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在哪里

当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在哪里

当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在哪里？

A

虽然没有在政府机关工作过，但我从有过类似工作经历的朋友处得知，每逢开会，最让会务人员头疼的一桩事是给主席台领导排席卡。根据职务高低，谁在中，谁在左，谁在右，谁再左，谁再右……都是有讲究的，一不小心排错了位置，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不知道在政府公务员考试中，有无如何排席卡这道题？如没有，我倒是希望补上，免得那些初进机关的“菜鸟”犯常识性的错误。

在一些学术性的会议中，我也常常见到会议主办方在介绍来宾时，因先后次序安排不当而得罪人，来者有的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有疙瘩的。主办方掏了会务费，把客人请来了，无疑希望每位来宾都开开心心，却因此类细节不周而让人心里不快，大概是始料未及的。有聪明者，碰到此类难以排序的情况，最省事的办法是以姓氏笔画多少为序，这样就皆大欢喜。以姓氏笔画排序，之所以来宾提不出意见，是因为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把排序标准量化了。可见，凡是可以量化的，排序就比较容易，就如同田径场上的运动员，速度快慢有秒表掐着，谁冠军谁亚军，不会有什么争议。当然，如果查出冠军服用了兴奋剂，那就把原冠军取消，亚军自然升为冠军，这也不会有疑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民间俗语：“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其意很明确，文章谁写得好，常常无法进行量化衡估，而武人不同，两军对垒，刀光剑影，胜负立见。如果第一天打平了，第二天再战，总是不难一见高下的。因此，当我读到程光炜教授的文章《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见2013年《南方文坛》第五期）时，脑门上的血管就“哏哏”直跳。该文提出：“当代文学也应该推出自己的‘鲁郭茅巴老曹’来。对当代文学六十年，至少在我个人对‘后三十年’的文学评价中，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和余华的文学成就，已经具有了经典作家的意义。即使在1917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他们的成就似乎也不应该被认为逊于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鲁郭茅巴老曹’。”这大概也只能看作程光炜教授的一家之言，如果要把它上升为当代文坛的“共识”，我就一百个不愿意。据我观察，大概很多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也包括普通读者，也难以认同这一说法。他提到的几位作家，都取得了不小的文学成就，也都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但如果要把他们与鲁迅、巴金相提并论，尤其是把他们与鲁迅放到一个天平上去衡估，其分量的轻重差距就恐怕不是一点点。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我宁愿把鲁迅全集重读五遍，也毫无耐心、兴趣将程教授推崇的当代作家的全集读完。正如程教授用“至少在我个人”这类字眼来强调其个人化的认知，那么，我的看法也可以看成是“我个人”的认知。再换一个人来，大概又可以说出另外一番高论，如此纠缠下去，可就没完没了。这就是对文人进行排序面临的不具可操作性的困境。

我也曾尝试，看看能否采用硬性的指标来对当代作家实施“经典化”。“文学成就”是个扯不清的虚家伙，那就按照获奖的等次、数量来排序，无疑，获诺奖的莫言应该坐头把交椅；再其次呢，据了解，张洁的长篇小说曾两获茅盾文学奖，那就该坐第二把交椅了；再其次呢，那就非迟子建莫属了，因为她是获茅奖、鲁奖总次数最多的当代作家……我不知道，如此排下去，会有多少专家和读者往我头上扔砖头？大名鼎鼎的王蒙先生，至今还与茅奖无缘呢！这样“经典化”下去看来有问题，那我们就换一种量化的方式，以作家的行政级别来排一排。无疑，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是省部级，应该坐头把交椅；再其次呢，中国作协副主席、名誉副主席有若干位，不仅数量多，仅一个“鲁郭茅巴老曹”排不下，得排几个“鲁郭茅巴老曹”，而且同等级别怎么排？按姓氏笔画？荒唐！此等事关青史留名的大事，岂可仿照开会介绍来宾那样草率从事？这活儿不好干。如此难捉的虱子，程教授也敢往自己头上挠，我真是佩服他的勇气。

B

在程教授的文章中，有这样几个问题是需要拿出来讨论的：

首先是对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这一提法，或现代文学史作家排序的重新认识。根据程文提供的依据，这一排序名单最早出现于王瑶1951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一个排序带有浓重的特殊历史时期的烙印，过度地抬高了左翼作家的地位，而忽略了很多真正有文学成就的大家。比如胡适、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梁实秋、钱锺书等等，按照夏志清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大概还要加上张天翼。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很多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实际上就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的文学史进行了反思，意识到了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此，目前学界的情况并非如程文所说，“这份名单仍然在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浪潮中幸存了下来。”我指的是这份特殊的“名单”，没有多少人再如此排序了。对鲁迅的领衔地位，大概无人能够摇撼，但对鲁迅后的序列如何排，就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我尚未看到有一个新的形成学界共识的名单出炉。也许，在海内外不同的汉语言文学研究者中，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什么类似的名单。每一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表述。翻开2012年出版的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序言正好为王瑶先生所作，他反思了上世纪50年代以及其后所著现代文学史存在的问题，未见其再提类似“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字眼。而在钱理群等著的这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已经打乱了专章论述那个“经典”排名的次序，被专章论述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赵树理。我同样也不认为，这样一个专章论述的排序就是最权威的，就再也不需要重写了，但相比较早期的现代文学史有所进步是肯定的。程教授还要因袭上世纪50年代的那个特殊“名单”思维方式，来对当代作家的文学成就进行排序定位，是否科学？还请三思。

