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作品赏析（曹禺）

戏剧作品赏析

第五节　戏剧作品赏析

日　出（文略）

曹禺

曹禺（1910—1996年），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曹禺的剧作已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出版。

【赏析】

曹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有很大成就和广泛影响的剧作家。《雷雨》和《日出》是他的成名作，分别发表于1934年和1936年。这两个剧本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腐烂与罪恶。年轻的作者以其卓越的艺术才能深刻地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对走向没落和死亡的阶级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如果说《雷雨》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成功地概括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前后三十年的腐朽堕落的历史；《日出》则在有限的演出空间内，出色地表现了包括上层和下层的复杂社会的横剖面。

《日出》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影响下的中国都市，表现了日出之前腐朽势力在黑暗中的活动。《日出》中四幕戏的时间分配是：黎明，黄昏，午夜，日出。这也说明了作家在黑暗中迫切期待东方红日的心情，说明作家的确是在努力用他的作品抨击和摇撼那个他所憎恶的制度。从《雷雨》中所谓“自然的法则”到《日出》中描写实际操纵社会生活的一种黑暗势力，说明作家对现实的理解有了明显的进步。

剧本包括了都市中各式各样的人物：住在旅馆的“单身女人”、银行经理、博士、流氓、妓女、茶房、富孀、面首等，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背景、性格、文化教养各不相同，人物比《雷雨》多，生活面也比《雷雨》广阔复杂。通过性格化的语言，这些人物都呈现出各自鲜明的形象特征。剧情是围绕主要人物陈白露展开的，她一面联系着潘月亭，由此揭露了上层社会的罪恶与腐烂；一面又联系着方达生，由此展开了下层社会的痛苦与黑暗。陈白露这个“交际花”，年轻美丽，高傲任性，厌恶和鄙视周围的一切，但又追求舒适和有刺激性的生活，清醒而又糊涂，热情而又冷漠，玩世不恭而又孤独空虚地生活在悲观和矛盾中。在她身上还保留着一份善良和正义，但“游戏人间”的生活态度决定了她的悲剧结局：在日出之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日出》中的气氛是紧张而嘈杂的，这是当时都市的生活气氛，也是日出之前的时代氛围。从潘月亭的活动中，可以看到当时都市经济恐慌的面貌：工厂停工，银行倒闭，地皮跌价，公债投机盛行。他与李石清针锋相对地紧张搏斗，正揭示了这些人物的丑恶灵魂和已经面临的没落命运。与此相对照的是黄省三全家服毒的惨剧，非常有力地表现出了当时社会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关系。方达生出现在旅馆里的那些人中间，显得不很协调。他是一个有着善良愿望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知识分子，他要感化陈白露，又要援救“小东西”，碰壁之后还立志要“做点事，跟金八拼一拼”。但由于他的出现和“小东西”的遭遇，使作者所要描绘的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画面更加完整。最后，作家把砸夯工人的集体呼声作为日出后光明的象征，这说明他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劳动者的身上。虽然剧中并未出现工人阶级的形象，那种砸夯的呼声主要是烘托了气氛，方达生最后迎着上升的太阳和向着工人歌声的方向走去，却产生了一种暗示的作用。

除以上主要人物外，作品还描写了顾八奶奶的庸俗愚蠢和自作多情，刻画了李石清的狡黠毒辣和洞悉人情，从黑三的凶狠残忍中衬托出了金八的势力，从翠喜的悲惨境遇和真挚感受中写出了下层人民的善良。通过这许多成功的舞台形象的描绘，作者把“不足者”与“有余者”之间的矛盾作了充分的揭露。这个矛盾社会的操纵者就是没有出场的人物金八，他是一个拥有实际势力的封建、官僚、买办阶级的代理人，正是民主革命的对象。《日出》这部作品的矛头就是直接指向这种势力的。戏剧进行到结尾时，显示阳光的出现已经不远，“有余者”濒临末日。

