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形成

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它也是近代科学共同体的发源地。意大利物理学家波尔塔（1535年—1615年）于1560年在那不勒斯创立了“自然秘密研究会”，这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共同体。这个学术组织定期在波尔塔家中聚会。但“自然秘密研究会”成立不久就被教会指责为巫术团体而遭到取缔。波尔塔并未气馁，他争取到了菲·凯亚公爵的支持和赞助，于1603年在罗马又成立了一个学术组织，取名为“林琴（lincei，即猞猁，这种动物目光锐利）学院”。波尔塔本人和当时的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均是院士。1615年，由于对哥白尼学说看法的分歧，学院分裂为两派。1630年，由于赞助人凯亚公爵去世，学院随之解散。伽利略去世后，他的两个最著名的学生托里拆利和维维安尼（1622年—1717年），于1657年在佛罗伦萨发起组织了一个实验科学团体——齐曼托（cimento，意为“实验”）学院。这个团体的成立赢得了当时意大利显赫家族美第奇（Medici，又译为“梅迪奇”）兄弟托斯坎尼大公菲迪南二世和利奥波尔德亲王的赞助。美第奇兄弟十分热衷于自然科学研究，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实验室。齐曼托学院的成员们一起进行了多次物理学实验。1667年于佛罗伦萨发表的《齐曼托学院自然实验文集》记载了这些实验，其中最重要的是空气压力实验。同年，利奥波尔德亲王当上了红衣主教，不再提供赞助，齐曼托学院便解散了。

英国科学团体的建立直接受到培根思想的影响。培根最先倡导有组织地集体协作研究。在《新大西岛》一书中，他虚构了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度，由“所罗门宫”里的科学家进行管理。所罗门宫是一个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机构。建立一个《新大西岛》中所描画的所罗门宫，一直是英国实验科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理想。17世纪40年代，在著名的科学活动家约翰·威尔金斯（1614年—1672年）倡导下成立了“哲学学会”。威尔金斯是一位牧师，一生主要从事神学研究，他的《新行星论》对于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在英国传播起到了很好作用。哲学学会的会员有数学家瓦里士（1616年—1703年）和波义耳等，他们主要是在格雷山姆学院聚会。1646年，由于政局的动荡和会员的迁徙，原来的“哲学学会”分为两半。在牛津的一支因会员流动性大，加之骨干会员的迁居，结果不了了之；而伦敦的一支则是越来越发达，威尔金斯、瓦里士、波义耳和英国著名建筑师雷恩（1632年—1723年）后来都到了伦敦。正是这些人开启了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时代。

到了17世纪中叶，善于发现的航海、独立科学家的实验和理论以及用来揭示自然的大批新工具，使得信息以惊人的速度积累。科学靠争论，靠一套结果与另一套结果的比较，而繁荣兴旺。但是，在17世纪，事情变得太快，研究者往往等不及一本昂贵书籍的出版。为了弥补此类缺憾，1660年11月雷恩在格雷山姆学院召集了一次会议，倡议建立一个新的学院，以促进物理和数学知识的增长。威尔金斯被推为学院主席，并拟出了第一批41名的成员名单。不久，学院就得到了国王查理二世的许可。两年后，查理二世正式批准成立“以促进自然知识为宗旨”的皇家学会。查理二世没有给学会提供经费，反而委任近臣布龙克尔勋爵为第一会长。学会的秘书为威尔金斯和奥尔登堡（1615年—1677年），总干事是胡克。学会早期基本贯彻了培根的学术思想，注重实验、发明和实效性的研究。为了实现其目的，学会还设立了若干专业委员会，其中机械委员会研究机械发明，贸易委员会研究工业技术原理，另外还有天文学、解剖学和化学等专业委员会。实用技术科学，特别是与商业贸易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最为皇家学会所重视。伦敦皇家学会的机关刊物《哲学学报》于1665年3月出版，主要刊登会员提交的论文、研究报告、 自然现象报道、学术通信和书刊信息。总体上，英国伦敦皇家学会体现了典型的英国式经验主义风格。

与英国类似，法国的自然科学组织起初也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自发聚会。数学家费马（1601年—1665年）、哲学家伽桑狄和物理学家帕斯卡等人，先是在修道士墨森（1588年—1648年） 的修道室里，后来是在行政院审查官蒙特莫尔（1600年—1679年）家里，讨论自然科学问题。1666年，在科尔培尔（1619年—1683年）的建议下，国王路易十四批准成立了巴黎科学院。与英国伦敦皇家学会不同，法国巴黎科学院由国王提供经费，而且院士还有津贴，因而官方色彩更浓一些。巴黎科学院的研究分为数学（包括力学和天文学）和物理学（包括化学、植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两大部分。外籍院士惠更斯将培根的思想带进这所新成立的科学院。他领导了大量的物理学实验工作。著名物理学家马略特（1620年—1684年）的气体膨胀定律就是在这期间发现的。巴黎科学院有自己的出版物《记忆》。

