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当代史”

“文学”与“当代史”

首先索解一下刘复生学术研究的知识系谱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去了解，在一种整体性的历史与知识关系中，他站在一个怎样的结构性位置上发言。某种程度上，我想仿造当代文学批评界那些拗口的术语，把刘复生的知识系谱描述为“后—新启蒙”知识。也就是说，他的研究语言和分析思路，是在与作为新时期的80年代启蒙知识的批判性对话关系中，形成的一种新研究路径。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理论知识与历史视野这两个层面。

这种研究风格体现在他目前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中，不过最鲜明的或许还是他对90年代“主旋律”小说的研究。这项研究包括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其最终形态是2005年出版的专著《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也包括他在此前后陆续发表的多篇论文，这些文章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有更大的推进和扩展，并延伸至关于“主旋律”影视的研究。

刘复生对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或许与他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四年工作经验有关。这种曾经的“局内人”经验，使他对“主旋律”这一文化现象有着更为全面深入的整体把握，并在对史料的分析和处理上，表现出许多在校博士生难以具有的游刃有余的从容和老练。不过，这一选题的确定，对于刘复生置身的当代文学专业而言，却有着某种“不轨”的色彩。刘复生将“主旋律”小说称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尴尬、暧昧的段落：一方面，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但与此创作、接受热潮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代文学研究界和批评界对它极其冷漠”。这不仅意味着它“不配”被纳入当代文学史的整体叙述中，而且或许根本就是不值得研究的现象。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于何谓“文学”，对于90年代整体文化格局的基本判断。这种理解方式本身，也正是80年代新启蒙思潮建构出来的文学与政治、精英与通俗、官方与民间等一系列二元论的具体表现。刘复生对“主旋律”小说的研究，因此首先就需要在反省这一系列二元论的理论基础上才能展开。他将“主旋律”视为90年代以来的一项“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工程”，讨论它出现的历史动因，分析它的基本战略和运作机制，并采取文化批评的方法对诸种“主旋律”小说的文本形态进行了精彩的意识形态解读。这种分析背后有这两个关键支点，那就是他对“文学”与“当代史”突破性的也是创造性的阐释方式。

与那种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封闭性的作家作品上的做法不同，刘复生给出的是一种全景式的文学整体视野。他把“主旋律”小说的规划、构想、写作、出版、流通、接受等的整个生产过程，视为一个统一的文本对象，讨论官方、市场、作者、读者等不同层面如何介入这一生产过程，从而构造出特定的叙事文本。在这样的意义上，小说文本就不再被理解为作家的个人创造，而是一个不同力量介入其中并互相协商的场域，一个开放的、关联到不同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网节点。与此相应，刘复生所采取的文本分析方式，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他分析文本中的具体叙事策略，讨论其力图达成何种意识形态效果，以及这种叙事本身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在这样的意义上，文本不仅成为一个充满着裂隙与缝合、冲突与协商的意识形态运作的场所，而且也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不同的社会力量在文本中得以正面交汇。

显然，展开这样的文本分析，需要的是一种不同于“纯文学”观的理论视野。这背后包含着叙事学、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诸多“语言学转型”之后的文化批判理论。刘复生以他的成熟老到，将这些理论完全化入对具体现象与问题的讨论之中，从而使自己与那些纯粹的理论“操练”区别开来。不过，不能不说，刘复生的分析视野和路径，却正是借助文化批判理论才可能具有的。某种程度上，这种知识形态似乎也构成了那些被人们称为“70后”批评家所普遍具有、只是进入程度有深有浅的“新”知识。这是一种并不难得到解释的文化现象。以杰姆逊、福柯、阿尔都塞、布迪厄、拉康、葛兰西、德里达、齐泽克等名字所标示的这种新理论，从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而90年代完成的，主要是关于这些理论的一个重要翻译工程：这些理论陆续系统地翻译成中文。它们自然构成求知欲最为旺盛的年轻学生们吸纳的主要知识对象。与此同时，学院体制与知识体制的“全球化”处境，也使得这些理论构成了90年代中国人文研究领域新的批判资源。固然，人们可以去讨论这中间“中国问题”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权力关系，不过在90年代后的历史语境中，要本质主义地区分何谓“中国的”何谓“西方的”，已经不可能。何况，这些新的批判理论本身所应对的问题，比如人道主义的中心化主体想象，比如本质主义的历史宏大叙事，比如专业主义的文学想象等，和中国知识界需要面对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差别。事实上，后者正是80年代新启蒙知识的核心构成部分。这也可以解释刘复生对90年代“主旋律”小说的研究，常常是以对80年代新启蒙主义知识与意识形态的批判为前提的。他200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390]，表达的正是对80年代主流知识体制的激进批判。

对“主旋律”小说的研究，不仅使刘复生在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开端，就得以越出纯文学研究的局限，而在广阔的文化与社会批判视野中分析文学实践的整体过程，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他还由此构造出了一种关于当代史的整体阐释框架。刘复生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关系中界定并阐释了90年代“主旋律”小说的诉求：这是对80年代新启蒙主义与多元化创作潮流的“矫正与反拨”，而试图在形式上继承50—70年代“一体化”时期的种种遗产，并同时纳入市场经济时期以发展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意识形态”。可以说，这是一次多重意义上的新、旧意识形态整合工程，其间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与暧昧因素，刘复生因此称之为“一座起伏不定的浮桥”。不过，也正是通过这座“浮桥”，刘复生勾勒出了一种关于当代文学历史的整体性图景。当代文学常常被人称为不可写“史”的学科，90年代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现，使这种论调得到了基本的改观。洪子诚通过对诸种文学力量与因素间的冲突、矛盾关系的分析，勾勒出50—70年代的一体化进程及其在80年代解体的历史线索，从而使得断为两截（前30年与新时期）的当代文学被阐释为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整体过程。不过这种叙述潜在地包含的从一体化到多元化的框架，也使得它关于80年代以后文学的历史脉络的描述并不那么清晰。可以说，刘复生的研究正是站在其导师的高起点上，再往前推进了一步。以90年代的“主旋律”小说为基点，刘复生几乎将整个当代文学史叙述为了某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尽管这个词或许并不那么恰当，不过在“一体化”、“多元化”和“主旋律”这三者间建立起的历史关系，却恰恰使得一种新的关于当代文学整体历史图景的描述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借助“主旋律”小说，刘复生也确立起了关于90年代文学总体格局的描述。他对“主旋律”的界定并不限于那些有明确标志的“主旋律”作品，而认为它是一个“边缘不甚清晰的弥散化结构”。依靠自身占据的强大资源和整合能力，它不仅将许多色彩不那么明晰的文化因素收编至自己的边缘区，而且也使那些看似与此无关的“精英”或“纯文学”创作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此，如果以“主旋律”为基点而将诸多文学因素纳入一种结构性关系的观察中，那么90年代文学的整体历史图景也就逐渐显影出来。

可以说，刘复生对当代文学历史的整体把握，对文学生产体制的关注，尤其是对不同文学力量间复杂的也是结构性的关系的分析方式，深得洪子诚先生文学史研究的精髓，并有独到的推进。自然，他的研究也不是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从50—70年代的“一体化”到90年代的“主旋律”，国家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当“主旋律”使得90年代文坛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时，那个新的更大的结构到底是什么，这些在刘复生的讨论中不那么明晰。这也使他有时难以为批判性地分析“主旋律”找到一个更稳妥的支点。不过，这些问题在他后来陆续发表的有关“主旋律”影视的研究文章中，有了更为复杂化的处理和更为深入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