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宗教的基本特征

尽管新宗教在教义甚至形式上与传统宗教有相关的一面，例如其内容受神道教、佛教、基督教以及江户时代的在家修行的教团等影响，但也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宗教的创始人通常是身体欠佳或家庭不幸的普通的社会人士出身，大多宣称具有一定的神奇能力，创始人去世后教团容易发生分裂或者趋于衰亡。例如，玺宇教的教主长冈良子出身冈山县农家，因身体欠佳而接触宗教；天照皇大神宫教创始人北村萨约出身山口县农家，因家中火灾接触宗教；奥姆真理教的创始人麻原彰晃出身贫困；幸福科学创始人大川隆法为商社职员，特别是为战后创价学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该宗教团体第三任会长池田大作小时候家道中落，兄长死在海外战场，而且自己体弱多病，上小学前曾患肺炎，进工厂后转为肺结核，并因劳累过度，病情逐渐恶化，时常发高烧及吐血。痛失亲人或自身患病的经历，使得本身就是弱者的宗教领袖在思考生与死这个人生根本问题的同时，也将传播“福音”的重点放在社会弱势群体方面。

实际上，对于新宗教创始人来讲，具有某种神奇能力是创造宗教团体并能够强烈吸引信徒的最重要因素。近代社会学奠基人韦伯特别强调这一点，有学者也特别指出：“卡里斯马（‘カリスマ’译为神圣的天赋）是一种附着于个人的神秘力量，能够吸引并感染人们，令个人服从其意愿。有时候具有魅力性人格者也被认为有着与生俱来的神秘天赋。韦伯相信，这种状况就是宗教的起源。”另一方面，“对于韦伯来说，所谓的卡里斯马是指个人的魅力和非凡人格，一切宗教先知都是卡里斯马式人物。卡里斯马的概念包含几个维度：首先，卡里斯马确认了一种特殊的个人超验经验，令先知们超然高居于普通人之上，卡里斯马作为来自神圣世界的命令或使命，这是易于接受的维度；其次，个人超凡的经验或神召对于其他人来说，即为先知所显示的非凡个人力量的证明，这是其行动力的维度；最后，还有其社会的维度，那就是，一个社群将先知的超人天赋作为权威性接受下来，而新的启示或使命就成为合法性的来源”。^[9]

新宗教创始人大多具有神灵附体的经历，并通过预言或说教获得信徒，但继承者难以具备这种神奇能力，教团往往因此而衰退甚至消亡。例如，北村萨约在1944年5月4日神灵附体，并通过其口进行说法。在即将战败的1945年7月22日，他预言“日本全土均被烧毁”“末法世界结束，日本即将接近黎明”“今后是建立真正神国时代”等。作为同乡，北村曾对尚未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并关押在巢鸭拘留所的岸信介说：“你有三年牢狱之灾——磨炼灵魂，成为总理大臣之才。”^[10]1952年后，北村在世界各地宣扬其教义——无我之舞，并以当地日裔为中心建立支部。1967年北村去世，由其孙女继承教团，但社会影响力逐渐衰退。按照幸福科学创始人大川隆法本人的解释，1981年3月23日是其与天上高级神灵开始交流的开端，当天下午大川手握铅笔自由滑动，书写“好通知、好通知”，由神灵告知开始拯救人类的“福音”，这个最初的神灵是创建日莲宗的日莲圣人高足日兴上人。^[11]为纪念此事，该教团每年3月举行“大悟祭”。

第二，扩大再生产式发展信徒，信徒自觉进入教会。“在20世纪后半期，理性选择理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内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强势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对旧有的研究论题还是对新的宗教现象，宗教社会学的学者逐渐习惯并倾向于从一种宗教供求和个人理性决策的角度进行分析、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达成共识的基本点是：个人行动背后具有理性动因以及某种程度上人们的宗教活动和市场活动之间具有可类比性（comparability）。也就是假设人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同样采取了一种理性的计算态度，去选择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宗教活动类型。”^[12]

