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的曹禺与巴金

年代的曹禺与巴金

李辉^[1]

“与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

奇怪，1980年代见曹禺先生的次数很多，却没有任何个人交往，甚至连一次访谈也没做过。当年的笔记本上，我记录下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可是，曹禺先生除了出现过大名之外，连片言只语都没在我的记录里留下。

但记忆中的两个场景，印象一直清晰无比。

第一个场景，凝固在我为他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时间：1984年底，地点：北京崇文门新侨饭店。

“文革”后复出的丁玲，在与周扬等人几年摩擦、冲突后，雄心不已，终于独立创办一本文学杂志——《中国》。为庆贺《中国》创刊，丁玲特意在新侨饭店举行大型招待会。几代作家三四百人，不论亲疏与否，也不论当时习惯按照思想倾向划分的“左、中、右”，齐聚一堂。在这一场合，作家们一时间似乎都忘记了差异区别，为堪称“同人刊物”的《中国》庆生。记忆中，这也是那一年北京最为热闹而自由的文坛聚会。

那一次，曹禺也来了。看到他与萧乾、吴祖光三人在一起寒暄，我赶紧按下快门。巴金曾一再说，他的朋友中，三个人最有才气，即沈从文、曹禺、萧乾。这张照片能够同时留下萧乾与曹禺的身影，对我而言，自然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照片上，萧乾谦恭地弯腰与曹禺握手，曹禺戴一副太阳镜礼貌而平静地与之相对，吴祖光站在中间，看着萧乾，笑得爽朗。三人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1957年的“反右运动”曾把三人连在一起——当年局势下，站在运动前列的曹禺，分别发表檄文严厉批判萧乾、吴祖光。历史翻过一页，新侨饭店的这一瞬间，欢笑早把阴影驱散。曹禺与萧乾之间的故事，则开始得更早，也更为复杂，从193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半个世纪的亲疏恩怨，留在以后另作叙述。

曹禺和巴金

第二个场景刻在我的记忆里。时间：1988年4月，地点：北京北太平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这一年，新影厂完成了定义为“彩色长纪录片”的《巴金》的拍摄，纪录片解说词由黄裳先生执笔，编导张建珍，摄影周俊德、钱厚祥。我曾数年报道新影厂，且是研究巴金的年轻人，也在邀请之列。

那天看片的人不多，座谈时人更少，约十多位。曹禺在夫人李玉茹的陪同下，从始至终参加。这一次，曹禺显得格外兴奋，或许人少的缘故，也与当时思想界气氛极为活跃有关，座谈时，他的即兴发言轻松、洒脱，一开口，便引起一阵欢笑。

“我与巴金是老朋友了。我的几个老婆也都与他关系很好。”

李玉茹老师在一旁立即纠正：“你只有一个老婆啊！”

曹禺一笑，赶紧说：“不，我的前后几个老婆都与他关系好。我们两家一直很好。”

谈友谊，谈电影，谈得最多的是“文革”后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曹禺肯定巴金的独立思考和提倡讲真话，忽然，他的声调高亢许多：“与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我简直不是人！”

一字一顿，响如洪钟。许多话我都记不确切了，但这两句话语气激烈，超出我的想象，一经听过，再也难忘。在我来到北京的几年时间里，听说过他的一些传言，也亲历过他在不同场合的表态，知道他在1980年代文化界的反思潮流中，与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此刻，绝对没有想到他竟会用这样一种无情贬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老朋友巴金的爱戴与敬重。顿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就在看片会的当天晚上，曹禺致信巴金，这样写道：

……我看你的纪录片后，感情激动，大家要我谈，我就说了几句。也许说过了一点，但却是我的真心话。（1988年4月11日）最激烈的言辞与最真切的震惊，一直无法忘记。

印象中，纪录片《巴金》后来似乎只在上海放映过，并没有按计划在全国公映。电影海报上，选用高莽先生画的一幅巴金低头思索缓步而行的素描。如今，再看海报，耳边又响起曹禺高亢的声音……

