全体来看每一个哲学家,或者说要历史地看待每一个哲学家,每一个哲学家的哲学在全部哲学中只占据一个环节。

哲学与哲学史之间
——黑格尔哲学史方法的意义

□ 邓晓芒

对于哲学的性质,我的老师陈修斋先生早在1988年就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看法:“哲学无定论。”他说:“事实上不仅对于哲学的定义无定论,对于哲学是否应有或能有公认定义问题无定论,对于哲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也都无定论。我认为,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1]我理解这里的所谓“无定论”,不是指不要作任何判断(如同怀疑派那样),而是指哲学的任何判断都是发展着的,不但是变化着的,而且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表面到深刻、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不断前进的。

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从中自然就可以引出另一个看法:哲学就体现为“哲学史”,而哲学史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哲学。这就是黑格尔哲学史观所确立的哲学和哲学史同一性的原理。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提出,哲学史和其他一切历史描述(如政治史、民族史、科学史、艺术史、宗教史等等)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其他一切历史都是先有一个精确的概念或定义,如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艺术等等,然后按照概念定义去搜集历史上的史料,把它们编排成一部历史,而最后这些概念并无变化;但是惟有哲学史不能这样。因为哲学史并不是先有了一个关于“什么是哲学”的完备的概念,然后再用这个概念为标准去对人类思想史上的材料加以取舍;相反,“哲学”这个概念正是在对人类思想史上的材料进行分辨和研究的过程中才形成和逐渐完善起来的。当然,最初的一个模糊的概念还是必要的,比如“爱智慧(philosophia)”,但是如黑格尔说的:“它的概念只在表面上形成它的开端,只有对于这门科学的整个研究才是它的概念的证明,我们甚至可以说,才是它的概念的发现,而这概念本质上乃是哲学研究的整个过程的结果。”[2]黑格尔由此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的命题:哲学史就是哲学。本文想对这个命题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

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碰到一些人,会问:你们学哲学的,知道什么叫哲学?你给他讲什么是数学很简单,讲什么是宗教、信仰也可以说得通,说什么是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得清楚。但说什么是哲学,是说不清楚的。实际上整个哲学史就是说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说清楚,而且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楚。如果有一天真的说清楚了,哲学史就完结了,人家也就不探讨了。但哲学的这个缺点也恰好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哲学正因为搞不清楚它是什么,所以才有哲学“史”,一代一代的人才不断去想要搞清它。其他的历史,如政治史、民族史、艺术的历史、科学史这些都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哲学史恰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恰好是研究哲学的概念的历史,探索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的历史。

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要写哲学史,但又不知道哲学是什么,只是在探索哲学的概念;但哲学的概念还没探讨出来,凭什么来写哲学史?按什么标准说“这就是哲学史”呢?所以黑格尔说哲学史的概念“只在表面上、形成了它的开端”,只有整个研究才是它的概念的“证明”,甚至是它的概念的“发现”。哲学史也有一个哲学概念,我们通常不假思索地也可以说,哲学就是探讨那些最高问题的,这些人都是些“爱智慧”的人。从形式上说,这也可以说构成了哲学史的一个开端。哲学家开始不再探讨具体的问题了,开始探讨形而上的问题,哲学史就开端了。但黑格尔讲这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开端。我们要探讨最高的问题,但那些最高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它有没有答案呢?这个我们确定不下来。恰好因为确定不下来,所以说它推动了一代一代的人去探讨。有时以为自己抓到了,结果发现还不是,还要继续往前走,这就是哲学史。所以黑格尔认为只有对整个发展过程加以研究,那才是哲学概念的证明,甚至才是哲学概念的发现。哲学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证明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发现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你就只好这样来回答了:哲学就是对哲学的发现。但这等于没给答案。发现就是还没有,还“有待于”去发现。但哲学是什么的确只能这样回答:哲学就是发现什么是哲学,这就是“历史”了,就是哲学史了。既然发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代,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只有“整个”哲学史才形成了哲学的概念。那个概念是一个理念,高悬在彼岸,你只有无限地向它接近,最后你将会有整个哲学史的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当然是没有终结的,但是在黑格尔的心目中,大概就是以他的哲学作为终点了,这时你才知道什么是哲学。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哲学的概念在哲学史中才变得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靠近它的绝对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只有从整体上看,才形成整体的哲学概念,这个观点原则上还是对的。如果单独从形式上挑出一个来,或挑出一批来,说这就是哲学了,或者说这才是哲学,那都不行,因为它后面还有。后面的不断修正前面的,不断改写前面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哲学”概念才呈现出来。但是所谓“最后的哲学”当然永远不会到来。

