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与电影文学鉴赏

第四节　戏剧与电影文学鉴赏

中国戏剧发展概况

中国戏剧主要包括戏曲和话剧。戏曲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戏剧，话剧则是20世纪引进的西方戏剧形式。

中国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在世界剧坛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

戏曲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秦汉时代。但形成过程相当漫长，到了宋元之际才得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杂剧算起，经历明、清的不断发展成熟而进入现代，历经八百多年繁盛不败，如今有360多个剧种。中国古典戏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及近、现代戏曲等四种基本形式。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以歌舞艺术的形态存在的戏曲萌芽。古籍记载中的“百兽率舞”，以人扮兽，模仿“百兽”的动作，表示狩猎的胜利和满足。《礼记》中记载的伊耆氏（即神农）的“蜡辞”，亦是用歌舞祝祷丰收。进入封建社会后，歌舞便分流为宫廷和民间两种趋向。宫廷歌舞主要用于礼节，内容多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周代的“大武”，便是以武王伐纣的胜利为题材的“武舞”。由此，可看到中国戏曲最早的戏剧因素——情节。之后，《诗经·陈风·宛丘》里描写陈国百姓在宛丘城下击鼓奏乐、手舞鹭羽的情景，战国时期屈原《九歌》里所写民间的祭祀歌舞，都可视为戏剧最早的艺术萌芽。

到了唐代，歌舞戏与参军戏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戏剧的初步形成。其特点是：大多有剧情，有一定的生活内容，剧中人物形象鲜明，尤其是“参军戏”创造出了中国戏剧中的“角色”，注重组织矛盾冲突，增加戏剧效果，“参军戏”中的滑稽讽刺表明此时的戏剧已注意到了戏剧技巧和表现手段问题，“参军戏”中“参军”与“苍鹘”两个角色的相对问答为戏剧注入了“对白”因素。

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是宋元南戏和北杂剧。宋代是中国戏曲艺术趋于完整的时期。代表宋代戏剧的是“杂剧”和“南戏”。宋“杂剧”是对唐“参军戏”的继承和发展，其角色增至五个：“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演出形式分为两段：即“艳段”和“正杂剧”，并有完整的情节。可惜剧本皆失传。“南戏”形成于北宋末年，盛行于南宋。其发源地是浙江温州，又称“温州杂剧”。角色比上述“杂剧”完备，分为生、旦、净、末、丑、贴、外七种。中国戏剧艺术的角色门类，至此已基本形成。该形式适合表演复杂完整的故事情节。不少人认为它是中国戏剧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完整戏剧形式。现存的南戏剧目有一百七十种左右。其中，《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包括《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三种戏文），是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南戏剧本。

南戏，是中国戏曲最早的表现形式，它形成于南北宋之交的浙江温州（古称永嘉）一带的民间，13世纪北杂剧在北方中原形成，它是在宋杂剧的基础上，融和南方民间小曲、说唱等艺术因素形成的，以体制庞大、曲词通俗质朴为其特点，粗具戏曲的基本艺术特征，剧目多表现民间故事。

中国戏曲的第一个繁盛期：元杂剧。元杂剧是中国戏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它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准，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元杂剧是在宋金杂剧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本一般是一本四折。前面加一个“楔子”（也有例外，如《西厢记》为五本二十一折）。全剧由一个角色主唱。正旦唱的叫“旦本”，正末唱的叫“末本”。每折唱词用一宫词中若干曲牌组成联套，一韵到底。

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等杂剧作家，使北杂剧成为一代之文学。以质朴自然胜，后世戏曲文学无有出其右者；北杂剧的表演则显示出戏曲在形成之初的朴实和浓郁的民间气息。

关汉卿，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一斋）。“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南吕一枝花》中自称：“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破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关汉卿长期“混迹”在勾栏妓院。在玩世不恭的背后，隐藏着冷峻悲凉的内心世界和热烈乐观的战斗精神。他的笔触，诉说着民众的困苦与无奈；又将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污辱的女性身上。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国内至少100种不同的戏剧形式，1500个职业剧团，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后世称关汉卿为“曲圣”。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马致远，大都（今北京）人。晚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曾任江浙行省务官。马致远有杂剧十六种，存世的有《江州司马青衫泪》、《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西华山陈抟高卧》七种。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也负盛名，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收入小令104首，套数17套。马致远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负，却长期无果。《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

郑光祖，山西襄汾县人，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和散曲家，元杂剧四大家之一。早年习儒为业，后授杭州路为吏，他“为人方直”，不善与官场人物交往，官场生活艰难。开始杂剧创作。写过18种杂剧剧本，全部保留至今的，有《迷青琐倩女离魂》、《梅香骗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辅成王周公摄政》、《虎牢关三战吕布》等。从这些保留的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剧目主要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另一个是历史题材故事。

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放弃了官场名利的争逐，专攻辞赋。共写过15种剧本，现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三种，以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的残折。白朴的剧作，题材多出历史传说，剧情多为才人韵事。悲剧写得悲哀怛侧，雄浑悲壮；喜剧写得起伏跌宕，热情奔放。历来被认为是爱情剧中的成功之作。