1979：曹禺、巴金的不同转折

面对老朋友巴金，曹禺在1988年春天迸发而出的自我鞭挞，虽颇有戏剧效果，却又并非没有内在的必然。可以说，他对近十年的自我反省，浓缩在那一两句的迸发中。

曹禺与巴金在“文革”之前的经历与境况大致相似，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走过的无外乎也是自我批判、明哲保身、人云亦云、批判他人等这样几个阶段，在被动地批判自己和参与批判他人的过程中，在精神不断被扭曲的状态下，以积极配合而求安稳。“文革”突兀而来，他们再也无法逃避，只能在精神受折磨、人格受凌辱的日子里默默走过。但他们还是和许多朋友一样，等到了“文革”结束，等到了生命的重新开始。

1979年，对曹禺、对巴金而言，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前者，婚姻生活的重新开始；后者，写作《随想录》高潮的到来。

巴金的《随想录》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与此同时，他准备着1979 年4月的重访法国。不少巴金研究者都非常看重巴金早年思想和道德观与《随想录》的关系。我也同样。我甚至认为，准备重返法国以及随后的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我注意到，《随想录》刚开始写作时，巴金在家里接待过几位法国汉学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长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第十篇就是《随想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带有“宣言”性质。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自己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就是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经过1979年的写作，一个开始反思的、有着全新精神面貌的巴金，出现在人们面前。此时的巴金，多么希望老朋友曹禺能够与他一样投入独立思考的行列，以新的创作、新的面貌告别历史。

巧的是，巴金《随想录》的写作，一开始就与曹禺有着直接关联。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是在中国公映三部日本电影：《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描写日本妓女阿崎婆一生故事的《望乡》，在中国公映后引发激烈争论，有的批评者甚至将之归为“黄色电影”，主张禁演。一位当年在部队服役的军人回忆说，当时他们突然接到更改休息日的通知，内容是：“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目的是要避开影片《望乡》的放映日，以不让军人到地方电影院观看。（郭根群《1978年邓小平访日后的日本电影热》）《望乡》引发的社会震动，可见一斑。

巴金《随想录》的最初两篇恰恰都是谈《望乡》。巴金挺身而出，明确表示反对删剪电影，反对禁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金以替《望乡》辩护为肇始，开始了晚年用写作干预现实、反思历史的双重使命。

刚写完第一篇《谈〈望乡〉》，曹禺从北京来到上海，向巴金讲述了与《望乡》相关的内幕，这促成了巴金写下了第二篇《随想录》——《再谈〈望乡〉》。巴金开篇便提到曹禺：

巴金

曹禺最近来上海，闲谈起来，他告诉我，不久前他接待过几位日本影剧界的朋友，他们谈了一些关于《望乡》的事情。

据说《望乡》送来中国之前曾由影片导演剪去一部分，为了使这影片较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我们最初就是根据这个拷贝放映的。过了日本电影周之后，主管部门又接受一部分观众的意见，剪掉了一些镜头。曹禺还听说，这部影片有些镜头是在南洋拍摄的，在拍摄的时候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都吃了苦头，这说明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严肃认真；还有扮演阿崎婆的演员，为了使她的手显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绳捆自己的手腕，至于怎样捆法我听过就忘记了，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后来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

我揣摩，巴金写作此文时，如此突出地提到曹禺，是否有一种愿望，欲借此激励这位挚友与他一起在新的时代并肩前行呢？

1979年底，巴金给曹禺写去一封长信，既为曹禺与李玉茹女士的黄昏恋送去祝福，更以一位老朋友的推心置腹，坦率地鼓励曹禺鼓起勇气，开始新的写作。重访法国归来的巴金，甚至还寄希望于即将出访的曹禺，能够在外面的世界汲取新的养分。“心里有扑不灭的火”的巴金，在信中这样说道：