所以,哲学史是从整体上来看的,整体上来看就有这样一个视角,就是我们把哲学史看作整个人类精神的发展史。一代一代的哲学家,他们一个比一个站得更高,体现出人类精神、人类思想的发展,哲学家个人只是在整个发展链条中占据某个环节,然后就被后来的环节所超越。所以在哲学史中我们要从全体来看每一个哲学家,或者说要历史地看待每一个哲学家,每一个哲学家的哲学在全部哲学中只占据一个环节。所谓“历史地看”,就是看他对前人有哪些超越,他又在哪些方面被后人超越了,也就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具体的哲学家。这是黑格尔特别强调的一个视角:整体性在先,个体只是整体中的某一个环节,个体只有在整体中,它的意义才能得到理解。所以黑格尔讲:“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3]哲学家的人格,哲学家个人的特点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如何?当然每一个哲学家都是天才,都是创造性的,他提出了创造性的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是他独创出来的。如果没有创造性,他提不出那些问题,或者提出的问题没有意义。但是如果只着眼于这一点,你就不能理解哲学史。他为什么能独创?尽管哲学家要独创,就要发挥他自身全部的创造性,但是这个全部的创造性,跟人类整个的哲学思维发展比较起来,它只是一个环节,是以前人的全部创造性的成果为前提的。或者说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就是靠一代一代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而形成起来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了解、理解哲学家个人,他的独创性、创造性,他的天才;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把这所谓的天才看得好像很神秘,它一旦创造出来,它就是可以被人理解,而且可以激发其他人的创造性的。在它的基础之上,后人才能够进一步进行创造,发挥其天才、独创性。

每个人都有他的创造性,但是,并不是一个哲学的内容和实质就完全在于它的作者的天才,在于他的个性,并不完全这样。真正创造性的思想是普遍的思想,人类的思想。用黑格尔的话来讲,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才是创造主体,真正的创造性。所有个人的创造思想都是绝对精神自我创造的一种体现,一种表现,每个人都有精神,所以他才有创造性。那么绝对精神就具有绝对创造性,而绝对创造性它是没有特异性的,没有特殊性的,它不是限于一个一个哲学家的完全个人的天才,个人只是作为绝对精神的代表,他是在前人的创造性的基础之上形成起来的,并且为后人的创造奠定基础。所以在这个整体性的眼光之下,每个人的独创性、天才都消失了,成为了普遍性,当然这个普遍性是要花大的代价的,是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独创性才能获得的。这就是所谓绝对精神作为“客观思想”在那里进展,在那里发展。这是黑格尔的一个基本观点。它有抬高整体、压制个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它一定的道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史是一个“传统”,我们说,传统是由每一个人形成起来的,但传统又超越于每个人,每个人都在传统之中,人不可能完全超出他自己的传统。那么什么是黑格尔所理解的传统?他有一段话:“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4]这就是他理解的传统,它本身是创造性的。绝对精神也是一个传统,人类哲学思维流淌了两千年,才形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

但是我们现在一讲传统,好像就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对峙,好像传统文化就是一个管家婆,里面就有那么多东西,有那么多资源,有那么多精神食粮,保存于仓库里。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传统是生命洋溢的,现代化就在这个传统之中。传统有生命,本身是创造出来的,所以它到今天仍然需要创造。我们今天就是在创造传统,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所想的问题在将来不就是传统吗?这种问题,这种话题并不是靠保守住过去的东西就能够自动地长出来的,而是需要自己去创造。所以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其实是一个假问题。传统在当时也是“现代”,也是那些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创造出来的,如果他不创造,他只是复述前人的东西,那他的话语就传不下来;如果他只是一个管家婆,那么传统就中断了。所以我们很多鼓吹要保护传统文化的人,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是在中断传统,是在败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怎么可能“保存”下来?必须去创造,必须“接着前人讲”。如果只是“照着前人讲”,你的话全都白讲,超不过前人的。只有接着前人讲新的东西,传统才能延续下来,这才是传统。现代和传统并不是对立的,现在就是传统,就是传统的形成,就是传统在继续,就是传统的生命力之所在。

黑格尔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进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5]为什么停止不前呢?因为中国人老是把自己的传统看作一个“管家婆”,我们已有的东西要保持,不要丢了,“祖宗之法不可变”,任何新的东西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我们中国人历来就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停止不前。但黑格尔认为,必须使传统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降为一种现成的材料,由精神加以转化”。[6]如果以往传统的地位不降低,新的东西就出不来,它必须降为一种现成的材料——提供给新的东西进一步创新的材料。进一步创新必须在以往传统的基础之上,才能创新,所以他讲要用新的精神对之“加以转化”。所以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当然应该这样的,应该创造性地转化,应该对传统现有的材料进行转化;不要把它神圣化,好像碰不得,摸不得。要用精神加以转化,发挥自己的精神创造力。