尽管日本的新宗教团体积极传教，甚至带有强制性色彩，但基本上是信徒自觉加入教团。例如，创价学会为增加会员而实施的“折伏”（劝人入教）运动带有强加于人的一面，但其采取的人文关怀行为却迎合了城市新居民渴望与人交流的心理。因为学会除宣扬入会后可得到“大御本尊”的降福从而获得“现世利益”外，还定期举行各种座谈会，会员可以在会上坦率交谈，倾诉苦恼或困难，得到其他会员的帮助。学会还经常举行较大规模的体育节、文化节、参拜大石寺的登山活动等，这对那些孤独寂寞的会员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这样坦率地互相倾诉苦恼，入会后虽然生活照样苦，但感到有些温暖了”“参加了创价学会学生部和青年部的文化活动和座谈会后，发现这里能够互相交谈未来的理想和为他人和自己造福，感到生活有了意义”等家庭主妇和年轻人的感想反映了学会在某些方面对会员的吸引力。还有经济困难的会员可以到会员经营的批发商店购买生活用品，既节约了开支，又照顾了经营者，这种互助活动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下层新市民的生活困难。

另外，不同时期、不同教团的会员在人会动机上也有相当差异，从中也反映出信徒自主选择信仰的特征。例如，对1946年到1950年加入立正佼成会者的调查显示，其入会动机最高比例48%是由于疾病，其次18%是由于贫困，还有18%是由于家庭不和。由于可以选择复数答案，因而贫困的比率最高，反映了战后初期的生活困难。即使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创价学会劝说下入会的成员中，明确具有入会动机的成员约占70%，其中疾病原因为28%，家族原因为16%，贫困原因为13%，个人问题为10%。而针对崇教真光教团（1978年成立）青年队的入教动机调查结果显示，对灵魂存在及超能力现象感兴趣者占46%，关心教团提倡的末世说者占16%。^[13]

第三，适合现实需求的简明、易懂的教义。传统宗教追求来世，新宗教追求现实利益，而且其教义通俗，大多是教祖的语录。例如，幸福科学以“探索正心”为基本教义，所谓“正心”是指佛与神的心，具体的探索过程是“四正道”，即人类为实现真正幸福的方法论，由“爱”“知”“反省”“发展”四个原理组成，也称其为“幸福原理”。实践“四正道”是磨炼“正心”，是实现灵魂成长的“人类理想国”。“爱的原理”是“给予爱”，而只考虑被爱仍然产生苦，是“夺爱”，是人苦的真正根源。因此，从“夺爱”中摆脱出来，实践不求回报的“给予爱”，是引导自己和周围走向幸福的捷径；“知的原理”是指“学习佛法之真理”，学习能获得知识，进一步通过实践提高智慧；人生总要经历失败、犯下罪行，必要的是“反省”，“按照佛法原理检查思与行”，通过冥想、祈祷、坐禅等方式反省，就能回到作为佛神之子的自己；“发展的原理”是“自己以神佛为目标的提高可以为周围带来幸福”，提高觉悟、建造地上理想国就可以形成符合最高神大灵之心的充满富裕的世界。^[14]

具体地说，尽管幸福科学主张多维度的灵界空间，具有脱现世志向的特征，但也存在批判现实的济世思想。例如，大川批判过度民主主义以及恶性平等主义导致道德秩序崩溃，同时过度自由、欲望以及唯物主义造成宗教权威的缺失，主张应当复兴传统的宗教性和道德性，在社会中恢复权威和秩序。在实践方面，大川强调的教祖崇拜、建立阶层结构式的教团组织等主张也体现了其社会忧患意识，由于这种新保守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泡沫经济后的日本社会需求相吻合，因而受到广泛注目。^[15]

第四，具有较为发达的组织机构。通常在家、巨大建筑物等活动场所传教。例如天理教的最高领导机构本部设在天理市，本部下又设大教会、分教会、直属教会、部属教会和一般教会，各级教会由教会长负责，定期组织宣讲教义、教化信徒、举行各种庆典仪式等活动，每一名信徒必须隶属特定教会，有维护本教会和促进其发展的义务。作为横向组织，天理教按都道府县设置教区以及下属的支部和组，与此同时，会员按照性别、年龄分别被编入妇女会、青年会、少年会和学生会中。^[16]

