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语言学简史

第二节　中国当代语言学简史

不管是古代希腊还是古代中国，在现代语言学产生之前都是语文学，主要研究语言文献。语文学的三个源头中，古希腊人研究语文学是为了哲学研究，古印度人研究语文学是为了传播佛教，而古中国人研究语文学是为了阐释儒家经典。这里不叙述中国古代语文学，主要介绍20世纪以后的中国语言研究历史。

一、文字学

中国传统的语言学一般都以书面材料为重点，汉字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一直未从传统的“小学”中独立出来。20世纪初，由于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与文字的研究应该分开；到20世纪30年代，唐兰先生强调“文字的形体的研究”，他的《古文字学导论》一书标志着现代意义的汉字学的建立。汉字学研究一般可分为古文字研究和一般性汉字研究两大部分。对古文字的研究由来已久，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大量古文字资料的出土，带来了古文字研究的新高潮，又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大大加强了科学性，逐渐摆脱了旧的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出了新的面貌。20世纪的前50年，前人对古文字资料作了大量的整理、著录、考释和其他研究工作。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人编辑了甲骨文字典或甲骨文编，有人还对殷墟甲骨文的分期断代进行了研究；在金文研究方面，有人编辑了金文字编等字典，有人进行了金文的断代和分区、分域的研究；在战国文字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成果。20世纪后50年，古文字研究成果更加辉煌。随着新的出土资料的不断增加，研究上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除了进一步进行整理、著录、考释，编写更新更全的各类古文字字典或文编以外，考释、研究方法也更为先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从语言的角度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知识来考释、研究古文字，从而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不少新的资料和结论；另外，大家还尽量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帮助古文字学的研究，这也有助于提高结论的科学性。古文字研究的各个分支中，战国文字的研究发展得最为迅速。这方面的资料自50年代以来不断有所发现，近年来在战国金文、陶文、玺印文字、钱币文字特别是简牍文字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彻底改变了过去战国文字研究比较冷落的局面。需要顺便提到的是，20世纪后50年主要是近二三十年来，还加强了对汉代以后、现代汉字以前的文字的研究，特别是俗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一般性汉字研究方面，诸如汉字的性质、起源，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结构的类型，以及《说文》、“六书”等，20世纪前50年均有学者进行研究，并取得较好的成绩。关于汉字性质的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成为讨论的热点，虽然至今并无定论，但裘锡圭提出，在认识汉字的性质时，有必要区分文字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和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次，而汉字的性质应当由汉字的字符的性质来决定，这种观点已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这种认识无疑比先前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或单纯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要科学、深刻得多。关于汉字起源的问题，大家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刻画或绘写符号是否汉字的问题上。这个问题从5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现在虽无定论，但也有共识，那就是判定这些符号是否汉字应当看它们是否真正用于记录汉语。对于汉字形体的演变，20世纪后50年也比前50年在认识上更加深入，突出的一点是大多数人认识到了汉字演变过程中俗体所起的作用。对于汉字结构类型的研究，已有不少人突破了“六书”说的局限，提出了新的“三书说”。还有学者受现代语言学中“音位”、“义位”等概念的启发，提出了“汉字构形学”的说法，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并采用计算机处理技术，对古文字的构形系统进行了研究。有关《说文》的研究，后50年也比前50年大有进展。除了继续就与《说文》有关的字体、六书、声韵进行深入研究外，还结合文献典籍和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的错误，并扩展到语言乃至社会文化来进行研究，揭示《说文》所蕴含、反映的语言素材以及社会状况。以上所谈到的各方面的问题，都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论著或相关的工具书。20世纪后50年在汉字学研究上还值得一提的是，重视和加强了现代汉字（即“现代汉语用字”）的研究，这包括现代汉字正字法的研究，现代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定序标准化的研究，现代汉字应用（人际界面的应用和人机界面的应用）的研究，以及现代汉字的前途与现代汉字的评价的研究等。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对汉字的学习与应用，有助于提高识字教育和汉字输入的质量，而且为国家制定、推行科学的文字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80年代后迅速形成为汉字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现代汉字学。