C

其二，对作家作品的“经典化”问题。近来，确实有一些评论家提出对当代作家进行“经典化”。程教授也明确表示，他提到的几位作家“已经具有了经典作家的意义。”一位作家是否已经可以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肯定必须依托其创作的“经典作品”来支撑。确如程文引用斯蒂文·托托西所指出的：“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政治等等。”斯蒂文的“模式”里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内容。程教授引用一位博士论文中对一些作家作品出版次数以及销量数据统计，来说明其影响力以及达到“经典”的程度。如果以此来衡量当代作家经典化的程度，大概他所列举的作家，都在南派三叔、余秋雨、郭敬明、郑渊洁等人之下。要了解谁的书销量大，看看那个每年发布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就略知一二了。至于图书馆的借阅量，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我，该校图书馆被借阅最多的一本书是《盗墓笔记》，书页几乎被翻烂了。这些能够成为“经典化”的主要依据吗？

当代作家中，除了程教授列出的几位，还能列出一批文学成就可与其并驾齐驱的作家名字，如（以姓氏笔画为序）王蒙、白桦、毕飞宇、张贤亮、张炜、张洁、迟子建、刘震云、阿来、陈忠实、杨绛、汪曾祺、季羡林、苏童、范小青、阎连科、铁凝等。看到报道，曾经的先锋作家洪峰说，“类似春上村树那样的作家，在当下中国不少于100位。”他说的“中国”是否包括港澳台？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我们的目光显然不能仅仅盯着中国内地的作家，而忽略掉港澳台的那些优秀作家。如果要列出名字，又可以增加一长串。麻烦大了！面对如此长长的名单，程教授是不是感到头皮有些发麻？我不知道，你该用何种法子，让哪几位当代作家进入类似“鲁郭茅巴老曹”的少数“经典作家”的序列，还能让专家、读者都举双手赞成？还是赶紧申请国家级研究课题吧，然后再组织一个庞大的课题组。这“化”的难度太大了。

另外，不知程教授是否意识到，斯蒂文的“模式”，是要“累积形成”的。这个“累积”需要多长时间跨度？未看到斯蒂文更具体的阐述。我认为经典作品的形成，是需要一个漫长过程的。当然，我们不妨响应程教授的倡导先“化”起来，但不要指望它像酒曲一样很快就能“化”出酒来。“经典化”和“经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动词”，是尚在进行中的动作，后者是“名词”，是结果。而程教授尚未“化”起来，就指认某几位作家为“经典作家”，把发酵中的酒曲直接就端出来招待客人，岂不是有点儿荒诞？

关于“经典”的定义、标准，我看到卡尔维诺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一共列出确认“经典”的十四条定义，恕我不在这里掉书袋子一一列出，仅说其中三条：“一、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其中第一条关于“重读”，布罗姆也有类似的意见，他在《西方正典》中说：“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我理解卡尔维诺和布罗姆所说的“重读”，不是今天读了一遍，明天再读，就是在“重读”，而是经过若干年后在自发驱动力下，对某部优秀作品拿起来再读。而且不仅仅是重读一遍，往往是反复阅读。不是为了写论文、完成某个研究课题去读，而是出于喜爱而超越功利的阅读。遗憾的是，当代作家的大量作品，在读第一遍时，就得不时地掐掐自己的太阳穴，免得“睡眼蒙眬”起来。这样的作品，今后会有人反复“重读”吗？程教授已经开始“重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了吗？按照卡尔维诺列出的那些“定义”，哪些作品可以进入“经典”序列啊？

那么就“矮子里面拔将军”吧！文学创作可类同于领兵打仗么？两军对垒，如果没有主帅，士兵就如散沙，形不成战斗力。因此，如果没有将军也要从“矮子”里“拔”一个出来。没有“将军”的文学，则无关紧要，大家无妨各自为战，争奇斗艳，看看谁最终能战胜那个叫“平庸”的家伙，整出一部旷世经典来？我觉得，宁可经典少一点，也不要降格以求，让那些滥封的“经典”降低了经典应有的高度、难度和纯度。