在德国，莱布尼兹（1646年—1716年）早在1670年就构想建立一个被称为“德国技术和科学促进学院或者学会”的机构，并且实地考察了伦敦的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柏林科学院在他长期鼓吹和筹划下终于在1700年成立了。不过，它起初并没有多大建树，直到1743年腓特烈大帝按照巴黎模式改组之后才见起色。学院不仅研究数学、物理，还研究德语和文学；这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关联的风格，一直是德国学术传统的重要特征。腓特烈通过提供高于巴黎科学院的薪水来吸引明星科学家。不过，彼得大帝于1724年成立的俄国科学院提供的薪水更高。俄国科学院许多成员是从德国和瑞士招募来的。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这位女皇也仿效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开明专制”，对科学文化事业推崇备至，又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科学家来俄国科学院任职。

美国在建国之前就有了自己的科学组织，组织者是伟大的富兰克林，他不仅是独立战争的杰出领袖，也是美国的第一位科学家。1743年，他创立了美国哲学学会，这是北美在殖民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科学组织。学会的宗旨是促进有用知识的探求和传播。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美国哲学学会充当了美国科学院的角色。

应该明确，“科学院和科学协会在18世纪特别重要，因为大学并不接受科学的教育，更不能接受科学研究。科学院给予科学家职位和地位，否则他们在一个有高度组织的社会中将没有位置。对于那些自修成才、研究主题远离医学或远离传统大学课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14]。而且，由于这些皇家学会或者科学院往往办有自己的出版物，这也在多重意义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杂志不仅加快了信息交换的速度，而且要求科学家满足报告和辩护他们工作的统一标准。这样一来使得研究者复制并在他人的工作之上得到提高容易了许多。此外，它们起的作用是确认并使得个人发现公开，这就加速了信息传播。不过直到17世纪末，数学家们还主要是靠私人通信来宣布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效率低微的办法，有些发明先后的争执即由此而起，如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关于微积分发明优先权的争执。

在皇家学会或者科学院这些综合研究机构兴起的同时，一些专门化的研究机构也发展起来，特别是与当时的航海技术紧密关联的天文台。英国王室虽然没有给伦敦皇家学会提供经费，但与这个当时的海洋大国相关联，王室出资于1675年正式建立了格林威治天文台。著名天文学家弗拉姆斯特德（1646年—1719年）是第一任由皇家提供薪俸的皇家天文学家。其任务是“修订行星运动表和恒星方位表，寻求确定经度的精确方法，进一步改善航海术与天文学”。

19世纪开始，科学研究呈现出职业化和机构化的特征。1826年德国大化学家李比希（1803年—1873年）创建了吉森化学实验室。李比希是德国工业革命时期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出身于一个小作坊商人的家庭，从小喜欢到父亲开办的医药和染料作坊去玩耍、观摩，给父亲帮忙。少年时代他就把图书馆能借到的化学书籍都读完了，能够做的实验全都亲手做过，立志要成为一个化学家。李比希19岁到埃尔兰根大学求学，后来又求学巴黎，在盖·吕萨克实验室工作和学习。李比希21岁学成归国，到吉森大学任教，他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不对学生搞“灌装”，而是带领他们一起做实验，一起研究问题，让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学习。1826年李比希建立了一个新的化学实验室，它可以同时容纳22名学生进行实验，师生们在这里夜以继日地讨论科学问题，进行空前规模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吉森化学实验室由此成为欧洲第一流的科研基地，成了化学界的“圣地”，创造了化学发展史上的奇迹，李比希被誉为“有机化学之父”。分布德国各地的吉森大学毕业生，把老师的精神和方法带进企业和学校，继续进行科研与教育，他们仿建了一个个“李比希型”实验室，并且大力推动化学工业，20年内竟使德国成了世界第一的化学工业强国。吉森实验室在科学史上有其重大意义，它标志着科学家组织由学会型结构向专业型结构的过渡。从此研究工作开始成为一种正式职业，而不再是教师或传统学者的业余活动了；职业研究者（或“教授一研究者”）相互之间开始形成“社团”网络，而网络的节点就是实验室。通过社团的科学交流，可以对所选择领域中的题目进行审慎设想和调集力量，这就大大加快了科学研究的速度。

1874年，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出现。卡文迪许实验室是当时剑桥大学的一位校长威廉·卡文迪许私人捐款兴建的，他是对近代物理学和化学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亨利·卡文迪许（1731年—1810年） 的近亲，所以这个实验室就取名卡文迪许实验室。当时用了捐款8450英镑，除去盖成一栋实验楼馆，还买了一些仪器设备。物理实验室从科学家私人住宅中扩展出来成为一个研究单位，顺应了19世纪后半叶工业技术对科学发展的要求，为科学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化和专业化是必然的趋势。卡文迪许实验室后来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剑桥大学这位校长是有远见的。

吉森实验室和卡文迪许实验室以科学家群体或集团合作文流的研究方式取代了近代科学的那种分散、独立、业余地从事科学研究的状况，说明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科学活动社会化、体制化的一个标志。