你、你们好好地生活吧，我相信你们这次的决定，也相信你们会好好地安排一切。只要你们过得好，过得幸福，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应当勇敢些，高高兴兴地向前看。

既然自己考虑过了，决定了，还怕别人不了解干吗？还怕别人议论干吗？

你有很高很高的才，但有一个毛病，怕这怕那，不敢放胆地写，顾虑太多。你应当记住，你心灵中有多少宝贝啊。不要说，你“感觉肚子空了”。连我也感觉到心里有扑不灭的火呢！你可以慢慢来，不用急。

你不久便要出国，出去看看，扩大眼界看看新东西，也好。你高高兴兴地、信心百倍地完成这个任务吧。回来建设你们的新家庭，以后你会写出好作品来。（1979年12月25日）

巴金的期待却落空了。

曹禺痛苦坦言：“十分讨厌我自己”

1980年代初，当巴金一篇接一篇地写作《随想录》时，曹禺依旧没有走出旧日阴影，现实舞台旋转不定，公开发言的姿态也随之旋转不定。最突出的例子即1981年春夏之际的《苦恋》风波。

由作家白桦与长影厂导演彭宁合作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发表于《十月》杂志1979年第3期。《苦恋》主人公、画家凌晨光的原型是画家黄永玉。黄永玉曾对我说过，白桦最初准备根据他的经历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完成了解说词在香港发表。但黄永玉后来听从夏衍的意见，不想以真实身份出现。在此情形下，白桦与彭宁遂在原有基础上对主人公和剧情进行再创作，纪录片变为故事片，一个人的故事，也演绎成对归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文革”中受到磨难的命运描述。主人公的女儿曾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著名台词，可看作《苦恋》篇名的由来。

《苦恋》拍摄电影时，易名为《太阳与人》。电影尚未公映，1981年4月，《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对《苦恋》进行政治批判，一时间，山雨欲来，人心惶惶。支持或反对，批判与反批判，从庙堂到民间，几乎每一个层面都牵涉其中。

据《走进巴金四十年》一书作者陈丹晨所述，《苦恋》风波期间，巴金与曹禺的态度颇有差异。

陈丹晨早在1960年代结识巴金，1981年任《文艺报》副主编。《苦恋》风波尚未平息之际，他见到了途经北京再次前往巴黎访问的巴金。两人有了一次无拘束的长谈：

1981年9月，巴老率团去巴黎参加第四十五届国际笔会大会，住北纬饭店。

我刚坐下，巴老就问：“他们倒没有叫你写批《苦恋》的文章。现在这种做法太恶劣，比过去还要恶劣！”他是指电影《苦恋》不让公开放映，却要公开批判，弄得老百姓莫名其妙！他不是从这个电影的成败得失来说的。他为我担心，怕我卷进去。

那晚，巴老还很激动地说：“过去，我们从政治上相信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说胡风是反革命，我们也跟着说。这样的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交代！”“现在又搞这样的批判，怎么可以这样强加于人呢！硬要人家改！那你来好了！有的是作品中人物说的话，怎么可以当成作家的话来批呢？”

——《走进巴金四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就在巴金访问法国期间，一件令他气愤的事情发生了。出国之前，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巴金撰写《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但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时，却因受到《苦恋》风波影响，凡涉及反思“文革”的内容，均被删节。巴金在这篇文章里曾这样写道：

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做“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

巴金回国后，方从朋友处获知上述文章均遭删削。气愤中，他再写《“鹰的歌”》，倔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说不出话，我疑心在做梦，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一拳。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随想”。

与巴金一样，曹禺在《苦恋》风波中也受到波及。

同年，导演凌子（叶剑英之女叶向真）将曹禺早年剧作《原野》搬上银幕，女主角刘晓庆、男主角杨在葆，均是当时最红的明星。电影《原野》参加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应是中国电影界在威尼斯电影节的首次亮相。然而，归国后电影审查未获通过，不能在国内公映。（1988年《原野》最终获准在中国内地公映，并荣获该年度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据导演凌子后来透露《原野》被禁原因：审片时有人指责女主角镜头太裸露，影片渲染暴力、复仇……电影《原野》被禁，对曹禺无疑是一次新的打击，更是一次考验。

