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制的建立和科举制的废除

第二节　近代学制的建立和科举制的废除

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它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衔接关系。学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各方面的综合反映。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封建旧教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为了富国强兵，洋务派、维新派积极创办新式学堂，发展新教育，民间也兴起了办学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朝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终于促使清政府建立了中国近代学制。

一、新式学堂的创建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清政府陆续创建、改建了各类新式学堂，此外，还有民间创办的私立学堂等，这些学堂的创建，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实践上为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

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有30余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方言学堂，也就是外国语学堂，这种学校以学习外国语为主，主要培养翻译人员。第二类是军事学堂，这些学校培养能使用洋枪、洋炮的士兵和军官。第三类是技术学堂，这些学校主要是培养会使用和维修洋机器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通讯、医务人员。

在所有的新式学堂中，京师同文馆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它是我国近代改革封建传统教育的首次尝试和教育近代化的开端。

1．外国语（方言）学堂

洋务派最早创立也最为重视的新式学堂是外国语学堂，其培养目标是精通西文的翻译、外交人才。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断要与外国交涉，由于语言不通，常受人欺蒙，损失极大。为了应付外交的迫切需要，培养自己的翻译人员，决定设立外国语学堂。

同治元年（1862年）6月11日，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这是我国政府创建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它标志着近代学校的产生。

京师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等奏请设立。该学堂先后设立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日文）馆，都是学习外语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同治五年（1866年），鉴于西方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军事武器制造的需要，奕等人又奏请加设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西方制造技术，使同文馆由单纯学习外语的专科学校，成为兼习科学技术的综合性的学校。此后，又设立了观象台、格致馆，有了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实验设备和实验教学。

同文馆对学生的来源、教师的聘用、考试的办法、学生的出路、经费的来源和使用等都有明确的章程。

同文馆的教师（当时称教习），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按职责又可分为总教习、教习和副教习。至1898年底，同文馆先后共聘请86名中外教习。其中，外国人50余名，从传教士中聘请，担任外语、天文、化学、格致、医学、万国公法等方面的教学任务；中国学者30余名，担任汉文、算学等方面的教学任务。同治八年（1869年）任命丁韪良为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1850年派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来到北京，在同文馆任英文和万国公法教习。自1894年一直任同文馆总教习，先后在同文馆任职25年之久。这就使同文馆的教学无法摆脱神学思想的影响。

同文馆的课程经历了不断丰富和逐步规范化的发展过程。1876年按八年制和五年制的构想分别拟订了分年课程计划（见表9-1）。

表9-1　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规划

同文馆主要以考试来督促和检查学生的学业。考试分月课、季考、岁考、大考。月课每月初一举行；季考于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初一举行；岁考每年十月定期而试；大考第三年总考一次，由总理衙门执行，其成绩作为授官或降革的依据。大考成绩优秀者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馆。

同文馆的经费，是从海关办公费中提取三成，而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人是英国人赫德。实际上，赫德操纵着同文馆的财政大权，这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的社会特点。

继京师同文馆之后，又设立了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新疆俄文馆（1887年）、台湾西学馆（1888年）、珲春俄文馆（1889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等外国语学堂。随着形势的发展，洋务派逐渐认识到不仅外交工作需要外语人才，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也都须通外语，只有更多的人掌握外语，才能广泛地学习、传播西学，促进中国的富强。因此，洋务派在后来创办的军事学堂和技术（实业）学堂中，也非常重视外语教学。

2．军事学堂

洋务派创办这类学堂的目的是要培养中国自己的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指挥人才。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抵御列强，必须建立新式军队，培养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指挥官。否则，即使制造出现代的枪炮船舰，也无人会用，无人能管。而西方各国的兵船将弁必出自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出自武备书院。于是他们建立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海军和陆军指挥官。

洋务派最早创立的军事学堂，是福建船政学堂。该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是由洋务派大臣、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奏请朝廷在福建马尾船厂内设立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也是洋务运动时期最大的专门制造近代轮船的工厂。学堂由前学堂和后学堂两部分组成，学制五年。

