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的变革与史学的进步

第一节　历史观的变革与史学的进步

进入20世纪后，面对着危机四伏的国家，出于对民族兴亡的思考，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历史研究应着重挖掘史实的因果关系，探讨社会发展规律，为现实变革服务。“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⁴⁾事实正是如此，20世纪中国历史观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的进化史观传入中国，历史进化的观念代替了传统倒退、循环的历史观；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唯物论的观念代替了庸俗进化的历史观。历史观念的重大转变，极大地加快了中国史学转型的进程。

一、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演进

进化论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一方面，承认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是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细胞；另一方面，认为社会发展遵循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进化观的传播，给国人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彻底改变了以倒退、循环的观点认识历史的局面。

康有为将进化观与传统“三世说”相糅合，构建其“三世三统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⁵⁾的历史进化观念，开创了将进化论引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先河。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旧是中国传统的“变易”观念，假托孔子，为维新变法寻找依据。1898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相继问世，在中国学术界系统地传播进化理论，形成了“世道必进，后胜于今”⁽⁶⁾的历史进化观念，给中国倒退、循环的传统历史观一个强有力的冲击。

在将进化观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方面成就最大的当推梁启超。他提出的“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以历史进化观念指导历史研究，“历史者，以过去了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⁷⁾。梁启超坚信，进化是事物发展的普遍现象，“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⁸⁾，“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故事业亦因之无穷”⁽⁹⁾；进化的原则是“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他强调历史研究应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为主要内容，以达到“求得其公理公例”的目的，以区别以循环史观为指导而研究帝王将相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史学。由此人们认识社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历史研究的逻辑也产生了新定位。

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倡导，得到了史学家的积极响应。在进化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着重探讨历史事实的发生、发展过程，探索其因果关系。从梁启超、刘师培到胡适、顾颉刚等很多学者，都在不断强调进化史观的深刻影响。如顾颉刚所说，“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¹⁰⁾。

如果说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研究，在进化史观的影响下而有非凡建树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则促成了现代史学的最终定型。20世纪初期，已开始有学者零星、片断地在国内介绍唯物史观，只是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中，未能像进化史观一样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19年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及史学的发展，唯物史观的影响逐步扩大，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史地丛刊》等刊物上，大量刊载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并在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李大钊在这方面的贡献最突出，可称得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19年至1920年间，他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1924年，《史学要论》的出版则标志着李大钊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成熟。在该书中，他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¹¹⁾，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历史观的发展。李大钊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¹²⁾。可见，他认识到历史观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理解的深入。李大钊还批判过去的历史学仅仅注意宗教的解释和政治的解释，此类研究只能看到一部分真理，而不能看到全部——“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亦只解作宪法和外交的关系。这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¹³⁾。紧接着，李大钊指出，在人类的全体生活中，“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¹⁴⁾。由此，他强调物质生活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¹⁵⁾。

从传统史学中占主要地位的循环、复古倒退历史观，到20世纪初进化史观的传播和流行，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唯物史观的引进和运用，这一过程反映了现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进程。进化史观注重用发展的眼光来考察社会，强化对历史变化特性的认识，为解释历史动因、发展过程或因果关系提供了依据。唯物史观注重从社会经济基础来考察社会，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内容纳入史学研究，强调对历史发展的过程做出解释，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分析和总结对近代史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时，这样写道：“……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¹⁶⁾顾颉刚的概括和评价充分肯定了历史观的变迁、丰富及由此而带来的方法论的变革，对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是史学向广度、深度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史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初建

历史观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要将这种主观性的认识运用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则必须借助一定的研究方法。史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构建是历史观在具体实践层面的体现。近现代史学研究最显著的特征，是学者们对研究方法论的重视。通过方法论的探讨，促进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实现史学现代转型。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批受过正规历史专业训练的留学生归国后，致力于科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他们意识到，新史学不仅仅涉及对历史的认识和历史观的建立，而且还涉及规范、科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建设。“历史的范围，真可谓纵贯古今，横罗东西了。如没有好的方法去研究，必至无所措手足；就是随便研究去，也恐怕不得要领。所以欲研究历史，不可不先研究研究历史的方法。”⁽¹⁷⁾一方面，他们继承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如训诂学、校勘学等，进行科学的整理和理论的提炼，使其适应新的研究需要；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引进、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如实证法、统计法等，形成了一套较科学、较规范的方法论体系，作为历史具体研究的理论指导。