陈丹晨回忆说，他在9月见到巴金时，还谈到他所亲历的曹禺在一次批判《苦恋》座谈会上的发言：

于是，我又说起曹禺在一次会上的发言。他说看了《苦恋》，气愤极了，恨不得一头把电影银幕撞碎（大意）。我对曹禺从来就很崇拜，但对他跟风特别紧，批判别人用语特别激烈，直到如今“文革”以后还是这样，颇为大惑不解。我知道巴金和曹禺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所以我问巴老：“他为什么这样？难道过去的教训还不够吗？”

巴老沉吟了一会，说：“嗨！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和做法……”

以极其夸张的表述参与批判《苦恋》，未必出自曹禺本意。后来，风波过去，他在写给巴金的一封信中，这样提到《苦恋》与《原野》被“捆绑”押上政治舞台时他的经历：

《文艺报》登了唐的《我爱〈原野〉》，据说写得好。《原野》久不得认识，倒无所谓，只是曾与《苦恋》（该剧全国评论也是不公，我要去评论，系旧日恶习！）同在文学家们面前共在一上午同放该电影以便批判，此一着，诚属意外，数十年前旧作，也拿出来“鞭尸”，威风凛凛，真是得意之极！

其实，1981年乃至后来一些年里，曹禺内心极为痛苦。极具戏剧性效果的批判，或许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在他，这一行为方式，早成惯性。他又并非完全麻木，相反，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怯弱，内心的清醒总是让他处在孤独、苦闷之中。这里，不妨摘录新近公开的曹禺1981年的部分日记如下：

巴金使我惭愧，使我明白，活着要说真话。我想说，但却怕说了很是偏激。那些狼一般“正义者”将夺去我的安静与时间，这时间，我要写出我死前最后一两部剧本。（1981年6月17日）

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无思想，随风倒，上面说什么，便说什么，而且顺着嘴乱讲。不知真理在何处。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能随风倒，那是卑鄙、恶劣的行为。既错了，便不要再折磨自己，想起没完。让过去成为过去，让自己清醒些！今后，不再上当。少说，错误少些。（1981年10月19日）

我的阳光快尽，烛火将熄，但我还有时间改我的过去种种谬误——随波逐流，赶潮流，听人们说过的话自己又重复一遍的话。我要说我的真心话。（1981年11月29日）

上午到人大会堂浙江厅，乔木同志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谈“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等。乔木同志大谈“有为与无为，治与不治”，实即反驳。大家谈及新华书店发行问题，有冯至、韦君宜，我也说话。我又激动万状，实不可取，今后一定改……（1981年12 月21日）

——转引自梁秉堃《老师曹禺的后半生》

在1983年1月写给巴金的另一封信中，曹禺更是坦言“十分讨厌我自己”：

上次曾向你谈起我一生曾做过两三次彩色梦。在医院中，居然梦起孩童时游玩，走入美丽的森林里，那真是破天荒的奇迹。我写表态文章总“雄赳赳气昂昂”；卧梦中，便显出原形。一个人表起态来，可以有七十二变化。但梦中，却似被金箍棒打醒，真面目出现，我常因此十分讨厌我自己！（1983年1月12日）

读这些日记和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痛苦挣扎的曹禺，一个外在与内心决然分裂的曹禺。他的后半生，直到1996年去世，其实一直处在这种自我折磨的精神状态而无法自拔。

最能理解曹禺性格的是他的女儿万方。万方的《灵魂的石头》读后让人感叹不已。她不仰视，也不偏爱，解剖冷静而客观，一种只属于曹禺的精神状态，被描述得极为透彻且具震撼力：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这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游戏。真正的他则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也许里面已经人去楼空，他不知道，也并不真的想知道。