前学堂专习轮船制造技术，注重法文。目标是培养能够设计制造各种船用零件并能进行整船设计的人才。

后学堂专习管理驾驶和轮机技术，注重英文。

前学堂下设造船科（制造学堂或称前学堂）、设计科（绘事院），1868年又立艺圃（艺徒匠首学堂）。后学堂分为驾驶科（驾驶学堂或称后学堂）和轮机房（管轮学堂）。左宗棠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中指出：中国要巩固海防，非整理水师不可，要整理水师，非设厂造船不可。要办船政，就必须有中国自己的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因而“必开艺局”，培养中国自己的制造、驾驶人才，并“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这就是福建船政学堂的办学宗旨。

福建船政学堂除由本地考选文理明通的聪颖子弟外，又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学制五年。所习课程除法文、英文外，还有算术、代数、几何、物理等基础文化课，和因专业而异的专业技术课以及实习课。学堂规定在最后两年，制造学生须至船厂工作，管轮驾驶学生须到船上实习；平时也要求学生下工厂同工人打交道，并熟悉轮船轮机和工具。另外，要求全体学生在每日常课外，要读《圣谕广训》、《孝经》，兼学策论，以明义理。

艺圃招收船厂15～16岁、身体健壮、资质聪慧的工人，一边做工一边随洋匠学习。每天上午和晚上各学习一个半小时，学习课程为法文、算术、代数、几何、制图及一门讲解轮机的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完善的工人，使之能独立地按图做工。成绩优异者可充工头，所以艺圃后来也称艺徒匠首学堂。后学堂的轮机房学生，是由上海、香港的工厂中招收的有几年工龄、具有一定铁工生产经验的青年工人，这是与其他科所不同的。从此也可以看出，福建船政学堂兼有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性质，所以也有人将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统称为军事技术学堂。

为了培养高级军事技术和管理人员，学堂还选派优秀学生赴英、法留学。1875年选拔5名学生（前堂3名，后堂2名）随学堂正监督、法国军官日意格赴英、法游学。1877年、1881年、1885年、1896年，又有多批优秀生被派往英国或法国留学。这是我国赴欧留学之始，培养了不少高级人才，如严复、邓世昌等，都是船政学堂派赴英国留学的。

左宗棠于创立船政学堂初，订有《艺局章程》八项，初步建立了学堂的各项制度，对学员进行严格管理。1884年中法战争，船厂被毁，学堂损失惨重。战后清廷命福州将军裕禄兼充船政大臣，负责恢复和整顿船厂和学堂。学堂恢复招生，经过整顿振兴起来。船政学堂设于马尾船厂内，但不附属于船厂，学堂与船厂同为福建船政局下辖机构，由福建船政大臣统领，左宗棠、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监督协办。船厂技术指导及学堂教学聘请法国人总负其责，称正副监督，凡船厂外籍技术人员及学堂教习（教员）均受其约束。当时认为法人长于制造，英人长于驾驶，故前堂聘法人教习，后堂聘英人教习。两堂教习中有一人总理教学事宜。至于艺圃教学，则由所聘法人制造监工负责，其教习即船厂外籍技术人员。所聘外籍人员，从正监督到教习，皆立有合同，明订任期职责、赏罚、进退、待遇等方面内容。学堂中方人员，由船政大臣遴选“明干正绅”担任监督和管理员，稽查师徒勤惰。

学生入学肄业，以5年为限，入学时须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长假，不得改学别业，以取专精”。入学后食宿医疗皆由学堂供给，另每人每月给银四两，供学生家用。驾驶科学生自十五届以后、轮机房学生自第八届以后，实行自费入学，一二年后始津贴膳食。学生毕业一般充任海军官职，其优秀者或留校任教，或派出洋深造。少数学成监工船主者，即令做船厂监工、船主，其待遇与所聘外籍人员同。

《艺局章程》规定，学生长年学习，“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后、夜眠前，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学堂每3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分别等第，列一等者，赏洋银10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1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除名。其三次连考一等者，除照章奖励洋银，另赏衣料以示鼓舞。

