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品赏析

小说作品赏析

第四节　小说作品赏析

阿Q正传（文略）

鲁迅

【赏析】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1921—1922年，收在其小说集《呐喊》中。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形象。从现实境遇看，阿Q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没有家，也没有固定职业，经常受人欺凌，但他在精神上却通过“精神胜利法”来“常处优胜”。他常常夸耀过去、比附将来，遇到挫折或凌辱时会自我解嘲，有时也去欺侮处于弱小地位的人，以此作为自己的荣耀。

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是有特定的背景的：一是为当时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环境所决定。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人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二是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像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产生和接受“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杂取种种，合成一个”，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并且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典型特点，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为世界文学长廊贡献了一个不朽的形象。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在革命到来以后的变化。革命到来时正是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的时候，因此一向对革命深恶痛绝的阿Q表现出对革命的欢迎态度。阿Q对革命的欢迎反映了他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没有忽视以阿Q为代表的农民阶层的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他写出了阿Q对于革命理解的局限性，那只能是一种农民式的充满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的革命。在小说中，鲁迅把阿Q的命运与辛亥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法场上一声枪响，这场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他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了对辛亥革命的深刻认识：即辛亥革命没有引导农民这一复杂的阶层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这也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和鲁迅其他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鲁迅虽然揭露了农民阶层的局限性，但也坚信他们的身上蕴藏着革命的力量，这反映了他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家，正如法捷耶夫所说，鲁迅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用这样的评价来概括《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

边　城（文略）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年），原名沈岳焕，字崇文，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了一系列代表作，包括散文集《湘行散记》，小说《边城》、《长河》等。由于其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沈从文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赏析】

沈从文出生于荒僻但风光如画、富有传奇色彩的湘西凤凰县，家乡秀美淳朴的风土人情奠定了他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他用抒情化的小说、散文建造起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193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是其著名的代表作品。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于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其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显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湘西”所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沈从文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以教益和启示。

《边城》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淳朴生活，以及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共同爱上翠翠的悲剧结局。小说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与下层人物形象的描写结合在一起，尤其是风习描写注重本色，充满诗情画意，与故事、人物的情调浑然一体。小说着力描写了翠翠这样一位纯美的少女形象，她的天真纯洁在小说中表现在她毫无心机、超出一切世俗利害的爱情之中。翠翠的爱是含蓄和朦胧的，作者细致地写翠翠接触男性不多但在少有的接触中对二老的微妙印象，写她很少听周围闲言但也听到了团总欲与有陪嫁的人家打亲家，而二老偏不依的传言，写二老为翠翠唱夜歌而歌声径直进入姑娘的梦里，到了祖父老船夫死后，她才将事情始末串联起来，明白了自己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原因有人为的、社会性的各种因素，而沈从文写来非常平实，把一个生活在古老的风俗环境中，长久将自己的爱情埋藏极深的少女写得极其富有诗意。可以说，翠翠是作者美的理想化身：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都姣好无比。小说围绕着翠翠描述了湘西那种宁静自足的生活以及淳厚的人情美、人性美，加上乡村风俗自然美的渲染，烘托出了作者内心向往的那块处于人类童年期的湘西土地。《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因此，在这部柔美纯净的作品中潜藏着作者深深的悲剧感。作为一部“牧歌”式的乡土小说，《边城》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不同，它的文化批判倾向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从而与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这是他的诗体乡土故事的主旨。

沈从文被人称为“文体作家”，首先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可叫做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他的小说有着显著的文化历史指向、深厚的文化意蕴以及具有独特人情风俗的乡土气息。《边城》就是这样一部抒情化的小说，不重情节与人物的叙事性，而是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以诗、散文融入写实的乡土小说，质朴自然；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通过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来开拓叙事作品的情绪、意念，营造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使小说富有情感美、色彩美。另外，沈从文的文字语言较为奇特，富有真意，独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他在湘西口语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文言语的特长，使得他的小说长句精确、曲折而富有韧性，短句重感兴，活泛有灵气。

骆驼祥子（文略）

老舍

老舍（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人民艺术家”。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鸿来、非我等笔名。代表作品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赏析】