中国文字学会成立于1991年10月，是经民政部批准的国家一级学会，挂靠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其前身是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隶属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85年12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1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现名。

中国文字学会现有会员180多名。学会设有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现有理事35名，常务理事12名。下设秘书处和学术委员会，负责处理学会日常工作和学术事宜。

中国文字学会的宗旨和任务主要是：促进国内外文字学界的学术交流，推动文字学研究的发展，并为国家制订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提供咨询和论证。

第一届学会会长为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副会长为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兼秘书长）、原国家语委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伯熙，常务理事有曹先擢（国家语委）、傅永和、郭锡良（北京大学）、李玲璞（华东师大）、李学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裘锡圭、王宁（北师大）、王伯熙、向光忠（南开大学）、赵诚（中华书局）等先生。2003年5月，中国文字学会改选产生新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选举产生第二届会长为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副会长为教育部语信司副司长王铁琨（兼秘书长）、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张涌泉，常务理事有陈伟武（中山大学）、单周尧（香港大学）、董琨（中国社科院语言所）、黄德宽（安徽大学）、李国英（北京师范大学）、沈培（北京大学）、王铁琨（教育部语信司）、吴振武（吉林大学）、臧克和（华东师范大学）、张书岩（教育部语用所）、张涌泉（浙江大学）、赵平安（北京师范大学）。

二、汉语音韵学

汉语音韵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学科，有着巨大的成就。但20世纪以前，甚至到20世纪20年代，音韵学研究基本走的是传统的治学之路，一直运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代表人物是章炳麟、黄侃，人称“章黄学派”，他们被认为是“清代古音学的殿军”，也就是说，他们的古音学说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20世纪随着西学东渐，音韵学研究也逐步走上了独立的现代化的道路。音韵研究不再只是考证古音系统，而重在审辨语音和古代音值的构拟。于是开始采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运用新的材料。例如用国际音标记音，开始借鉴、运用现代语音学的一些研究分析方法，注意运用方言材料等。同时加强了断代汉语音系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音韵学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些学者系统译介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J.Karlgren）关于汉语中古音的构拟学说。他们肯定高本汉学说的同时，对高本汉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少批评、修改意见。构拟方法的引进使中国音韵学的研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高潮，并推动了近代音韵的研究和等韵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继续进行一些系统的断代语音研究和专题研究，但总起来说，研究工作明显冷落，也比较分散，研究处于低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左”的思潮泛滥，音韵学研究在批判声中艰难地前进。50年代后期，音韵学的研究与教学开始受到重视，特别是开展了对《切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与讨论。正当音韵学研究开始平稳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又使音韵学研究停顿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音韵学才得以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据不精确的统计，80年代以来发表的音韵学方面的论文数是前80年发表的论文数的两倍半，而且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突破。从研究领域看，无论上古音的研究（包括先秦声母、韵部和声调的研究，两汉音系的研究，以及甲骨文时代汉语语音的研究，乃至“原始汉语”音系的研究），无论中古音的研究（包括《切韵》、《广韵》音系的研究，诗文用韵的研究，反切的研究，以及梵汉等对音的研究），也无论近代音的研究（包括宋代语音研究，元代语音研究，明清语音研究，以及《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等韵的研究），都大大深化，都有所开拓。此外，加强了汉语语音史和音韵学史的研究。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还特别重视历代诗文用韵研究，而且可以说这成了这一时期音韵研究的一大特点。从魏晋南北朝直至宋元的韵文，包括敦煌变文的用韵，都有学者进行分析研究，这为进一步了解、研究汉魏以来的汉语韵部的分合情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例证。而在古音构拟上，不仅延伸到周代以前的甲骨文时代的汉语语音的构拟问题，甚至涉及所谓“原始汉语”的语音构拟问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比较重视亲属语言之间语音的对比研究和注意运用汉外对音资料。