曹禺的作品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的社会面貌，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除了缘于他对旧社会的愤恨和熟悉外，也取决于他的创作经验和文学修养。曹禺不仅很早就接触中国的戏曲，而且用心研读过大量的国外戏剧，如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高尔基、萧伯纳和奥尼尔等人的剧作，这些世界名著加强了他的艺术修养，使他在广泛汲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曹禺作品的出现，不仅标志了“五四”以来话剧创作上的新成就，而且在长期的舞台考验中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艺术魅力，他的《雷雨》、《日出》等优秀作品为现代文学剧本创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屈　原（文略）

郭沫若

【赏析】

同新文学的其他形式一样，历史剧也是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五四”以来出现的历史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作家们借古喻今，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历史剧，在当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影响。郭沫若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屈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屈原》完成于1942年1月，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它以楚怀王对秦国外交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形象，具有深切的爱国爱民思想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在被南后以“淫乱宫廷”的罪名加以陷害后，他力劝楚怀王千万不要放弃联齐抗秦的正确路线，愤怒地斥责南后危害祖国的行径。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屈原将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他呼唤着咆哮的风，去“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他呼唤着轰隆隆的雷，把他载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去；他呼唤着闪电，“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这时的诗人，就像燃烧在黑暗中的一团熊熊烈火，他渴望“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为祖国和人民“迸射出光明”！

《屈原》剧中还刻画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婵娟是道义美的形象化身，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天真纯洁、谦恭好学的她，在面对反动势力时却一反常态，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垂危时那番动人的肺腑之言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尚的灵魂。婵娟对屈原的敬爱和维护，形象地表现了广大楚国人民对屈原的态度。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的宠幸和荣华，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卑鄙无耻地陷害屈原，祸国殃民。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冷酷残忍的本性。她的自私偏狭、阴险毒辣，形象地刻画出了统治集团中卖国势力的丑陋嘴脸。

人物成功的塑造，使剧本的深刻主题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南后之流的阴谋，屈原的被诬陷，齐楚盟约的撕毁，屈原的愤怒呼喊，婵娟的牺牲，自然让人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所遭的残杀、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唤醒和加深了人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燃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鼓舞他们更加坚决地拥护共产党打退反共高潮、挽救时局的正确主张，从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郭沫若这一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取得不少创新，既保持了郭沫若一贯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又增加了现实主义的成分。他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加入主观的创作，从而使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浑然一体，形象逼真，收到了显著的戏剧效果。比如在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和气氛营造的需要，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异常鲜明地表现了剧本的主题。

茶　馆（文略）

老　舍

【赏析】

老舍的《茶馆》发表于1950年，是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首屈一指的杰作。其突出之处在于作家调动了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展现出一幅旧北平社会的“浮世绘”，在“茶馆”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中，展现出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

《茶馆》三幕分别选取“戊戌变法”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三个社会生活片断，一方面描绘了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表现了三个旧时代政局混乱、民不聊生的共同特点，并由此表现出黑暗势力蔓延、整个社会不断衰退的形势。第一幕中康梁变法失败后，裕泰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轮番出场，一方面是拉皮条的为太监娶老婆、暗探遍布、无所事事的旗兵寻衅滋事，另一方面是破产的农民卖儿卖女、爱国的旗人常四爷因几句牢骚被捕、新兴的资本家企图“实业救国”、裕泰茶馆老板左右周旋企图使生意兴隆。在第二幕、第三幕的发展中，恶势力越来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暗探宋恩子、吴祥子的后代子承父业，继续敲诈勒索；拉皮条的刘麻子的后代青出于蓝，依托当局要员准备开女招待“拖拉撕”；庞太监的侄子侄媳组成的迷信会道门在社会上称王称霸，甚至做着“皇帝”、“娘娘”的美梦。而一些企图有所作为的良民百姓却走投无路：主张“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抗战中被日本人抢去资产，抗战后国民党当局将其产业当做“逆产”没收从而陷入彻底破产的境遇；做了一辈子顺民的茶馆老板王利发妄图“改良”赶上时代，生意却越来越坏，到最后连“茶馆”也被人联手抢去；在清朝“吃皇粮”、旱涝保收的旗人常四爷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小贩，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剧本的结尾三个老人在舞台上“撒纸钱”“祭奠自己”，走投无路的王利发悬梁自尽。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结局，既是对旧时代的控诉，也是为之唱了一曲“葬歌”，使剧本弥漫着一种阴冷凄惨的氛围。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话剧舞台上很少出现的灰暗结局。