船政学堂认真教学，严格管理，为中国培养了不少早期的海军军官和科技人员。辛亥革命后，改前堂为海军制造学校，改后堂为海军学校，改艺圃为艺术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从1867年开办到1913年改组，历时近半个世纪，是洋务学堂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所。在这期间，共毕业学生510名，他们在近代中国各项科技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福建船政学堂尤其在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为近代中国海军输送了第一代舰战指挥和驾驶人才，也为中国船舰制造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学堂还有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六年（188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鉴于北洋添购铁甲快船，急需管理机轮炮位各类人员。过去北洋所需海军人员都由福建船政学堂拨补，但因“南北水土异宜，亦须就地作养人才”，因此，建议就天津机器局建设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年）学堂落成，开始招收学生入堂肄业。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学堂仿英国水师学堂办法，设驾驶与管轮两科，都用英文教授，按照水师学堂章程的规定，学生必须是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已经读书数年，读过两三经，能作小讲半篇，或全篇者”，并且要求“体气充实，资性聪颖，年貌文理相符”，“身家清白”，“本人家属甘结，亲邻保状”。学生分为三班，以文理全通、读书甚多者为第一班；文理未尽通顺，而读书已多者为第二班；书读不多，文理未尽通顺而资性聪颖过人者为第三班。学额最高为120名。学习年限5年。开设的课程有英国语言文字、地舆图说、算学、几何原本、代数、平弧三角法、驾驶诸法、测量天象、重学、化学格致等。学生除在堂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外，还要在船上实习一年，并于春秋两季各考试一次，考试内容包括算学、驾驶理法等理论知识和驾驶、天文学各种仪器使用等实际应用的技能，成绩分甲乙两等。成绩优异者派往西洋留学。学生在学时，除供给膳食外，第二、三班还有衣履费，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

除上述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外，洋务派还创立了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直隶武备学堂（1896年）、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天津武备学堂（1895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年）、山东烟台海军学堂（1894年）等。

3．技术学堂

洋务派创办军事和其他技术学堂的目的，是要培养中国自己的在军事方面和为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认识到中国的军备武装，交通、电讯等都远不如西方，于是，他们购置西方机器设备，延聘外国技师，建立了军工厂及近代交通、电讯、采矿等企业以及纺织等民用工业。这是中国人建立的最早的近代企业，是我国工业化的开端。为了适应近代工矿业等大生产的需要，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洋务派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办起了一批学习军工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学堂，当时统称实业学堂，一般认为这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开端。

专门的技术学堂是上海机器学堂，1867年曾国藩奏设，附设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内，目的是培养工程和机械制造人才。因为洋务派认为，中国欲求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武器制造技术，这是中国抵御外侮的资本。学堂主要学习外文，以为学习武器制造之本。

1898年附设工艺学堂，分化学工艺和机器工艺两科。化学工艺科学习国文、英文、算学；机器工艺科学习国文、英文、算学、绘图。学习期限4年，学成后可任上海地方新式学堂教习或制造局司员。不久改称工业学堂，而后又改称兵工学堂。

此外，洋务派创办的实业学堂还有福州电报学堂（1876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天津西医学堂（1881年）、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1892年）、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年）、南京储才学堂（1896年）、南京矿务学堂（1898年）等。

总的来说，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其最终目的是“自强”、“求富”，巩固封建统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们办学的指导思想。因此，在学校体制上，他们一点也不触动封建教育制度，旧的官学、书院、私塾以及科举制度，照旧原样运行。

洋务派在开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注重留学教育。派遣了不少学生到美欧日等国学习，首开我国近代公费留学教育的先河。留学教育中，最著名的是容闳率领120名幼童留学美国。

洋务派首倡留学生教育是为了培养洋务人才，维护封建统治，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清王朝和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洋务派举办的留学教育不仅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军事人才、管理人才、政治人才，更主要的是通过他们，西方近代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制度、方法被介绍进来，加速了封建社会制度的衰亡和瓦解，促进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洋务派顶住了顽固派官僚的反对，突破封建教育的樊篱，率先引进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办起我国第一批新式学堂，不仅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新型的人才，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而且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尽管这些新式学堂教育教学，处处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点，但是洋务派对教育的改革和开拓是有历史功绩的。