老舍出身寒苦，从小就熟悉了城市贫民的生活，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目睹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激起他对社会恶势力的愤懑和对处于底层者的深切同情。这些对他创作的选材和立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版于1936年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就是以批判社会的黑暗和表现对下层人的同情为主题的优秀长篇小说。

《骆驼祥子》真实地描绘了一个北京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祥子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具有劳动人民的许多优良品质：善良淳朴、热爱劳动，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他从农村来到城里后立志要自己买一辆车，做一个独立的车夫，这成为他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终于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了一辆洋车。但是没有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接着反动政府的侦探又诈去了他仅有的积蓄，主人躲避特务追踪还使他丢了比较安定的工作；虎妞对他的那种推脱不开的“爱情”又给他的身心带来磨难。在这接连而至的打击中，他努力挣扎，但一切都是徒然。他用虎妞的积蓄买了一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他心中最后一点火花，他的希望终于完全破灭，从此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任何企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原来那个正直善良的祥子，终于变成了头等的“刺儿头”。这样一个人物的转变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人们心灵的罪恶，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激愤的控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故事的结局非常低沉，弥漫着一种阴郁绝望的气氛。对于结局的这种处理一方面加强了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力量，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老舍在认识到旧社会黑暗势力的强大和个人奋斗的无能为力以后，还看不到劳动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

在围绕着祥子经历的描写中，作品也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畸形面貌。如车厂主人刘四的残忍霸道，大学教授曹先生和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二强子的欲起又落的经历，老马祖孙两代的凄凉光景，小福子的一步一步走向毁灭，以及大杂院、“白房子”等处的悲惨景象，由此交织而成的生活画面成为整个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这也突出地表现出了祥子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在小说中作者还刻画了虎妞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个大胆泼辣、多少有点变态心理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她是刘四的女儿，长期代表她父亲和车夫打交道，性格中带有许多剥削者的特点，但她也有自己的苦闷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她找上了祥子，并在被迫的情况下和刘四决裂。祥子并不爱她，却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她的“爱情”。他们的结合成了祥子个人奋斗过程中的一个新的打击。作品对虎妞这个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以及对她和祥子之间那种“爱情”纠葛的处理，增加了故事情节的起伏，表明老舍对于这类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

小说取材于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老舍十分熟悉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他用一种朴素的叙述笔调，简洁有力地描绘出了富有地方风俗色彩的生活画面，塑造出了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小说在结构上很讲究情节的波澜起伏，语言上善于运用精确生动的北京口语。《骆驼祥子》在描写现实的力度和艺术运用上都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译成多种外文后，得到了较高的国际声誉。

百合花（文略）

茹志娟

茹志娟（1925—1998年），曾用笔名阿如、初旭。她因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而成名。

【赏析】

茹志鹃是20世纪50年代少数几个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非常富有特色，作为部队文工团的女作家，在作品中她总是专注于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她的代表作《百合花》就是这样一篇极其细腻和精致的短篇小说。

《百合花》写作于1958年，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刻画的是普通人的感情世界。在当时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背景下，茹志鹃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当作“英雄人物”来写，而只是写他平常的一面。由于作家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小说里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

这篇小说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就是女性视角，作者在刻画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时，在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小说叙事人“我”。“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通过我细腻的体察，写出了小通讯员接触女性时的腼腆羞涩，但内心却荡漾着对女性的喜悦情怀；写出了新媳妇对小通讯员的纯朴情感。在小说中，两个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看出来或感受到的，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感情交流，显得含蓄优美，令人回味。

小说非常善于运用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如衣服上的破口子这样一个细节前后呼应，表现出了新媳妇的细腻和敏感。如给通讯员盖被子的细节，生动地刻画出了新媳妇压抑情感的爆发，作者用了一连串与新媳妇刚出场时感情色彩截然不同的词汇，“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气汹汹地嚷了半句”等，然后，为她心目中的“英雄”盖上了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正是通过这条精心设计和挑选的有着“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的被子，最终完成了对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颂。

受戒（文略）

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年），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赏析】

汪曾祺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其代表作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

《受戒》发表于1985年，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20世纪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似乎是信马由缰，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在小说的叙述中作者插入的成分特别多。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他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流动的。