1980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至2009年9月，会长为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教授，秘书长为杨亦鸣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宁忌浮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聘请南京大学刘晓南、北京大学张渭毅、徐州师范大学方环海任中国音韵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成立大大推进了我国的音韵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新、老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常培、李荣、邵荣芬、杨耐思和张振兴，北京大学的王力、周祖谟、唐作藩、郭锡良，武汉的严学宭、国家语委的王均和贵州大学的蒋希文、中山大学李新魁、麦耘、厦门大学李如龙、华中科技大学尉迟治平、上海师范大学潘悟云等以及国外的梅祖麟、朱晓农、薛凤生教授等。

2007年3月31日，国内第一个音韵学研究所在南阳师范学院正式挂牌成立，教育部有关领导出席成立大会。

三、训诂学

训诂学在中国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极盛于清代乾嘉，但鸦片战争后，训诂学一度呈现衰微之势。20世纪初，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章太炎虽在熔铸古今之外，又会通中西，但由于时代和他本人的局限，他并未能全面重整训诂学，建立起新的训诂学理论。直到20年代，才由他的学生黄侃开设训诂学课程，初步建立起训诂学理论。30～40年代，还曾就训诂学的性质、范围、训诂方法与原则展开过讨论，出现过“温故而知新”的训诂论著，如齐佩瑢《训诂学概论》就有所革新，有所前进。但进入50年代后，训诂学重又受到冷落。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50年代后一直开展对所谓“厚古薄今”、“封资修”的批判，强调“厚今薄古”，强调开展现代词汇的研究，这当然会影响训诂学的研究，但这还只是客观原因；更有其主观原因，那就是传统训诂学本身缺乏科学的体系，特别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方法。直到80年代，训诂学才又受到重视。训诂学的基本任务是解释文献字词。80年代的训诂学研究正是围绕着怎样以今语释古语解决好古书的阅读和注释问题而展开的。同时，进一步开展了训诂学史的研究、训诂名家名著的研究、训诂方法的研究、近代汉语训诂研究，以及汉语同源字（词）的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加强了现代训诂学理论的基础建设，探讨训诂学与现代科学接轨的问题，重视将现代语义学的理论、方法引入训诂学研究，并注意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知识来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力求促使“经验训诂学”向“理论训诂学”转化。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于1981年5月。学会成立以后，组织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筹办纪念孙诒让《周礼正义》出版100周年和陆宗达诞辰100周年大会，在河南举办许慎研讨会，促进了“许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文化交流，广泛宣传了许慎文化，为我国训诂学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曾经是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是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至2009年9月，中国训诂学理事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是：王云路（浙江大学）、卢烈红（武汉大学）、史建桥（商务印书馆）、白兆麟（安徽大学）、孙雍长（广州大学）、朱小健（北京师范大学）、吴金华（复旦大学）、李建国（语文出版社）、杨端志（山东大学）、苏宝荣（河北师范大学）、陈绂（北京师范大学）、赵丽明（清华大学）、徐时仪（上海师范大学）、郭芹纳（陕西师范大学）、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雷汉卿（四川大学）。李建国为会长，朱小健为常务副会长，白兆麟、孙雍长、王云路、苏宝荣、董志翘为副会长，史建桥为秘书长。汪少华（杭州师范学院）、方向东（南京师范大学）、王彦坤（暨南大学）、方有国（西南大学）担任副秘书长。