拄拐仗的曹禺和巴金

但是痛苦确实是痛苦，绝没有掺一点假。

这是一个戏剧天才、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痛苦。

黄永玉的知己评价

2010年，曹禺先生诞辰百年。在描述与反思晚年曹禺的诸多文章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频率很高，他就是画家黄永玉。他在信中对曹禺所说的一番话被人们反复引用，以感叹和反思曹禺后半生艺术创作的苦闷与孤独。与此同时，也有喜爱曹禺的人对黄永玉的这封信持有异议。无论怎样，在描述曹禺后半生的思想、性格时，黄永玉1983年写给曹禺的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黄永玉回忆说，他与曹禺来往并不多，最初的见面，是在1950年。当时，黄永玉从香港来到北京看望沈从文，想亲自体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为自己是否离开香港定居北京做一番考察。正逢巴金来北京开会，巴金、曹禺、萧乾等一行人，一起来看望沈从文，那天黄永玉正好在座：

曹禺见了我，问沈从文：“这是你的大公子？”“不，不，不，我的侄儿。”后来，又在北京人艺见过面，等于没有见一样。

——2010年11月，黄永玉在凤凰与李辉的谈话

与曹禺来往不多，对他的戏，黄永玉却了如指掌。抗战期间，流浪闽南的少年黄永玉曾在演剧队数年，阅读与舞台排练，成了他熟悉曹禺作品的最好途径。

在纪念曹禺诞辰百年之际，我前往湘西凤凰，听87岁高龄的黄永玉，以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独特表述，讲述曹禺印象。谈起曹禺剧作，他如数家珍。无限感慨，被习习秋风吹起，随黄叶飘落满地——

我一直看曹禺的话剧，我都能背。那天我就对曹禺讲：“你别动，我自己过来。”曹禺就哈哈大笑：“你还记得我这句台词。”这是《原野》里白傻子说的。

……

曹禺软弱，没有胆量。他一直战战兢兢。其实他也不是搞政治的。他又不像沈从文那样，还和第三条道路关系那么密切，他怎么那么怕呀？不知道。

……白傻子从火车上跳下来，仇虎很可怕，白傻子很害怕。仇虎说你过来，他不来。仇虎又说：你来不来？白傻子赶紧说：“你别动，我自己过来。”他（曹禺）有点像白傻子。

他解放前写的一个剧本《正在想》，说一个跑江湖的班子，领班的叫做老倭瓜，老倭瓜有一个大黄铜表，这么厚的一个挂表，拿出来一看，现在是九点，九点就是十一点。那表慢了两个小时。实际上，你（曹禺）就是老倭瓜，但我不能写出来伤他（曹禺）的心。他不懂得珍惜自己。

黄永玉的漫谈，满溢感伤，这正是他在1983年3月致信曹禺时的那一种冲动。其时《苦恋》风波已过，文艺界的人际往来于起伏跌宕中延续。在某一次场合的见面畅谈后，曹禺与黄永玉有了通信往来。

收到曹禺的第一封来信（可惜此信暂未找到）后，黄永玉于3月20日回复曹禺，并随信附去他写于“五七干校”期间的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他的信，业已公开的只是部分段落，这里全文发表如下：

家宝公：

来信收到。我们从故乡回京刚十天，过一周左右又得去香港两个月，约莫六月间才转得来，事情倒不俗，只可惜空耗了时光。

奉上拙诗一首，是类乎劳改的那三年的第一年写的，诗刊朋友问我要近作，而目下毫无诗意抒发，将信将疑从匣中取出这首给他看，却说好。人受称赞总是高兴。但这诗不是好，是公开的私事满足了人的好奇心而已。不过我老婆是衷心快意的，等于手臂上刺着牢不可破的对她的忠贞，让所有的朋友了解我当了三十六年的俘虏的确是心甘情愿。歌颂老婆的诗我大概可以出一个厚厚的集子了。只可惜世界上还没有这么一个禁得起肉麻的出版社。