（二）维新派创办的新式学堂

洋务运动开始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以及近代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即早期改良主义思潮。1895年甲午战败，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实行了“百日维新”。到1898年“百日维新”达到了高潮，颁布了一系列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变法律令，此即“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以失败而告终，但清政府在此影响下，不得不于1901年1月下诏变法，开始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时期。在各项“新政”改革措施中，教育改革的力度最大。

早期的维新派积极宣传变科举、兴学校、开民智，介绍西方学制和义务教育制度，并且付诸教育实践。

“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强调兴办学堂、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实力讲求西学，普遍建立新式学堂。

在维新运动和“百日维新”中，兴起了我国近代又一次办学高潮。其不同于此前之洋务教育者，除了继续兴办职业教育并扩展到农桑学校外，又大力兴办新式中小学堂，发展普通教育，并开始建立综合性的大学堂；为了适应和促进普通教育的发展，陆续创办了一些师范学堂，初步形成了各级各类学堂的体系。

维新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

1．万木草堂

1890年康有为在广州讲学授徒，1891年在广州的长兴里创办了万木草堂。学生达100余人。1894年被清政府解散后又复苏，1897年达到极盛时期，1898年戊戌政变后自行解散，并被清政府查抄。万木草堂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在教育教学以及培养人才方面影响非常大。

万木草堂的办学宗旨：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以培养维新变法人才。

万木草堂的课程：在旧内容中注入了新内容。不仅讲解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理学，而且传授西洋哲学、社会学、政治原理学，及中外史学、中外语言文字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它的“科外学科”有演说、体操、音乐、图画、射击、游历等。

万木草堂的组织制度：康有为自任总教授和总监督。在学生中立3人或6人为学长，分助各科，其规定如下：博文科学长（主助教授）及分校功课，约礼课学长（主劝勉品行、纠检威仪），干城科学长（主管率体操），书器库监督（主管图书仪器）。他的高足陈千秋、梁启超、徐勤和王觉任等都曾担任过学长。草堂不分年级班，规定新生入学后由学长指导读书。

万木草堂的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继承了传统书院的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除讲授外，主要是靠学生自己读书，写笔记。每天每人发给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除功课簿外，康有为又设一本厚簿，名曰“蓄德录”。各人随意志所好，每日记入几句古人格言、名句或俗语，顺着宿舍房间，依次传递，周而复始。每隔三五个月，康有为便拿去翻阅一次，借以考察每个人思想之趋向。

万木草堂的学规：康有为撰《长兴学记》作为学规。

万木草堂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确实培养出了不少维新变法人才。粱启超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2．湖南时务学堂

1897年维新派人士和支持维新运动的官吏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唐才常为助教。湖南时务学堂的办学目的，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有广博的知识。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制订了《湖南时务学堂条约》，规定学纲十条：立志、养志、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其中，前八条是学堂每日功课，后两条是知识的运用。功课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的学科有诸子学、经学、公理学和中外史治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分三部：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学生由各县府保送，年龄限14—20岁。初入学者学普通科，6个月后学专门学。教学方针是以中学为基，兼习西学，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成为既具有维新变法的坚强意志，又通晓古今中外的广博知识和治理国家的专门人才。学生学成后，可派送京师大学堂或国外大学，或委派公职。

3．北洋西学堂与南洋公学

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内分头等学堂（大学专科程度）和二等学堂（中学程度），并各分四班（相当于今天的年级），学制共为8年，后发展为北洋大学。1896年盛宣怀又仿照北洋西学堂在上海开办南洋公学，以后逐年开办了师范院、外院（小学程度）、中院（中学程度）、上院（大学程度，分内政、外交、理财各专门）和特班。民国后发展为交通大学。这两所学校最早采取西方近代学校体系的形式，分初、中、高等年级，相互衔接，并按年级逐年递升，是中国近代学制的雏形。

4．经正女学

又称“中国女学堂”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设立，以树中国女子教育的先声。经正女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皆聘请中外女士担任，课程分中西两大类。中文课程有中国传统女性读物及女红、绘画、医学等，西学课程有英文、算术、地理、体操等。经正女学创办仅一年多，但作为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5．京师大学堂

1898年由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奏请设立。梁启超代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朝廷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相当于京师大学堂校长。京师大学堂不仅是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都归大学堂统辖。