D

其三、关于“原创性”。布罗姆在《西方正典》中还有一个关于经典特征的观点：“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这句话也被程教授在文中引来做论据，说明当代作家的代表作品都具有“原创性”，当然就有了经典的意义。请注意，布罗姆在“原创性”前面用了一个修饰词“强有力的”。我认为，对“原创性”可作多层面理解，浅层面的理解是，我写的作品从构思到语言都是属于我的。只要不是抄袭、挪用、复制他人的作品，皆可以视作是具有“原创性”的。这样的作品在期刊、出版物中大量存在并不断地被创作出来，但如果我们因为此类“原创性”就授予“经典”的桂冠，那么就简直遍地都是“经典”了。如果在“原创性”前面加上“强有力的”，那么能够进入这个行列的作品，恐怕就寥寥无几了。如何理解“强有力的”这个前置词呢？我认为，具有开创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原创性”才是“强有力的”。更具体地说，只有某位作家的作品，具有“开一代风气”的意义，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才具有进入经典的可能。面对已有的“经典”，后来者只能以自己的创作，成为阐释、印证、延续前人经典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吧，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曹雪芹的《红楼梦》……说它们具有“强有力的原创性”，大概是毫无疑问的。开创性的作家作品，有时体现在同一文体，而开创了新的文派，诸如提到西方小说的现代性，其标志性的作品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后现代性的标志作品则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有时开创性体现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诸如汉语言文学中鲁迅的白话小说和杂文。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代作家中有多少作品是具有“强有力的原创性”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终于摆脱“工具论”的桎梏，回归到文学本体，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但他们还在东西方文学大师身影的笼罩下摸索，一方面他们接续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借鉴国外文学大师所提供的文本经验，还处在学步、成长的阶段，在我看来至今尚未有真正达到“开风气之先”、具有“强有力的原创性”的作品诞生。新时期各种如走马灯般出现并很快消逝的各种“派”：先锋派、寻根派、新写实派、非虚构派……它们大多是西方文论和作家流派的变体，既无独特而成熟的理论构建，也未留下带有标志性的伟大作品。把“魔幻主义”改称“神实主义”，这样的“原创性”只能蒙蒙三岁孩童。因此程教授们要急吼吼地来“经典化”，大概是“化”不成的。酒厂可以把高粱米酿造成酒，但是无法将一堆“沙子”酿出酒来。任何比喻都难免跛脚，我这么比喻，不至于被人误读为“当代文学是一堆沙子”吧？

说到对当代文学的认知，程文中引用了郜元宝教授对贾平凹“高度肯定”的一段评语，称“贾平凹是当代中国风格独特、创作力旺盛、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我注意到，这段引语出自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郜元宝、张冉冉编《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贾平凹研究资料·序》。时隔八九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看郜元宝教授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在《因莫言获奖而想起鲁迅一些话》中，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是否超过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否真的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的答案很简单：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如果要在整体上与现代作家相比，则差距之大，何可以道里计！”（文见2013年2月23日《文学报》）同是郜元宝教授的两段评语，虽然前者是对个体作家，后者是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评价，但两者有差距和矛盾是显然的。我对此“矛盾”说法的看法是，后者更能体现郜元宝教授最新的学术意见。前后有“矛盾”也属正常现象，因为批评家的认知，也会随着时间推移和观察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修正。至于对贾平凹的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也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不少学者和批评家通过对其文本细读，对他的语言和趣味上的问题，进行了尖锐而不无道理的批评，认为他距离大师和经典作家，还存在不小的距离。

可以说，学界迄今为止，对现代文学史上哪些作家是确定无疑的伟大作家、经典作家，仍存在不少歧见，现在又有人急于来给当代作家授予“经典作家”的冠冕，是极不明智的。作为持论谨严的学人和批评家，一般也不会轻易地去涉足这类时机尚不成熟的话题。批评家的褒贬失度，很容易使有的作家成为膨胀的气球，同时把有的本来很优秀的作家遮蔽掉。更何况，一位作家是不是“经典”了，也不是少数几个专家学者就可以一锤定音的。

朱自清所著《经典常谈》中，在推荐经典作品时，只涉及明代以前的中国典籍，全然不谈同时代的作家；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中，论述中国文脉的历史传承，从《诗经》等一路介绍下来，到曹雪芹就戛然而止，然后便用“中国文脉在今天，只有等待”结语，连通常公认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也避而不谈。这或许才是明智的，因为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时间的积淀，是检验是否经典的最好的尺子。记得卡尔维诺也说过类似的话，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是世世代代的人民发自内心地喜爱它，不愿舍弃它。在看不清“庐山真面目”时，理智的态度是，索性离“它”远一点。

我实在不希望我们的学界再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错误，高歌猛进地把一些作品封为“史诗性的经典作品”，才过了几十年，回眸一瞥：那些作品已经成了在重症病房深度昏迷的“伪经典”。

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