所以黑格尔讲,“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7]。我们研究哲学史,好像那是人家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史,认为西方哲学史不就是西方人搞的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当一个中国人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时候,西方哲学史在这里就是中国人的形成史,它就加入了现代中国人的形成史。所以它不是什么外在事物的生成,哲学史是人类精神的生成。过去的人类,与我们今天的人类思想是相通的,它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成。我们学西方哲学史,我们经过了这个过程,经过了每个哲学家,学完了以后,我们在精神上有个再生。它就是我们自身思想的生成,因为可以把哲学史看作一种自由思想的活动,你的自由思想就可以由此而被调动起来。

黑格尔对他的哲学史的概念做了三点概括,这三点概括是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主要想要表达的,也就是他在该书的“导言”中主要提出来的:1.哲学史的性质和概念: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是以历史形态出现的哲学体系。2.哲学与其他的东西如宗教、神话、政治、道德、科学、艺术等等的区别与联系。3.哲学史的概观,即哲学史的分期问题:它是如何发展的,经历了哪几个主要阶段。黑格尔强调指出:对哲学史的分期应突出各阶段的哲学意义,按照哲学思想来分,哲学史的分期是哲学的逻辑层次的划分。本文将着重谈第一点,即黑格尔对“哲学史的概念”的论述。[8]

黑格尔一开始就提出,哲学史本身看起来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自古以来“哲学”与“历史”本来就是矛盾的。历史是指发生了的事实,偶然的,可发生也可不发生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说“诗比历史更严肃”,更不用说哲学了[9]。哲学是讲道理的,历史没有道理,没有逻辑,只是事实而已。哲学在讲道理的时候不管历史,哲学就是逻辑、道理、理性。我们知道,在形式逻辑中讲应该如何,必然如何,其中无偶然性的地位;在归纳逻辑中有偶然性,但也是力图通过逻辑程序使偶然性接近于必然性。这样看来,“哲学史”这个概念,又是“哲学”又是“史”,岂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类似于“圆形的方”)所以人们认为,不能讲“哲学史”,只能讲历史上的哲学。但历史本身如何成了哲学呢?把历史讲成哲学就构成自相矛盾。在其他各门历史中,你尽可以说宗教史、政治史、艺术史等等,并不存在矛盾。因为这些东西的确都是偶然产生出来的,它们的各种不同的形态都是经验的,可以当作事实来对待。而哲学讲的是永恒的事,怎么可能形成历史?

但黑格尔认为,恰好哲学与历史具有比一般所认为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的哲学”与一般哲学本身是不可分的,这不仅仅是说历史上的哲学都是“一些”哲学,而且还是说历史上的哲学都是“唯一的”哲学。如果我们写出一部哲学史,它就必须是一部哲学。所以真正说来,研究哲学史是哲学家的事,他必须懂哲学。其他学科的历史没有这个必要,例如作为非艺术家可以研究艺术史,不信宗教的人可以写宗教史,不是政治家也可以写政治史。或者说,艺术史不是艺术,宗教史不是宗教,政治史也不是政治,但哲学史必须是哲学。写哲学史的人必须是哲学家,作为哲学家也必须了解哲学史。哲学史不是外在的历史,不是体现为偶然性的东西,而是内在历史。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的内在历史在其最高阶段上通过哲学显现出来,变成纯概念式的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而摆脱了一切外在的束缚。所以只有抱着闲暇的心情才能做哲学研究,这种心情使人超越于世俗事务,接近于绝对精神并探讨它,这就是哲学史的概念。哲学和历史这样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在哲学概念中首先包含有一个内在矛盾,但这个矛盾对于它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内在矛盾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由这个内在矛盾才推动了历史上的哲学不断地去追求它的永恒概念。这个是其他各门历史或科学所不具备的。