《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对大学堂的性质、办学宗旨、课程、入学条件、学成出身、教习聘用、机构设置、经费筹措及使用都作了详细规定。

京师大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学堂课程分为两大类：一曰普通学，一曰专门学。普通学即基础课程，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10门，并且规定所读之书必须为上海编译局纂成的功课书。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下者必须从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5种语言文字中，任选一门与普通学课同时并习。基础课程学习年限为3年，毕业后进入专门学学习。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包括法律学）、高等地理学（包括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包括医学）共10门，学生从中选学一门或两门。学习年限也为3年。学生每日须用6小时在讲堂，由教习督课，用4小时归斋自习。考核采用积分法。每日读普通学功课书，能通一课者，即为及格。除读功课书外，每日还要将读书的主要心得写进札记册中呈给教习评阅、记注分数，以识别高下。西文功课则以背诵、默写、解说三项记注分数，每月总核其数之多寡，列榜揭示。学生每月考课一次，题目出自普通学和专门学，由教习阅定，择优刊布，以为楷模。

学堂设有管学大臣、总教习、分教习、总办、提调、供事等官职，分管大学堂各项事宜；学堂还设有藏书楼、仪器院，以广集中西要籍，以及各种天算、声光、化电、农矿、机器制造、动植物各种仪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还拟通令各省，上自省会，下至府、州、县，须一年内设学堂，府州县设小学，省会设中学，京师设大学。1898年，清政府筹建京师小学堂，学额80名，只招收朝廷大员的子弟入学。这些小学附属于京师大学堂，学生享有特殊的待遇，衣、食、教材都是公费。

此外，维新派还创立了通艺学堂（1897年）、绍兴中西学堂（1897年）、浏阳算学馆（1897年）等新式学堂。

维新派在积极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依靠光绪皇帝通令各督抚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改成小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中西兼学。

维新派除创建改建新式学堂外，还对束缚新教育发展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废除了八股文。由于顽固派的强烈阻挠，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许多改革措施未得实施，但是，维新派创办新学堂，改革科举，推动了近代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使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成为必然。

二、清末近代学制的建立

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经历了萌芽、演变、引进、确立的过程。鸦片战争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向西方学习，包括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洋务派率先在中国创办新学堂。为了更深入地学习西学，又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洋务学堂和留学教育，进一步促进了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在中国的传播。1884年，洋务派新式企业家郑观应撰写的《盛世危言》中，又一次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并详细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学校制度，特别是德国的学制，进而提出了变更学制的意见，还主张采用“班级授课”制。他针对中国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创建新学制的过渡办法，1898年，康有为的《请开学校折》中，也提出关于改革封建教育、建立近代学制的主张和设想。梁启超一面上疏提出改革教育的建议，一面拟定新的教育体系（见图9-1）。

1901年，清政府拟行新政后，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这些学堂或自立章程，或转抄他校章程，以致程度、课程、年限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制订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来确定标准，加强规范，已成为清政府和办学者的共同愿望。同时，1901年5月创刊的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刊物《教育世界》，系统地翻译介绍了日本的重要教育法规、条例和学制，研究探讨教育改革问题，也为学制的制订提供了参照蓝本和人才准备。

（一）“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等人拟订的一系列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因当年为阴历壬寅年，所以又称“壬寅学制”。这个学制纵的方面分三段七级。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虽经公布却未实施。?

图9-1　教育制度表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因当年为阴历癸卯年，所以又称“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经正式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较之“壬寅学制”则更为系统详备。

《癸卯学制》（见图9-2）分为直系与旁系两大部分。

直系为普通教育，分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共三级十三年；蒙养院是幼儿教育机构，招收3～7岁幼儿，将其纳入学制系统标志我国学前教育已进入到国家规划发展新阶段。初等小学堂规划为强迫教育阶段，规定儿童7岁必须进入初等小学堂学习。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学制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共三段三级：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从小学堂到大学堂，学制总年限长达20～21年。

旁系为实业和师范教育。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实业实习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学堂。