梁启超对史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也具有开创性。“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他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就是侧重于对史学方法论进行理论探讨的硕果。在他看来，“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方法”。以往在研究上所取得的突破性成绩，都是在“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¹⁸⁾。而“近百年欧美史学之进步”，亦主要由于“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¹⁹⁾。所以，他向史学界号召：“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²⁰⁾。简而言之，梁启超主张运用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中国的“史之改造”。

胡适是“方法论”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倡“方法的自觉”和鼓吹“科学的方法”。胡适对治学方法的重视和提倡，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自觉意识到方法在历史研究中重要位置的开始。⁽²¹⁾胡适认为，中国学术界所需要的不是什么新奇的学说，而是研究学问的方法。“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²²⁾他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并将其研究方法论向国内宣传，“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的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实验主义’”。胡适认为，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²³⁾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入手；⁽²⁴⁾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²⁵⁾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①他进而解释说：“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②这也就是胡适一生大力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

何炳松指出，“史学研究法者，寻求历史真理之方法也。言其步骤，则先之以史料之搜罗及考证，次之以事实之断定及编排，终止以专门之著作，而史家之能事乃毕。搜罗史料欲其博，考证史料欲其精，断定事实欲其严，编比事实欲其整”，“历史知识者，事也；而研究方法者，器也。舍器而求事者，犹舍秫黍而求旨酒也。可谓不务其本而齐其末者也。世之有意于历史之研究者，其可不以历史研究法为入手之途径哉”③。其后，他对历史研究法下了更确切的定义：历史研究法就是探讨人类过去活动的真相的方法。他认为，研究历史可以分为三大步：第一步是搜集材料；第二步是分析，把搜集到的材料，按其性质，加以种种解剖的工夫，这一步的工作又可以分为辨别真伪、知人论世和明白意义三个阶段；第三步是综合，将分析研究所得的结果全部综合起来，这一步的工作也可以分为断定事实、编比成文和勒成专著三个阶段。总之，“搜集材料是起点，著作成书是终点”⁽²⁶⁾。

以上几位史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归纳诸学者的观点，在中国史学方法论的建设中，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方法论主要有历史的方法论和科学的方法论。

所谓“历史的方法论”，就是将历史史实看作一个发展变化和不断演进的过程。历史研究应探寻史实的连续性及因果发展规律。“历史即有进化性，治历史者，最好依据进化律而研究之。不只外观其进化的现象，而在发明其进化的途径，同进化的要素……治历史者，务当于此处下工夫，深窥底蕴，作人类未来的指南。”“我们研究历史，也当作如是观，所谓某时期终，某时期起，特年月上的划分，而历史的进化，仍是承上接下的进行。”“能按果溯因，就因推果，则全部历史之起伏，可推之矣。”“否则目历史为片断的事迹，不相连属，研究既不易，纵研究去，亦莫明其变化真相。不能养成推断未来之能力，历史之价值完全失了！”⁽²⁷⁾胡适把“历史的方法”称为“祖孙的方法”——“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²⁸⁾。他认为，历史的方法就必须遵循“历史的态度”——“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²⁹⁾。

对于史学来讲，科学的方法主要是指建立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态度，破除旧思想观念的影响，客观地进行历史研究。梁启超指出，“科学精神是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³⁰⁾。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³¹⁾因为“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据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才是“偏低与怀疑的标准”⁽³²⁾。接过胡适的科学方法旗帜，并竭力把史学研究推向科学的是傅斯年。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本是史料学”的明确主张，促进了科学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写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可以视为傅斯年力图建立科学史学的宣言书。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他坚信历史学应该建立在实证、客观的基础上，“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就一定能够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科学门类，成为一种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史学”⁽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