为了证明他的这一崭新的哲学史观,黑格尔对以往各种哲学史观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分为三点。首先是“哲学史作为分歧意见之堆积”。这是一种关于哲学史的最普通、最一般的概念。黑格尔对这种哲学史观的批判是,这种历史观属于“原始的历史”,即主张所有的这些哲学史上的材料必须是确实发生过的原始资料,但由于这些思想资料都发生在古代,所以它们都是错误的或有问题的,而决不可能是真理。所以人们把这些分歧意见的堆积看成错误意见的展览,只是出于历史的兴趣才把它们搜集到一起。问题只在于这些资料是需要考证的,必须做得客观、详实。的确,这种工作是一切不同类型的哲学史所必不可少的,这是在做奠定哲学史基础的基本工作,中国的许多人都在做这种工作。但是黑格尔认为,只是知道一大批无用的东西,或用一些意见去引起另一些意见,这种历史不配称之为哲学史。(如果我们要给它命名的话,顶多只能叫做“哲学史料史”)。我们今天也热衷于鼓吹所谓的“小叙事”、“多元化”,后现代思潮认为每个人都有道理,都有同样的发言权,但所有这些都只是意见而已,只是意见的堆积,而不是真理。黑格尔认为,哲学家应追求真理,哲学是永恒的东西,是对真理和绝对的东西的揭示,而不只是意见。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所导致的结果是使真理越辩越明。哲学史上的哲学肯定包含有绝对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意见。意见只是个人的看法,是否含有绝对的东西不知道,只有通过意见的相互争论才能知道。如果不较真,不力图把它们统一起来,那就仅是一堆意见,无用的东西。真正有用的东西是哲学,所追求的是有绝对真理成分的真理性的东西。所以把哲学看作意见的堆积是很低层次的,这种原始的历史缺乏反思,并不构成真理。较高的层次是反思的历史,它往往表现为批判的历史,这一点在《历史哲学》的导言中作了更为清楚的阐述。[10]

所以第二种要提到的历史观就是所谓“批判的历史”,也就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原始的历史无批判,只是介绍,顶多是有根有据的考证而已。但在“批判的历史”这里还要加上自己的某种评价,这些评价大多为否定性的。这种哲学史观通过对哲学史的研究证明哲学的无用,把历史上的哲学家一个个评过来加以批判,说出它们的无用。这样就比原始的历史提高了一个层次,要对他们的错误加以证明,不只可笑,而是要证明他们错在哪里。这种批判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全部采取否定的批判态度。黑格尔说“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11]在这个死人的王国里,一群幽灵在那里自己相互打斗,互相指责对方的不成立。正因为他们互相已指出对方的不成立,所以后人就可指出他们都不成立,这样就把整个哲学史否定了。所以哲学无用,哲学史也无用,哲学史的用处就是证明哲学之无用。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哲学今天还有存在的价值,俱往矣,风流人物都死光了。这就是“批判的哲学史”,仅仅是批判、否定。但其实真正完全批倒的不多,真正只是为了批判别人的也不多。如康德、休谟的批判与怀疑还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哲学。哲学史与哲学无用只是一种说法,它的用处只是证明所有的哲学尝试都失败了,都是没用的;至于是否要重建形而上学则是另一种说法,结果可以不完全是消极的。但至少对于哲学史的态度,在这些人眼中是一无是处的。

第三种是“关于哲学之分歧的解释”。这种历史观比前两种层次更高,它不只是罗列和批倒批臭,不是一概否认,而是要解释为什么如此,为什么犯错误,在错误中是否有合理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具体的历史”,实际上已接近了黑格尔自己的哲学史观。前面两种是普通的概念,虽然这里也是普通的,有很多哲学史家对它加以解释,但问题是能否引出黑格尔的历史观。黑格尔认为,虽然解释很多,但真理只有一个;哲学派别的分歧很多,但它们都是哲学,凡是留下来的有影响的哲学家肯定有他们的道理——他们都是哲学。哲学在哲学史上是多样化、多样性的,多样性不妨碍哲学,而是绝对必要的。哲学既然要在历史中展开自身,必须表现为多种形式,甚至相互冲突的形式,必须由一个否定另一个,才能经历它自身,提高它自己。这种多样性是本质性的,正好是哲学史在发展中的体现。既然要发展,就必须体现为多样性。后现代也在强调多样性、多元化,这有利于解构霸权话语、一言堂,但多样性不仅是多样而已,多元化不仅是很多同时并存而已,而是在多样性中有一个绝对必要的本质的东西在发展。否则多样性就成为过眼烟云,留不下来。当今很流行这种“只要曾经拥有,何必天长地久”的颓废情绪,不求在历史上流下什么痕迹,把自己看作偶然的匆匆过客,跟其他人无任何关系,不愿发生任何作用,只要有那种小小的感觉就够了。这是当今流行的后现代的颓废思想。但是,只有在多样性中看到发展,才能给人以信心,人不仅如同动物般生活,而是精神的生活,他的精神与人类精神是相通的,这样就要考虑多样性在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作为精神的存在,无论如何各不相同,肯定要在精神发展中起作用,成为多元中的一元,多样中的一样,但正是这一元,这一样促成了一种更高的东西,即发展。下面讲到发展,这就涉及到黑格尔自己对哲学史的规定了。

黑格尔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的解释有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发展的概念和具体的概念。先看发展的概念。