与关汉卿同为大都人的王实甫是元代另一伟大作家。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坎坷，他常在演出杂剧及歌舞的游艺场所出入，是个不为封建礼法所拘，与倡优（当时的演员）有密切交往的文人。晚年弃官归隐，过着吟风弄月，纵游园林的生活。王实甫的杂剧如今仅存《西厢记》、《破窑记》和《丽春园》等十三种。其中最著名的《西厢记》共五本，是王实甫的代表作，在元代和明代就为人推重，被称为杂剧之冠。

中国戏曲的第二个繁盛期：明清传奇。明清时代，杂剧因受南戏和传奇的影响，在体制、音乐、唱法上较之元杂剧有很大发展，但继起的传奇又成为明、清两代戏剧的主要样式。明代传奇的全盛时期是在嘉靖前后，当时戏剧创作出现了三种艺术流派：临川、昆山、吴江。汤显祖是临川派的代表，江西临川人，万历进士，曾官至礼部主事，颇有风骨，后因事罢官。他的剧作充满浓郁的浪漫的色彩，主张自由的抒发才情，反对格律限制，因而与沈璟形成论争。其作品有《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因四剧均有梦的情节，故总称《四茗堂四梦》，尤以《牡丹亭》的影响最大。

传奇发展至清初，已渐呈衰落趋势，但如同落日返照的霞光，一批清代传奇作家却奇迹般地推出了一批不同凡响的作品。其中卓具影响的有李玉的《清忠谱》、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与之相呼应，著名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李渔（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根据半生戏剧生涯，著成专论创作和表演的戏剧理论《闲情偶寄》。诸种创作构成了传奇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同时也预告了它的结束。此后的创作便有些难以为继，步步走向衰落。

中国戏曲的转型期：地方戏的兴起。清中叶以后，地方戏曲剧种竞相发展。出现了诸腔竞奏的繁盛局面。所谓“地方戏”，是指流行于一定地区，采用该地方言、乐曲，具有地域色彩的戏曲。清代风起云涌的地方戏，曾先后进京，在北京一较胜负。它们互相吸收、嫁接变化，通力合作。京剧是发展得最强劲的一支，京剧今天已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国粹”。京剧发展到光绪时期，已十分成熟，并形成了诸多艺术流派。其优秀剧目多为无名氏所作，题材以历史戏和民间传说为多。如《打渔杀家》、《宇宙锋》、《四进士》、《清风亭》、《二进宫》、《打龙袍》、《白蛇传》、《铡美案》、《群英会》等，新中国成立后，京剧艺术发扬光大，不仅重新整理了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而且编写和演出了一批新的历史剧和现代剧。京剧面貌焕然一新，被尊为中国戏剧艺术的正宗，受到海内外艺术家和观众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在当今已得到世界认同，与斯坦尼斯拉夫基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鼎足而立，被称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

中国戏曲的第三个繁盛期：话剧。20世纪初，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中，西方话剧艺术开始在东方登陆，从而催生了中国现代话剧。

中国现代话剧发轫于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该社最初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第三幕之后，又排演了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辛亥革命后，春柳社部分会员回国，汇入国内的戏剧运动。在国内胡适1919年写成的《终身大事》可视为中国现代话剧的萌芽之作。

1921年3月，民众戏剧社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十三人，五月该社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同年曾与李建吾等组织北京实验剧社的陈大悲又与蒲伯英等发起成立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研究表演艺术正规化。同期出现的上海戏剧协社则重视舞台实践，尤其是1923年，洪深经欧阳予倩介绍加入该社，建立了严格的导演制和排演制，这些组织和演出措施体现了中国话剧艺术的逐渐成长。1928年在洪深的提议下，正式将移植过来的这种西洋戏剧定名为话剧。

整个二十年代是话剧的成长期。在新文学各体式的创建中，话剧是晚成的。这期间，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郭沫若、余上沅、丁西林等在创作实践上最为努力。

欧阳予倩是“春柳社”的台柱，“戏剧协社”的灵魂，“民众剧社”的主干，“南国社”的导师，足以称得起是中国现代戏剧之父。他在创作、翻译、改编以及戏剧理论上建树颇多，三十年代以前的主要剧作有：《泼妇》、《回家以后》、《潘金莲》等。早期代表作独幕喜剧《回家以后》曾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

洪深曾留美在哈佛大学学戏剧，获硕士学位。1921年归国后，曾与欧阳予倩联手主持“戏剧协社”，参加“南国社”，领导“复旦剧社”，并从事电影工作。洪深是新剧主义者，他在研习西方戏剧中最为下力，又使之在中国繁殖，其三十年代前的代表作是《赵阎王》，改译外国剧本有《少奶奶的扇子》、《第二梦》、《傀儡家庭》、《威尼斯商人》等。

田汉被称为现代戏剧的耶稣，自1923年夏脱离“创作社”，便独立创办《南国半月刊》，后几经挣扎，历尽苦辛，至1928年建立单纯的戏剧团体“南国社”，使该社成为最有活力的剧团，推动中国戏剧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以创作而论，田汉也是现代话剧史上成绩最丰富贡献最大的剧作家。其三十年代前的主要代表作是《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

