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在平谷区开始试点、并将要在西城、海淀等辖区试点的公费医疗改革，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收获了很多赞辞。这个改革是要将原本享受公费医疗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
不过，从已有的社会关注来看，人们对于这项改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因为，从公开的相关数据来看，公费医疗费用惊人，浪费惊人。这种由财政包干的公费医疗，是政府也是整个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把公费医疗转变为基本医疗保险范畴之后，财政无限包干的承担方式将会转变为由财政、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方式，而且具有相应的报销上限。
但是，仅仅从经济价值的层面看待公费医疗的思维方式是不够全面的，在我看来，它甚至不应该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公费医疗改革的社会层面的价值。换言之，公费医疗改革的社会价值大于经济价值。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公费医疗改革意味着消除一个社会群体的特殊医疗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个数据表明，在所有纳税人缴纳的税收中，在医疗费用这一块，只是主要服务了一个社会群体，而不是全部社会群体。而且，它所服务的不是最需要扶助的社会群体。众所周知的是，能够享受公费医疗的社会群体，在近些年的社会分层调查中，各项数据都显示其属于中上阶层，其支付能力远远高出大部分其他社会阶层。
其次，公费医疗改革意味着减少了一个影响社会流动的负面因素。在社会学的视野中，社会流动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用来表示各阶层人员之间的身份转换和升降状态。举例而言，一个从农村考上大学的毕业生，如果能够进入党政机关，表示其社会身份的彻底转换。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讲，表示其从低阶层社会群体进入到了高阶层群体。这种流动的频繁系数，可以表明整个社会的活跃程度。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阶层的复杂程度已经大大发展。但是，近些年的社会调查显示，社会流动并没有随着经济活力增强而相应增强，相反，某些社会阶层的流动系数反而在减小。特别是在社会精英进入党政机关的流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机关单位具有非常强大的保障，以及很多附加福利，吸引了众多社会精英都想侧身其中。君不见，曾经被称为“中国第一考”的桂冠，已经从高考转移给了公务员考试。
在这些被称为附加福利的诱惑中，就有公费医疗这一非常重要的选项。生、老、病、死四项中，生和死是任何人都不能把握的，而老和病是联系在一起、且在具有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对能把握的。但是，这项支出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承受的。而公费医疗可以很大程度上提供这个条件。因此，消除公费医疗，将会促使这个社会中的更多精英，流动到其他社会阶层，而不是都盯着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这将会使社会精英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相对平均，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
再次，公费医疗改革意味着公民身份意义上对公共资源占有的平等与公平。社会分工不同，并不表示一个人的公民身份有所改变，更不表示一个人可以占用的公共资源就应该比别人多。公费医疗之所以被称为公费医疗，是因为它是用公共资源来买单。与公费医疗相对应的，是由个人负担更多费用的医疗。这本身就表明在整个社会中，存在不平等和不公平，有违“医疗资源均等化”。消除公费医疗，响应了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并贯彻了当前医疗体制和医疗保障追求目标，即“公平”。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行文中虽然指出了公费医疗改革的社会价值，阐释了公费医疗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是，这不意味着不照顾历史。就像有些专家所提出的关于退休人员的相关保障问题需要顾及。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增量改革的方式将会使改革进程更为顺利一些，虽然整个社会将要付出一些代价，但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来讲，带来的好处更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改革过程不太完美，改革结果不太尽如人意，只要改革在坚定推行，就有符合民意和历史趋势的可能结果。这也是公费医疗改革的社会价值之所在，即让各个阶层看到社会进步的速度与方向。
（本文发表于2009年6月20日《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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