通常对发展的理解很表面——在时间中经过的东西都被看作发展,比如我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了五千年。但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所谓的发展。五千年改朝换代,人虽然换了,但帝制仍在那里,仍然是一样的社会结构。但西方的历史有发展,从城邦到帝国到王国再到民主国家再到今天的欧盟等,在这个变化中总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这个新的东西比旧的高。中国虽然也有很长的时间,经过了五千年,但五千年没什么发展,与先秦差不多,而且可以说直到现在我们的理想仍是一样的:回复到三皇五帝,“天下为公”,即早期的、美化了的大同世界——原始共产主义。但“发展”在西方的含义不同,黑格尔认为发展的概念有两个必要要素,这两个要素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提出潜能和现实(实现)两个基本概念,即潜在的东西(能力)和现实的东西(实现),这是实现的活动,实现的过程。能动性只是潜在的东西,表面看不出来,还没有实现出来,仅仅是潜在的而已。潜能和实现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任何发展的概念都包含这两个概念:潜在的可能性实现出来。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自在(在自身),自为(为自身)。这两个词其实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潜在和实现的东西而来,两者缺一不可。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把自在的东西自为地实现出来,使它变成“自在自为”的,这就是实现出来,发展出来。黑格尔是接着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讲下来,变成了一对辩证的概念。那么什么东西是自在自为的?大自然是自在的,人生下来时是自在的,自然界有发展出来精神的可能性,还没有发展出来精神就是自然界。人是自然界从自在走向自为的产物,自然界有变成人的可能性、潜能。

黑格尔认为,真正的从自在走向自为的,真正具有发展概念的只有人,理性,思维,自由。黑格尔认为,所谓的历史是在人类社会中才有,自然界没有历史。自然界只有前后相继,时间上的前后,没有真正的历史,没有表现出从潜在的东西中发展出现实的东西的过程。它都是自在地明摆在那里,没有潜在和现实的区分。自然界是不会自己改变的,它的改变只是在人的眼中看来才是发展,在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发展不发展。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然史是人为自然界写出的历史,自然界只有在人看来才有历史,只有在人身上历史才成为历史。黑格尔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思维、自由才是发展,才有从潜能到现实,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才有历史、时间。自然界只有空间,没有时间。当然在黑格尔这里是一个比喻,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时间也具有空间的性质,不具有真正的时间的性质,不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性质。自然界的时间是可回复、循环、倒退的;精神的历史是不可倒退的,这才是真正的时间。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区分都建立在矛盾性的潜能与现实,自在与自为的区别之上。潜能要实现出来,虽然自在的东西好像没有自为的欲望,但自在“应该”是自为的,而只有人才谈得上应该,自然界谈不上应该不应该,它就是自在的。人除了是自在的,还是自为的,所以“精神的发展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并且同时是自身回复的过程。”[12]自然界就是重复,没有自身超出;而精神只有在与自身不同中才是自己,人只有在与自身不同中才发现了自己。人在表示他是人时就是超出了自己,如小孩子要求独立的思想,他就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人是自我发现的过程,精神的特点就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回复到自己。不超出就无法回复,这就是精神的发展,即与原来不一样。精神的最高目的是在偏离自己中发现自己,把自己异化,在自己做出的东西、异己的东西中看到自己。富翁在钱的数量上看到自己,这就是异化,别人只把他看作千万富翁而已。人的自由创造必然造成异化的倾向,不能害怕异化,只有通过异化才能看到人的可能性。做任何事都有异化的可能性,比如从事艺术、哲学等。异化是人的本性,自由就会有异化。但人不能定格在异化上,而要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就是全面异化,在异化中有同化,在异化中才能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就是同化,就是异化的不断扬弃。人在各种异己的东西中发现自己,人性、可能性、潜在性就得到了拓宽。异化是拓宽人性的手段,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它使人与物之间变成透明的,物我同一,相通。物只是我的手段,为我支配,看透了它们就是拓宽了自己的视野。自我意识、发展就是这样的概念,不是回到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的婴儿状态。这与我们通常所谓在时间中延续的发展概念不同,必须有创造,掌握外面的东西,体现自己的能力,才有发展。

至于“具体”的概念,了解哲学史应把它看作一个发展的“过程”的概念,一个不断超越、不断创新的历史的整体过程,整体就是从自在自为发展出来的。历史过程要从整体上看,不能孤立、片面地分析,而要联系前后的思想,把所有的哲学思想看成在历史上连贯的整体。对于这种哲学思想,有了整体的视角,就变得具体了。孤立地看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是非具体的、抽象的;具体则是在历史发展的前后关联中理解每一个哲学家,每一种哲学思想,这就会使这种哲学思想变得具体起来。黑格尔把具体定义为“不同规定之同一”。通常理解的具体是五花八门的不同规定的多样化,如我们平常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解决”。这种具体在黑格尔看来只是一种“表象的具体”,是很表面的、一盘散沙的;黑格尔的具体为“概念的具体”,本质的具体,不同规定的同一。不同概念同一在一个概念中,这个概念就很具体,很丰富了。一个概念不是单独抽象出来的抽象概念,一个概念与其他概念相互同一,把其他概念综合于自身之下。比如一个有历史感的、从前面哲学家的概念发展过来的概念,就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它也有缺陷,正是这一点,所以需要再进一步发展为更新的概念,发展为把它以前的所有概念都包含在自身之内的概念。哲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通常理解的哲学是抽象的,超越具体生活之上。黑格尔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抽象,实际上哲学是最敌视、最容不了抽象的。为什么?因为黑格尔的抽象和具体是概念上的抽象和具体。他认为,哲学的内容是具体、丰富的,但形式上是抽象的。哲学就是要追求具体,追求概念的具体理解,谈概念就要了解来龙去脉,这样哲学的概念就有了运动和实践,就能发挥它的作用,在思想上震撼人心。