创价学会组织更为严密，中央机构下分为13个大区，设大区运营会议，下设县运营会议，下面是区、本部、支部、小区、小组，每个小组约15个家庭左右，每个月召开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既是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也起到相互帮助的功能。同时，按照性别、年龄又分为壮年部、妇女部、男青年部、女青年部、学生部、未来部等，其中妇女部在学会中发挥关键作用，因而地位较高。^[17]第五，积极参与政治、教育、文化、医疗、慈善、和平活动、海外传教等。尽管《日本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原则，禁止国家给予宗教团体特权或行使政治权利（第20条第1款）、禁止国家及其机关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第20条第3款）、禁止向宗教团体支出公共资金（第89条）等，但同时也规定信教及选择职业的自由，因而“政教分离”原则并不妨碍基于信仰的政治活动及宗教团体的政治性活动，由此也产生了以宗教团体为基础的公明党、真理党、幸福实现党等。因此，除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外，新宗教团体还可以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立法机构。

但是，由于新宗教团体具有独特的国家观、社会观，如果准备不足，仓促组织政党参加选举，多以失败告终。例如，1990年以麻原为首的25名奥姆真理教干部以“真理党”的名义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耗资2亿日元而无一人当选。全部候选人共得到10089张选票，其中麻原得到最多的1783张，得票率也只有0.3%，5000万日元保证金全部被没收。2009年，幸福科学教团组成“幸福实现党”，推荐337名候选人参加大选，结果无一人当选，被没收的保证金更是高达12亿日元。^[18]

在教育方面，比较著名的新宗教团体所属中学有PL学园（PL教团）、天理高中（天理教）、创价高中（创价学会）、佼成学园（立正佼成会）、奈良的智辩学园以及智辩和歌山（均为辩天宗）等，所属大学有天理大学（天理教）、创价大学（创价学会）、关西福祉大学（金光教）、国际佛学大学院大学（灵友会）等。这些学校以信徒子弟为主，但也招收信徒以外的学生，例如灵友会的明法学园、立正佼成会的佼成学园。除此之外，新宗教团体还积极从事医疗、开设美术馆等活动。例如，PL教团的宝生会PL医院的设立理念为“人生是艺术，医疗也是艺术”；立正佼成会的佼成医院设立理念是“正确观之，正确治疗”；天理教的万事协商医院，由医疗、信仰、生活三个部门组成，具体分为综合内科、脑神经外科、皮肤科、妇科等27个科室，还设有糖尿病中心等附属机构，在近畿地区是首屈一指的医院。在美术馆方面，比较著名的有创价学会的东京富士美术馆、世界救世教的MOA美术馆和箱根美术馆。

新宗教团体扩展海外传教，同时为扩大其影响而开展和平、救援等活动。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会后，新宗教团体开始海外传教。同年，天照皇大神宫教创始人北村萨约抵达夏威夷传教，生长之家在巴西设置总支部。1953年世界救世教在夏威夷和美国本土传教，1957年PL教团在巴西设立本厅，当时均以当地日本人或日本后裔为传教对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信徒增加停滞，新宗教团体更为积极地向海外发展，而且地域从南北美洲扩展到东南亚、大洋洲等，其传教对象也转向非日本人或日裔。例如，创价学会在1975年成立国际创价学会，到21世纪初，在19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80万信徒。甚至有国外信徒超过国内信徒的新宗教团体。如生长之家在2010年时号称信徒168万，其中国内只有63万，而国外达到103万。^[19]

值得注意的是，新宗教团体有时以非政府组织（NGO）或非营利组织（NPO）的名义从事和平、救援活动。前者有神道国际学会、国际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创价学会）等，后者有大本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研究所、金光教和平活动中心、MOA自然农法文化事业团（世界救世教）等。

第六，与传统宗教不同，许多新宗教实行会费制。会费通常为低额的200—300日元，即使崇教真光也只有较高的500日元，如果会费较高则难以吸引信徒。因此，维持教团的费用多为捐款制，定期聚会或大型仪式时的捐献、建设大型建筑物时的捐赠等。例如，创价学会1951年建立财务部员的捐款体制，即被任命为“财务部员”的会员需要每年向学会捐款4000日元。该会为修建总部大石寺，以“供养”的名义向会员募捐，1961年募集到32亿日元，大大超过10亿日元的预算。1965年为建“正本堂”，四天之内筹集到355亿日元，更是远远超过50亿日元的预算。^[20]

作为创收渠道，新宗教团体可以通过发行报纸及杂志、出版书籍来增加相当可观的收入。在宗教法人非征税制下收益也纳税，但与其他收益事业30%的税率相比，宗教法人的收益事业税率较低，为22%。另外，宗教法人免除固定资产税、继承税、宗教活动收入税等，不征税的理由是保证“信教自由”和宗教活动的“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