正是这种随意式的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境界。例如，在当地，出家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它既不比别的职业高贵，也不比别的职业低贱，庵中的和尚照样有人的七情六欲，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淳朴，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庙里的和尚是如此，当地的居民也是如此。《受戒》表面上的主人公是明海和小英子，实际上的主人公却应该是这种“桃花源”式的自然淳朴的生活理想。这个桃花源中的多数人物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其情感表露非常直接而且质朴，众多的人物之间朴素自然的爱意构成了洋溢着生命欢歌的生存空间。虽然明海和小英子不能完全算作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但他们那种纯洁、朴素、自然而又有一点苦涩的爱情却确实可以给这种理想赋予一个灵魂。这种情感发自还没有受到俗世污染的童心，恰恰可以成为这个桃花源的灵魂的象征，所以作者把它表现得特别美。但在这种理想境界的表现中作者仍然加入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一直保持下去吗？

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淳朴的民俗，小说中自然、淳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仁爱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他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这种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

作品中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这不但是文章三昧，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受戒》叙述上的信马由缰，实际上也与作者自己的生活理想相一致，是一种对“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的有意追求。

叔叔的故事（文略）

王安忆

王安忆（1954—），中国当代女作家。王安忆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其作品《长恨歌》曾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她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

【赏析】

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发表于1990年的冬天。在此之前，一向多产的王安忆有过长达一年的封笔。正是在这一年中，她对当时从观念到现实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作出了新的思考。《叔叔的故事》作为她重新开笔后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可以说无论在精神探索的深刻性上，还是在艺术创新的完美性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叔叔的故事》讲述的是叙述者对叔叔这样一个公共人物的历史叙事的拆解过程。作者选取了知名作家这样一个精神世界的人物作为考查的对象，从而使所谓“叔叔的故事”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历史叙事的承载者，通过逐步揭开叔叔的悲剧及其精神世界的虚妄，暴露出源自于几十年的历史遭遇，而存在于时代的精神现象中的一场巨大危机。就此而言，《叔叔的故事》可以看作是王安忆抒写的个人化的时代精神的寓言。

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而言，作品思想上的深刻探索正体现在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中。《叔叔的故事》内含着一个双层叙事文本，即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不仅是叔叔的故事，还应包括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全过程。文本中叙述者讲故事的过程其实质不在于完整地讲述“叔叔的故事”，恰恰却是要以各种叙述手段来拆解那个看上去非常辉煌的“叔叔的故事”。由此也就得以表达出作者个人的思想，即叔叔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都只是后来赋予的虚伪假象。这样一种拆解意义的叙事方式，也就是作品中个人立场的具体显现，是个人精神世界的重构过程。

整篇小说以这种拆解意义的方式叙述下去，最终发现叔叔的精神世界其实并非神圣高尚，他在小镇上曾有过堕落的历史。这样，叙述者通过一系列的情节终于揭开了叔叔不幸的根源，即叔叔终于明白自己极力要摆脱的丑陋和屈辱其实就是他的自我和过去的全部，甚至连他现在的光彩和辉煌也正是建立于其上的。当叔叔一旦由于现实的变故醒悟过来，那一切虚浮的假象在顷刻间就崩溃了，叔叔不得不面对自己那黑暗的心灵，完全丧失了自我救赎的能力。随着“叔叔的故事”中所有那些虚假的神圣与高尚一一被拆解掉，逐渐显现出了这个时代的荒谬与丑陋。

叙述者在小说的最后说：“我讲完了叔叔的故事后，再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了。”这里表现出王安忆对于更年轻一代人的看法：他们是既无信仰也无责任的一代，他们的追求是做自由快乐的游戏主义者，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游戏既不快乐也不自由。在作者看来，只有真正严肃的悲剧感才能够成就这代人的自我救赎，而这也正是叙述者讲这个故事的初衷。她选择了被认为具有信仰和高尚的精神世界的人物作为叙述对象，目的是要把他作为攻击目标，以类似弑父的行为换得自己精神上的成熟。但没有料到的却是，她选择的攻击目标其实是那样不堪一击。当叙述者一步步解构了叔叔的精神世界，揭示出其人格的丑陋及无法抗争的宿命后，却发现这种消解更加重了自己的茫然与悲恸，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快乐，同时也彻底揭露了时代精神现象本身的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