四、汉语语音学

我国汉语语音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但现代汉语语音研究则始于20世纪。20世纪西方的语音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对我国的语音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20世纪初，实验语音学进入萌芽阶段。刘复的《四声实验录》（1924）是中国第一部用实验方法研究汉语语音的著作。赵元任于1930年创制了五度制标调法，1934年又发表了著名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一文。前者已成为国际通行的标记声调的方法，后者被誉为音位学创始时期的经典著作之一。50～60年代，结合汉语拼音字母的设立，加强了对普通话音位及其音值的研究，其中包括轻音、儿化的研究，虽整体理论水平不高，但也出现了少数从整体模式着眼分析普通话音系的好文章。其中的代表著作是罗常培、王均的《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出版。80年代以后，汉语语音研究也有了较好的发展。这一方面已经中断了数十年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在20世纪最后20年得到了全面恢复，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校的一些机构先后建立了语音实验室，用现代语音实验的方法分析了普通话元音、辅音、声调、轻重音和语调等，为言语工程提供了可靠的汉语语音特征参量；与此同时开展了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加强了协同发音、语流音变的实验分析，使汉语语音合成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语音合成的自然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西方新兴的音系学理论和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使汉语音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先后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运用音系学理论研究汉语音系问题的论文，挖掘了不少新的规律，特别是揭示了汉语无论是共时成分的组合模式或交替模式，还是历时音变，都以单字音为控制枢纽的规律，这无疑丰富了普遍韵律层级模式的学说。音系学研究虽有不小的进展，但研究还只限于短语以下的层面，对于更高层面的韵律问题、韵律与句法的关系问题等，都还缺乏研究，而目前的研究队伍很小，且研究音系学的学者与从事实验语音学研究的学者结合也不够，这都影响着汉语语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五、汉语词汇学

汉语词汇的研究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词汇研究也是从本世纪开始的。首先是观念的根本转变。在本世纪之前，一般只有字的概念，没有词的概念。最早先后明确提出要区分字和词的是章士钊和黎锦熙。词本位的确立是现代汉语词汇学建立的前提，不过现代汉语词汇学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直是个薄弱环节。20世纪前50年，有关现代汉语词的界定、汉语构词法、外来词、熟语（包括成语、歇后语、谚语等）以及词义（包括同义词、反义词）等方面虽都有所研究和探讨，但成果甚微。50年代后，特别是“文革”以后，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有较大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关于词的界定问题，有了较深入的探讨，虽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摸清了词与非词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而且开始认识到现代汉语词汇存在着多层面性，因此现代汉语里的词不是只用一种方法或一种理论就能加以界定的。进入90年代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见，认为词是印欧语里的东西，汉语里只存在字，根本就不存在词这种东西。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不过这些看法的提出推动了人们对汉语词的思考。二是对于汉语构词法有了较系统的研究。对于现代汉语里的合成词，不仅细分为重叠式（词根重叠）、派生式（词根与词缀合成，亦称附加式）和复合式（词根与词根合成）三种类型，而且对复合式合成词的构造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0年代后，有学者提出了造词法的问题，认为就汉语说更应重视造词法。三是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并且群策群力通过深入的调查，编写出版了《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工作起了推动作用。四是全面展开对熟语的调查研究，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特别是对成语的探源有了很大的突破。五是词义研究完全摆脱了训诂学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义素分析法”的引入，“词义构成成分分析法”的提出，标志着汉语词义研究逐步走向成熟，从而对词义的性质、词义的演变、同义现象、反义现象和词的释义问题等的研究更趋深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此外，从80年代开始为适应中文信息处理的需要，加强了词义分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词义研究很重要，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课题，今后还得花大力气进行研究探索。