该学制从小学堂到大学堂，学制总年限长达20～21年。学生按规定逐级递升，可受普通教育，也可受实业和师范教育。

癸卯学制是我国现代学制初步建立的标志，包含了资本主义和封建性因素，是传统性和近代性的综合产物。但比起传统教育制度来说又具有很大的先进性。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建立起初（蒙）、中、高三段七级衔接的普、实、师三类并列的学制系统，促进了我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第二，将实业教育正式纳入学制系统中，适应了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作用。

第三，重视师范教育，适应了发展基础教育，提高人民素质的需要。

第四，重视学前教育，正式把蒙学纳入学制系统中，标志我国学前教育已进入到国家规划发展新阶段。

第五，将大量近代西学列为教学科目，极大突破了传统课程体系，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但是，癸卯学制由于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表现在：学制的指导思想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没有本质上的突破；强调把“忠孝”和“经史之学”作为办学的根基，教学内容特别重视传统经学课程，培养目标仍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保留了科举制的地位；轻视女子教育等。半殖民地性表现在：从形式到内容、课程、管理都深受外国主要是日本学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模仿性；特别重视外语教育，虽有利于加强中外交流，反映了国人迫切了解外国的愿望，但也反映了外国势力对中国教育的干涉。此外，癸卯学制学习年限太长，不利于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小学年限太长，不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

（二）癸卯学制的补充修订

癸卯学制的颁布，解决了各地兴学无章可依的窘境，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各级各类学堂的数量和在校生人数不断增加。

根据形式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较大的有：

第一，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分初高两等，各4年；师范4年，培养女子小学师资。从此，女子教育在我国取得合法地位。

第二，在学制中规定了强迫义务教育。1907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强迫教育》10条，规定幼童7岁必须入学，否则“罪其父兄”。这是中国政府提出强迫义务教育（5年）的第一道法令。宣统二年（1910年），初等小学改为4年，次年，中央教育会议决定，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

第三，为了《癸卯学制》更好实施，清政府相继又颁布了一系列配套法规。有各级各类学堂的章程，如《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以及初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和初等、中等、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等，对学堂的办学宗旨、学科设置、学习的年限、入学要求、办学条件、教员管理等分别作了规定。还有《任用教员章程》、《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

第四，1909年对中学制度进行调整，实行文、实分科，课程各有侧重。

（三）教育宗旨的确定

维新运动开始后，涉及教育宗旨的议论逐渐多起来，1902年，梁启超著文明确提出教育当定宗旨，张之洞等在1904年奏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时，明确指出“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教育宗旨。这个教育宗旨，很明显地体现了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教政策精神。1906年，鉴于学习西学有背弃中国伦理道德之偏，在《学部奏请宣誓教育宗旨折》中又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其基本精神仍是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说，中国近代制定教育宗旨，从宏观上给教育以管理和指导，是从癸卯学制及其配套法规开始的。

图9-2　《癸卯学制》系统图

《癸卯学制》在建立、修订过程中，不仅规定了各学堂总的教育宗旨，而且在各级各类学堂《章程》中，对各学堂具体的办学宗旨也作了明确规定。如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中学堂“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事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初等农业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实能从事简易农业为宗旨”等等。

三、科举制的废除

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制度，也是封建统治者对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的手段。它就像指挥棒一样，指挥、控制着教育的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没落，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科举制完全沦为文化专制的工具，其历史的进步性与存在的合理性逐渐丧失，要求改革科举、废除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

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富国强兵”的需要，于是洋务派为培养洋务人才，陆续兴建了一批新式学堂。维新运动时期，官方和民间又设立一批新式学堂。清政府推行所谓“苎政”，办理“新教育”，于1901年9月，颁布“兴学诏书”，促进了新学堂的进一步建立和发展。然而，随着新教育的发展，与科举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平时在新式学堂学习近代科技知识，而在举行科举考试时，为了不失去科举入仕的机会，要请假去应试。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士人为了能入仕做官，不愿入新式学堂。科举制成为新教育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此情况下，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废除科举。他们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在朝野的共同要求下，光绪帝于1905年9月2日（光绪帝三十一年八月四日）下诏各省停止科举考试，我国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被废除了。科举制的废除，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旧教育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为我国新教育的发展清除了一大障碍；一个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在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