说老实话，真正地道的情诗、情书、情话，怎么能见得人？伟大如鲁迅特精熟此道，说是“两地书”，买的人图神奇，打开看来却都是正儿八经、缺乏爱情的香馥之感。全世界若认真出点这种东西，且规定人人必读的话，公安局当会省掉许多麻烦。人到底太少接触纯真的感情了。

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工作，这两个字几十年来被污染成为低级的习俗。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光耀，别去理那些琐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应该“全或无”；应该“良工不示人以朴”。像伯纳·萧，像服尔泰（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排练场去看他边拍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轮流开车走很远的公路回到家里，然后一起在他们的森林中伐木，砍成劈柴。米勒开拖拉机把我们跟劈柴一起拉回来。两三吨的柴啊！我们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饭桌边吃饭。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释、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贱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莎翁《马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

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与我的友谊。

如果能使你再写出二十个剧本需要出点力气的话，你差遣就是！艾侣霞有两句诗，诗曰：“心在树上，你摘就是！”

信，快写完了，回头一看，好像在毁谤你，有点不安了。放两天，想想看该不该寄上给你。

祝你和夫人一切都好！

晚黄永玉谨上

三月二十日

我还想到，有一天为你的新作设计舞台。永玉又及

我还想贡献给你一些杂七杂八的故事，看能不能弄出点什么来！永玉又及

坦率，尖锐。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从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这个形象的比喻。

十余天后，曹禺从上海回信黄永玉，八行笺，他足足写了15页，长达两千多字。从回信看，曹禺是以非常快乐的心情来阅读黄永玉的来信（包括诗歌）的。他称赞黄永玉的情诗：“我确没想到你会写给我这样一封长信，这样充满了人与他所爱的那样深厚的情诗，我一生仅看见这一首……又多么是我想遇多年，终于见到的情诗。”类似的赞誉，写满前五页，曹禺如同站在舞台上激情独白一样，在信中渲染他的这种喜爱，他甚至描述自己如何情不自禁地读一段，又站起来，在客厅里“踱着轻快的步子”。

后面十页，曹禺则主要谈他读黄永玉批评之后的感受：

你鼓励了我，你指责我近三十余年的空洞，“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这句话射中了要害，我浪费了“成熟的中年”，到了今日——这个年纪，才开始明白。

你提到我那几年的剧本，“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释、分析得也不透彻”，是你这样理解心灵的大艺术家，才说得这样准确，这样精到。我现在正在写一个剧本，它还泥陷于几十年的旧烂坑里，写得太实，也陈腐，仿佛只知沿着老道跋涉，不知回头是岸，岸上有多少新鲜的大路可走。你叫我：“醒来啊，把沉睡赶走！”

我一定！但我仍在朦胧半醒中，心里又很清楚我迷了道，但愿迷途未远，我还有时间能追回已逝的光阴。天下没有比到了暮年才发现走了太多的弯道，更可痛心的。然而指出来了就明白了，便也宽了心，觉得还有一段长路要赶，只有振作起来再写多少年报答你和许多真诚的朋友对我指点的恩德。永玉，你是一个突出的朋友……更使我快乐的是我竟然在如此仓促的机遇中得到你这样以诚真见人的友人……

——1983年4月2日曹禺致黄永玉

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曹禺期待已久的心灵交流。至少，从他的回信中，我们可以读出他的兴奋与喜悦。他找到了艺术共鸣，找到了又一次可以剖析内心的机会。他把比自己年少14岁的黄永玉，看作毫无障碍的可以平等交流、可以敞开心扉的友人。

今天再读黄永玉与曹禺的通信，依然不能忽略1983年前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遥忆当年，当不少前辈已经进入历史反思的领域时，人们很自然会对他们所尊敬的那些依然徘徊犹疑的前辈，寄予厚望。

在《雷雨》的序中，二十几岁的曹禺写道：“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

【注释】

[1]李辉：知名传记作家，《人民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