哲学概念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它包含着矛盾,不是单个的抽象概念,而是里面包含很多概念。很多概念在里面就有矛盾,这些概念代表矛盾的一方,那些概念代表矛盾的另一方;甚至每一个概念在哲学里都有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冲动,“这种内在的矛盾本身,就是促进发展的推动力”[13]。具体的东西是包含着矛盾的东西,是许多概念的不同规定在矛盾中的统一,矛盾则成为其中的推动力。真理就是矛盾统一,由矛盾推动起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达到统一,显现出真理来。在矛盾中统一的是生命,生命本身就是矛盾统一。自由、理性、思想都是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偏离,在异化、对象化过程中重新发现自己。生命也是这种过程,自由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永恒的、精神的生命。精神是永恒的,永有生命的,是作为生命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自由和必然不互相排斥,而是统一的。黑格尔说:“精神在它的必然性里是自由的,也只有在必然性里才可以寻得它的自由,一如它的必然性只是建筑在它的自由上面。”[14]

精神在必然中是自由,并不意味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归纳,黑格尔的自由观的确有这个意思,但这不是他自由观的主要意思。他的“认识”包括实践,包括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一般人往往不可能预先认识到,而是体现为通过实践来认识,通过他的历史的活动,包括科学认识、宗教、艺术等创造活动来认识,甚至通过盲目冲撞、激情、非理性来认识。当然在绝对精神看来都是认识过程,上帝的自我认识嘛;但在人类看来,并不仅仅是认识过程,而是意志、欲望、野心、激情等等一切目的活动。黑格尔并不把一切归结为认识,这是对他的片面化的理解。黑格尔真正的意思是,对上帝的认识无所不包,就连非认识、非理性的东西也都属于绝对精神;但反过来,他也借助于上帝的绝对精神为人的非认识、非理性的东西取得了合法性。“精神在他的必然性中是自由的”,必然性并不是受限制的意思,必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一如它的必然性只是建筑在自由上面。”这不是外在必然性,而是自由的必然性。在黑格尔那里,上帝注定是自由的,上帝为了他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的目的,而把人安排为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命运。这种命运虽然很痛苦,但真正追求自由的人都不会抛弃它,因为放弃自由人就成了动物。所以说每个人必然是自由的,这就是自由的必然。这种必然建立在自由之上,只有这种必然才是真正不可摆脱的必然,它本身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掌握自己命运就是自由,也就是必然。

那么这种自由如何实现出来呢?黑格尔说:“精神向内反省,以自身为对象,它的思维方向因此便给它以形式和思想的范畴。”[15]精神把自由变成具体的过程,精神反省活动把自己当作对象来反省就是具体的,不反省“我是谁”的人则是一个抽象的、没有自我意识的人。要想使“我”的概念具体化,必须把自己当作对象研究,只有把自己当作对象,我的思维才能获得形式,获得思想范畴。“精神据以反省的概念也就是它自身,它的形式,它的存在;它重新把它自己与它的概念范畴分离开,把这概念作为对象,重新加以思考。”[16]反省再反省,反省我是什么后,把“什么”又加以分离,再当作对象看它是什么,以确证我是什么。“这样,这种思维活动更加陶铸了前此业已陶铸过的材料,予以更多的范畴,使它更确定更发挥更深邃。这种具体的运动,乃是一系列的发展,并非像一条直线抽象地向着无穷发展,必须认作像一个圆圈那样,乃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17]不断反省,反省又反省,不断后退,这就是自我意识、精神的过程,也就是哲学史的过程。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即这种不断后退、反省的过程,这就是人类精神自我意识的过程。