《茶馆》描写了三个时代旧北平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人像展览式的“浮世绘”。老舍选取“茶馆”作为剧本的场景颇具匠心，他避开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描绘，只是描述这些历史事件在民间的反响，将之化入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发挥了作家熟稔旧北平社会生活与形形色色人物的优势。“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茶馆登台亮相。剧本以描写人物为主，老舍对北平口语与旧北平人物心理的稔熟，使得他能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人物肖像，表现出内在的戏剧冲突。如第一幕中松二爷、常四爷与打手二德子冲突的场面，篇幅仅占一页，戏剧冲突、人物的个性与心理发展的层次却写得有声有色。《茶馆》中这样的场面比比皆是，如第一幕中，秦仲义与庞太监冲突的场面，第二幕中王利发与崔久峰对话的场面，第三幕中小刘麻子欺骗王利发的场面等，无不如此。剧中塑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有妖怪式的庞太监、庞四奶奶、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拉皮条兼人贩子的刘麻子、借算命骗取钱财的唐铁嘴等社会渣滓及其后代，民族资本家秦仲义、茶馆老板王利发、早年从事革命晚年心灰意冷拜佛参禅的议员崔久峰等。短短三幕戏，塑造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概括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显示出老舍高超的艺术功力与艺术才能。

在结构上，《茶馆》采取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每一幕内部也以许多小小的戏剧冲突连缀。这样的结构本来容易变得松散，老舍克服了这方面的困难，剧本以人物带动故事，主要人物由壮到老贯串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无关紧要的人物则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同时，人物的故事、命运又暗示着时代的发展，从而使得剧本紧针密线，形散神凝，以貌似平淡散乱的人物、情节织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民间众生相“浮世绘”，其艺术构思的确是独具匠心。

绝对信号（文略）

高行健

高行健（1940—），江苏泰州人，出生于江西赣州。目前为法籍华人。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报道中称他为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和评论家。

【赏析】

《绝对信号》是高行健（与刘会远合作）第一部重要的话剧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该剧于1982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面世，开启了新时期以实验戏剧为内容的小剧场运动的先河，在当时引起了戏剧界的重视。

剧中写待业青年黑子与少女蜜蜂相爱，在其苦于没有经济来源而无法结婚之时，在车匪的利诱下密谋合伙盗车。结果他们扒上了由黑子的同学小号担任见习车长的一节列车，小号也深爱着蜜蜂，而蜜蜂碰巧也搭上了这节车厢。由此在车厢十分有限的时空中，围绕着黑子、小号、蜜蜂之间的恋爱关系，以及老车长与车匪的较量，展开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最后黑子经过一番痛苦的心灵挣扎，幡然醒悟，在与车匪的搏斗中双双倒下。如果仅仅从剧情来看，这个故事并没有多少新意，但高行健却赋予它十分新鲜的戏剧形式，他打破了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作了现代主义戏剧技巧的实验和尝试。

《绝对信号》的艺术创新首先体现在一种主观化的时空结构方式上。在通常情况下，戏剧总是会按照时间顺序来展现正在发生的事件，但在《绝对信号》中，既展示了正在车厢里发生的事件，同时又不断通过人物的回忆闪出过去的事件，或把人物的想象和内心深处的体验表演出来，使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件也在舞台上得到展现。由于这种打乱正常时序的时空表现方式，在舞台上便出现了现实、回忆和想象三个时空层次的叠加和交错，从而使整出戏呈现出异常的主观色彩，剧情的发展也更加贴近于人物的心理逻辑。

此外，这出戏在舞台语言方面也有许多创新，比如大量运用了超现实的光影和音响，不仅是为了调整场景变化，还更加凸显出了人物的主观情绪。如黑子回忆与蜜蜂恋爱时打出的蓝绿色光和优美抒情的音乐，小号回忆向蜜蜂求爱时的红光与光明而热情的号声，黑子在想象自己犯罪时的全场黑暗与无调性的嘈杂音乐等，都深入刻画出了人物的内心感受，从整体上为剧情的展开和人物的塑造铺垫出了一种强烈的主观效果。

《绝对信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坛上出现，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审美感受，它在形式与技巧创新的层面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空间，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