六、汉语方言学

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西汉扬雄的《酋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便是我国最早的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不过现代方言的调查研究是于20世纪20年代初由民间歌谣的采集研究引发起来的。但由于种种条件不具备，所以并无成果问世。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才开始了真正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赵元任最早按《切韵》声韵调系统设计了收字达3567个的《方言调查表格》，供方言调查之用。在短短的十年间出版了多部高质量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和汉语方言的研究专著，如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罗常培的《厦门音系》、《临川音系》、《钟祥方言记录》等，内容涉及古代方言描写研究和汉语方言分区等。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和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需要，195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根据赵元任的《方言调查表格》先后编制了《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方言调查简表》、《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和《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6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这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汉语方言资料，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人们对汉语方言的认识，改变了以往只是少数人关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局面。当代方言的描写研究和方言分区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十年动乱，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中断。“文革”后，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迅速恢复和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方言调查与描写更趋全面，这不仅反映在所调查、描写的方言点大幅度增加，而且还反映在除了调查、描写方言语音外，加强了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的调查描写。二是开展了方言志的编写和方言地图的绘制。三是由方言现象的调查描写进展到方言演变规律的探求，包括语言接触所引起的演变规律的探求。四是开始注意联系社会的方方面面来研究探求各方言所呈现的不同变异，将汉语方言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并使人们更看到方言研究的价值。这一时期的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的成果突出反映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88）的出版和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种分卷本以及上海教育出版社发行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40种的最后（1999）全部问世。这可以说是我国语言科学的基本建设。这不仅对于方言研究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使汉语方言研究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取得了综合平衡的发展，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汉语方言的分歧性和统一性两方面的本质特征，也不仅为整个汉语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鲜事实，有利于整个汉语研究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而且对国家的语言决策和相关学科的建设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七、民族语言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而30年代由于爆发了抗日战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内迁到西南地区，一些语言学家如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等跟他们的学生便深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了壮侗、苗瑶和藏缅语族诸语言，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出版了一批调查研究成果，开拓了少数民族语言学这一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即先后派遣专家学者分赴西南、西北、中南以及海南岛等地区深入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而1955年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以后，制定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远景规划，开办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进一步组织700多人，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语言调查，使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与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文革”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与研究更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不仅先后调查了近千个点，积累了十多万人次的抽样调查资料，取得了十多万个各种数据，获得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少数民族语言关系、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影响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全面的描写与多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近60种，并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各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二是少数民族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包括少数民族语音谱系分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各语系、语族、语支的构拟与研究，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演变的研究；三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接触与影响的研究，包括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的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对少数民族所使用的汉语的影响的研究；四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如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研究、某些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某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研究等；五是某些少数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各项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发表了30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工具书。在上述各项研究的研究成果中，多有创见，不乏理论建树，诸如“语义学比较法”（即利用两种语言中共同具有许多形同义异的语词对应式的情况来证明其发生学关系的一种方法），汉语起源多源论和汉藏语系是以汉语为主体的聚合型语群的观点等。这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理论，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对汉语本体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民族语言研究方面，先后涌现出了傅懋绩、邢公畹、马学良等老一辈著名学者和戴庆厦、陈其光、金有景、孙宏开、冯蒸、聂鸿音、江荻等新学者。

八、普通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亦称理论语言学或一般语言学，它是研究人类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规则和演变规律的。随着西方语言学的不断传入，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学者系统地把西方语言学理论引进中国，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23）便是第一个为中国普通语言学研究搭了一个间架。初始时期当然还是偏重于介绍和引进。30～40年代，一些学者注重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分析汉语。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的运用，极大地推动了汉语史的研究；而汉语语法研究也在中西结合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理论意识普遍薄弱，既未开展对语言理论的研究，更未能从汉语自身的研究中去升华理论，因此20世纪50年代之前理论语言学在中国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50年代开始由于受当时苏联语言学的影响，语言理论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到60年代初语言理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代表人物是北京的高名凯、岑麒祥，南京的方光焘。他们三人早年都留学法国，崇尚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并都致力于语言理论的研究与教学，50年代又都转向介绍苏联语言学。但他们的研究又各有侧重——高名凯偏重于理论研究；岑麒祥研究多于介绍，在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上有一定贡献；方光焘则更多的是运用普通语言学理论来总结汉语研究的经验。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对苏联语言学理论持“一边倒”的态度，对西方语言学理论持批判的态度，因而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理论语言学的正常发展。70年代末以后整个学术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加强了与国外语言学界的联系，并对国外语言学开始采取多元论的立场，不囿于一家一派之学说；另一方面更努力探求既立足于汉语、又力求从人类语言共性的基点来看汉语这样一种中西结合的研究道路。而语言理论研究也不局限于先前一些主要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学者，一些从事汉语研究的学者也大大加强了理论意识，注意及时从自己的研究中作理论概括和升华工作。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思想的指导下，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语言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或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或在西方已有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说。突出的如：叠置式音变理论，语义指向的理论方法，动词中心说，动词过程结构的理论，“三结合（普通话、方言、古汉语）”的研究方法，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和同一性原则，语言接触“互协过程”的无界而有阶的理论等。这些无疑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理论与方法。20世纪末21世纪初，徐通锵、郑张尚芳、申小龙等学者结合中国汉语实际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普通语言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