因此,所有的哲学所讲的只是一个问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哲学家只研究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存在问题,就是我的存在、人类自我意识的问题,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如何是的问题。这个过程进行得越来越深邃,“这个圆圈又是由许多圆圈所构成;而那整体乃是许多自己回复到自己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18]。黑格尔把哲学史比作一连串的“圆圈”,就是不断回到自身的反省,在对象上寻找自我。在内心是寻不到自我的,因为没有对象的内心是虚无,必须有起来、在起来,这样就必须对象化在某一作品上,这时才能逐步发现自己。哲学史也就是这种不断纠正、完善前人思想的过程,人类在哲学史中探讨的是同一问题,但在不断深入,不断回到原点,构成圆圈。每个哲学家为小圆圈,哲学史为大圆圈,比如海德格尔要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回到原点,回到阿拉克西曼得,这就是人类自我意识通过不断回复原点,偏离出来,又回到自身的不断上升过程。哲学史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自我意识越来越丰富、具体。黑格尔认为,最晚出的哲学概念是最具体的哲学概念。比如在黑格尔的时代,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逻辑学》就是最具体丰富的概念。当然黑格尔的具体是概念的具体,而不是他所鄙视的感性的具体。整个哲学史、哲学概念都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任何哲学体系、思想体系都是如此。

这样一来,虽然哲学本身不可以有通常的定义,但可以联系到哲学史来对哲学作出一个本质性的规定:“哲学是认识具体事物的发展的科学。”当然你可以说这本身就是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了,但这个定义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相当于我们说:走着瞧!它没有定死任何东西。在这个定义中,包含有“具体”和“发展”这两个概念,构成前两个命题的合题。一方面是从时间、历时性上考察,另一方面是从同时性上考察,哲学就是把这二者统一起来的合题。黑格尔认为,哲学本身及哲学史都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是认识具体事物的发展,这就导致了对哲学的理解必须要从发展的内在动力去理解。黑格尔说:“那自身决定的真理有一种冲力去发展它自身。只有那有生命的和精神的事物,才有自身冲动,自身发展,所以作为自身具体、自身发展的理念,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全体,包含很多的阶段和环节在它自身内。”[19]这种自身决定的自为的真理即哲学。

黑格尔认为,哲学理念不是某个人的,而是自身有内在冲力的人类精神的发展过程,是有机的生命的系统。哲学展开为哲学史就在于有内在冲动,这种发展在历史上体现为“向外发展同样也是向内深入”,“外延最广也就是内包最深”。黑格尔认为哲学与哲学史是自身同一的东西,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展开,不断回复原点,后面的回复比前面的深,大圆把小圆包含在内。但又不断从原点偏离,向外发展,寻找更丰富的根据,寻找新的历史证据,新的历史条件,给它提供新的情况并把它包容进来,再回复到原点。所以说向外发展只不过是向内深入的一个准备。哲学从生活中吸取养料就必须向外发展,考虑到新的需要,新的时代精神等,但这种偏离是对原点的深化,哲学在历史上就体现为外延最广同时就是内包最深的过程。这与形式逻辑的反比定理不同,形式逻辑不能定义外延最大的概念,也不能定义外延最小的概念,比如定义“物质”和“苏格拉底”这两个概念。因为外延最大它就没有内涵了,反之,外延最小它的内涵就成为无限大了。形式逻辑定义是静态的去看每一个概念,所以不能这样去规定。但在辩证逻辑中从动态的角度,从辩证和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外延最广也即内涵最丰富,比如从生命发展的角度看,越大就越深。

这就是黑格尔对哲学史的定义的解释,显然,它既是一个哲学史的定义,也是一个哲学的定义,但正因为如此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形式逻辑的定义,而是一种动态的描述。发展和具体这一对对立概念的结合,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不断回复到原点又从这里偏离、依此来对原点的深度加以深化的生长体。这一概念必然会带来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理论后果。

黑格尔在“哲学史的概念所产生的后果”一节中说:“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20]无论哲学还是哲学史都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里强调两方面,一方面是“发展”的概念,另一方面是“系统”。所谓系统就是它是一个圆圈,有很多层次的大圆套小圆,系统中的每一个层次与整体有一种有机的关联,如同生命体的各个环节都是为总体服务的一样。黑格尔特别强调,应把哲学与哲学史看成一个系统,是逻辑体系,而不是从各方面拼凑起来的。当然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被人们抛弃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强调发展中的系统,把发展的概念和具体的概念结合起来,这还是很深刻的。具体的概念就是系统的概念。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呢?黑格尔说:“根据这种观点,我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21]具体地说,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与他《逻辑学》中的次序是相同的,《逻辑学》中的每一个概念都代表哲学史上相应的某个哲学观点,而不是与它们相排斥。逻辑必然性中有历史性,历史中隐藏着逻辑规律。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22]看待哲学史,从每个哲学的基本概念中剥掉历史上偶然的外在的东西,就可以看出某个哲学家的哲学概念在哲学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黑格尔的哲学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即立足于对人类哲学思想的阶段性把握,以此来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层次性。“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23]历史的进程一般认为是偶然的,但如果有一个更高的哲学观点,就会知道它必然如此,这个概念必然会有人提出,而不一定是被确定的某个人于某时某地提出。这就是哲学史所呈现出来的人类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的必然性,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史料堆积的偶然性。黑格尔指出:“不过我们当然必须善于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纯粹概念。”[24]这也是一个训练:如何从历史中提取出来并认识这些概念,实际上是要指出一个哲学家他跟前人相比进步在哪里,他提出的范畴中究竟哪个是本质性的,它对前人有何提高。这样,对哲学史上各种哲学就会有一个历史的、客观恰当的评价。“为了从哲学出现在历史上时所取的形态和外在形式里,去认识哲学的发展乃是理念的发展,我们必须具有理念的知识”[25],显然,一个哲学史家要想正确评价每个哲学家的真正贡献,自己就必须有哲学(理念的知识),而且是比他们更高层次的哲学。