郭沫若在现代以写历史剧见长，他于1925年写成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由《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三剧组成)，把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揉为一体，想象丰富，热情奔放，气势磅礴，立意深刻，独树一帜，拓宽了现代话剧的艺术领域。

进入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现代戏剧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许多剧作家已开始走向成熟。田汉继续保持了多产的趋势，作于1935年的三幕剧《回春之曲》在当时影响较大。洪深这一时期又写了《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总题为《农村三部曲》，新的剧作家夏衍、阳翰笙、陈白尘、宋之的、于伶等也都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但真正标志中国现代话剧步入成熟的，则是在曹禺及其剧作《雷雨》出现以后。

曹禺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清华大学英文系毕业。1933年大学将毕业时，完成了酝酿构思与中学时代而历经数载的处女作《雷雨》，顿时震惊剧坛。之后佳作频出，《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等剧，将现代话剧艺术推上峰巅。曹禺的剧作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但也深受国外戏剧名著的影响，其作大都人物性格鲜明，场景集中，结构严密，色彩浓重；语言精练而又丰富；尖锐的戏剧冲突和性格化的对话常常形成紧张的剧情，且多设伏笔和悬念，使剧作波澜迭生，引人入胜。《雷雨》、《日出》、《原野》皆以悲剧为结局，更生发出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曹禺建立了中国话剧的民族风格，其创作在话剧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与曹禺同时活跃于话剧艺术领域的剧作家还有夏衍（主要作品有《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菌》）、李健吾（主要作品有《这不过是春天》）、于伶（主要作品有《大明英烈传》、《夜上海》）、宋之的（主要作品有《祖国在呼唤》、《雾重庆》）、吴祖光（主要作品有《风雪夜归人》）等，郭沫若在四十年代仍以写历史剧而著名，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很高。《虎符》和《屈原》属其中的上乘之作。

当代话剧艺术。当代话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历经了风风雨雨、曲折坎坷，但仍然创作活跃，表现出新时代话剧创作的特点。

当代话剧成果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两个阶段。“文革”十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戏剧艺术被肆意践踏，造成严重歉收。

“十七年”时期，话剧坚持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方面地反映现实生活和再现革命家历史斗争。这一内容，形成了当代话剧的主旋律，优秀剧作有老舍《龙须沟》、曹禺《明朗的天》、丛深《千万不要忘记》、王炼《枯木逢春》、沈西蒙《霓虹灯下的哨兵》、陈其通《万水千山》等。

历史剧有郭沫若《蔡文姬》、《武则天》、曹禺《胆剑篇》、《王昭君》，田汉《关汉卿》、《文成公主》，老舍《茶馆》等。艺术上，此时期的话剧一是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作了种种探索与努力，取得了可喜成就。尤其是老舍的《茶馆》以新颖的形式，娴熟的技巧，鲜明的形象，精彩的对话使这种舶来艺术别开生面，表现了浓厚的民族风味，为中国话剧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曾被话剧的故乡——西欧诸国剧评家视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中国现代话剧的精品”。其二，形式上，在保持话剧艺术特点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引进戏曲、电影、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中富有表现力的成分，丰富了话剧艺术的表现手段，增强了话剧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新时期”以来，话剧艺术清算了“邦用文艺”的影响，先是向现实主义回归，继而在艺术上大胆突破陈规，表现出多样化的创新与探索，从而，开拓了当代话剧艺术的新天地。

艺术表现上，表现戏剧的“三一律”、“第四堵墙”、场幕结合的方式已逐渐失去约束力，一些锐意创新的剧作家，在戏剧结构、戏剧时空、场景转换、灯光变化、心理刻画、画外音、音响效果等方面力求创新戏剧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段，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戏剧艺术多样化地表现生活方面作了新探索。

1977年是新时期戏剧孕育、再生的一年。《枫叶红了的时候》和《曙光》的问世，标志着话剧创作的再生，恢复和发扬光大五四以来形成的话剧传统。

1978年《于无声处》（宗福先编剧），勇闯禁区；《丹心谱》（苏叔阳编剧）显示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兴。剧作界出现了短暂的百花争艳的局面。《假如我是真的》（六场话剧，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编剧）引起了波及全国的争论。

1980—1985“话剧热”降温，话剧开始步入困境。困境激发了戏剧工作者对于戏剧艺术的探索热情。探索戏剧受到了西方现代戏剧的戏剧观念和手法的较多的影响。

1986—1989是戏剧探索的深化阶段。现实主义开放、深化，充分吸收现代派的戏剧美学。一类是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之下合理地借用现代派戏剧的手法，其结果是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推动了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如《屋外有热流》、《绝对信号》、《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另一类充分借鉴现代主义的戏剧探索，无场次、多声部组合式、小说式结构、写意戏剧等。如《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野人》、《魔方》等。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流行文化的迅速发展，话剧的发展面貌也不再单一，主流的写实戏剧、支流的先锋戏剧、通俗的商业戏剧、业余的自娱戏剧，各自探索着自身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