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哲学思想的总体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的哲学”,哲学史上各个哲学思想是大写的哲学在历史时间中的体现,对绝对精神的把握就是人类哲学整体的理念。黑格尔认为他的哲学中已经展示出了大写的哲学。在历史上,绝对精神的各部门必然会由不同民族依次表现出来:古希腊的艺术、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一切,近代才表现为哲学统治一切。而哲学本身在时间上表现为多样性,但又有规律。每个哲学系统都是一个范畴,范畴必然要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哲学史上的哲学必然要被更高的哲学吞并,以变成这个更高的哲学的下属环节,本来被看作绝对整体的东西在更高的哲学中变成了相对的东西。哲学史其实是在对范畴进行推演,在这种意义上每一种哲学都没有被推翻,只是扬弃了。这与常见的哲学观把哲学看成一个堆满死人骨骼的王国不同。黑格尔认为,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活在今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哲学家已经死了,但他们的哲学思想仍保留在今天的哲学思想中,虽然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仍然有其思想价值。可见黑格尔非常重视传统,把传统看作是活的,关键是在今天如何利用它,批判与超越它,从而发展它;而在这个前提下,同时又把它吸收为自己的环节。

把这种哲学史观应用于哲学史的研究,他提出了四条原则性的结论[26]:第一,全部哲学史是一个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概念。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是有规律的必然进程。不能如同海德格尔所断言的那样,宣布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全部哲学思想都是一个错误。第二,每一个哲学都是必然的,没有任何哲学被否定了,它们永远都将保存着。哲学史之所以有价值就在这里,在哲学史上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消失了的、被抛弃了的。第三,每个原则在一定时间中都曾经是主导原则。主导原则被超越只是下降为次要、附属的原则,而不是被否定,后面的哲学就有前面哲学家的影响在那里。第四,真理是永恒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觉醒,绝对精神表现为觉醒又觉醒,反思又反思。所以哲学史的研究是活生生当下的东西。这些观点直到今天还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哲学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是黑格尔的发现:比较丰富的总是较晚出现,最初的哲学总是最贫乏的,晚出的哲学才是以往历史的一面镜子。所以研究哲学史应与研究哲学齐头并进,与最近的当代的哲学齐头并进。要理解当代哲学,以便理解哲学史,理解了当代哲学就有了一面镜子,去照亮以往的哲学。不能用被动接受的观点去读哲学史,如果这样的话,就看不透哲学史。所以一个哲学史家首先必须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这样才能对于每个哲学家既承认他的地位,又看出他的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哲学与时代精神不可分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而且是时代精神各个方面凝聚的一个焦点。哲学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要了解一个民族或它的时代,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考察它的哲学。但从负面来看,“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27]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永恒的,永远不过时的,永远不被超越的。但黑格尔又指出,“哲学也可以说是超出他的时代,即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28],因为哲学把那个时代精神的实质提出来并把握住了,这只有哲学家能够做到。哲学家能够把握他的时代,为时代精神作出他的贡献,自觉地推动时代前进;而其他人只是生活在时代之中,他们仅仅是对时代的反映,即使算是推动时代的精神,也是盲目的、无意识的。

这就是黑格尔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公开地赞同这种观点,人们大力批驳其中的荒谬可笑之处,却往往把其中的有价值的思想一同抛弃了。

【注释】

[1]陈修斋:“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载《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段德智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页。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页。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页。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页。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页。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页以下。

[9]“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1页。

[10]参看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1页。

[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页。

[1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0页。

[1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1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1页。

[1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1页。

[1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1~32页。

[1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2页。

[1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2页。

[2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3页。

[2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4页。

[2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4页。

[2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4页。

[2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4页。

[2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5页。

[2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0~43页。

[2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7页。

[2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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